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出口的最佳商品是什么？江湖戲言：CEO。
2021年，當推特網站老板杰克·多爾西在這家市值340億美元的社交媒體公司任職15年后離開時，他親手挑選的繼任者帕拉格·阿格拉沃爾坐上了他的位子。
阿格拉沃爾的升遷，使當年37歲的他成為《財富》500強企業中最年輕的首席執行官，雖然他能流利地暢談硅谷的技術樂觀主義，但他不是加州人，甚至不是美國人，他來自印度拉賈斯坦邦的阿杰梅爾。
就任使他躋身一個特殊的俱樂部——印度總裁俱樂部。與眾多印度海外高管一樣，阿格拉沃爾站上了全球技術行業的頂端。這個俱樂部里，其中10人就管理著累計超過4000億美元的跨國商業帝國。有美國媒體評論，印度正在進化為一個不斷出產21世紀CEO的神奇國度。
“如果世界上最頂尖的十幾個CEO來自一個擁有世界18%人口的國家，有什么好值得驚訝的?” 印度記者Seshadri Kumar曾毫不客氣地指出，可僅僅只是這樣嗎？
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劉錦前博士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表示，如果單從人口和生活方式上分析，是比較淺顯的。印度裔的語言優勢、教育哲學、多元文化融合甚至母國的復雜生態與不安全感，都令他們迫不及待地想要把握住這來之不易的“新世界”。
上圖：印度媒體The Quint于2020年表示，全球更多跨國公司任用印度裔擔任高管。圖為其配圖。
印度裔在硅谷崛起
一直以來，硅谷吸引著大量有才華的移民，包括來自南非的埃隆·馬斯克和6歲時從蘇聯移居美國的谷歌創始人謝爾蓋·布林。然而，印度人自成一體。
上世紀80年代，大批年輕的印度裔誤打誤撞闖進硅谷。因為他們懂英語，又大多有理工科背景，關鍵工資比一般白人工程師要低很多，深受硅谷創業者青睞。早年移民歐美等國的印度人或許因家境貧困，不得已“潤”出來；而近十年，移民的多是家境不錯的中產家庭。
考夫曼基金會十年前就發現，科技行業的移民創始人中有三分之一來自印度，這一比例相當于緊隨其后的8個移民群體的總和。數據顯示，2012年，印度裔領導的硅谷科技公司就達到了33.2%。其中，最著名的有微軟CEO納德拉和谷歌CEO桑達爾·皮查伊。
硅谷員工經常開玩笑稱，已經可以根據每家食堂的咖喱味，來判斷這家公司的印度人比例了。劉錦前告訴《新民周刊》，印度裔之所以能突破歐美職場“天花板”，語言能力是一大優勢。據調查，目前，87%的印度學校用英語教學。
由于英國的長期殖民統治，印度國內對英語的使用廣泛，思想習性也相對西化，雖然受母語影響，印度人說英語帶有濃重的口音，但大多數印度人并不拘泥于口音上的偏頗，也絲毫不影響他們精準地將意思表達出來。
印度人敢說會說，不只是民族文化使然。在印度的中學和大學里，學生社團極其豐富。而社團負責人都通過競選產生的，這也讓印度學生從小鍛煉了溝通協調能力，有著較強的演說本領。
上海社會科學院維謝格拉德集團（V4）研究中心副主任、國際問題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戴軼塵分享了一個案例，一位來自德企的印度高管，從不懼怕提出一些“過分”的要求，當他對辦公條件不滿意時，立刻向老板提出很高的要求，再配套提出一些小要求和建設性意見。每次在和上級討價還價中，就像滾雪球一樣，一次次地不斷提升目標。
上海高頻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投資總監李驤，回顧海外留學經歷時也提及，在普通技術崗位上，語言表達的作用并沒有很明顯，但向更高層級走，本質是“people business”（人際生意），印度裔的溝通優勢就發揮得淋漓盡致。要不說，谷歌CEO皮查伊去國會作證時，怎么一點也不怵呢。
印度裔“善管理”，源自于其顯著的印度文化背景。1947年，印度獨立后，鑒于民族、宗教和語言混雜的國情，將代表精英文化的管理學當作重要國策，積極發展。
翻開印裔高管的簡歷，可以發現幾乎所有人都有MBA學習背景，皆是“技術+管理”型的復合人才。據統計，在硅谷，擁有MBA學位的印裔占28%，華裔只有7.2%。劉錦前指出，印度實行的精英教育，意味著大部分印裔移民要靠殘酷的考試，才能實現階級躍升。
成立于1951年的印度理工學院，是全世界最難考的大學。印度每年參加高考的考生大約1000萬，而印度理工學院錄取率不到2%。美國硅谷幾家著名IT公司的CEO，全部來自印度理工學院，而這些來到美國的印度高材生又無一例外，會去報考美國名校的MBA。
像納德拉和皮查伊都是理工科出身，但都專門研習了MBA方面的課程。據納德拉在《刷新》中的自述，他在1992年獲得微軟工作機會時，自己還面臨MBA課程的挑戰，但他選擇周內在西雅圖微軟工作，周五下班就飛赴芝加哥，最終獲得芝加哥大學MBA學位。
上圖：阿格拉瓦爾（左）接任推特CEO時，在社交平臺上發布了與多西的合影。
“小聰明”節儉的創新
事實上，語言優勢，并非打破少數族裔晉升天花板的決定性因素。戴軼塵認為，歷史上，印度是一個多次被異族征服并經受了長期殖民的國家，在多元種族、文化與信仰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印度裔，應對多元化的能力，已經深植在DNA中。
戴軼塵告訴《新民周刊》，近代英國對印度進行殖民統治期間，印度已出現有規模的前往歐洲的移民潮，但當時主要以勞工為主。隨著印度的獨立以及20世紀六七十年代英國等西歐發達國家調整移民政策，印度對外移民結構逐漸發生變化。
印度人習慣于和外族共存，已是共識。印度中國貿易中心主任古瑪（Kishore Kumar）在采訪時對《新民周刊》表示，印度國內有26種官方語言，文化上，印度各地區從來都是獨立王國，相當于模擬了一個“聯合國”。“印度憲法旨在承認并團結不同的群體，……從寺廟、儀式再到派對，你能看到所有不同地方的混合體。”
納德拉出身印度東南部的德拉維德族，這個種族講泰盧固語，其后，他去印度西南部的卡納塔讀大學，這里又主要講卡納達語，與此同時，種族信仰也隨著地域不同，變得復雜多樣。對納德拉而言，語言和文化上多元熏陶，已經類似于海外生活經歷了。
走南闖北的適應能力，還在印裔CEO兄弟文迪·邦加和安杰·邦加身上得以印證。邦加兄弟父親是印度陸軍中將，他們每隔幾年就得跟著部隊搬一次家。用其父親的話說，他們必須適應新朋友、新地方，創建自己的生態系統。而這，恰恰是跨國企業高管的核心競爭力。
在教育紀錄片《他鄉的童年》中，導演周軼君發現，印度有個非常有趣的詞，Jugaad。指的是一種非常規的、節儉的創新。可以理解為：見招拆招。中國人將之理解為“小聰明”。比如，沒有花灑，那就用鐵桶戳幾個洞；碎了一半的時鐘，在墻上畫好標記，還可以使用。做不到盡善盡美，解決20%也很好。
節儉的創新作為一種“另類能力”，讓印度裔高管在國際企業中如魚得水。正如百事可樂CEO盧英德·諾伊，本來在印度本土的一家紡織企業工作，后來揣著500美元赴美讀書，終于留在美國工作，之后，她進入百事高層花了7年，拿下CEO只用了5年。
在印度從事外事工作的華裔李夢（化名）告訴《新民周刊》，印度人還非常喜歡“抱團”，通常“舉賢不避親”，往往是一家公司請來一個印度高管，那么最終將會得到一屋子的印裔員工。這也是他們逐步突破職場天花板的關鍵所在。
如今，經過幾代印度企業家的努力，硅谷早已建立起一個蓬勃發展的印裔生態圈。1992年成立的硅谷印度企業家協會，已與12個印度城市對接，專門幫助初來乍到的印度青年“尋找導師、拓展人脈、創業孵化和資金支持”，力圖培養新一代硅谷的印裔創業者。
保姆式的“拔苗助長”雖也受到不少其他群體的詬病，但功效著實顯著。據統計，在美國，印度裔家庭中線收入蔚為可觀，超過了10萬美元，將近全美平均水平的兩倍。
上圖：印度科塔的補習機構現場。
“回不去”的印度
美國移民局曾在一份報告中，對美國印度裔總結道：美國的印度裔正在實現他們的美國夢，成為各個領域的佼佼者。不過，值得一提的是，不同國家的印度裔偶爾見個面，還能念及“老鄉情”，但涉及各自國家利益、企業利益，那他們絕不敢越雷池半步。
上海印度人協會主席瑞虎（Rahul Bagde）是個“老上海”，在中國待了15年。他告訴《新民周刊》，印度裔非常尊重當地文化，為了更好地了解中國，2010年到2012年，他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獲得了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在為兒子選擇幼兒園時，也特意安排在中國幼兒園，學習文化、語言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裔一旦走出國門，“背水一戰”是他們不得不作的選擇。
硅谷投資人吳軍在新書《見識》中寫道，當印度精英通過讀書或者工作移民到一個新的國家后，幾乎沒有可能再回到印度，除非遇到極少的機會被派遣回國，代表跨國公司管理印度的分支機構。當然，極個別出身于名門望族、在印度有廣泛人脈的年輕人除外。
莉莉人工智能公司的創始人普爾瓦·古普塔為了在美國立足，在4年里燒掉了6份簽證，足以說明問題。戴軼塵告訴《新民周刊》，對于普通印度裔來說，回國并非一個優質選擇。印度國內產業鏈不完善，產業結構上，服務業占GDP比重50%以上，制造業占比僅15%。
20世紀70年代，歐美國家將一部分產業外包給第三世界國家，印度接盤的多數為技術服務型行業，而英文電話客服外包又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生活大爆炸》里的拉杰什說過，在印度幾乎每家都有那么幾個人在做客服接線員，他們非常喜歡這份工作。
但最近兩三年，靠著廉價勞動力，拿下歐美外包市場的印度，軟肋也漸漸凸顯。一方面，自動化算法代替人工導致印度凈減少大量工作崗位。另一個方面美印兩國摩擦，H-1B 簽證拒簽率的攀升，意味著印度國內的就業矛盾無法被有效解決。
加之，中國最近一二十年發展神速，帶來大量商機，華裔逐漸從硅谷“撤離”，相比較，印度創投環境薄弱，機會少，回國的也少。戴軼塵認為，表面上看，印度已經超越英國，躍升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但印度內部細微而復雜的社會百態，仍然一言難盡。
教育資源僧多粥少，種姓制度后遺癥加劇，都讓印度人的生存現狀飽受爭議，因此也無法抵御其他國家對人力資本的“虹吸”。
一個剛到美國半年“短暫”回國的印度學生說：盡管我之前的25年都是在印度生活的，但出國僅半年，我就已經受不了國內的環境了。可以說，盛產精英的印度教育，不僅要面對14億人口的教育普及問題，還包括2.8億的文盲成年人。“我認為我們的高等學府很優秀，真正落后的，是為這些高等學府輸送人才的中小學。”印度媒體人巴克哈·杜特說。
再多的印裔精英，也很難改變這樣撕裂的教育生態。如果無法在教育公平的問題上有所突破，活躍在英美上層社會中的印裔面孔，對印度究竟是喜是憂，還很難講。當然，一些印裔美國人對印度也有所回饋。2020年，谷歌首席執行官桑達爾·皮查伊承諾在印度建立“數字化基金”，5至7年內投入100億美元以推動印度的數字化建設。
最近幾年也出現了“反向人才流動”，比如從谷歌到總部位于印度班加羅爾的電子商務公司Flipkart，還有一些在美國小有成就的印裔選擇回國創立企業，印度巨大的市場與潛力仍然被看重，甚至有人形容，“印度現在聞起來就像硅谷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