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一旦發生，究竟會以何種方式結束，從來不取決于導火索本身
從好萊塢編劇到汽車工人，從醫護人員到連鎖藥店員工，今年以來，美國包括影視、制造業和醫療等多個行業大規模罷工事件此起彼伏，接連不斷。在美國勞工運動持續衰退多年的背景下，顯得極不尋常。美國這輪罷工潮興起的原因是什么？給美國經濟和社會帶來哪些影響？何時才會消停？
多重因素驅動罷工潮
2023年無疑是美國大規模罷工頻發的一年。就在美國編劇工會9月底剛剛宣布結束近5個月的罷工行動不久，本月4日，又有數萬名醫護人員離崗，開始了這一行業在近代史上最大規模的罷工行動之一。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10月6日報道，美國兩家連鎖藥店的員工也計劃在全美范圍內舉行一系列罷工。與此同時，美國汽車工人于9月15日起發起的罷工隨著10月11日近9000名工人的加入而開始升級。
在凱撒醫療罷工事件之前，其實美國已經發生18起醫護人員的罷工事件。但作為醫療界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罷工行動，這起事件在美國罷工史上并不鮮見。上海社科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柯靜認為，導致全美最大的醫療集團之一凱撒醫療集團罷工有多方面原因驅動。首先是新冠疫情加劇長期以來行業人員的短缺。凱撒醫療罷工者認為，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醫療保健行業人員，在崗人員工作負荷繁重，不能為病人提供高質量的醫療服務，而新冠疫情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局面。為此，凱撒醫療工會聯盟要求提高薪資，管理層需要采取措施解決長期的人員短缺問題，保護員工不受外包影響。
在上世紀30年代至70年代，以《國家勞動關系法》為代表，美國一系列政策和制度都是站在組建工會的工人一邊，規定工人享有罷工權利，要求雇主與工會進行集體談判。這些制度將普通工人的時薪與整體經濟增長聯系在一起，收入不平等現象大幅下降。但在1979年之后，這個趨勢開始中斷。通過對《國家勞動關系法》的修訂以及司法和行政決定，勞動力市場議價能力開始明顯轉向雇主。
柯靜說，勞動力市場議價能力失衡與經濟不平等加劇也是重要原因。一方面，對雇主非法解雇支持勞工運動的員工的執法機制和處罰力度太弱，而且工人提起訴訟耗時長久，給雇主提供了解雇工會支持者的動力。另一方面，法院允許雇主“永久替換”因經濟原因罷工的工人的裁決，削弱了《國家勞動關系法》對罷工權利的保護。而雇主在罷工期間切斷工人及其家屬的醫療保險和其他福利也完全合法。除了紐約州和新澤西州，其他州的罷工工人沒有資格申請失業救濟金。在這種現實面前，美國民眾加入工會的熱情熄滅了。與此同時，美國普通民眾的經濟不平等日益加劇，收入和財富從中產階級向最富有人群傾斜。
僅上述兩大因素，還不足以解釋在勞工運動持續衰退多年后的今天，為什么會接連發生大規模罷工事件。柯靜表示，如果結合美國正在經歷的經濟持續高通脹與緊張的勞動力市場，就很容易理解。長達兩年的高通脹讓美國老百姓生活成本大幅增加，美聯儲不斷加息，高利率進一步提升了老百姓的消費和借貸成本，可支配收入迅速縮水，老百姓對經濟現狀十分不滿。與此同時，由于新冠疫情，部分老年人和有孩子的婦女選擇永久退出勞動力市場，美國職位空缺數大幅增加，峰值時一度超越1200萬個。這給那些對現狀不滿的勞動者提供了很好的契機，即便因為參與罷工導致被替代或是被解雇，重新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也不是很困難。
當政府政策和立法制度更加傾向于雇主時，會對勞工運動產生抑制作用。比如在里根政府時期，1981年空中交通管制員罷工，美國前總統里根解雇了11400名管制員，并且替換了所有拒絕按照管理層的條件迅速重返崗位的管制員，迅速結束了罷工。里根政府的做法導致在20世紀80年代替換罷工工人成為常態，削弱了工會力量以及工人贏得罷工的信心。
柯靜認為，拜登政府“以工人為中心”的貿易政策也對此輪罷工潮有助推作用。拜登執政以來，采取了一系列加強工會力量的措施。在系列罷工事件中，他基本都站在支持工人的立場，呼吁勞資雙方談判達成協議。他本人多次聲稱自己是一名親工會的總統，強調工會對美國經濟和工人有益而無害，呼吁國會通過《保護組織權法案》，其中包括取消禁止二次罷工和允許使用間歇性罷工來擴大罷工范圍，并且通過禁止雇主永久更換罷工工人來加強工人的罷工能力。
罷工影響取決于范圍與時間
據此前報道，美國凱撒醫療罷工并未持續進行。工會方面稱，新一輪勞資雙方談判將于本月12日－13日進行。同時工會也聲明如果“凱撒高管繼續采取不公平的勞工做法，并進行惡意談判”，他們將在11月舉行更大規模的罷工。柯靜說，短期來看不會罷工事件對患者生命和健康造成顯著影響。歷史上美國醫生罷工事件不常見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由于這一行業特殊的道德感，另一方面是因為美國醫生工會數量有限。目前參與罷工的人員主要是護理人員、膳食工作人員、接待員、驗光師和藥劑師，基本上避開了可能對患者生命造成直接威脅的工作者。而勞資雙方在罷工發生前，一般也會就確保患者的安全采取應急方案。而未來的影響取決于罷工的覆蓋范圍和持續時間。如果談判破裂，罷工繼續擴大，負面影響會隨著所覆蓋的地理區域、執業領域擴大而提升。此外，行動持續的時間以及罷工所采取的形式，比如是大規模的延長罷工時間還是某種形式的輪流停工，也會對最終結果產生影響。
柯靜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作為系列重大罷工事件的一起，它和這一輪美國勞工運動浪潮的走向也存在緊密關聯。如果工會聯盟實現預期談判目標，會給其他行業不滿現狀的勞動者帶來刺激作用，可能會促使未來發生更多罷工事件，導致部分行業出現供應鏈瓶頸，削弱美聯儲抑制通脹的努力，給美國經濟和美國社會帶來更多深遠影響。
拜登執政期間罷工潮難消停
柯靜說，對于拜登政府來說，在不遺余力打造了“親工會”形象且在一定程度上順利促成美國工會力量反彈之后，他需要考慮在繼續扶持工會力量和抑制勞工運動不利影響方面作出平衡。在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日益臨近之際，拜登本人很難做出不利于工會的政治表態，充其量只能更多通過呼吁勞資雙方冷靜行事，盡快達成協議，結束罷工。
但事件一旦發生，究竟會以何種方式結束，從來不取決于導火索本身。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拜登政府繼續秉持“親工會”的形象，在他執政期間，除非勞動力市場出現重大逆轉，失業率大幅提升，否則罷工浪潮將難以消停，而美國經濟也必然需要承受隨之而來的系列陣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