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mp id="e0soc">
  • <nav id="e0soc"><strong id="e0soc"></strong></nav>
    <dd id="e0soc"></dd>
  • <xmp id="e0soc">
    <xmp id="e0soc"><menu id="e0soc"></menu>
  • 王健等:傳承和平基因,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來源:《文匯報》第5版:文匯理論,2023年6月25日

    作者:王健,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結合”鞏固了文化主體性,創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這一文化主體性的最有力體現。


    ■主持人:

    陳 瑜 本報記者

    ■嘉 賓:

    楊國榮

    華東師范大學資深教授,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院長

    王   健

    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郭樹勇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院長、教授

    編者按: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結合”鞏固了文化主體性,創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這一文化主體性的最有力體現。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作為習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提出十年以來,從理念轉化為行動、從愿景轉變為現實,并隨著實踐發展愈發彰顯把握大勢的真理力量、解答時代之問的引領作用。如何從“第二個結合”的維度理解這一理念的豐富內涵?如何講清楚中國人的“天下觀”,讓世界更好讀懂中國?中華文明的“和文化”如何為全球治理和人類文明新形態貢獻“中國智慧”?本報約請三位專家研討交流。

    主持人:陳瑜 本報記者

    嘉賓:楊國榮 華東師范大學資深教授,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院長

    王健 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郭樹勇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院長、教授

    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典范項目,希臘比雷埃夫斯港已成為地中海地區領先的集裝箱大港之一、歐亞雙向陸海聯運通道新樞紐 新華社發

    主持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植根于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習近平主席在給馬耳他圣瑪格麗特中學“中國角”師生的復信中指出,“天下大同、協和萬邦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對人類社會的美好憧憬,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蘊含的文化淵源。”如何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深厚文化底蘊,及其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楊國榮:雖然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現代概念,但在我們的傳統思想中也確實包含著與之相通的觀念,那就是超越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人與人之間的界限,不是簡單地以文明發展程度和形態為視域,而是從全人類的角度來關切人類的發展和命運。

    儒家的經典之一《尚書》提出“協和萬邦”的要求,這一主張意味著以和平相處、和諧交往為協調天下不同政治實體之間關系的原則。《禮記》中提出“以天下為一家”“天下為公”等思想,并以此為天下“大同”的具體內容。宋明時期,張載更進一步提出了“為萬世開太平”的觀念,其中包含類似康德所說的“永久和平”的理想。從“協和萬邦”、天下大同,到“為萬世開太平”,這些觀念的總體目標是超越具體或特定的民族或國家,以整個天下為關注點。這一意義上的“天下”,與近代以來的“世界”相通,今天,在天安門廣場一側,可以看到“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的橫幅,這里所表述的“世界人民大團結”,既延續了天下大同、協和萬邦等觀念,又可以視為其進一步的展開。同樣,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也具有某種承先啟后的作用,一方面融合了中國傳統思想和近代以來西方啟蒙思想,并對其范圍而進退之,另一方面又接引未來社會的理想形態,也就是馬克思所提出的“自由人的聯合體”。

    王健:中華文明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以世界整體作為思考單位去分析人類共在秩序,從天下去理解世界,通過“協和萬邦”和“天下大同”以文明交融求達于天下一家,即《周易》所謂之“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傳統的“天下觀”在中華文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體現了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道德和文化價值觀。這種觀念強調了個體和社會的和諧關系,以及個人和公共利益的平衡。

    正是繼承發揚了中華文明“達則兼濟天下”的優秀文化傳統,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使命不僅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也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更為推動世界各國和平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發揮重要擔當。“堅持胸懷天下”是黨百年奮斗的十條歷史經驗之一。黨的二十大報告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概括為“六個堅持”,其中之一就是“堅持胸懷天下”。這突出反映出“兩個結合”的深刻要義。“胸懷天下”中的“天下”,既得到“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立己達人,兼善天下”“以和為貴,和而不同”等深厚中國傳統文化的滋養,同時又與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普遍交往理論內在要求與人類解放的歷史使命結合起來,超越了傳統“天下”對世界歷史認知的缺失和某種程度上的文化自我中心主義,始終把本國命運與世界命運聯系在一起,始終把追求人類社會公平與正義作為自己的精神底色。

    主持人: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講清楚中國是什么樣的文明和什么樣的國家,講清楚中國人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展現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和人文底蘊,促使世界讀懂中國、讀懂中國人民、讀懂中國共產黨、讀懂中華民族。”對天下觀進行創造性轉化是當前學界的共識,如何看待學界多年來持續爭論“新天下觀”話題?

    郭樹勇:“新天下觀”反映了新時代的國際觀,即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條件下日益崛起的中國對于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的美好向往;體現了新時代的國際責任觀,即要求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中國要有世界眼光與使命擔當,為人類進步做出更大的貢獻;也反映了新時代的總體安全觀念。但“新天下觀”目前并未完成其理論構建,“天下”一詞在正式的外交場合一般須與情懷、大道、胸懷等詞語搭配使用,以形象的、修辭的方式闡發其意義,才能具有符合時代精神的內涵。而且,東亞、東南亞和歐美地區的不少學者容易把“天下”話語與中國古代的天下主義與朝貢體系等歷史經驗聯系在一起,而這會被認為與現代社會基本價值格格不入,因此,它極易受到誤解,國際傳播會遇到極大的困難。

    進入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從闡述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理念的高度,多次以揚棄的態度使用了“天下”這個用語。比如,“我們歷來主張,人類的前途命運應該由世界各國人民來把握和決定。只要共行天下大道,各國就能夠和睦相處、合作共贏,攜手創造世界的美好未來。”又如,“中華民族歷來講求‘天下一家’,主張民胞物與、協和萬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美好世界。”等等。總書記是在極為嚴格的語境下使用天下話語來表達世界情懷的。這并不意味著中國主張“新天下主義”。這是因為,新天下主義無論多么富有思辨,總的意思卻是主張以中國為主導的世界性制度理想模式來重構世界秩序,這種思路與全球文明倡議中的世界文明多樣性原則并不一致。另外,新天下主義要處理的一個重大理論問題是,如何對待主權民族國家體制與聯合國的歷史性地位。它實際上力圖解構世界性民族國家體制。在高舉現代化理論旗幟和捍衛聯合國憲章精神的今天,使用新天下主義等詞匯需要持以慎重的態度。

    楊國榮:在肯定傳統的“天下”觀念對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啟示的同時,對其歷史意義不宜過度夸大。時下不少論者似乎認為,一旦復活或推廣“天下”觀念,便可以化解國際沖突、走向世界和平,這多少把中國傳統的“天下”觀念過于神化了。其實,“天下”的觀念更多地蘊含著與現代“世界”觀念的一致趨向。從思想衍化看,“天下”概念是在“世界”觀念出現之前中國傳統的表述。近代以來,隨著“世界”作為“world”的漢譯而被廣泛運用,它也具有了愈益普遍的含義。如前面已提及的,相對于這一視域中的“世界”觀念,“天下”并沒有特別“神奇”的規范功能。事實上,近代以來的世界意識已體現了普遍的價值意義,“世界人民大團結”的命題,可以視為其進一步的發展,在這方面,“天下”觀念呈現的主要是與之相近的趨向,而并無進一步的規范功能。切實地看,如何將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天下”觀念和現代意義上的“世界”觀念加以溝通,或許是更值得思考的問題。

    郭樹勇:對天下、天下觀等古代詞匯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前提是采取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對“天下”話語系統進行深入批判的同時肯定其中適應時代要求的精華部分。比如,重視和提供一種協和萬邦的天下觀。一方面,我們倡導建立一個和諧開放的世界秩序,反對由某個霸權國家來決定世界上的事情。另一方面,我們注重與西方的世界觀這個用語適當地區別開來,用正確的天下觀來替代世界主義話語中的不適當部分。

    主持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從20世紀50年代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20世紀80年代提出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再到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協和萬邦”始終是中國處理國際關系的“處世之道”。如何理解“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

    王健: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禮儀之邦,中華民族歷來崇尚和平。經濟層面來看,中國歷史上注重與各國進行互利合作,通過貿易、文化交流、科技合作等方式,促進共同繁榮與發展。中國古代的絲綢之路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文明層面來看,中華文明通過文化交流推動協和萬邦,與其他文明之間建立了相互尊重、包容與合作的關系。安全層面來看,中國通過外交手段追求和平與穩定的國際環境,以實現國家的安全和發展。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就積極開展對外交往通商,而不是對外侵略擴張;執著于保家衛國的愛國主義,而不是欺凌他人的殖民主義。明代航海家鄭和率船隊七下西洋,沒有占領一寸土地,被譽為“和平使者”。英國哲學家羅素說過,中國人天性是喜好和平的。德國前總理施密特也認為,中國是世界歷史上最愛好和平的大國。

    中國是世界上迄今唯一將“堅持和平發展道路”載入憲法的國家。中國共產黨繼承發揚中國傳統“以和為貴”思想,堅持開放合作的心態,推動中國和平外交創新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毛澤東明確提出“應把五項原則擴展到所有國家的關系中去”。到了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根據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又提出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建立國際新秩序的準則。并提出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這一理念強調了國際社會應當追求和平與發展的雙重目標,注重通過合作與共贏來促進全球繁榮與穩定。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針對全球問題的現實挑戰,為解答“世界之問”、“時代之問”、“歷史之問”,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及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推動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

    主持人:新型大國關系的建構需要超越“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叢林法則和零和博弈思維,開辟一條合作共贏的文明發展新道路。中華文明的“和文化”如何為全球治理和人類文明新形態貢獻中國智慧?

    王健:基于民族國家本位主義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遵循的是自然狀態和契約法則。為了論證國家的正當性,霍布斯建構了一個充斥著弱肉強食和叢林法則的自然狀態,人們為了擺脫“戰爭狀態”,因而主動訂立契約,愿意讓渡自己的一部分權利,由此建構出主權者,即具有最高主權的民族國家。這是西方民族國家形成的內在邏輯,天生具有叢林法則和零和博弈思維。

    基辛格指出,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展開,世界政治秩序的基礎已經不再是以“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傳統主權觀念基礎上的“國際社會”,而是日漸一體化的“世界秩序”。這種“世界秩序”的構建,某種程度可以從中國的“和文化”得到歷史和思想滋養,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正是對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超越。要汲取“天下”理念所主張的世界尺度和人類情懷,超越民族國家至上的思維方式,走出霸權主義邏輯導向的國際社會分裂和對抗的困境,重視世界整體的本體論地位,重新喚醒人類“命運與共”的整體意識,以全人類共同價值為價值觀基礎,在包容性價值秩序的基礎上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當然,人類命運共同體對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超越不是對其簡單否定或推翻,而是在尊重民族國家主體地位的同時,揚棄“民族國家本位主義”的私利性,以整體性和包容性重新確定民族國家與國際社會的群己關系。

    中華文明的傳統智慧可以為此提供文化和價值支撐。中華文明強調“仁者愛人”的交互性倫理。我們歷來主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強調以人為本,關注人的尊嚴、福祉和發展,追求人類共同的幸福和發展。中華文明強調重義輕利的傳統,踐行“達則兼濟天下”,這充分體現了正確的義利觀和合作共贏的思想。中華文明強調仁愛親和觀念。將關懷他人、互助合作、共同發展作為人際關系和國際關系的基礎。在全球治理中,仁愛親和的理念可以促進國家間的友好合作,增進人民之間的理解。中華文明歷來倡導包容開放的態度,有助于建立開放的國際體系,促進文明交流互鑒,實現多元共生和共同繁榮。中華文明強調合作共建的精神。在國際關系中,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意味著各國應該通過對話、協商和合作解決問題。

    楊國榮:《中庸》中的兩個重要命題值得關注。首先是“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這一觀念既涉及天人之辯,也關乎人與人之間關系。從人與人之間關系來說,所謂“萬物并育而不相害”,也就是讓每一個體、每一集團、每一民族、每一國家都有生存發展的空間,共同體中所有成員,都能夠走向繁榮和發展,而不能把生存權利僅僅限定于少數國家或少數人之中。其次是“道并行而不相悖”,其中更多地涉及價值觀念。該命題蘊含著寬容的原則,并要求以寬容的態度對待不同的價值觀念、不同的文明形態和不同的社會發展方式。比較而言,現代西方趨向于以所謂價值觀、政治制度、意識形態來劃分不同陣營,以其所認可的價值觀念為唯一或排他的系統,并由此顯示其優越性,這種取向的背后,是西方一神教傳統下形成的獨斷進路。

    “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觀念以求同而存異為取向,既承認普遍價值觀,又要求肯定并尊重普遍價值觀念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傳統之下的獨特體現形式。現代意義上的民主、自由、平等,等等,這種展現人類發展趨向的觀念從一個方面構成了普遍價值原則的基礎,對此,需要加以認可,但同時,這些原則在不同文化傳統之中的體現形態又存在差異,應當彼此尊重。價值系統的獨斷化容易引向抽象化,抽象化既導向形式化而缺乏現實品格,也會走向虛偽化。唯有充分注意普遍價值在不同歷史文化傳統中所呈現的獨特品格,并且對這種獨特的形態給予充分的尊重,才能使共同價值取向得到真正的實現。



    www.4466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