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建華：前南地區塞科爭端深層緣由的思考

從去年年底的塞科“車牌沖突”到今年4月圍繞科索沃加入歐洲委員會的爭議，巴爾干前南地區科索沃危機接連發酵，科索沃這個不為聯合國承認、受美西方推動而分裂的地區與塞爾維亞之間的對抗劍拔弩張，險成“第二個烏克蘭”。這一全球關注的歐洲又一熱點實為淵源甚久的科索沃問題再度激化，更是1999年科索沃戰爭惡果的邏輯延續。

科索沃問題以及整個前南斯拉夫問題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民族、宗教、歷史、地理與國際關系等多個學科領域。

如果我們將巴爾干比喻成歐洲的火藥桶，那么科索沃就是南斯拉夫的火藥桶。一方面科索沃是阿爾巴尼亞人的先祖居住地，同時也是塞爾維亞的文明搖籃。圍繞科索沃問題的爭端是民族、宗教、領土“三合一”的矛盾沖突。20多年前我做這個研究也是偶然，當時在完成20世紀世界民族主義整體性考察的著作《民族主義：歷史遺產與時代風云的交匯》后，感覺自己必須做具體深入的案例研究，而前南斯拉夫民族問題就是一個極其合適的案例。這里覆蓋從歷史到現實、從政治經濟到文明宗教的很多問題，包括巴爾干各民族的泛民族主義/大民族主義，還涉及國家結構、民族問題國際化在內的多方面的復雜內涵。

作為當今前南地區塞科爭端的核心，科索沃問題本身是一個塞爾維亞內部的問題，是阿爾巴尼亞族分裂主義武裝與維護國家統一的南聯盟塞爾維亞政府之間的內政問題。這個內政問題發展為國際問題，乃至引發20世紀末的科索沃戰爭，成為冷戰后國際關系一個重要轉折點，有多重原因，既有歷史原因，從前南斯地區數千年古老淵源，經第一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王國）、第二南斯拉夫（南斯拉夫聯邦），更有伴隨蘇東劇變而來的第三南斯拉夫（南斯拉夫聯盟）演變和冷戰后美西方“新干涉主義”的國際大背景。我們可以看到，在1999年科索沃戰爭發生之后，科索沃在美西方的支持下馬不停蹄地追求獨立，與堅持擁有對科索沃主權的塞爾維亞政府沖突不斷，而科索沃地區內部的北部塞爾維亞族聚居區也與科索沃當局矛盾不時激化。

其實，從波黑沖突到科索沃問題，前南斯拉夫民族問題盤根錯節、糾結難解的背后，是從歷史到現實、由內部到外界、包含民族宗教文化與國際關系多重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如要深層挖掘的話，則應該從巴爾干文明結合部這個向度來考慮。包括科索沃問題在內的前南斯拉夫民族問題，與南斯拉夫所處的巴爾干這個地區的地理方位與歷史脈絡是密切相關的。因為該區域正處于歐洲文明融合帶/斷層帶的南段，即巴爾干文化斷層帶。

到16世紀，這一巴爾干文化斷層帶在南斯拉夫各民族同中有異的基礎上，把整個南斯拉夫分裂為西歐天主教文明、斯拉夫東正教文明和土耳其伊斯蘭文明三大塊。一方面民族文化各呈異彩的這三大塊相互碰撞，產生連綿不斷的各種沖突；另一方面民族文化的這三大塊之間又存在相互的交匯融合，形成一種分野與交融同時并存、交錯重疊的狀態，這在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表現得最為典型。這種民族文化錯綜復雜的狀態，造就了南斯拉夫幾百年來根深蒂固、波瀾時起的民族、宗教沖突的文化緣由，也是造成南斯拉夫民族問題長期存在的內在文化根源。包括今天的烏克蘭問題何嘗不是如此！

包括科索沃危機在內的前南民族問題的發展演變還有很多原因，除外部國際力量各有戰略意圖的插手干預，還有包含聯邦制在內的國家結構問題，另外還有民族主義極端化的問題，我們說當年前南斯拉夫聯邦一分為六，之后南聯盟的分裂，科索沃要獨立，乃至科索沃北部塞族聚居區也要從科索沃地區分離出來，這種“原子裂變式”的分離主義危機，實是所謂“民族自決權至上論”“一族一國論”等荒謬理論實踐的荒唐邏輯，這個問題我曾在《世界民族》雜志上寫過一篇論文《世紀之交世界民族分離主義運動的背景及其理論探析》來專門論述。能否找到一種比分離、獨立更有效、更大程度實現多民族共同利益的民族政治機制？民族共治論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有益的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