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凡：德國VS美國在中亞：相同與不同

德國與美國版的中亞對話模式可謂近似非似，對中亞的訴求等方面也未必相同。

德國總理朔爾茨9月29日在柏林與到訪的中亞五國領導人舉行首次峰會。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德國版C5+1峰會的舉行僅在紐約美國版的C5+1召開的十天之后，作為歐盟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德國自去年烏克蘭危機升級之后首次以元首峰會的形式加強與中亞地區聯動，意在提升所謂歐盟的“鄰國的鄰國”戰略方針。

烏克蘭危機對歐洲和中亞國家的安全產生重大影響。歐洲旨在尋求互利和平解決的外交手段影響俄羅斯的戰略后方，而中亞國家則利用其地緣優勢拓展外交的空間和距離。除中俄美外，德國意識到亟須提升對中亞峰會的熱情，以免未來落后于日韓印等與中亞有傳統C5+1模式（非元首級）的國家。

事實上，歐盟與中亞有著長達三十年的外交關系。2019年5月，歐委會發布題為《歐盟與中亞：更堅實伙伴關系的新機遇》的聯合聲明，闡述與中亞五國進一步加強伙伴關系的新愿景。歐盟在加大投資和援助的同時，也推動成員國自主開展對話與合作，除了歐盟以整體展開與中亞對話，歐洲各大國也有C5+1的對話模式。德國作為與中亞往來最密切的歐盟國家，疫情后最早與中亞復航，此次峰會更是希望提升與中亞的經貿、安全和人文合作，也是對沖全球大國對中亞的峰會外交。

德國與美國版的中亞對話模式可謂近似非似：

首先，發展合作的目的一致。中亞一直不是德、美的外交重點，俄烏沖突及中俄峰會推進了德、美的C5+1峰會，希望進一步加強與中亞的戰略伙伴關系、提升政治對話、進一步拓展貿易、經濟、投資和人道主義合作。美德版的C5+1兩場峰會上都分別提出對開發跨里海的“中間走廊”的興趣，均力求完善在該走廊的互聯互通的作用，很明顯也是擺脫對俄羅斯的地緣依賴。

其次，針對的目標昭然若揭。烏克蘭危機升級后，美歐對俄羅斯采取了多輪的經濟制裁，鑒于中亞傳統上與俄羅斯的經貿關系，相應的“二級制裁”對中亞地區有著諸多的連帶效應，兩次峰會均予以安撫，更意在分化中亞國家與俄羅斯的關系，同時離間與中國的關系，在中俄的腹地之間打入楔子，并試圖建立對可能轉運到俄羅斯的制裁商品的控制。

再次，德美都對中亞國家有一定的利益承諾和投資鋪墊。兩國在中亞的經貿最近都得到了提升，這也為雙邊展開合作奠定了基礎。如2022年美國對哈薩克斯坦的直接投資在51億美元，同比增長82%；2022年德哈的雙邊貿易額同比增長25%，總額達28億美元，德哈合作的公司有近千家。兩場峰會期間也都有雙方的大型企業舉行貿易投資對接與討論。

最后，中亞國家是德美的中短期利益帶。中亞國家對俄烏沖突的立場已充分表明他們反對制裁形式的對峙，這對國家間的貿易和經濟合作產生不利影響。而德美對中亞開展建設性外交，可以暫時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和平與合作方案。

但德、美也存在對中亞訴求等方面的不同：

第一，側重點不同。美國版的C5+1力求推動美國與中亞國家的經濟合作，以及加強合作解決網絡安全、恐怖主義、暴力極端主義、非法移民和販毒等安全挑戰問題；德國版的C5+1關注了雙方的經貿關系、發展新的運輸和過境走廊、能源領域合作等問題，著重關注了氣候變化和水資源短缺問題，以及中亞地區冰川融化和生態環境變化問題。但峰會僅進行了討論，并無實質性合作文件來推動中亞發展。

第二，對中亞地區投入的載體不同。如美國更多的是利用美國務院和美商會下屬的機構（CIPE）搭建商業平臺對C5+1進行投入，并加大數字產業鏈在中亞的布局，引入VISA支付系統，對沖俄羅斯和中國在中亞的銀行和數字支付系統；而德國相對是借助大型實體，如梅賽德斯-奔馳集團、林德、西門子和拜耳等跨國公司對中亞進行投資，產業領域集中在能源化工，德國希望在中亞建立高效的生產設施平臺，制造具有德國品質的產品。

第三，對中亞五國有不同的利益拿捏。鑒于哈薩克斯坦經濟規模和在中亞的領頭羊作用，傳統上德美都對哈有著極大的興趣，但這兩次峰會上，美國已逐漸對烏茲別克斯坦展開了攻勢——首先是看重烏對阿富汗的影響力，美國想要戰略性地重返中亞地區，必須解決阿富汗問題；且在地緣上，烏屬于與中俄都不接壤的國家，便于美國在該地區發揮影響力。而德國由于傳統的關系，已不斷推動在哈的政治改革。

最后，德美對中亞的分別投入將造成實際的利益競爭，而中亞國家也會因為其提出不同的要求而遭受損失。如為了擺脫在關鍵材料和稀土金屬供應上對中俄的依賴，德美都對中亞的稀有礦產產生了巨大的興趣，都提出了對中亞的新需求，但源于化石材料總量不可持續，中亞國家無法一物多賣，隨著土耳其、卡塔爾和沙特等國對該地區的垂涎，將引發更多的內耗，也將擴大德美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