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懿黑：批判性地緣政治視角解讀大國權力變遷

當前中美處于權力變遷時期，即一個國家的國家力量增長速度長期大于另一國家。權力變遷時期，國際體系往往處于不穩定的狀態，國家間很可能會發生沖突甚至爆發戰爭。大量研究分析了權力變遷時期大國和平與沖突的條件。相關研究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研究關注崛起國家的動機。具有代表性的是奧根斯基提出的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該理論認為，當崛起國家對現有國際體系的特權分配感到不滿時，崛起國家會發動戰爭挑戰現有國際體系。第二類研究關注崛起國家的戰略，主張崛起國家不同戰略選擇影響衰退國家的威脅評估。第三類研究基于修昔底德的經典論述，認為衰退國家的衰退程度及衰退趨勢影響權力變遷時期的大國關系。 

相關理論將崛起國家的動機、崛起國家的戰略選擇、崛起國家的國家力量變化作為理論的主要自變量，缺乏對衰退國家戰略的分析。這些理論均基于這樣的主張，即認為國家的威脅評估取決于對方的能力變化、對方是否具有進攻性動機以及對方的戰略選擇，而忽視了該國自身對安全的理解及定義。因此，有必要分析衰退國家的戰略選擇如何影響權力變遷時期的大國關系。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強調崛起國家動機的第一類理論。該類理論的主張已被西方學界、政界廣泛接受。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也描述了相似邏輯，即崛起國家必然會挑戰主導國，后者也必然回應挑戰，因此導致戰爭難以避免。在討論中國的崛起是否會是和平的時，西方學術界主要關注了中國的目的或動機，質疑中國是否會是“現狀維持國家”（status quo power）。美國政府甚至已公開將中國界定為“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認為中國將挑戰國際體系。這些主張均認為崛起國家挑戰國際體系的動機是權力變遷時期誘發戰爭的主要原因，并認為衰退國家處于一種“面對崛起國家威脅不得不進入戰爭”的境地。但實際上，并非所有特權調整都意味著對國際體系的挑戰和威脅；崛起國家隨著國家力量的增長要求更多特權是“自然的”，很多情況下也是合理的。本文主張，隨著權力結構的變化和特權調整要求的出現，衰退國家具有戰略選擇的空間，而衰退國家的選擇影響大國間是否能和平過渡權力變遷時期。

已有研究指出衰退國家是否愿意按照權力結構的變化重新分配特權會影響權力變遷的結果；當今國際社會中美權力變遷時期的沖突與否，很大程度取決于美國是否能接納中國的崛起、尊重中國的合理利益。但是，既有研究未能解釋在何種條件下衰退國家愿意讓渡特權。部分研究默認大國難以放棄特權，主張大國調整特權的主要方式是戰爭。因此，有必要分析，在何種條件下衰退國家愿意和平調整大國特權分配。考慮到大國最重要的特權是勢力范圍，且當前國際形勢下，臺海、南海等地區是可能導致中美之間發生“熱沖突”的最大誘因。本文重點關注權力變遷時期，在何種情況下大國之間可以和平實現勢力范圍的調整。 

關于大國勢力范圍的調整問題，最為常見的解釋是傳統地緣政治學。美國政界也在不斷以傳統地緣政治視角看待亞太事務。但是，傳統地緣政治學難以提出權力變遷時期大國和平調整勢力范圍的條件。實際上，比起作為一種理論解釋，傳統地緣政治學更接近于影響美國戰略選擇的戰略文化。本文提出，批判性地緣政治理論更能解釋權力變遷時期大國和平調整勢力范圍的原因。

（一）傳統地緣政治學的局限性

傳統地緣政治學是以地緣政治因素來解釋外交政策和國際關系的理論。傳統地緣政治學的基本主張是，地理位置作為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因素決定了潛在的沖突地區及國家間的關系。首先，地理距離是傳統地緣政治學視角最常關注的因素。地理位置相近（geopolitical proximity）的國家容易被認定為威脅。這種觀點無法解釋美國為何將相隔太平洋的中國定義為“威脅”。

其次，以詹姆斯·菲爾格里夫、哈爾福德·麥金德、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為代表的經典地緣政治學家提出，大國向歐亞大陸的沿岸地區擴張時，將引發沖突。斯皮克曼稱，包括歐洲海岸土地、阿拉伯、中東沙漠土地和亞洲季風土地在內的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Rimland）是控制世界的關鍵。麥金德則將這片區域稱為“內新月”（inner crescent），包括德國、奧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國等地區，并主張當位于“心臟地帶”（pivot heartland）的大陸國家得以控制內新月時，將成為世界帝國。由于這片區域的地緣政治價值，當大陸國家或海洋國家的影響力擴張到沿岸地區時，沖突將不可避免地發生。

經典地緣政治學提出的模式過于簡單，難以為很多現實政治問題提供解釋。第一，對大陸國家和海洋國家的二分法，過度簡化了大國的屬性。中國的屬性難以被劃定。中國既可以被定義為大陸國家，也可以是海洋國家。實際上，按照經典地緣政治理論的定義，由于中國的沿岸地區位于歐亞大陸的邊緣，中國本身也屬于邊緣地帶。不僅如此，經典地緣政治學還傾向于將所有大國沖突歸結為海陸沖突，將海洋大國和陸地大國的關系描述為“悲劇性的宿命論”。第二，經典地緣政治學理論強調了歐亞大陸沿岸這一整片區域的地緣政治價值，未能說明如若大國控制沿岸區域的部分地區，會如何影響大國間的關系。比如，控制位于歐亞大陸沿岸地區的一個島嶼會如何影響大國關系。

（二）批判性地緣政治理論

比起傳統地緣政治學，基于建構主義視角的批判性地緣政治理論能為大國權力變遷提供更多啟示。建構主義認為，政治活動的社會背景并非是“預定的”、客觀存在的，也并非是物質性的，而是我們自己創造的，是由社會規范和理念定義的。批判性地緣政治理論基于相同視角，認為所謂的地緣政治價值并非是客觀的；地理是人為建構的，是被想象和賦予的。批判性地緣政治學研究人們如何認識或想象地理環境以及這些“地緣政治想象”如何影響外交政策。

批判性地緣政治理論認為，傳統地緣政治學者的觀點并非是中立的，他們往往站在了特定地理位置群體的立場，并體現了這個群體的文化及政治視角。實際上，傳統地緣政治理論往往致力為特定國家的權力擴張提供理論基礎。傳統地緣政治學不僅通過投射自己的文化和政治假設解讀世界政治地圖，還有意隱藏這些假設。而批判性地緣政治學則質疑傳統地緣政治學的意識形態基礎和國家立場，并意圖揭示全球政治的復雜性和隱藏在傳統地緣政治學背后的權力關系。

正如建構主義分為“溫和建構主義”（moderate constructivism）和“激進建構主義”（radical constructivism），批判性地緣政治學也可分為溫和派和激進派。這兩個學派對社會世界（social world）是否完全是建構的、是否仍然存在一些外界“現實”環境，持不同觀點。激進批判地緣政治理論否認所有客觀物理現實的存在，認為國家劃分界限的行為，包含對物質邊界和概念邊界的設計，導致“安全的內在”(secure inside)和“無政府的外界”（anarchic outside）的形成，以及“我們/他們”“里面/外面”“國內/國外”“近/遠”等二分法的建構。

另一方面，以柯林·格雷、大衛·斯科特為代表的溫和批判性地緣政治理論認為，地緣政治即是“客觀上的物理現實”（physical geography），也是主觀上建構的“想象的空間關系”。 “位置”不僅可以作為物理性質的位置理解，還可以根據對自己和該地區其他人的地位、權力和愿望的認知來理解。本文認為，溫和批判性地緣政治理論能對當前國際政治提供更多啟示，并采用該視角對權力變遷時期的大國關系進行分析。

本文基于溫和批判性地緣政治視角，主張當兩個大國之間發生權力變遷時，沖突發生與否同時取決于崛起國家的領土及勢力范圍的地緣政治條件以及衰退國家對地緣政治條件的理解。具體而言，權力變遷時期的沖突與和平，不僅取決于崛起國家領土或勢力范圍是否提供便于投送軍事力量的地緣政治條件，還取決于衰退國家將哪些勢力范圍定義為對其安全至關重要的區域。

（一）衰退國家的“地理想象”

衰退國家的安全線并非是客觀存在的，而是根據對國家安全的定義和對地緣政治環境的理解界定的。大國很可能基于以下兩種思維建構安全線，這兩種方式都會導致大國過度擴大安全需求。

第一，多米諾思維。多米諾思維認為當對方國家擴張到特定區域時，則必然會進一步擴張到與其相鄰的區域的認知。這一認知導致，衰退大國無限擴大安全需求，并過度劃定對其安全至關重要的區域。例如，1904年日俄戰爭前，日本內閣認為如果朝鮮落入他國的勢力范圍，那么日本的敵人會過于接近日本。不僅如此，日本內閣還認為，不僅朝鮮對其安全至關重要，與朝鮮接壤的滿洲也對其安全至關重要，日本需要確保滿洲也不被納入他國的勢力范圍。這是因為，日本陷入了多米諾思維，認為一旦俄國擴張到滿洲則將不可避免地擴張到朝鮮。

第二，將海洋認定為高速公路。當大國持有該觀點時，會完全否認海洋作為自然屏障的作用，而是認為一旦對方國家能控制沿岸地區，則即刻可以利用海洋向全球范圍投送軍事力量。例如，1940年左右，美國接受了海洋是高速公路的觀念，認為當德國控制歐洲沿岸地區，則可以利用海洋向美國本土投送軍事力量。1940年6月，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稱，“德國將能夠輕而易舉地跨越大西洋”。美國國會議員喬什·李（Josh Lee）則用比喻描述了這一觀念，“曾經是我們的保護屏障的大西洋，將會成為用于發動攻擊的公路”。

基于這種海洋便捷性的觀念以及多米諾思維，美國認為整個西半球，包括冰島、格陵蘭島、亞速爾群島、佛得角群島、巴西等，都對其安全至關重要。這是因為，一旦對手控制了西半球的任意一片區域，就可以利用海洋向美國本土投送軍事力量。如羅斯福強調，“美國的安全要求……把希特勒擋在通往西半球的領土之外——北方的冰島和格陵蘭島”； “在德國的統治下，這些島嶼（亞速爾群島和佛得角群島）將成為潛艇、軍艦和飛機的基地，襲擊緊鄰我們海岸的水域……它們將為攻擊巴西及其鄰國的完整和獨立提供一個跳板”。可見，多米諾思維和海洋便捷性的認知導致大國無限擴大對安全線的劃定。

值得注意的是，大國劃定的安全線是會變化的。日本在1895年前，僅將國境線作為威脅評估標準。但在1895年贏得甲午戰爭、將朝鮮納入勢力范圍后，日本認為朝鮮及與朝鮮接壤的區域——滿洲，均對日本的安全至關重要。1895年，山縣就指出，日本有新的領土需要保衛——朝鮮。同樣，二戰初期，美國認為海洋是自然屏障，并普遍相信由于其地理位置的優勢，美國的國家安全是“堅不可摧”的。例如，美國國會議員杜威·肖特（Dewey Short）指出，“不可爭論的事實是……3000英里寬的大海存在于美國和歐洲之間……舊大陸國家之間的紛爭……與我們無關”。尤因·托馬森（R. Ewing Thomason）也主張，“我們非常幸運，因為我們的兩邊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但到1940年左右，隨著美國的影響力在西半球擴大，美國改變了對安全線的劃定。大國或是為了最大化本國的戰略利益，或是為了最大化本國安全，很可能傾向于將能擴張到的最大范圍均定義為對其安全至關重要的區域。

（二）衰退國家安全線的劃定及對權力變遷的影響

不可否認的是，隨著崛起國家國家能力的增長和影響力的擴大，地緣政治條件的變化往往導致其投送能力增加。正如傳統地緣政治學主張的，當崛起大國向緩沖地帶或沿岸地區擴張時，其軍事力量的投送能力增加。例如，1904年日俄戰爭前，俄國西伯利亞大鐵路的建設及對滿洲的擴張很大程度提高了俄國向遠東投送軍事力量的能力。同樣，二戰期間，德國逐漸將整個歐洲海岸線納入了其勢力范圍，包括戰敗的法國，以及危在旦夕的英國。此外，葡萄牙無力對抗德國，西班牙則和德國維持了友好關系，因此，德國很可能獲得葡萄牙和西班牙對大西洋島嶼——亞速爾群島、佛得角群島、加那利群島——的控制權。由于法國的戰敗，德國還很可能獲得法屬西非的相關基地。德國對歐洲沿岸地區、大西洋島嶼以及西非的控制，很大程度提高了他向海洋投送軍事力量的能力。

但值得注意的是，大國權力變遷的結果，不僅取決于崛起國家勢力范圍的地緣政治條件，也取決于衰退國家對安全線的劃定。衰退國家在評估崛起國家是不是威脅時，是基于特定威脅評估標準的。只有當崛起國家領土或勢力范圍的地緣政治條件有利于其向衰退國家所定義的安全線投送軍事力量時，衰退國家感到威脅的可能性才會大。

日俄戰爭前，日本認為由于俄國能利用滿洲向朝鮮半島投送軍事力量，日本的安全受到了威脅。日本是以朝鮮半島為其威脅評估標準。首相桂太郎認為滿洲問題和朝鮮問題不能分開考慮。他相信，俄國不會僅僅滿足于占領滿洲，當它占領了滿洲后，就會不可避免地將其勢力范圍延伸到朝鮮。外相小村壽太郎持有相似觀點：“如果滿洲成為俄國的財產，朝鮮就無法保持獨立”。山縣有朋也在1900年的備忘錄中記錄道，日本在北方的目標是防止俄國從滿洲滲透到朝鮮。

同樣，二戰期間，美國以整個西半球作為威脅評估標準；基于這一標準，美國認為德國威脅到了美國的安全。首先，美國以格陵蘭島和冰島作為威脅評估標準，由于德國可以利用歐洲的海岸線向格陵蘭島和冰島投送軍事力量，因此，美國認為德國構成威脅。羅斯福主張：“……納粹對冰島或者格陵蘭島的占領，將使得戰爭接近我們這一大陸的海岸，這是因為這些地方將成為（德國）前往拉布拉多半島和紐芬蘭的踏腳石，并將允許德國進一步來到新斯科舍，最終到達美國的北部。”其次，美國以南美洲為威脅評估標準，強調由于德國可以利用西非、亞速爾群島和佛得角群島等區域向南美洲投送軍事力量，因此，德國威脅到了美國的安全。羅斯福指出：“在德國的統治下，這些島嶼（亞速爾群島和佛得角群島）將成為潛艇、軍艦和飛機的基地，襲擊緊鄰我們海岸的水域，攻擊南大西洋的航運。他們將為攻擊巴西及其鄰國的完整和獨立提供一個跳板。”

（三）權力結構的變化及沖突的誘發

權力變遷時期，權力結構的變化容易誘發大國間的沖突。這首先是因為，由于權力結構的變化，衰退國家會加重“地理想象”。由于崛起國家的力量在不斷增長，衰退國家更容易陷入“多米諾思維”，即認為崛起國家擴張到特定區域后，會進一步向相鄰的區域擴張，或認為當崛起國家擴張到沿岸地區后，會進一步跨越海洋向對岸擴張。不僅如此，由于權力結構在不斷變化，衰退國家和崛起國家難以對勢力范圍的劃分達成協議。這是因為，權力變遷期間，相對衰退的大國會產生恐懼，擔心權力結構變化后，崛起國家會改變此前的分配。即，處于權力變遷時期的大國之間存在“承諾”（commitment）問題。

日俄戰爭前，日本認為即使與俄國達成“滿洲—朝鮮交換”的協議，也只能是暫時的；等到俄國實力增長后，俄國會進一步向朝鮮半島擴張。桂太郎認為，占領滿洲的俄國人不可避免地對朝鮮構成威脅，而且無論俄國人作出何種承諾，都將如此。因此，他得出結論，從長遠來看，日本除了把俄國趕出滿洲之外，別無他選。小村壽太郎判斷，與俄國達成的任何協議都只能給遠東地區帶來暫時的和平，與俄國的戰爭將不可避免。為了向決策者施壓，陸軍參謀總部、海軍參謀總部和外交部的軍官和官員建立了一個有影響力的游說集團——光復會（Kogetsukai）。該聯盟主張，通過和俄國談判以求和平解決滿洲問題是不可取的，因為談判只能帶來暫時的和平；如果不把俄國從滿洲趕出去，朝鮮以及日本的安全就會受到長期威脅。

同樣，二戰期間，美國也認為，與德國達成協議只會為德國提供更多的時間崛起。美國軍方領導人在1941年9月11日的報告“聯合委員會對美國總體生產需求的評估”（Joint Board Estimate of United States Over-All Production Requirements）中強調，“如果德國成功侵略整個歐洲，它將在幾年內期望和美國建立和平；它的目的是重新組織它所獲取的，恢復經濟狀況，增加軍事建設，以最終發動對南美的侵略和對美國的軍事攻擊”。 

其次，由于權力變遷時期權力結構的變化，衰退國家會具有盡早進行戰爭的動機，即預防動機。大國之間發生權力變遷時，衰退國家害怕它們將不得不被迫在力量均衡更不利于自己的時候進行一場戰爭。當衰退國家感到其安全受到崛起國家的威脅時（基于本國建構的威脅評估標準），衰退國家有強烈的動機盡早解決與崛起國家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因此，權力結構的變化，容易誘發衰退國家發動一場預防戰爭。

歷史上，日俄戰爭前，日本判斷俄國威脅到其對朝鮮的控制后，考慮到權力結構的變化趨勢，期望盡早進行戰爭。日本元老伊藤博文強調：“毫無疑問，俄國的意圖從一開始就是首先加強其海上和陸地力量，然后拒絕日本的要求，從而不受阻礙地實現其在滿洲和朝鮮的野心。如果是這樣，除非日本現在訴諸戰爭，保護日本受到威脅的利益，否則日本最終將不得不服從俄國總督格納爾對一個外部地區的命令。這等于坐以待斃，等待我國的衰退之日。”可見，日本不僅意識到由于國家力量的相對衰退應該盡早進行戰爭；而且還警告說，俄國具有推遲戰爭的動機。日本軍方也強調，相對俄國的軍事優勢很快就會消失，日本應該越早開戰越好。例如，1903年6月8日，陸軍參謀總部師長會議討論滿洲問題時提出，從兩國的軍事力量對比來看，日本仍能贏得戰爭；日本應該立即對滿洲和朝鮮采取毫不妥協的立場。他們斷言，如果日本錯過目前的機會，就再也沒有機會打敗俄國了。

同樣，二戰期間，美國不僅將德國視為威脅，同時由于美國的相對衰退，期望盡早對德國進行戰爭。羅斯福在1941年1月6日向國會發表“年度報告”時警告，“如果國防失敗了，歐洲、亞洲、非洲和澳大利亞的所有人口和資源都會被侵略者所控制。讓我們記住，這四片土地的總人口和總資源遠遠超過了整個西半球的人口和資源——超過了幾倍”。即使戰前美國的軍事幾乎處于毫無準備的狀態，美國軍方的領導人也強調需要盡早加入戰爭。不少美國國會議員也意識到德國的國家力量正隨著它的擴張快速增長。喬什·李明確指出，“他（希特勒）將通過侵略變得更加強大”，這將嚴重威脅到美國的安全，這是因為“整個歐洲的人力資源和物資都將任由希特勒處置”。湯姆·康納利（Tom Connally）則分析了兩國海軍力量的變化趨勢：“他們（德國人）將獲得歐洲的造船資源，這些資源是美國的三倍之多。”

如上文所述，大國權力變遷的結果，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崛起國家勢力范圍的地緣政治條件。隨著崛起國家國家影響力的擴大，地緣政治條件的變化往往導致其投送能力增加。隨著中國國家力量的崛起，一定程度上會加強中國在南海和東海的影響力和投送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權力變遷期間的大國關系也取決于衰退國家對地緣政治的理解和威脅評估標準的劃定。當前權力變遷的背景下，美國認為，其安全取決于美國對歐亞大陸沿岸地區的主導權。美國的安全線并沒有設置在美國的國土海岸線，也沒有設立在太平洋，而是設置在美國在亞洲的前沿基地。美國安全線的建構影響中美權力變遷及亞太地區秩序。可以說，美國將中國定義為“威脅”，并不完全是由于中美權力結構的變化以及國際體系的壓力導致的，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美國對地緣政治環境的理解以及安全線劃定方式的影響。

美國建構安全線時，不僅堅信海洋是暢通無阻的高速公路，也陷入了多米諾思維。美國夸大了跨越海洋投送軍事力量的便捷性，認為只要對手接近太平洋或大西洋，就能利用海洋輕易接近美國國土。正如《海軍條令出版物1：海上戰爭》所解釋的那樣，“海洋不一定是障礙，而是一個可以活動的空間……只有在面對沒有海軍力量的對手時，海洋才能被看作是阻止對手進攻的障礙”。因此，美國強調，為了確保美國的安全，需要確保全球海域的主導權。《21世紀海上力量合作戰略：推進、參與、常備不懈》聲稱，為了向地區“投送軍力，以及取得決定性勝利”，美國海軍需要“在全球范圍的海洋上動員的能力，以及防止他人以對美國不利的方式利用海洋的能力，這種能力構成美國的戰略優勢”。基于此，美國認為，歐亞大陸的海岸線是控制進出入海洋的入口，美國的對手一旦控制了歐亞大陸的沿岸地區，便可以利用海洋向美國的國土投送軍事力量。

不僅如此，美國還陷入了多米諾思維，認為其對手一旦在對岸獲取優勢，則會進一步將其影響力擴大至美國國土。美國將對手在地區獲得優勢等同于具備威脅美國本土的能力。美國國防戰略委員會發布的《為共同防御做好準備》聲稱，如果有國家尋求在海外戰勝美國的軍事優勢，那么無法保證它們不試圖對美國本土發動攻擊。基于此，美國設定了“深入的國土防御計劃”（in-depth defense），將其國土海岸線設定為最后一條防線，并要求在遠離美國國土海岸線的地方，發現且中和威脅，以避免讓威脅接近美國。

面對中國崛起，美國提出“印太戰略”，其延續了對海洋的理解及歐亞大陸沿岸地區戰略價值的強調。“印太戰略”首先強調的是加強美國對海洋的控制。2018年6月，時任美國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蒂斯（James Norman Mattis）提出“印太戰略”時強調，“海上交通線是所有經濟活力的動脈”，“美國的愿景是……加強對海上秩序和利益的監督和保護”。 “印太戰略”的本質則是加強美國在歐亞沿岸地區的影響力，以實現對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控制。《美國印太戰略》報告聲稱：“美國是一個印太國家。這個地區，從我們的大西洋海岸線延伸到印度洋……對我們的安全和繁榮至關重要。”可見，美國將整個歐亞地區的沿岸地區看作是本國的海岸線及其第一道防線，“印太戰略”則旨在加強美國對其第一道防線的控制。

可以說，美國過度擴大了其安全需求。一個國家能夠跨越南海或日本海，并不意味著它有能力跨越太平洋。長期以來，基于現實主義視角的學者和戰略家不斷提出美國應采取“離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的戰略，即將制衡的負擔交給地區大國，避免過度干預國際事務；只有當地區大國無法實現均衡時，美國才干預。換言之，離岸平衡的戰略能充分確保美國的安全。即使美國不完全放棄在亞太地區的勢力范圍，也可以通過限定安全線的劃定，減少地區沖突的風險。假設美國僅將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美國在太平洋的島嶼劃定為防御線，這種情況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巴布亞新幾內亞可以成為緩沖區，日本也可以在海上攔截軍事力量的投送，足以確保美國的國家安全。

當前權力變遷期間，美國對威脅評估的方式和對地緣政治環境的理解，與二戰時期一脈相承。二戰時期美國對海洋的觀念和對“多米諾式”擴張的恐懼，已成為美國戰略文化的一部分。除此之外，美國還基于其他原因擴大了其安全需求。

首先，美國國家力量的優勢允許其將勢力范圍擴大至歐亞大陸。即使美國處于相對衰退的狀態，其國力的優勢仍然非常大。二戰期間，美國也曾夸大德國的威脅，其原因正是美國意識到它有能力影響世界事務。

其次，美國意圖確保絕對優勢并最大化安全。為了最大化戰略優勢，美國選擇了一種進攻性的方法來贏得戰爭，這就是所謂的“全球公共空間的進入和機動的聯合概念”（Joint Concept for Access and Maneuver in the Global Commons）。基于該戰略，在發生軍事沖突的情況下，美國需要直接打擊中國以摧毀中國的軍事基地及軍事能力。為了實現該戰略，美國需要在盡可能靠近中國的地方設置防線并部署軍事設施。美國采取目前這一進攻性的作戰概念，是由于華盛頓將其安全需求與對對手的全面軍事優勢相混淆。美國海洋戰略家杰弗里·蒂爾稱，華盛頓在制定戰略時，仍然保留著“羅馬帝國的氣質”（the aura of imperial Rome）。

再次，當前美國“安全線”的劃定方式也直接受到經典地緣政治學的影響。防止一個或多個（敵對的）大國控制歐亞大陸，是美國安全戰略中幾乎不受質疑的一個前提，而該前提正是根植于馬漢、麥金德和斯皮克曼的地緣政治思想。美國“印太戰略”所體現的也是經典地緣政治理論的主張，即美國作為海權國家需要控制“邊緣地帶”，以阻止大陸國家利用“邊緣地帶”向世界范圍擴張影響力。經典地緣政治學的觀點也被美國軍方廣泛接納。在2016年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發表的一份關于未來安全環境的分析報告中，明確引用了斯皮克曼在1942年的話：“如果舊世界的三塊陸地能夠被置于少數國家的控制之下……以至于有大量的不平衡的力量可以通過海洋施加壓力，美國將在政治上和戰略上被包圍。”

最后，不僅如此，對權力變化的恐慌，進一步加重了美國的“地理想象”。美國政界、學界不斷強調，美國在地區的軍事均衡惡化了。隨著對手相對優勢的增加，美國擔心對手擴大在臺灣、南海等地區的影響力，并認為這將影響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勢力范圍，進而導致美國的安全受到威脅。正如拜登政府在2022年版《國家安全戰略》中明確指出的，“北京有野心在印度—太平洋地區建立一個更強大的勢力范圍，并成為世界上的主導力量”；“臺灣海峽對地區安全和全球安全關鍵”。其結果，隨著美國的相對衰退，美國不但沒有采取戰略收縮的政策，反而加強了對地區的承諾。例如，2014年4月，美國政府改變了以往模棱兩可的態度，首次明確表明釣魚島在美日同盟承諾范圍內：“……我們（美國）的對日本安全的條約承諾是絕對的，條約五覆蓋了所有日本政府管理的領土，包括釣魚島……”美國也加強了對南海問題的干預。2019年3月，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Mike Pompeo）承諾，“……任何在南海對菲律賓的武力攻擊……都將引發（與菲律賓的）相互防衛條約中條款IV的相互防御義務”。

綜上，權力變遷時期大國間的和平與沖突、大國間能否和平調整勢力范圍，不僅取決于崛起國家勢力范圍的地緣政治條件，也取決于衰退國家對地緣政治環境的理解和安全線的劃定。美國建構安全線的方式及對亞太地區地緣政治的想象很可能已成為美國戰略文化和思維的一部分。美國安全需求的夸大導致權力變遷時期地區沖突的風險增加。

為了實現大國間權力的和平變遷，崛起國家需采取戰略克制，避免過度擴張，同時衰退國家也應采取戰略克制，避免過度劃定安全線。衰退國家應明確知道，并非所有勢力范圍都會影響其安全，部分勢力范圍僅意味著大國所具有的利益或特權。歷史上，大國之所以能夠采取戰略克制，有時是出于領導人的謀略，比如1870年到1889年俾斯麥領導下的德國；有時是因為特定國際結構的壓力，比如19世紀同時面臨多個崛起大國的英國。當崛起國家面對拒絕戰略克制的衰退國家時，需等待歷史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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