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夏季以來，美國罷工事件接連不斷，雖未達到上世紀70年代高峰時期的規模，但在美國勞工運動持續衰退多年的背景下，當前罷工浪潮的涌現仍然顯得極不尋常。
2023年10月4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鮑德溫公園，醫護人員在凱撒醫療中心外抗議。圖｜新華社
10月初，美國凱撒醫療集團工會聯盟7.5萬多名醫護人員發起罷工，是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醫療工作人員罷工事件，使美國今年參與罷工的人數達到45.3萬多人，為近40年來最高水平。是什么驅動了這場美國史無前例的醫療工作者大罷工？它會給美國醫療體系乃至經濟、社會帶來怎樣的影響？文 | 柯靜 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
編輯 | 李雪 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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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凱撒醫療罷工事件只是本年度美國醫護人員眾多罷工事件中的一起。據美國《貝克爾醫院評論》雜志統計，在它之前，2023年，美國已發生18起醫護人員的罷工事件。2022年，超過三分之一的罷工都發生在醫療行業。
這種情況在美國歷史上并不常見，與新冠疫情以來醫護人員配備嚴重不足和危險的工作條件，以及當下的高通脹和實際工資停滯存在密切關聯。凱撒醫療罷工作為美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醫療保健行業的罷工事件，無疑是最受矚目的。參與罷工者認為，醫療保健行業長期經歷人員短缺的困境，造成在崗人員工作負荷繁重，難以為病人提供高質量的醫療服務。更為嚴峻的是，新冠疫情加劇了人員短缺程度，導致現狀難以為繼。為此，凱撒醫療工會聯盟向管理層提出要求：提高薪資；采取措施解決長期的人員短缺問題，保護員工不受外包影響；在召集遠程員工返回現場工作時提前發出通知。在最近的一份聲明中，凱撒醫療管理層同意加快招聘速度，并設定在2023年底前招聘10000名新員工的目標。在薪資增幅方面，目前雙方仍有較大分歧。管理層同意在四年內加薪至少12.5%，最低時薪定為21-23美元，而工會聯盟要求將最低時薪定為25美元，并在頭兩年每年加薪7%，之后兩年每年加薪6.25%。雙方談判還在持續，若無法順利達成勞資協議，工會聯盟還將組織更大規模的罷工。包括凱撒醫療在內的系列罷工事件，發生在美國工會會員數量數十年持續下降、美國民眾的經濟安全感及對經濟前景的信心逐步下降的背景下。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最新一項民調顯示，對拜登執政時期美國經濟表現的支持率僅為37%，這與當前長期處于低位的失業率似乎有些格格不入。
在上世紀30年代至70年代，以《國家勞動關系法》（又稱《瓦格納法》）為代表，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將聯邦政府置于尋求組建工會的工人一邊，規定了大多數私營部門工人享有罷工的權利，并要求雇主與工會進行集體談判。這些制度將普通工人的時薪與整體經濟增長更好地聯系在一起，民眾收入不平等現象大幅下降。從二戰后到1979年，生產率和平均工人薪酬以相似的速度增長，分別為118%和108%。但在1979年之后，這一趨勢開始發生中斷。通過對《國家勞動關系法》的修訂以及司法和行政決定，勞動力市場議價能力開始明顯轉向雇主。一方面，對雇主非法解雇支持勞工運動的員工的執法機制和處罰力度太弱，同時，員工提起訴訟需耗時長久，從而給雇主提供了解雇工會支持者的動力。例如，在1990年時，從工會提出“不公平勞動行為”指控到國家勞資關系委員會對案件作出裁決，耗時長達700天，這使得許多被非法解雇的員工被迫選擇同意和解。另一方面，法院允許雇主“永久替換”因經濟原因罷工的工人的裁決，更是削弱了《國家勞動關系法》對罷工權利的最初保護。雇主在罷工期間切斷工人（及其家屬）的醫療保險和其他福利也完全合法。除了紐約州和新澤西州，其他州的罷工工人沒有資格申請失業救濟金。法律的演變使得雇主可以在不違反法律的情況下剝奪雇員的自由選擇權，工會權利被日益削弱，這與最初制定《國家勞動關系法》的初衷背道而馳。在這一現實面前，美國民眾對加入工會的熱情不再，私營部門工會成員人數持續下降，從1983年的17%已降至2022年的6%。與此同時，普通工人的時薪與生產率之間的差距也逐步擴大。1979年至2021年期間，生產率增速已是工人薪酬增速的3.7倍，分別為65%和17%。與之相伴的是美國普通民眾的經濟不平等日益加劇，財富從廣大的中產階級逐漸向最富有人群流動。從收入增幅來看，上世紀70年代末到2023年3月，美國收入后50%人群的收入增幅為18.8%，中間40%人群的收入增幅為60.6%，最前端10%人群的收入增幅為169.9%，而收入最高的0.01%人群的收入增幅更是高達671.8%。這些數據不僅表明勞動力市場議價能力的失衡與經濟不平等之間的密切關系，也印證了另一個無法反駁的事實：國家的收入分配是一種政治選擇，是國家制定政策的結果。少數人財富的顯著增加伴隨著大多數人的掙扎，公眾在感到經濟不安全的同時，也自然會對現狀產生不滿和憤怒。僅上述兩大因素，似乎不足以解釋在勞工運動持續衰退多年后的今天，為何美國會接連發生規模如此龐大的罷工事件。但若將它置于剛經歷了四十年來最高通脹且物價依然高企的背景下，這一切就不再讓人驚訝。
自2021年4月以來，美國通脹率從同比增幅4.2%一路狂飆至2022年6月的9.1%。雖然當前通脹率較最高點有所下降，但仍徘徊在同比增幅3.5%-4%之間。核心通脹率則更加頑固，迄今仍始終高于4%。為消除通脹，美聯儲自2022年3月加息以來，累計加息幅度已達525個基點，將聯邦基金利率升至5.25%-5.5%目標區間。然而，當前通脹率與美聯儲2%的目標仍有不小距離，這意味著美聯儲緊縮貨幣政策還需持續相當長的時日。長期持續的高通脹使普通民眾的生活成本大幅增加，而高利率則進一步提升了企業和民眾的消費和借貸成本。美國經濟在表面強勁的數據下，是普通民眾可支配收入的迅速縮水，這進一步加劇了大眾對經濟現狀的不滿和對未來前景的擔憂。與此同時，勞動力市場則處于多年來罕見的緊張局面。截至2023年9月，美國已連續19個月失業率低于4%。導致這一現象的關鍵因素是新冠疫情以來職位空缺數的大幅增加，部分老年人和有孩子的婦女出于疫情及隨之產生的照顧孩子等原因，選擇永久退出勞動力市場，峰值時的空缺職位數曾一度超越1200萬個。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最近發布的數據，2023年8月，這一數字仍高達961萬，表明勞動力市場緊張狀況仍將持續。這給那些對現狀不滿的勞動者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即便因為參與罷工導致被替代或是被解雇，重新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或許并不那么困難。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2022年以來美國參與重大罷工的人數明顯提升，2023年更是達到近四十年來的最高水平。在這里，必須要提及拜登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如前所述，四十多年來，美國工會力量的衰落與勞工運動的式微與政策和制度存在關聯。當政府政策和立法制度更加傾向于雇主時，對于勞工運動必然會產生相應的抑制作用。以里根政府時期為例，1981年，空中交通管制員舉行罷工，要求改善安全狀況并與航空公司飛行員同工同酬。里根總統解雇了11400名管制員，并為所有拒絕按照管理層的條件迅速重返崗位的管制員雇用了長期替代人員，迅速打破了罷工局面。里根的行動被認為賦予了這一做法新的合法性，導致20世紀80年代，替換罷工工人成為一種常態，極大地削弱了工會力量和工人贏得罷工的信心。拜登政府的做法與此形成了強烈對比。執政以來，他秉持“以工人為中心”的貿易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加強工會力量的措施。在迄今發生的系列罷工事件中，拜登政府基本都站在支持工人的立場，呼吁勞資雙方進行談判達成協議。拜登本人在公開場合多次聲稱，他是一名“親工會的總統”，強調工會對美國經濟和工人有益而無害，呼吁國會全面通過《保護組織權法案》。該法案中規定取消禁止二次罷工和允許使用間歇性罷工來擴大罷工范圍，并通過禁止雇主永久更換罷工工人，加強工人的罷工能力。在一系列親工會政策的推動下，2022年美國有超過1600萬工人加入了工會，較2021年增加了20萬。同年，美國全國勞資關系委員會（NLRB）指控雇主的案件量增加了23%，是自1959年以來的最高增幅。2022年蓋洛普一項民調也顯示，有71%的美國人支持工會，是自1965年以來的最高水平。這些數據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當前美國出現罷工潮的原因。2023年8月底，美國財政部發布首份關于工會對美國經濟作用的報告，立場鮮明地支持工會在促進美國中產階級和經濟繁榮方面發揮的作用，指出工會將其會員工資提高了約10%-15%，并會產生遠超工會成員范圍的良好溢出效應，幫助創造更加公平的經濟。9月，當美國三大汽車公司工人罷工事件發生時，美國財政部長耶倫曾在接受采訪時坦承，美國經濟“軟著陸”前景可能會受此事件的不利影響。即便如此，耶倫依然表態支持工會，希望勞資雙方通過談判達成雙贏協議。對于拜登政府來說，在不遺余力打造了“親工會”形象且在一定程度上順利促成美國工會力量反彈之后，正在面臨如何應對洶涌而至的罷工潮的嚴峻挑戰，需要在繼續扶持工會力量與抑制勞工運動不利影響方面作出平衡。在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日益臨近之際，拜登本人很難做出不利于工會的政治表態，充其量只能更多通過呼吁勞資雙方冷靜行事，盡快達成協議以結束罷工。凱撒醫療罷工事件之所以備受矚目，不僅在于本次罷工參與人數眾多，還在于其行業的特殊性。從歷史上來看，美國醫生罷工事件并不常見，一方面是因為醫生行業特殊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美國醫生工會數量有限。
根據以往經驗來看，當前凱撒醫療罷工事件可能不會對患者生命和健康造成顯而易見的影響，因為在任何的罷工事件中，爭取公眾的支持對于贏得最后的勝利都至關重要。2006年，克萊爾·查普曼（Clare Chapman）發表于《柳葉刀》（Lancet）的文章曾經重點闡述在德國醫生罷工期間，一名患者死亡如何使公眾輿論反對醫生罷工。從凱撒醫療工會聯盟的罷工方案來看，也的確將公眾支持納入重要考量因素。目前參與罷工的人員主要是護理人員、膳食工作人員、接待員、驗光師和藥劑師，基本上避開了那些可能對患者生命造成直接威脅的工作者。此外，工會聯盟重點強調其罷工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希望改善人員短缺情況，以改善患者的醫療條件，為其提供更高質量的服務。這些做法無疑都是為了贏得輿論戰，盡可能避免公眾壓力，為最后的談判勝利奠定基礎。除上述因素之外，勞資雙方在罷工發生之前，也理應會就確保患者安全達成臨時解決方案。在2021年包括醫生在內的3.2萬名凱撒醫療保健工作者威脅罷工的事件中，公司的首席談判代表曾經表示，如果無法達成共識，也已準備好由應急人員繼續提供醫療服務，避免對患者造成重大負面影響。不過，雖然現代大型企業醫療體系擁有大量資源，在集體談判期間制訂應急計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罷工的負面影響，但相關研究人員進行的長達16個月的跟蹤調查表明，罷工期間的護理質量會有所下降，受罷工影響者對整個醫療體系的信任度會受影響，且患者親屬也會因此產生負面情緒。更多影響將取決于罷工的覆蓋范圍和持續時間。如果談判破裂，罷工繼續甚至擴大，其負面影響會隨著所覆蓋的地理區域、執業領域擴大而相應提升。而行動持續的時間長短以及罷工所采取的形式，例如，是大規模地延長罷工時間還是某種形式的輪流停工，也與罷工的影響密切相關。值得注意的是，凱撒醫療罷工作為今夏以來美國系列重大罷工事件中的一起，自其發生之日起，影響就不僅僅取決于自身發展，也與本輪美國勞工運動浪潮的走向存在緊密關聯。若凱撒醫療工會聯盟在勞資協議談判中實現預期目標，無疑會給其他行業不滿現狀的勞動者帶來激勵作用，成為引發未來更多罷工事件的誘發因素，可能導致部分行業出現供應鏈瓶頸，削弱美聯儲抑制通脹的努力，給美國經濟和美國社會帶來更多深遠的影響。事件一旦發生，究竟會在何時，以何種方式結束，從來不取決于導火索本身。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拜登政府繼續秉承“親工會”的形象，在其執政期間，除非勞動力市場出現重大逆轉，失業率大幅提升，否則罷工浪潮將難以停止，而美國經濟也必然要承受隨之而來的系列陣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