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總統尹錫悅攜二戰強征勞工“代償”方案大禮，在本月16至17日應邀訪問了日本，雙方首腦確認重啟停擺已久的“穿梭外交”。一時間，日韓關系新動向引發外界關注。
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一方極盡低姿態與“討好”，另一方“掙足面子”的關系改善前景終究是打折扣的。日本雖對尹錫悅政權改善日韓關系的積極性有所期待，也在尹錫悅訪日前后“順勢”做出了取消2019年以來對韓三種半導體原材料管制、安排“二次會”蛋包飯接待、邀請尹錫悅出席廣島G7峰會擴大會議等一系列“友好”回應，但對韓方仍存疑慮。
新疾舊患猶存
日韓首腦會談后，對照《日本經濟新聞》發布的聯合記者招待會主要內容，除重啟“穿梭外交”外，雙方就重啟日韓安全保障對話、副部長級戰略對話、日本取消對韓半導體出口管制、韓國取消在世貿組織對日起訴、恢復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以及設立“未來伙伴關系基金”等問題上達成一致，外交成果看似“豐碩”。
韓國總統尹錫悅（左）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聯合記者會上。圖源：共同社
但雙方也并沒有發表聯合宣言。按照韓方的說法，是顧忌到兩國長期以來的互不信任輿論反應，“對一貫的立場進行梳理和斟酌措辭的時間不充分”。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雙方在許多議題上仍有較大分歧，短時間內難以形成共識。雙方尤其是在慰安婦問題、雷達照射問題、領土爭端、安全保障出口管理“白名單”待遇等關鍵問題并未形成合意。
日本國內輿論對于日韓關系改善的前景也并不樂觀。日本《產經新聞》早在3月6日就寫道：“日韓兩國間的懸案堆積如山，雙方很難恢復信賴關系。”在3月17日的報道中，《產經新聞》又提及日本經濟界對韓國國內“抵制日貨”和福島水產品進口限制問題感到“風險與不安”。3月14日日本共同社實施的輿論調查也顯示，絕大多數日本人尤其是年輕一代對兩國關系改善的期待度低。
政治信任欠缺
與此同時，盡管此次韓國放低姿態，但日本對韓方后續的“真心”和決心仍然存疑。
日本朝野內外普遍認為，韓國政府深受國內反日輿論的影響，日方甚至用“反復無常”“言而無信”來形容此前韓國政府的對日態度。2015年，岸田文雄擔任日本外相時期促成的“最終且不可逆的解決方案”——《日韓慰安婦協定》，隨著文在寅接替樸槿惠上臺即遭廢棄。這一回，當岸田文雄在與尹錫悅會談時提出韓方應切實履行《日韓慰安婦協議》，韓方僅含糊回應“對當時協議有效性持尊重立場”。后續韓聯社關于日韓首腦會談沒有討論慰安婦和領土問題的報道，也印證了雙方在解決難度更高的問題上毫無進展，缺乏政治信任。此外，韓方對于2018年雷達照射事件采取避而不談的態度，也引發了日本國內輿論和自衛隊方面的不滿。
韓國勞工受害者和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黨首李在明（第二排右六）等人士手舉標語喊口號，譴責政府日前發布的二戰擄日勞工受害者索賠案解法并敦促日本謝罪賠償。 圖源：韓聯社
日本自民黨內保守派有觀點認為，日韓關系改善取決于韓國今后的所作所為，要求岸田首相慎重對待對韓外交。事實上，岸田本人也持相似態度，表現出明顯的對韓不信任。
以原日本駐韓國特命全權大使、外交評論家武藤正敏等專家觀點為代表，日本國內對于近年來韓國政治和安保政策日趨保守背景之下，關乎日韓關系改善前景的諸多議題持懷疑態度。例如，尹錫悅作為“政治素人”能否頂住國內壓力推進二戰勞工“代償”方案落實？四年之后尹錫悅下臺后，其繼任者對日態度不可預測，會否重新對相關日企提出求償？
和解任重道遠
對于日本外交而言，對韓關系的優先級依然低于日美同盟與對華關系。
日本當前改善對韓關系的動力，主要來自于對周邊安全局勢的認知和大國博弈所帶來的動態壓力。在對韓合作問題上，日本政府更多考慮其自身安保領域的功能性收益。對造成雙邊關系主要障礙的歷史遺留問題，日本的態度事實上并未出現改變。正如《日本經濟新聞》等各國媒體報道，此次日韓關系改善離不開美國在背后的推動。
然而，所謂“以利相聚，必然會為爭利而散”。借強化“美日韓同盟安全合作”之機大搞針對第三國的排他性“小圈子”，建立在冷戰思維基礎上的日韓合作，并不能促進真正意義上的“和解”。無論是橫亙在東亞各國之間的歷史遺留問題，還是在日趨復雜的大國博弈現實之下，只有做到言而有信、以史為鑒，各國相互尊重，本著合作共贏的誠心相向而行，才能實現真正的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