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是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下文簡稱“經共體”）針對尼日爾軍事政變最后的通牒日期。雙方依然沒有任何退讓，都做好了不惜一戰的準備。一方面，經共體的軍事首長宣稱已制定軍事干預計劃，尼日利亞也將軍事計劃提交議會并做好軍事動員。美歐國家紛紛站隊，支持經共體的可能行動。
另一方面，尼日爾軍事委員會驅逐了美國、法國、多哥和尼日利亞大使，廢除與法國的安全合作協定，承諾將對經共體的“一切侵略行為”立即做出“反擊”。先前政變奪權的布基納法索和馬里兩個鄰國則與尼日爾共同進退，誓言任何軍事干預都將被視為對兩國的“宣戰”。
當地時間8月6日晚，尼日爾軍方為應對可能發生的攻擊，宣布關閉領空直至另行通知。但截至目前，尼日爾與宣稱將軍事干預的西非經共體之間尚未爆發沖突。在西非薩赫勒地區脆弱的安全態勢下，西非經共體究竟有多少資源能用于推動干預的軍事化，又愿意付出多大成本迫使發動政變的軍事集團交還權力，現在都很難預料。
經共體態度為何如此嚴厲？
在尼日爾之前，西非地區已經出現多次政變。在過去四年，馬里（2020年和2021年）、布基納法索（2022年1月和9月）、幾內亞（2021年）的國家權力先后5次遭軍人接管，臨近的乍得和蘇丹政府2021年也被軍事奪權。此外，在幾內亞比紹、岡比亞等國還出現幾起未遂政變。這波政變潮愈演愈烈，2020年還只出現在馬里，2021年和2022年已經蔓延到多個國家。政變成功率也高得離譜，在強大的軍事機器面前，孱弱的政權似乎難以招架。
這有助于解釋西非經共體對尼日爾的政變反應為何如此嚴厲。這種連番崩盤似的軍事奪權已經嚴重威脅到這個地區的憲政體制，讓還未被政變潮波及的國家不安和恐懼。
尼日爾所在的西非地區歷來是非洲地區的“政變地帶”。1970-198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政變99次，西非區域49次；1990-201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政變67次，西非又出現36次政變。政變尤其集中在這一區域的部分國家——布基納法索經歷了8次政變；馬里、貝寧和尼日利亞各出現6次；加納5次；尼日爾4次。這些政變都實現了政權更迭，此外，還有數不清的未遂政變。
1990年代后期，隨著非洲整體和次區域組織加大對包括政變在內的所謂“非憲制更迭”的規范和懲罰力度，西非地區的政變特別是成功軍事奪權的次數開始下降。2000年非洲統一組織（2002年改組為非洲聯盟）時期就通過了《應對“非憲制更迭”的框架宣言》，提出針對軍事政變、雇傭軍干預取代民選政府、武裝分子和革命力量取代民選政府后的拒不交權行為，采取公開譴責、限制成員資格和針對性制裁措施等一系列手段。
2007年非洲聯盟峰會通過《非洲民主、選舉和治理憲章》，進一步加大了針對“非憲制更迭”的制裁力度。2009年3月13日，“非盟和平與安全理事會”成立了制裁委員會，最終于2022年5月正式啟用。2003年到2022年，非盟對馬里、蘇丹、幾內亞比紹等15個成員國實施了22次制裁。
這些措施對減緩軍事奪權無疑發揮了重要作用。不過，1990年后期開始政變次數和成功率的下降可能還有更重要的機制催動。第一，這一期間非洲經濟正處于起飛階段，21世紀以來，非洲一舉從“失望大陸”變成了“希望大陸”，2000-2012年年均增長率為5%，撒哈拉以南非洲達到5.6%。第二，與剛獨立相比，非洲一些國家內戰相繼平息，多數非洲國家的政治體制相對成熟，政局走向因而趨穩。
但2020年以來這種勢頭明顯逆轉，尤其在西非地區，地區局勢的演變猶如潰爛的傷口。在這種背景下，經共體緊急啟動軍事預案，可以說是不得已而為的無奈之舉。這一冒險舉措意在逆轉多米諾骨牌效應的持續外溢，穩定地區局勢以免進一步惡化。
觀察經共體對幾次政變的不同態度，就可看出其中的無奈和焦慮。在2020年的這波政變潮之前，非洲整體對2017年津巴布韋軍方針對穆加貝的柔性政變和2019年針對蘇丹巴希爾政權的武裝奪權都是相當容忍的，由于被推翻的兩個政權長期被視為獨裁和不得人心，兩次政變在不少地方還被視為一種順應形勢的正義之舉。盡管后來也對兩國采取了部分制裁措施，但力度都相對輕微。
2020年馬里軍人奪權震動了整個非洲，由于馬里處于反擊伊斯蘭極端恐怖勢力在非洲特別是西非薩赫勒地區擴張的前沿陣地，經共體的反應是暫停馬里的會員資格，并采取了有限的制裁。兩周后又提出了過渡軍政府任命新文官政府的最后期限，實際上等于默認了政變的結果。在隨后馬里（第二次）、幾內亞、布基納法索的變局中，應對措施雖然升級，但都沒有提出武裝干預的計劃。
此次完全不同，政變四天后，經共體就在主席國尼日利亞總統博拉·蒂努布的主持下，在尼日利亞首都阿布賈召開了緊急峰會。會后通過了一份聲明，“以最強烈的措辭譴責奪取權力的企圖”，并向政變軍人發出為期一周的最后通牒，要求他們恢復憲法秩序并釋放民選總統巴祖姆，否則將采取“包括武力在內”的“一切措施”。接下來又在四天后，經共體的國防部長就在阿布賈制定出了詳細的軍事預案。
當地時間2023年7月30日，尼日爾尼亞美，警察在支持政變策劃者的游行中旁觀。
經共體武裝干預頻繁
在非洲所有次區域組織中，西非經共體的軍事干預意愿最強烈，次數也最多。1975年西非經共體成立時，其明確使命是促進整個地區的經濟一體化，通過建立單一自貿區，實現經濟和貿易的“集體自給自足”。
不過，在頻繁的暴力沖突和政變面前，這一組織開始承擔地區秩序維護者和沖突調解者的角色。1999年，該組織發布了有關沖突預防、管理、解決和維護和平與安全機制的議定書，允許該組織在發生內部沖突和違憲更迭的情況下對成員國進行干預。這種干預并不是空頭威脅，而是多次出現，包括1990年對利比里亞、1997年對塞拉利昂、1998年對幾內亞比紹、2003年對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亞、2012年對幾內亞比紹、2013年對馬里和2017年對岡比亞的干預。
這些干預有些獲得了非盟及其前身非洲統一組織的授權，有些是獨立做出的。有些是與外部的武裝部隊聯合實施，比如2013年針對馬里的北部叛亂，就是與非盟維和特派團合作并在隨后整合為聯合國的維和特派團。還有些則是成員國聯合出兵。
不過，這些軍事干預主要發生在成員國內部發生武裝沖突或兩派陷入政治僵局的情況下，因而需要引入第三方的外部干預。對于不涉及內部沖突的政變，經共體則主要訴諸外交和經濟壓力，迫使軍人放棄權力。唯一例外是1997-1998年對塞拉利昂的干預，當時屬于西非監測組的尼日利亞特遣隊將軍政府革命聯合陣線從弗里敦趕出，并恢復了總統艾哈邁德·卡巴的職務。
當地時間2023年8月3日，尼日爾尼亞美，抗議者在示威活動中舉著尼日爾國旗。8月3日，數百名支持尼日爾政變的人聚集在首都尼亞美舉行大規模集會。
決定可能干涉的關鍵因素
軍事干預是否實施，實施效果如何，有四個方面的決定性因素不得不提。
第一，尼日利亞。作為西非地區體量最大、人口最多、軍事實力最強的地區主導國家，尼日利亞一直是驅動經共體歷次軍事行動的最大動力。尼日利亞早已是非洲第一大經濟體。蒂努布今年5月29日剛剛就任尼日利亞總統，面對地區局勢的巨大震蕩，蒂努布展現出的強硬姿態和有力領導，有利于塑造尼日利亞在西非乃至整個非洲地區的大國領導力，重振這一區域組織在地區事務中的影響。
不過，軍事干預需要巨大的資源投入，軍事干預的主要地面部隊將由尼日利亞提供，一旦威懾不成，尼日利亞就需要投入難以承受的人力物力財力。實際上，這個國家內部同樣面臨巨大的安全挑戰。由于多年剿匪平叛不力，境內的武裝勢力經常跨境活動，尤其是時常發動致命恐怖襲擊的博科圣地，多年來成了尼日爾的安全大患，這也是引發此次政變的重要誘因。自 2021 年以來，極端組織“西非伊斯蘭國”（ISWAP）勢力又乘勢崛起，勢頭甚至壓倒博科圣地。此外，尼日爾三角洲地區活躍的反叛武裝、中部穆斯林豪薩-富拉尼牧民與本土基督教農民之間的沖突，以及疫情期間各地出現的強盜匪徒，這些都限制了尼日利亞能用于外部的武裝力量。隨著最后通牒時間的逼近，尼國內反對干預的聲音也逐漸響起。尼日利亞對尼日爾政變的強硬姿態，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兩國接壤，政變浪潮及其帶來的安全壓力對尼日利亞造成巨大壓力。
第二，參與國家。西非經共體15個成員國目前已經分成了爭鋒相對的兩個陣營。此前政變的三個國家馬里、布基納法索和幾內亞已經站到了尼日爾一邊，馬里和布基納法索更將其視為安全共同體，形同軍事結盟，這兩國軍隊是駐守尼日爾境內還是協同防守，值得關注。若尼日爾失守，軍事壓力隨之會指向兩國。
在尼日利亞的號召下，7月30日的峰會對政變發出強硬聲音的還有10個國家。其中尼日利亞、塞內加爾、科特迪瓦、貝寧明確追隨經共體的軍事行動。其他國家動向不明。不過，兵力來源、資金資源的來源和分配、軍事干預的程度、軍事沖突的接受度，這些細節問題都將影響軍事干預的效果。2020年，經共體已經決定要組成一支5000人規模的地區特遣隊，成為維持地區秩序的“憲兵隊”和“救火隊”。尼日爾事件倒是可能加快這一設計的落地。
第三，域外大國。目前歐盟、尼日爾原宗主國法國、美國、德國、英國等已經凍結了對尼的部分安全援助和經濟援助，不過總體反應比較克制，最大援助國美國的態度尤其曖昧。和之前政變的鄰國馬里和布基納法索相比，尼日爾是西非地區面積最大的內陸國，擁有法國和美國的軍事基地。在馬里和布基納法索變局后，尼日爾成了“薩赫勒地區穩定的關鍵”和打擊“伊斯蘭國”及基地組織等極端恐怖勢力的“可靠的反恐伙伴”。影響最重要的法國和美國進退兩難。一旦尼日爾與政變鄰國合流，走向反西方、親俄羅斯的路線，法、美兩國的勢力和影響都可能被驅逐，但貿然強調武力干預，可能徹底斷絕在尼日爾繼續存在下去的后路。在經共體決定武力干預后，法、美可能會從財力、后勤、情報等方面提供大力協助。而尼日爾的北鄰、北非大國阿爾及利亞則明確反對軍事干預。
第四，尼日爾反政變政治力量的聚合程度特別是軍事集團內部的團結。經共體干預的成功在于尼內部的分化，遭軟禁的總統巴祖姆及部分文職官員多次發聲呼吁外部干預，一些社會團體也抵制此次政變。但目前這部分勢力力量比較分散，更缺乏武力支持。
由于發動政變的是總統衛隊，軍警內部的團結非常關鍵。政變當晚，九名身穿代表安全部隊不同部門制服的軍官站在發表聲明的空軍少校阿馬杜·阿卜杜拉馬內兩側。第二天，尼日爾武裝部隊領導層發表了一份由陸軍參謀長阿卜杜·伊薩將軍簽署的聲明，宣布支持政變。這顯示目前軍警內部已經進行了整合。由于尼正規軍、憲兵、國民衛隊及警察共約5.3萬人，預備役部隊約5000人。如果軍警集團內部不出現分裂，外部干預就很難成功。
無論如何，政變已經給西非薩赫勒的安全架構造成重創。在整體政治格局沒有發生太大變化的背景下，軍事干預對地區安全的沖擊將是災難性的，甚至可能演變為輻射整個西非的全面戰爭。考慮到西非薩赫勒地區急劇惡化的安全態勢、凋敝不振的經濟和艱難民生，軍事干預只是治標不治本，很難改變這一地區的潰爛態勢。即便此次達成目的，也很難改變導致持續出現軍事政變的社會經濟結構。在進退維谷之際，西非經共體各方和國際社會都應該大力支持外交斡旋，扭轉地區滑向沖突懸崖的可能，極力減緩這一事件對民生和社會的長期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