一、關于托克維爾對歐洲革命和改革的認知
復旦大學的李宏圖教授將《大革命與舊制度》放在更廣闊的歐美革命和改革的浪潮之中加以解讀。托克維爾深刻反思了1789年至1848年間歐洲三次革命的爆發原因及其后果，認為權貴特權體制的封閉性和弱勢階級的無權地位，導致社會失控，共識不存，進而導致反對舊制度和特權等級的“多數的暴政”。對于中國今天的改革和發展的現實而言，托克維爾在1848革命后寫就的《回憶錄》更有啟發性。工業革命之后，歐洲形成一個工業社會，表現為經濟高速增長、城市化進程加快等。但工業革命也導致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劇烈變動，社會分裂為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如何在社會差距迅速拉大的情況下維護無產階級的權利，在發展中避免社會大沖突，實現社會有秩序地成長，這是托克維爾在反思1848年革命時試圖解答的問題。他主張通過限制自由來拯救自由，限制有產者和市場的自由，讓無產階級進入權力體系，分享發展成果，從而保障現代文明的基礎。在托克維爾看來，身份平等和民主社會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他主張權力開放和利益分享來避免社會大沖突，實現有秩序的成長，可謂當今“第三條道路”的先驅。對于中國而言，托克維爾注重深入了解民情，制定與人民的實際狀況相適應的政策，這一點顯得尤為重要。立法者和決策者必須通過深入了解紛繁復雜的民情、民意，找到一個各階層的均衡點。
上海師范大學的洪慶明副教授則重點解讀了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關于法國舊制度的結構和特征的分析。托克維爾將法國大革命的爆發歸結于行政官僚體系中央集權與殘存的貴族等級制的結合。行政官僚體系的中央集權化與大革命前法國傳統的貴族特權體系存在矛盾，也與當時日益開化的民智和輿論產生了沖突。而共識的缺乏、權貴的阻梗和體制的惰性共同導致法國改革嘗試的失敗。
復旦大學的張智副教授則從重點考察了關于托克維爾思想的歷史編撰學，指出舊制度本身是一種需要加以深入了解的歷史現象，對其理解不可意識形態化。托克維爾關于大革命前法國經濟繁榮、少數人擁有特權、舊制度下各階層之間形成僵化的結構、舊制度和革命是歐洲特有現象等觀點受到了許多學者的質疑。
潘興明教授則以托克維爾的《貧困問題淺論》為例，說明了托克維爾對貧困問題的觀點。在文中，托克維爾批評濟貧制度的弊端：第一，造就懶人；第二，造成社會犯罪；第三，貧民的狀況極其惡劣；第四，社會流動性嚴重受阻等。
二、托克維爾的民主思想及其政治哲學
托克維爾對民主的反思和保留是與會學者主要探討的一個話題。華東師范大學的沐濤教授認為，需要將托克維爾的思想放在西方民主思想的演變之中來認識。法國大革命的民主實踐促使托克維爾深入反思民主。一方面，托克維爾視民主為歷史必然趨勢。另一方面，他也發現民主存在弊端，容易產生多數人的暴政；民主與自由可能出現矛盾。因此，托克維爾推崇通過改良而非革命來實現有序的民主化。上海社會科學院的張茗副研究員解讀了托克維爾民主思想的內在邏輯。托克維爾認識到了民主存在多數人暴政這一歧途，而自由則是民主的救贖力量。復旦大學的任軍鋒副教授則將“托克維爾熱”放在30年來中國政治思潮發展的大背景下加以解讀。在以前中國思想界，造反者氣質占據了主導地位，推崇盧梭、黑格爾和馬克思。而“托克維爾熱”體現的是中國社會新出現的“立法者”氣質的主導性，托克維爾的著述重在討論現代化、民主化浪潮下的社會平等問題。將“托克維爾熱”與中國革命的可能性問題相關聯，是對托克維爾的一大誤讀。上海社科院的盛文沁博士則強調了托克維爾在政治分析中開創性地運用了社會學分析方法，受到許多學者的推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