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舒明：沖擊與回應：政治極化背景下美國猶太社團的轉向

內容提要  極化是當前美國政治的顯著特征之一，宗教文化領域的深刻分歧和左、右民粹主義的興起是美國政黨政治極化的重要驅動力。嚴重極化的政黨政治導致美國“民主衰退”，破壞了美國猶太社團賴以實現繁榮和安全的整體社會環境，沉寂已久的惡性反猶主義重新抬頭，支持以色列的兩黨共識松動。在政治極化加劇的情形下，反對反猶主義和支持以色列這兩項議題則具有“黨爭”含義，也不再能輕易兼容調諧。與此同時，猶太教非正統派群體和正統派群體之間的極化趨向也更加明顯，包括新保守派在內的非正統派群體對民主黨的認同和支持進一步加強，而正統派群體則加速向共和黨保守勢力偏移。兩者在塑造美國社會政治、應對反猶主義、支持以色列等重要議題上的分歧加劇。美國猶太社團的非對稱極化態勢已經形成。

關 鍵 詞  美國猶太社團  美國政黨政治  政治極化  “文化戰爭” 

作者簡介  汪舒明，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上海猶太研究中心副主任。

20世紀末期以來，美國猶太社團日益呈現出類似于美國社會總體的“文化戰爭”的景象。圍繞“誰是猶太人？”以及與之相關聯的一系列問題，美國猶太教正統派與非正統派之間出現了深刻裂痕和公開對立。在支持以色列、反擊反猶主義等許多議題上曾向外部世界展示內部協調性和組織性、經常能以“同一個聲音”出現的美國猶太社團，此時被稱為“一個分裂的民族”。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猶太教進一步呈現極化趨勢，正統派（以超級正統派為主）與非正統派（以改革派為核心）群體之間走向深度分裂、高度對立和力量均衡，諸如“兩極模式”“一個民族，兩個世界”“兩個猶太教”“部族內部的矛盾”等提法紛紛涌現。由此，一些學者認為，當今美國猶太人是“雙頭怪獸”：一頭向右，日益變得宗教上正統、政治上保守、狹隘、親以，并經常與共和黨和福音派聯盟；一頭向左，更傾向于自由、進步、世界主義。與此同時，美國社會政治也整體上呈現極化趨勢，突出表現為政黨政治的極化。猶太教極化與美國整體的社會政治極化進程存在明顯的聯動共振、相互助長。

本文致力于探析美國政黨政治與美國猶太社團之間在極化進程中的聯動效應。鑒于美國猶太教群體的極化與美國社會更廣泛的宗教文化領域的極化存在較為緊密的關聯，故本文擬首先探究美國政黨政治極化的宗教文化動力，進而評析美國兩大主要政黨在極化進程中對涉及猶太人、以色列議題立場的變化及其差異，以及猶太教不同教派相關組織對美國政黨政治極化的不同認知和反應。

早在20世紀末，關于美國社會政治極化加劇的討論就引起了廣泛關注。圍繞“文化戰爭”“我們是誰？”“紅色國家或藍色國家?”等議題，美國不同的社會群體間掀起了有關道德標準、身份認同和國家特性的激烈爭論，最突出的體現則為政黨政治的極化。“黨派極化深化是過去25年中美國政治最重要的變化”。從“反恐”到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無不被卷入黨爭的議題。

（一）美國政黨政治極化的加劇

在小布什就任總統之時，美國就已經出現了半個國家歡呼而另一半苦惱的局面。在當時的大選中，美國“藍州更藍，紅州更紅”，已經呈現為意識形態極化的政黨政治體系。但美國的兩黨精英中，仍然不乏能為對方接受和包容的成員，承擔著兩黨溝通“橋梁”和“黏合劑”的角色。在20世紀80年代“里根革命”中轉向共和黨的“新保守派”，并不排斥民主黨長期堅持的自由國際主義。以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身份參加2000年大選的參議員約瑟夫·利伯曼，是一名能為兩黨選民所接受的政治中間派。2008年角逐總統的共和黨參議員麥凱恩，則經常越出黨派界限特立獨行，并與民主黨重量級參議員克里、拜登等人交情深厚。

經歷了奧巴馬的兩個任期，美國政黨政治極化明顯加速。自1994年到2017年，皮尤中心先后圍繞10個議題進行了7次民調。結果顯示，兩黨在這些議題上的差異在1994年為15%，2004年緩慢增長到17%，然后加速增長，到2011年達到26%， 2017年高達36%。持中間立場的選民在兩黨都呈現萎縮態勢：1994年仍然有36%的共和黨選民持自由派立場，而民主黨則有30%的選民持保守派立場。到2017年，這類中間選民已經幾近絕跡，共和黨員中宣稱自己為自由派的只剩下5%，而民主黨員中宣稱自己為保守派的只有3%。兩黨選民之間的厭惡感也明顯上升：1994年，親民主黨選民中，表示“不喜歡”或“很不喜歡”共和黨的高達57%（其中“很不喜歡”占16%），到2017年高達81%（“很不喜歡”占44%）；同樣，親共和黨選民表示“不喜歡”或“很不喜歡”民主黨的選民從1994年的68%（“很不喜歡”選項占比為17%）上升為2017年的81%（其中“很不喜歡”選項占比高達45%）。兩黨黨員相互為友的情況也已經非常稀少，身份政治的沖突已經進一步上升為“情感極化”。2016年的大選就是一場亂局，左、右兩翼民粹主義迅猛抬頭，兩黨建制派都受到重創。大選過后，美國社會撕裂，甚至出現了因政治立場而母子反目、手足成仇、朋友絕交的情況。

特朗普時期，美國社會政治進一步形成了“斷層極化”態勢，兩黨出現了政治聯盟斷層、意識形態斷層和文化價值觀斷層。共和黨“特朗普化”，民主黨則走向“桑德斯化”。1%與99%之間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中產階級的持續萎縮，都使千禧年一代的自由派青年人直面黯淡的前景，對以華爾街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嚴重不滿，熱情擁抱進步主義乃至社會主義思潮。左、右翼反建制派的民粹主義勢力牽動兩黨進一步向相反的方向發展。美國政黨政治加劇“部落化”，美國社會政治在多個維度嚴重撕裂、對立隔離和妥協失能。兩黨均奉行身份政治戰略，為自己塑造和展現不同的身份認同標簽。黨派政治極化從此前自發漸進的進程進一步變成一種有意為之的陣營劃分和統治策略。黨派歸屬已經成為影響公眾政治價值觀的最大因素，超過了年齡、種族、族裔、性別、教育成就、宗教歸屬等。兩黨從精英到基礎選民都呈現加速“兩極化”的趨勢。兩黨選民人口結構差異明顯，共和黨主要受到未受高等教育、福音派、白人、男性選民支持，而受過高等教育、不信教、少數族裔和女性選民更傾向于支持民主黨。兩黨幾乎找不到共同之處，就連對哪些為“基本事實”此類問題也難以達成統一。真相的判定更加依賴利益、情感和價值觀傾向，結果就是虛假不實的信息四處泛濫。兩黨之間的任何辯論都會變成零和式的“部落戰爭”，民選官員的仕途往往受到各自黨內極端勢力的挾持而不得不迎合遷就。黨派歸屬相異的選民鄰里為敵，表達政治信念實際上變成“宣戰”，許多人在大選前避免與其他人談論政治。2021年2月的一項民調顯示，大多數民主黨人視共和黨人為政治“對手”，而大多數共和黨人則視民主黨人為“敵人”。

一再彈劾總統、公開直白的相互輕蔑、大選后的國會山暴動……一幕幕黨爭丑劇在美國一再上演。“美利堅合眾國”已經蛻化為“美利堅合恨國”（The United Hates of America）。民主黨人往往被共和黨抹黑成憎恨美國的“社會主義者”，而民主黨則將特朗普與希特勒相提并論。國會近乎癱瘓，任何議題的辯論和投票都嚴格依據黨派歸屬劃分敵對營壘。連應對新冠肺炎疫情這樣的公共衛生議題，也被高度政治化。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長福奇等倡導推廣的科學抗疫舉措深受黨派立場的影響，在共和黨陣營往往受到質疑、抵制乃至批評，其落實和成效大打折扣。福奇本人及其家人甚至受到極端分子的生命威脅。許多缺乏科學依據的觀點，乃至有意編造的陰謀論和謠言，均在美國大行其道。2021年1月6日，大批支持特朗普的右翼極端勢力發動“占領國會山”行動，在作為美國民主象征的國會山大肆洗劫、破壞，并與維持秩序的軍警發生暴力沖突，尤其令全世界瞠目結舌。

（二）美國政治極化的宗教文化動力

社會政治極化曾在美國歷史上以不同的強度和廣度反復出現。本輪政治極化在強度和廣度上為一個世紀以來所未有，而且，技術、經濟、種族、宗教等多種因素相互震蕩強化、共同驅動。與前幾輪極化相比，文化價值觀因素在本輪社會政治極化進程中始終扮演著關鍵角色，不同陣營之間圍繞如何重新定義美國國家身份和社會特性的“文化戰爭”愈演愈烈，文化價值觀沖突井噴式上升。

當代美國“文化戰爭”，緣起于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社會文化動蕩和自由主義轉向。其一，青年“反文化運動”興起，導致吸食毒品、性解放等離經叛道的行為在青年中大行其道，傳統的社會機制均受到沖擊，“上帝死亡論”蔓延。其二，美國國內的民權運動如火如荼。少數族裔、女權主義、同性戀等此前處于少數派地位的邊緣性群體空前覺醒，要求獲得美國社會的尊重、承認和平等權利。斗爭的結果就是主流社會出現自由主義轉向，逐步向這些少數派群體讓步，賦予這些群體更多的平等權利和承認。其三，推崇不同族裔和群體文化地位平等的“多元文化主義”思潮廣泛傳播。美國推行更加自由開放的移民政策，為來自亞非拉的非白人新移民打開大門。在新移民潮下，美國的族群結構發生了影響深遠的變化。來自拉丁美洲各國的西班牙裔和來自亞洲國家的亞裔人口迅速增長，而長期以來占多數的白人比例持續縮減。預計到2065年，白人占美國人口的比例將下降到46%。

“反文化運動”下美國青年的離經叛道讓保守派深感“禮崩樂壞”“道德淪喪”，宗教保守主義由此抬頭。例如，基督教福音派信徒就從20世紀70年代初的23%上升為90年代中期的28%，成為一股巨大的社會政治力量。而宗教保守勢力的抬頭，又進一步導致自由派和少數派群體的警醒。90年代以來，對宗教右翼的反感、擔憂驅使世俗化加速。60年代至80年代，世俗化人口大體保持在10%～15%，21世紀以來大幅上升為20%～30%。80年代，福音派信徒人數兩倍于世俗派；到2008年，青年人中世俗派已經增長為福音派的1.5倍。世俗派成為一支堪與福音派匹敵的社會政治力量。進入21世紀，美國人已經匯集到宗教圖景相反的兩端，一極為高度信教者，另一極為世俗派。宗教溫和的中間部分已經萎縮。

而民權運動和多元文化主義的擴展，則導致相對剝奪感和受害者意識以及相應的怨憤在白人群體中抬頭。全球化環境下，美國少數族裔群體人口膨脹、地位上升，引發白人藍領經濟和文化地位下降，以致他們產生身份認同崩潰和優越感喪失之感。21世紀之初，關于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WASP）長期主導地位行將喪失、美國傳統國家特性面臨挑戰的深切焦慮在保守派中蔓延。帶有強烈反移民、反少數族裔情緒的白人至上主義、白人本土主義沉渣泛起，助推右翼“民粹主義”抬頭。這反過來又促使左翼激進派興起。種族問題重新凸顯為“文化戰爭”的新焦點。

（三）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對“文化戰爭”的政治化利用

社會層面的“文化戰爭”逐漸成為黨爭的議題。20世紀中期，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分歧主要體現在社會經濟領域，宗教等文化性議題的差異并不突出。在1952年大選中，兩黨在信教與不信教選民中獲得的支持幾乎相同。但在“文化戰爭”日益升溫的情況下，兩黨很快戰略性地選邊站隊，主動擔當各自陣營的政治代理人。

信仰狀況帶來廣泛影響，涉及育兒哲學、善惡規范、相互情感（厭憎）、政治立場的差異等方方面面。在宗教領域，墮胎和同性戀議題尤其成為選民做出政黨選擇的“黏合劑”。前者甚至成為顯示“信神”還是“信人”的中心。從1976年開始，兩黨的黨綱以相反的傾向對是否支持墮胎權這個當時最具爭議性的價值觀議題表態：共和黨支持修憲以保護胎兒的“生命權”，而民主黨則支持婦女的“選擇權”而反對修憲。同性戀議題也同樣成為兩黨借以吸引和爭奪不同宗教群體選民支持的工具。到90年代，此種相反的表態形成自我強化的標簽，引導選民進行選邊。1992年大選期間，兩黨已經形成了深刻的文化分野：反對同性戀、支持傳統家庭價值觀的宗教文化保守主義者成為共和黨全國大會的主導性力量，而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則充斥著文化自由主義者。文化保守派推崇的美國，是一個“基督教國度”。即使在2020年共和黨敗選后，試圖在美國建立一個“上帝王國”的保守派勢力仍在增長，并成為“特朗普化”的共和黨的內核。而文化自由派則堅持美國的政教分離原則，主張限制基督教在公共事務中的影響。兩大相互對立的宗教—政治聯盟逐漸形成。民主黨人認為世界主義的“普世價值”非常重要，而共和黨人則高度推崇基督教宗教理念和文化。選民越信教，越傾向于投票支持共和黨。各占人口10%的宗教保守人士和世俗派成為當代美國社會政治極化的核心力量。

在族裔關系這個“文化戰爭”的另一個關鍵領域，民主黨自二戰后以來就一直持自由派立場，支持非洲裔、猶太裔等少數族裔的平等權利，支持多元文化主義，反對種族歧視。這些少數族裔群體以及支持這些群體平等權利的白人自由派，也由此明顯傾向于民主黨，成為民主黨傳統的“票倉”。進入21世紀，奧巴馬以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身份贏得大選，成為第一位非洲裔總統，更加強化了民主黨代表少數族裔（尤其非洲裔）的形象和標簽。奧巴馬的非洲裔身份、自由派價值理念和政策傾向，激起了美國保守勢力受害者意識和白人至上主義抬頭。而長期主導地位日益受到挑戰、受害者意識日益強烈的白人保守派在政治上則日益向共和黨匯聚。

正是借助右翼民粹主義者的支持，“政治素人”特朗普得以擊敗建制派政客當選總統。在那些支持特朗普的白人保守派選民中，受害者意識竟然與少數族裔群體旗鼓相當。特朗普任期內美國的文化沖突呈現“白熱化”。白人至上主義者和激進左翼為內戰期間南方邦聯官員紀念碑、紀念像的廢存問題高度對立，乃至在夏洛特維爾等地大打出手。白人種族主義者對非裔、亞裔等少數族裔的歧視日益嚴重，惡性暴力事件乃至槍擊事件頻頻發生。而類似“弗洛伊德案”的針對非裔的暴力執法層出不窮，又導致“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席卷全國。圍繞歷史認知和敘事，自由派力推“1619項目”和“批判種族理論”，質疑美國致力于自由解放的宏大敘事，揭示種族主義在美國歷史中的持久性。這在右翼看來從根本上挑戰了美國國家的宏大敘事。包容還是排斥少數派群體及其文化，也已經成為如何定義美國國家特性的尖銳斗爭。自由派群體反對種族歧視和反猶主義、歡迎外來移民、尊重少數族裔、婦女、同性戀群體的身份和權利，并將之視為美國信條的體現，甚至確立為“政治正確”標準。而保守派則為長期以來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文化的主導地位漸趨消融的前景焦慮不安，并將自由派的文化立場視為摧毀美國文明的左翼“文化革命”。在持自由派立場的《紐約時報》積極推進反思美國建國初期種族壓迫歷史的“1619項目”后，特朗普政府和共和黨推動頌揚美國憲政自由進程的“1776項目”加以反擊。

從“文化戰爭”到“情感極化”，再到“斷層極化”，愈演愈烈的政治極化大潮席卷著美國社會。美國各種各樣的社會政治群體都難以置身其外，承受著不同的沖擊，并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回應。作為一個宗教和族裔身份高度一體化的群體，猶太人向來易受美國社會宗教和文化沖突或和解的影響，并經常置身于此類沖突的前沿。21世紀以來，美國的政治極化也沖擊和動搖了二戰以來形成的有利于猶太社團實現其安全和福祉的社會政治環境。

（一）猶太社團在美國的主要利益訴求

對于美國猶太社團而言，反猶主義在美國主流社會低位運行和兩黨維持“親以共識”，是直接影響其在美國安全與福祉的兩大關鍵議題。這兩個議題相互之間存在密切關聯，都帶有明顯的宗教文化色彩，且都有賴于美國式自由民主制度的良性運行。

經歷戰后20年的“黃金時代”，猶太人從宗教、族裔來看均已順利融入美國。在美國主流社會，戰前曾經盛行的反猶主義已經聲名狼藉，不再“政治正確”。猶太教在美國也開始獲得主流社會的尊重和認可，與新教和天主教一起成為共同代表美國“大熔爐”的三大“上帝一神教”之一。1955年，威爾·赫伯格在他的《新教—天主教—猶太人》一書中提出，猶太教在美國已經被視為與基督教具有相同的“精神價值”，已經變成傳播“美國信條”的完全伙伴。從族裔身份來看，到20世紀70年代，以來自中東歐猶太移民及其后裔為主體的猶太人，已經被主流社會接納認可為“白人”的一部分。白人主導下的美國主流社會呈現出對猶太人的高度接納、親近、友善甚至拉攏的態度，即某種程度的親猶主義。根據1999年3月蓋洛普新聞服務中心發表的《關于美國人接受婦女、黑人、天主教徒或猶太人作總統》的民意調查報告，愿意投票選一位猶太人當總統的比率1937年時為46%，1958年達到62%，1965年達80%，1999年則達到了92%。與猶太人通婚，在美國主流社會中不僅不再受到抵觸，反而逐漸變得流行。克林頓、拜登、特朗普等權貴家族都有人選擇與猶太裔通婚。

美以特殊關系支撐的以色列安全和繁榮，則為美國猶太社群提供了外部安全感。而美以特殊關系的維系，有賴于長期以來支持以色列的“兩黨共識”，及其為親以游說提供的有利社會政治環境。視以色列為“戰略資產”和“重要盟友”，是雙方支持此種共識的現實利益基礎。但此種親以共識也存在深厚的宗教文化基礎：共和黨基礎選民中勢力強大的基督教保守勢力因崇信基督教“啟示神學”和末世論而對以色列持高度支持的態度；而民主黨則更傾向于將以色列視為猶太民族歷經大屠殺后“劫后重生”的象征——中東唯一的西方式民主國家，“先驅”們實踐著進步版本錫安主義的社會。

美國社會主流的親猶傾向和親以共識，促進了猶太人對美國式自由民主體制的認同，使他們產生了一種“家園感”和歸屬感。與猶太人在歐洲的慘痛歷史經歷相比，美國被視為是一個“例外”。此種認同也與美國主流猶太社團組織和精英在國內外長期堅持的自由主義戰略相得益彰。在長期與反猶主義和歧視斗爭的過程中，美國猶太人得出兩個結論：其一，捍衛所有因宗教和族裔原因受到歧視威脅族群的平等權利，為維護所有美國人的總體自由而斗爭，是捍衛猶太人權利最為有效的戰略。其二，猶太人自身的安全與美國自由主義的成功息息相關。他們唯一可靠的“防衛”是一種將平等和個人自由視為內在成分的總體意識形態。正因如此，主流猶太社團組織和精英長期秉持自由主義立場，在政教分離、自由移民、民權和自由、族裔關系、多元文化主義、同性戀、女權主義等一系列議題上，都與少數族裔、同性戀者、外來移民等形形色色的少數派群體站在同一陣營。在政黨歸屬上，占據壓倒性多數的猶太人即使在置身美國最成功群體之列后，也不改對民主黨的支持和認同。以至于有學者評論稱：他們掙錢像圣公會教徒，投票像黑人。無論從道德、文化還是政黨歸屬來看，猶太人最接近在美國日益增長的世俗派，堪稱自由主義傾向最為明顯的群體。而事實上，猶太人恰恰也是高度世俗化的群體。從1990年到2008年，宣稱“不信教”的美國成年人口從8%增長為15%，而猶太人的相應比例則從20%上升為37%。2008年，約1/3的猶太人宣稱自己為“無神論者”。

（二）美國政治極化對猶太社團的沖擊

第一，“民主衰退”使猶太社群賴以實現繁榮和安全的制度和社會環境面臨巨大挑戰。如前所述，猶太人主流立場是將自由主義在美國的成功視為自身在美國安全和繁榮的制度基礎。但極化政治下極端主義社會政治思潮的濫觴、群體間的憎恨和沖突加劇、社會政治動蕩、槍支暴力泛濫成災、主要政治機制的功能性失效等，客觀上使猶太人擔心美國不再“例外”而變得“歐洲化”，擔心他們所鐘愛的包容、節制、自由的社會氛圍受到破壞。類似“占領國會山”的右翼暴亂和社會秩序的喪失，很容易讓猶太人擔心二戰前德國民主失敗的歷史在美國重現，而自身將再次成為美國社會政治病癥的“替罪羊”和種種“陰謀論”的受害者。經歷過納粹大屠殺，猶太人內心存在一種根深蒂固的集體創傷和心理陰霾。文化保守勢力積極推進的“基督教美國”愿景，尤其挑戰著主流猶太群體長期高度推崇和捍衛的政教分離原則。這一原則由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確立，防止特定宗教被確定為國立宗教，繼而形成對其他宗教群體（包括猶太人在內）的優勢、排斥和壓制。它對猶太社團安全和福祉的重要性，為猶太民族長期流散的經歷所驗證。特朗普式的強人統治，在包括主流猶太群體在內的美國自由派中被視為“威權”“專制”和“法西斯”，成為美國民主政治的大敵。就連長期棲身于共和黨的新保守派群體，也對特朗普領導下的共和黨破壞美國自由民主精神深為不滿。

自由派猶太群體為右翼民粹主義導致“民主衰退”而擔憂，那些猶太保守勢力卻更加擔心自由主義潮流推動美國轉向動搖“猶太—基督教傳統”根基的“虛無主義”。在特朗普上臺之前，2016年現代正統派重要喉舌《猶太行動》秋季號推出一組關于千禧世代面臨挑戰的文章，其中表達了正統派對一系列流俗問題的擔憂：校園文化所推崇的不受限制的個體自由和個人主義、公私邊界模糊化、自我膨脹和缺乏忠誠、消費主義和自我之空虛等等。現代正統派尚且如此，超級正統派更加傾向于將美國的自由主義文化視為洪水猛獸。在美國社會文化中處于“穴居”狀態的一些超級正統派群體，在文化理念上寧愿選擇“光榮孤立”，自外于主流，維持自身的社會文化特性和獨立性。對于他們而言，美國僅僅是另一個“流散地”。2020年12月，哈西德派薩特瑪分支的大拉比提特爾鮑姆（Zalman Teitelbaum）在一次活動中稱，“我們處于流散中，我們在此生活，但我們并不是美國人”。薩特瑪分支是哈西德派中最大的分支。此種視美國為“流散地”的觀點在超級正統派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超級正統派在精神文化上仍然以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為中心，既不致力于融入美國社會，更無意從整體上改造美國社會政治。但社會政治極化態勢下不同陣營內部政治動員的強化，也迫使正統派更加積極地卷入美國政治，以實現自身的利益訴求，維護自身存續和發展的環境。

第二，民粹主義下的反猶主義重新喚起美國猶太人的嚴重不安全感。直到20世紀末，關于美國社會對猶太人輿情的調查顯示出對猶太人的負面認知明顯下降、正面認知明顯上升的趨勢。猶太人獲得的正面認知和喜愛程度（如前面提及的投票支持猶太裔總統候選人的意愿），在80年代末就已經基本與信仰新教、天主教群體非常接近。而且，在受教育程度越高、年齡越低的成年人中，此種輿情變化越明顯。當然，反猶主義仍然在新左派、非裔、天主教和極右派等一些邊緣性群體中存在。但這些對猶太人的負面情緒大多以抗議、示威、辱罵、涂鴉等非暴力的方式表達，極少直接訴諸致命暴力。

經歷相對平靜的90年代，美國政治極化與社交媒體的共同作用導致21世紀初美國社會的反猶主義重新抬頭。2002年，“反誹謗聯盟”的民調顯示，在一些問題上持明確反猶觀點的美國受訪者從1998年的12%上升到了17%。在“反誹謗聯盟”看來，反猶主義上升已經成為近十年來的一種“常態”。此種趨勢延續了奧巴馬的兩個任期，到特朗普時期進一步惡性膨脹。出于宗教動因的反猶事件在2016年和2017年分別高達1 267起和1 986起，比上一年度分別陡增34.5%和56.7%。此后幾年，反猶事件數量繼續上升，在2019年達到40年來的最高峰（2 107起），紐約和新澤西等地尤其成為重災區。即使在2020年疫情肆虐下，美國的反猶事件雖有小幅下降，但仍然高達2 024起。猶太社區成為美國憎恨犯罪的重災區，槍支暴力和國內暴恐泛濫也已經波及猶太社團。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數據顯示，在2017年所有出于宗教動機的憎恨犯罪暴力襲擊中，占美國人口僅約2%的猶太人遭受的襲擊竟然占了58%。惡性暴力事件的增幅尤其突出，大規模反猶致命暴力事件開始一再發生。2018年10月27日，美國匹茲堡的“生命之樹”會堂遭遇襲擊，造成11死6傷，成為美國歷史上傷亡最為嚴重的反猶暴力事件。2019年4月27日，加州波威市的一座猶太會堂再遭槍擊，造成1死3傷。在積極支持特朗普和共和黨、信奉右翼陰謀論團體（QAnon）中，竟有近半人數相信猶太人“想要掌控世界”。索羅斯這樣的激進自由派，尤其被右翼視為此種陰謀的代表性人物。而在紐約等地，從服飾、語言等方面可辨識度高，又與非洲裔、拉丁美洲裔等少數族裔比鄰居住的正統派猶太人，則往往成為一些少數族裔極端分子反猶行為的對象。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導致亞裔群體頻頻遭受美國種族歧視和暴力，成為美國自身抗疫失敗的主要“替罪羊”，但也導致反猶主義的上升。極右翼群體中，宣揚所謂新冠“中猶合謀論”“猶太陰謀論”的不乏其人。

公開表達一些曾被猶太防衛組織視為帶有明顯反猶傾向的觀點和話語，即使在精英階層也不再成為“禁忌”。特朗普任職總統期間，就曾公然抨擊猶太人投票支持民主黨為“不忠誠”，還一再將以色列稱為“你們（即猶太人）的國家”，將內塔尼亞胡稱為“你們的總理”。2019年12月，參加“以色列裔美國人理事會”會議時，他在演講中稱“有些（美國）猶太人不夠愛以色列”。特朗普的此類話語實際上在公然宣稱猶太人更忠于以色列。此種對猶太人的忠誠拷問在左翼精英中也不乏其人。新晉民主黨眾議員奧馬爾（Ilhan Omar，也門裔穆斯林）就曾公開宣稱，一些政治家更忠于以色列。除忠誠問題外，資深參議員桑德斯（自身為世俗派猶太人）在2020年3月初接受電視采訪中，稱以色列游說集團“錢多，有很大權力”。他實際上是在公然宣稱猶太人在美國權力太大。無論極右翼的白人至上主義者，還是左翼群體，對以色列的批評態度都明顯上升，有時進一步跨向反猶主義。

兩黨都努力與反猶主義劃清界限，惡性反猶事件也總是被兩黨政治精英共同譴責。打擊反猶主義的相關舉措在立法部門、行政部門總是能夠獲得支持。但在政黨政治高度極化的情況下，反猶主義也變成了黨爭的議題。如何界定“反猶主義”？哪些言行屬于“反猶主義”？誰是反猶分子？應當如何反制？上述一系列議題在兩黨及其基礎選民之間存在明顯分歧。在輿論攻伐中，兩黨經常相互將對方描繪成“反猶”的一方。特朗普時代，共和黨尤其將所有派系的民主黨都描繪成“反以”和“反猶”。例如，在2020年4月，“猶太裔共和黨聯盟”就曾將民主黨熱門候選人拜登貼上“反以”標簽。

第三， “親以共識”松動和美以關系經歷波折。直到小布什任期，支持以色列仍然是兩黨的共識。“九一一”事件的發生進一步提升了美國公眾對以色列的同情。事件發生前，美國公眾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比例分別為41%和13%。事件發生后，這個比例分別到達55%和7%。在和平進程中，他們應保持中立還是支持以色列，也出現了明顯有利于以色列的傾向。而且，兩黨選民對以色列的支持度并無明顯差異，民主黨選民甚至比共和黨更傾向于同情以色列人。

但自奧巴馬任期以來，美以關系就伴隨著美以兩國政黨政治的不斷重組而劇烈振蕩，成為美國政治極化和黨爭的犧牲品而變得政治化。一個日益右傾化的以色列，在與共和黨基礎選民宗教情感更加契合的同時，卻與民主黨選民中的受害者/民主國家的以色列舊圖景日益偏離。偏于民主黨進步派的奧巴馬政府在巴以關系、伊核問題等議題上與持右翼立場的內塔尼亞胡存在深刻分歧，關系持續緊張。而借助右翼民粹主義上臺的特朗普政府則與內塔尼亞胡政府沆瀣一氣，高度親密，幾乎“有求必應”，嚴重破壞了長期以來國際社會所支持的“兩國方案”的現實基礎。此種緊密關系導致民主黨進步派對內塔尼亞胡所代表的以色列右翼更為不滿，民主黨內部在支持以色列方面的內部矛盾和斗爭加劇，民主黨內的親以立場進一步受到消解。2021年6月上臺的貝內特—拉皮德聯合政府吸納了中左翼勢力，立場相對溫和節制，而且利用拜登時期親以的民主黨建制派主導外交安全事務之機，積極致力于修復與民主黨的關系，重建兩黨親以共識。美以兩國重新回歸友善溝通，管控分歧的正常軌道。鑒于21世紀以來右翼在以色列政壇日益增強的主導地位，這也成為民主黨執掌白宮情況下美以關系一段相對“和諧”的時期。2023年初內塔尼亞胡領導的極右翼聯盟勝選上臺后，美以關系迅速遇冷，在內外一系列議題上出現公開的分歧和矛盾，糾葛不斷。

盡管兩黨都宣稱支持以色列，并在維護以色列安全、改善以色列與周邊國家關系等方面存在共識，但雙方在對以色列認知和態度上存在分野。共和黨議員出于安全議程，積極參與涉以立法，強化了對以色列安全的支持。共和黨推出的涉以議案，往往針對地區熱點問題，而民主黨往往強調重啟和談、保護民權等。民主黨內還有許多人關注巴勒斯坦的經濟和人道主義問題，對以色列的右傾偏向尤其深為不安、不滿。特朗普時期，民主黨內部持激進立場的進步派勢力明顯上升。參與2020年大選的多名民主黨重要候選人，如桑德斯、沃倫等都對右傾化的以色列持高度批判的立場，并公開拒絕參加“美以公共事務委員會”的年度政策大會。這也是民主黨內非常活躍的青年組織“前進”（MoveOn）的公開立場。塔利布（Rashida Tlaib）、奧馬爾、科爾蒂茨（Alexandria Ocasio-Cortez）、卡爾森（Andre Carson）等多名少數族裔（尤其是穆斯林）眾議員，對巴勒斯坦人高度同情。這些進步派議員公開將以色列右翼勢力推行的政策冠以“種族主義”，高度同情被占領土巴勒斯坦人的悲慘命運，支持“抵制、撤資、制裁”（BDS）運動，主張對美國對以色列軍事援助設置限制性條件，防止其出現有違國際規范的行為。

兩黨的基礎選民對以色列的立場也發生了明顯的分化。2016年，79%的共和黨人對以色列人更同情，而獨立人士和民主黨人中更同情以色列人的分別只有56%和53%。民主黨的青年黨員對以色列的疏離感更加嚴重，竟有過半年齡在30歲以內的民主黨黨員認為美國應該傾向于巴勒斯坦人。2017年初公布的皮尤民調報告顯示，共和黨和民主黨在巴以沖突中同情以色列的分別為74%和33%。2023年3月發布的蓋洛普民調顯示，民主黨黨員對巴勒斯坦人的同情（49%）21世紀以來首次出現了超過對以同情（38%）的情形。在美國高校這個自由主義“重鎮”，旨在打擊以色列巴勒斯坦占領政策的“抵制、撤資、制裁”運動聲勢越來越強，親以學者和官員的講演也常常受到抵制和干擾。長期在校園中承擔捍衛以色列使命的校園親以組織“希勒爾”（Hillel）也面臨越來越大的困難。

極化的美國社會政治從左、右兩個方向撕扯著美國猶太社團。而猶太社團內部不同群體也以極化的方式做出反應，日益遵從黨派忠誠而加入激烈黨爭，成為加劇美國社會政治極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一）非正統派猶太群體繼續支持和追隨“左轉”的民主黨

傳統上持自由派立場的非正統派群體，進一步加固了其對民主黨的認同和支持。奧巴馬任期帶有進步主義色彩的自由派議程，如醫保法案、巴黎氣候協議、更自由開放的移民政策、反對種族歧視和反猶主義、對以色列施壓以推動巴以和平進程等，都獲得了這些群體的支持。2008年以來，“猶太街”在民主黨的支持下迅速崛起，體現出自由派猶太人在涉以議題上不滿保守勢力對建制派親以猶太組織的主導地位，試圖在涉以議題上推進一種能與美國式的自由主義相調諧的錫安主義。即使受到美國親以猶太建制派團體（如“美以公共事務委員會”“主要猶太組織主席聯合會”等）和以色列內塔尼亞胡政府大力反對的2015年伊核協議的影響，它也獲得了許多自由派猶太群體的支持。內塔尼亞胡公然與共和黨聯手扼殺伊核協議的努力，反而激起幾乎所有猶太裔民主黨議員對民主黨的忠誠。特朗普時期，雖然出現了進步派勢力進一步拉動民主黨“左轉”的態勢，并在涉以議題上展現出更加明顯的批判立場，但非正統派猶太人對與民主黨的緊密關系并未動搖。桑德斯、沃倫、奧馬爾等參眾兩院的民主黨進步派議員在涉以問題上的前述批評性立場，以及他們在國內議程中的進步主義傾向，在左翼猶太群體中都不乏擁躉。猶太教改革派及其相關組織（如改革派聯盟、宗教行動中心、美國猶太人世界服務組織等）長期置身于美國自由派的前沿，在參與此類帶有“進步主義”色彩的自由派議程中尤其積極，因而與民主黨形成緊密關聯。2019年“宗教行動中心”（代表改革派的游說組織）年會，包括佩洛西在內的大批民主黨高層參加。改革派推動的議程，如控槍、移民改革、墮胎權利以及應對氣候變化等，都與民主黨高度契合。在族裔關系問題上，改革派與民主黨進步派高度契合，長期為有色人種權利而斗爭，反對種族主義。例如，2019年12月，“猶太教改革派聯盟”通過決議，呼吁美國為歷史上的奴隸制以及針對非洲裔的系統性歧視提供賠償。

反觀這一群體與特朗普以及“特朗普化”的共和黨的關系，卻日益疏遠和緊張。在自由派猶太輿論中，特朗普被描述成一個嚴重破壞美國自由民主的“獨裁者”甚至“法西斯主義者”，與白人至上主義者同流合污的“種族主義者”，公然宣揚猶太陰謀論、猶太人不忠論的“反猶分子”。從2016年大選開始，非正統派就對特朗普的民粹主義立場強烈反感，對特朗普政府的種種舉措，如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高層人事任命以及各種有違自由主義傾向的政策立場，都持高度批評態度。2017年夏季，夏洛特維爾暴力沖突事件后特朗普對左、右翼激進勢力“各打五十大板”的模糊表態，在猶太社團內普遍被視為包庇白人種族主義者、新納粹分子和反猶分子。顯然，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義、白人民族主義的共和黨，正是讓非正統派產生嚴重不安全感的反猶主義的主要來源。特朗普本人甚至被視為最大的“反猶分子”。自2017年開始，非正統派猶太組織及其精英就抵制白宮舉行對猶聯誼活動，而白宮則報以故意的冷落。特朗普在美墨邊境實施封堵外來移民的政策，也受到自由派猶太組織的廣泛批評。2019年夏，進步派青年猶太人通過社交網絡發起集體行動，在波士頓、加州等許多城市集會抗議，反對美國政府的移民政策和嚴厲執法，甚至將特朗普政府拘押非法移民的機構比作“集中營”。在執法機構搜捕非法移民時，猶太教改革派的人權機構還組織全國各地近70家猶太會堂收容難民。2020年夏，黑人青年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跪殺”事件發生后，自由派猶太組織紛紛加入“新民權運動”的行列，反對美國系統性的種族主義，支持少數族裔反對種族歧視和警察暴力執法。8月29日，600多個非正統派猶太組織還聯合在《紐約時報》發表公開信，支持“黑命貴”運動，將之視為當下的民權運動。在歷史認識問題上，該派支持“1619項目”，主張向長期遭受種族歧視和迫害的非洲裔群體提供賠償。2020年，特朗普政府應對新冠病毒的行動不力以及頻頻推卸責任，在非正統派陣營中被視為嚴重失敗。2020年美國大選后，特朗普不承認敗選，甚至縱容暴民占領國會山，都被視為嚴重威脅美國民主的行徑。即使特朗普對內塔尼亞胡幾乎有求必應，堪稱歷史上最“親以”的總統，并歷史性成功地促成以色列與阿聯酋、巴林等國的關系“正常化”，但在2020年大選中，特朗普和共和黨在獲取猶太人支持方面收獲甚微。

（二）猶太新保守派重新向民主黨回歸

新保守派成員大多為信仰猶太教非正統派或世俗的知識和政策精英，對美國外交事務有著重要影響。在里根就任總統之前，該群體為民主黨右翼，秉持一種“自由霸權（帝國）主義”冷戰意識形態，高度推崇并積極致力于運用美國超級大國的軟硬力量在全球擴展美國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此外，新保守派還高度關注和積極致力于維護以色列安全。自里根時代以來，該群體轉入共和黨陣營，成為塑造共和黨外交安全政策立場的重要力量，在里根和小布什時期都曾發揮重要影響。經歷了21世紀初伊拉克戰爭和“大中東民主改造計劃”的災難性慘敗后，該群體受到輿論質疑，聲望嚴重受損。盡管該群體的自由霸權主義和干涉主義傾向受到外部批評，但其主張維持美國全球“領導地位”、反對“孤立主義”的基本傾向并未改變。與此同時，共和黨則受到新興的右翼民粹勢力“茶黨”運動的重要影響。“茶黨”成員秉持白人民族主義傾向、傾向孤立主義、排外主義和反精英主義。其重要成員克魯茲、保羅（Ron Paul）等共和黨議員也頻頻批評新保守派支持的政策，如入侵伊拉克、推行大中東民主改造、干預利比亞等。“茶黨”影響下的共和黨，已經與作為共和黨內傳統建制派精英的新保守派格格不入而相互疏遠。

特朗普很大程度上承繼和表達了“茶黨”所代表的右翼民粹主義情緒，對外主張推行“美國第一”的狹隘民族主義和孤立主義路線，對內推行有悖于美國自由民主價值觀的政策。2016年3月大選期間，新保守派部分成員就以公開信的形式，表達對特朗普的反對態度，成為共和黨建制派中最早也是最高調反對特朗普的群體。反對理由包括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所表達的反移民、反穆斯林立場，“美國第一”旗號所體現的“孤立主義”傾向，以及其本人個性中的不誠實和獨裁。特朗普任職期間，新保守派成員總體上受到政府排斥，幾乎沒人獲得重要職位。共和黨的進一步“特朗普化”，使共和黨與新保守派變得難以相容共處。在2020大選中，該群體轉而積極支持民主黨候選人。2020年5月，新保守派重要成員威廉·克里斯托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公開抨擊特朗普政府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時的“領導失敗”，并稱厭惡麥康奈爾、凱文·麥卡錫等共和黨重量級人物的所作所為。大選前夕，其父比爾·克里斯托爾在競選廣告中公開呼吁猶太人支持民主黨候選人拜登。

無論在大選期間還是就任總統后，拜登的外交安全團隊都充斥著新保守派傾向的成員，其中包括許多猶太裔成員，如國務卿布林肯、副國務卿舍曼和副國務卿諾蘭（Victoria Nuland）等。

（三）猶太正統派明顯 “右轉”且進一步投向共和黨

與包括新保守派在內的猶太非正統派群體“左轉”相反，正統派群體的社會政治立場出現了明顯的“右轉”。直到20世紀末，共和黨拉攏正統派猶太人的努力并不成功。雖然正統派在社會文化議題上的保守立場與基督教福音派相近，但基于長期的反猶主義歷史經歷，他們對基督教保守勢力以及共和黨的疏離和不信任仍然根深蒂固。相對開放的現代正統派仍然傾向于支持民主黨。出自現代正統派的政治精英，如約瑟夫·利伯曼、雅各布·盧等，往往以民主黨員的身份投身政治。而更傳統的超級正統派參與美國政治并不積極。2000年大選中，戈爾選擇利伯曼作為競選搭檔，民主黨獲得了約3/4正統派選民的支持。

在21世紀開始的前十年，正統派中仍然有較高的比例未認同共和黨和政治保守派。但在此后十余年，美以關系經歷了小布什/共和黨時期的“親密”向奧巴馬/民主黨時期的“緊張”的轉換后，正統派逐漸向共和黨轉向。2013年皮尤民調報告顯示，稱自己“認同或傾向共和黨”“政治保守派”和“不支持奧巴馬”的正統派受訪者分別為57%、54%和54%，其中超級正統派為58%、64%和54%，現代正統派為56%、41%和57%。但在奧巴馬執政后期，正統派與民主黨之間的關系明顯惡化。奧巴馬政府力推巴以和平進程和伊核協議，導致引發與以色列內塔尼亞胡政府關系長期緊張。伊核協議尤其被內塔尼亞胡政府視為對以色列“生死攸關”，而受到強烈反對。在美以政府圍繞伊核協議的尖銳沖突中，只有大約28%的美國猶太人支持內塔尼亞胡，但正統派群體成員反對伊核協議的比例很高。正統派領導甚至將伊核協議與1938年對德綏靖的“慕尼黑協定”相提并論。2015年7月22日，一場反對伊核協議的大游行在紐約時代廣場舉行，近萬人參加，其中絕大多數為猶太教正統派成員。“青年以色列全國委員會”“正統派聯盟”“美國拉比理事會”“西蒙·維森塔爾中心”和“美國錫安主義組織”等正統派背景的猶太組織為其關鍵支持者。

特朗普任期是正統派政治“右轉”的一個轉折點。一些民調報告清晰地展示出特朗普時代正統派在政治方面加速“右轉”的趨勢。在2016年大選中，特朗普和共和黨在正統派選民中略有斬獲，但增長并不明顯。四年后，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經出現大幅飆漲。2017年“美國猶太人委員會”的民調顯示，54%的猶太正統派選民在2016年大選中投票支持特朗普。2020年10月大選前該組織的民調則顯示，正統派傾向支持特朗普的比例已經高達74%，與猶太人整體的投票傾向（75%支持拜登）正好相反。特朗普開始其任期時，包括正統派在內的猶太保守陣營對特朗普尚有較為強烈的抵制。公然支持特朗普的言行，即使在正統派陣營內部也容易受到輿論撻伐，需要進行自我辯護。特朗普對庫什納等一批猶太正統派精英的信任和重用、前所未有的支持以色列右翼的立場并與內塔尼亞胡形成政治聯盟、對美國左翼進步派的壓制、對保守社會價值觀的維護，都使正統派覺得特朗普是為他們而戰的“街頭斗士”，使他們在以色列議題上“美夢成真”。正統派陣營內部很快出現了熱情支持特朗普的潮流，堪稱“特朗普現象”。在各種場合，正統派為特朗普政府表達贊許、感激、崇敬和支持，積極參加特朗普政府舉辦的對猶太人聯誼活動。在特朗普受到政治和輿論攻擊時，正統派積極為其提供輿論辯護和支持，為此經常對非正統派猶太組織發動口誅筆伐。即使應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種種失誤及其嚴重后果，也未改變正統派對特朗普的高度評價。面對紐約正統派群體因頻頻違反防疫舉措與紐約行政當局發生沖突時，特朗普公開表態支持前者繼續開放宗教場所的主張。此種立場深受正統派歡迎和感激。在選舉政治中，正統派群體和成員也積極為特朗普和共和黨陣營提供資金、輿論和組織支持，一些有重要影響的資深拉比也公開呼吁追隨著投票支持特朗普。即使在2021年1月6日發生震驚全球的國會山暴亂后，正統派媒體也繼續對特朗普保持忠誠和認可。

特朗普時期美國政治的高度極化以及特朗普對正統派的倚重和扶持，也助推了正統派在政治上的覺醒。2017年初，“正統派聯盟”“青年以色列”等正統派組織聯合建立名為“猶太價值聯盟”的游說組織。該組織積極倡導“基于《托拉》和本真的猶太價值觀”，反對猶太自由派團體和媒體，與彭斯、彭佩奧等為代表的基督教右翼契合。該組織通過其官網或大眾媒體積極發聲，幾乎在各種各樣的問題上都支持特朗普政府和以色列右翼，駁斥猶太教改革派和保守派組織的自由派立場。該組織成員甚至專門以猶太人在逾越節用以頌贊上帝的贊歌（Dayenu）形式，發表“特朗普頌”，對他在一系列問題上的高度親以政策表達感激之情。

在美國的身份政治和“文化戰爭”中，以正統派為主體的右翼猶太組織秉持與共和黨相吻合的立場。改革派等非正統派群體將白人種族主義視為反猶主義主要來源，將非洲裔、亞裔等少數族裔視為民權斗爭的同盟軍。而正統派相關群體往往與非裔等少數族裔比鄰而居，歷史上一直更易成為這些少數族裔反猶憎恨和暴力行為的受害者，因此，他們更擔心“身邊”的反猶主義，更傾向于社會秩序而非“社會正義”。對于“黑命貴”運動，與正統派關聯緊密的“美國錫安主義組織”不乏尖銳批判，將之視為社會秩序的破壞者。在“弗洛伊德事件”發生后，紐約的超級正統派群體對隨之而來的大規模抗議持負面態度。紐約市政當局允許非裔大規模上街抗議，卻驅散正統派集會，尤其被視為“雙重標準”。在同性戀、墮胎權等議題上，正統派長期與基督教保守勢力結盟，捍衛“基于《圣經》”的傳統猶太價值觀。

帶有明顯自由派傾向、親民主黨的非正統派群體曾長期在猶太社團參與美國社會政治的進程中發揮著主導性作用。借助美國式的自由民主制度，猶太人獲得了有利于自身繁榮與安全的社會政治環境，反猶主義在國內受到有效抑制，支持以色列成為兩黨長期共識。在美國式自由民主制度尚能良性運行，而以色列仍然保持著自由民主良好形象的情況下，猶太社團主流長期堅持的自由主義戰略不僅符合其自身的價值傾向，也能為其內外目標提供一種有效且兼顧內外的實現路徑。

但美國的政治極化從政黨政治環境、行為體和戰略、政治聯盟等方面都改變了猶太社團對美國政治的參與及其影響。在極化政治下，美國式的自由民主體制不再能良性運行，反猶主義在美國不再僅僅是邊緣群體的現象，支持以色列也變成黨爭議題而不再“理所當然”。非正統派主導下的猶太社團奉行的自由主義戰略，在實現內外目標的過程中效能明顯下降、內外違和失調。猶太教非正統派和正統派群體依據各自的文化價值觀傾向和重要議程優先排序，在美國政黨政治中選邊站隊。包括“新保守派”在內的非正統派群體，延續和加強了對更趨自由化的民主黨的認同和支持。而正統派群體中的絕大多數則進一步融入特朗普所代表的共和黨右翼保守勢力陣營，并以更加自信、積極的姿態參與美國政治。猶太裔右翼保守勢力由此崛起，并在猶太社團內部日益與自由派主流形成抗衡之勢。非正統派和正統派群體在塑造美國社會政治、應對反猶主義、支持以色列等重要議題上存在的認知差異難以調和，社會政治行動也變得難以協調。美國政治極化成為推動美國猶太社團內部非對稱極化現象的強大動力。

猶太人雖僅占美國總人口的2%，但在美以關系議題上，“美以公共事務委員會”等美國猶太建制派組織曾長期代表美國猶太社團承擔著美、以之間溝通和“平衡器”角色，以色列成為美國猶太社群不同宗派間競爭的關鍵“戰場”。美國猶太社團內部的極化，也驅使美、以兩國不同傾向的政治派別和精英對猶太社團內部相互競爭對立的政治陣營“分而治之”，時而越過建制派組織，在猶太社團內部直接支持和培植各自的代理人。美、以、猶之間的博弈，日益呈現出“三方”“雙層”明顯復雜化的博弈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