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底，以色列新政府在國內外巨大紛爭和重重顧慮中登臺。這屆政府匯聚了以色列國內的極右翼勢力，試圖依據其秉持的極右翼價值觀推進其內政外交議程，從而改變以色列的國家形態和特性。僅僅兩個多月后，以色列新政府就已經陷入多重危機，右翼聯盟執政的可持續性面臨日益嚴峻的考驗。司法改革引發的“憲政危機”和巴以局勢的嚴重惡化尤其成為重要的危機癥狀。
當地時間2023年3月11日，以色列特拉維夫，數百名女性再次裝扮成《使女的故事》中的角色參加抗議表演。約有20萬人參與抗議政府的司法改革提議。視覺中國 圖
司法改革點燃嚴重“憲政危機”
聯盟協議要求參與各黨完全支持司法部長推動的司法改革議案，以推動立法權和司法權之間修復恰當的平衡。司法改革的主要目標是限制最高法院對政府政策以及議會法案的審核權，以及改革選任最高法院法官的流程。
在以色列的政治體制中，立法權和行政權很大程度“耦合”，均由同一個執政聯盟主導。參與執政聯盟的政黨得以通過議會立法，將自身利益訴求轉變成行政部門政策。唯有司法系統，對前兩者構成制度性的權力制衡。最高法院法官任命機制的多元化，及其擁有的司法審查、立法否決、政府部門法律顧問、行政決策審查等多種權能，使其長期以來成為以色列中左翼抵御和反制右翼保守勢力“暴政”的關鍵堡壘。新世紀以來，在以色列人口結構加速向著有利于極右翼勢力轉移的進程中，一個相對獨立并傾向于自由主義的最高法院，尤其成為以色列右翼勢力在國內外一系列政策議程中的重要掣肘。而保留或削弱最高法院的獨立性和權力，則成為以色列“極化”政治中左右翼大博弈的“必爭之地”。
執政聯盟在議會正式推出司法改革議案前，以色列主要城市已經出現了反對派的大規模游行示威。面對此種亂局，總統赫爾佐格2月12日警告以色列將出現社會崩潰，流血沖突的前景，要求各派在司法改革議題上妥協。美國總統拜登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也強調權力制衡、司法獨立的重要性，要求以色列在推進司法改革中尋求共識。美駐以大使納德斯也公開要求內塔尼亞胡政府在司法改革問題上“踩踩剎車”。2月21日，執政聯盟不顧多方強烈反對，在以色列議會提交并通過了司法改革法案一讀。該法案旨在確立政府對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權，并取消最高法院審核基本法的權力。接著，執政聯盟又通過了法案，限制最高法院對議會立法進行司法審核的權限。
以拉皮德為首的反對派則積極呼吁各界民眾走上街頭，抗議和抵制右翼推動的司法改革，以捍衛以色列民主。數十萬民眾在全國各地發起“破壞日”游行，反對右翼推動的司法改革，已經成為近期以色列日復一日的常態。在一些地方，抗議者甚至采取封堵交通的做法。而極右翼的國家安全部長本-格維爾則下令警察用高壓水槍驅散抗議者，并拘捕那些妨礙公共交通者。群體對立、警民沖突、軍人抗命、民怨沸騰、資金外流、本幣貶值……。十年前“阿拉伯之春”時相似的場景，儼然在以色列形成席卷之勢。
巴以沖突“螺旋式”上升
在貝內特-拉皮德時期，以色列政府尚愿在定居點建設等議題上展現出自制，并通過國防部長甘茨維持與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之間的對話渠道，有效地管控巴以分歧。而新政府一上任，本-格維爾、斯莫特里赫等極右翼政客就在巴以問題上不時采取咄咄逼人的挑釁性言行，以色列由此引發了巴以關系新一輪緊張態勢。
1月3日，本-格維爾不顧此前國內外的反對，悍然訪問耶路撒冷老城“圣殿山”。此舉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譴責。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警告，本-格維爾此舉“相當于宣戰”。緊接著，因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將被占領土問題提交國際法院尋求裁決，以色列安全內閣則對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啟動多項制裁，包括扣留稅款并將截留稅款用于補償以色列恐襲受害者，停止巴勒斯坦人在約旦河西岸的建筑，取消對一些巴勒斯坦貴賓的優待等。1月26日，以色列國防軍以“反恐”為名突襲西岸的杰寧難民營，導致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人受傷。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宣布暫停與以色列方面的安全協作。
1月27日，國際大屠殺紀念日。一名巴勒斯坦極端分子潛入東耶路撒冷一座猶太會堂，對參加安息日活動的猶太信徒實施恐怖襲擊，導致7人死亡，多人受傷。以色列政府對此以大幅推進定居點建設和大舉打擊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加以回應。以色列內閣隨即批準將深入西岸被占領土的9個非法定居點合法化，并宣布將在定居點建設1萬套住房。宗教錫安主義黨領導人、財政部長斯莫特里赫甚至宣稱，將在被占領土推進無限制的定居點建設，并要求以色列將西岸作為該國一部分處理。2月22日，以色列國防軍突襲西岸納布拉斯，在槍戰中打死11名巴勒斯坦人。接著，以色列將負責西岸定居點事務的決定權從國防部長移交給財政部長斯莫特里赫，后者很快批準在西岸定居點建造7000多套住房。
2月26日，兩名猶太定居點青年在驅車途徑西岸胡瓦拉鎮時受襲身亡。許多猶太定居者群情激奮，暴力襲擊周圍村鎮的巴勒斯坦居民，大肆破壞他們的財產，并與試圖管控事態的以色列國防軍發生沖突。在胡瓦拉鎮，數百名猶太極端分子發動暴亂，導致該鎮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傷，30座房屋和數十輛汽車被縱火焚燒，羊群受到屠殺。這一暴行發生后，斯莫特里赫進一步火上澆油，公然宣稱“胡瓦拉應該被抹除”。
這一系列事件使“兩國方案”變得更加遙遠，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自決和獨立建國更難實現。巴以緊張態勢不斷升級，還推動巴勒斯坦人的新一輪激進化。有評論甚至認為，巴勒斯坦反抗以色列占領政策的第三次“大起義”實際上已經開始。隨著穆斯林傳統的“齋月”臨近，巴以局勢很可能進一步嚴重升級。
美以關系陷入困境
以色列新政府政策議程的極右傾向，還導致其在國際舞臺陷入孤立。無論長期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國家，還是近年來已經在對以和解中邁出重要步伐的中東國家，都經常加入批評和譴責以色列極右翼政府及其相關政策的“合奏”。作為以色列的外交安全支柱，美以關系的明顯惡化尤其值得關注。
新世紀以來，美以關系伴隨著各自內部左、右翼勢力輪番更替上臺的節律，形成不同的組合，呈現出從“親密”狀態轉入“困境”乃至“危機”大幅度振蕩的態勢。拜登任期的前兩年，美以關系尚且能較好地管控分歧。吸納了以色列中左翼和溫和右翼力量的貝內特-拉皮德政府，尤其成為美國民主黨建制派當權的拜登政府的重要合作伙伴。極右翼勢力在以色列勝選上臺，對注重價值觀外交的拜登政府無疑構成一個重要打擊。無論司法改革等以色列內政議題，還是巴以關系等外交安全議題，美以之間分歧公開化，兩國執政團隊之間抵牾不斷。
巴以關系是美以之間極易出現公開分歧的領域。拜登致電內塔尼亞胡祝賀他出任以色列總理時，就強調對“兩國方案”的重視。以新政府宣誓就職才一個星期，就在這一問題上與拜登政府出現了公開摩擦。1月 3日本-格維爾挑釁性地訪問圣殿山后，美國加入了譴責之列。緊接著，以色列新政府單方面宣布將一個非法定居點合法化，又受到美國國務院的公開反對。1月底，以色列將9個定居點合法化的舉措，尤其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譴責。白宮和國務院都對此類單邊行動表達強烈反對。聯合國安理會就此發表主席聲明加以譴責，該聲明獲得美國的支持。1月底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以期間，還鄭重地反對以色列在西岸被占領土的定居點建設計劃。針對2月底“胡瓦拉事件”后斯莫特里赫“抹除胡瓦拉”的極端言論，美國國務院表示“這些言論不負責任，令人厭惡，令人作嘔”。斯莫特里赫計劃中的3月訪美，受到美國官方公開抵制，白宮甚至專門討論是否要給他發簽證。
與巴以關系問題上的尖刻話語相比，美國在司法改革議題上的對以批評尚算“溫和”，但也同樣凸顯出美以政府的明顯裂痕。1月底，布林肯訪問以色列。在與內塔尼亞胡會談中，他大談兩國“共同”的民主價值觀，其關注點在于以色列廣受詬病并引發政局動蕩的司法改革。而內塔尼亞胡的關注重點則是伊朗議題。會談結束后，以色列極右翼議員很快回敬布林肯，稱以色列不需要布林肯的“民主課”，反對“外部介入”。2月初，美國駐以大使對以色列司法改革提出了溫和批評，要求以色列在司法改革問題上“踩踩剎車”。這又引發斯莫特里赫等內閣成員的反擊。他們要求美國尊重以色列的民主，不干涉以色列內部事務，并讓納德斯“管好自己的事”。
除了美以政府間關系的明顯惡化，以色列新政府與美國猶太社團的關系也出現嚴重裂痕。2022年12月底，新政府組閣尚未完成，330多名來自猶太教非正統派的美國拉比就發表公開信，表態將抵制宗教錫安主義陣營的政客。2023年1月底，169位自由派猶太領導人聯合發表公開信，表達對以色列政府司法改革、移民法修訂、非法定居點合法化、兼并西岸等相關政策的“關切”，并反對以色列政府濫用反猶主義標簽。這些領導人包括猶太聯合會、美以公共事務委員會、主要猶太組織主席聯合會等長期支持以色列的主流建制派組織。胡瓦拉事件尤其招致主流美國猶太群體的廣泛譴責，就連與以色列右翼勢力有著緊密關聯的現代正統派組織“正統派聯盟”，也對這一事件表示“難以置信”，“難以理解”和“難以接受”。
內外危機疊加聯動，使以色列新政府在推進政策議程中進退維谷，也給以色列新政府的執政前景蒙上了濃重的陰影。在國內外反對浪潮中后撤，顯然不符合以色列右翼提升以色列“猶太國家”特性的宗教和意識形態使命。一旦放棄凝聚右翼勢力的“共同使命”，以色列極右翼執政聯盟就很可能迅速崩解。
對于內塔尼亞胡個人而言，能否有效推進司法改革，還是延續其政治生命乃至免于牢獄之災的關鍵。而繼續推進體現極右翼色彩的內政外交議程，又必然導致以色列國內外更加強烈的反對，加深社會政治和外交危機。短短兩個多月，以色列執政聯盟的民調支持率已經大幅下降。而反對派卻順勢實現有效動員，并爭取到許多溫和派中間選民的支持，階段性地走出在大選中的頹勢。在一系列問題上，執政聯盟內部的不同派系之間，也時而出現摩擦和裂痕。作為領導執政聯盟的總理，內塔尼亞胡需要在相互競爭乃至沖突的同僚中進行折沖協調，保持“友誼的小船”不會傾覆。但他只是內閣中“首要但平等”的一員，并不總能對執政團隊和政策議程保持有效掌控。
拯救以色列國，還是維護執政聯盟？內塔尼亞胡面臨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