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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胡志勇:印度難以承接大規模產業轉移

    盡管經濟復蘇迅速,但印度存在投資風險大、政策內在導向性過強,以及宏觀經濟失衡等現實問題,嚴重制約著跨國企業的投資意愿,工業能力薄弱且“軟件缺陷”明顯的印度,優勢并不突出。印度等全球任何單一國家短期內都不可能完全取代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

    近年來,印度在國際社會上非常活躍。盡管印度經濟復蘇迅速,但高通脹仍是困擾其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印度經濟監測中心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印度2022年12月失業率從11月的8%升至8.3%,達到16個月來的最高水平。印度的營商環境也沒有明顯改善。

    第一,印度存在投資風險大、政策內在導向性過強,以及宏觀經濟失衡等現實問題,嚴重制約著跨國企業的投資意愿,與發達國家、東盟國家及中國相比,工業能力薄弱且“軟件缺陷”明顯的印度,優勢并不突出。

    許多跨國公司對在印度投資依舊保持警惕心態。其原因之一是印度政府提高外國制造零部件的關稅。盡管印度政府鼓勵跨國企業將工廠遷往印度,利用在印度國內市場購買的零部件投入生產,但這種做法實際上嚴重限制了大多數跨國企業,因為許多行業的先進產品通常由數百甚至數千個零件制成,這些零件來自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生產商。印度政府對這些零部件征收高額關稅,成為跨國公司考慮在印度投資的最大阻礙。印度市場看似吸引力較強,但實際情況與想象存在差距,這也導致了富士康、通用等公司從印度撤資。

    印度經濟結構的不完善破壞了私營企業的活力與競爭力。例如,2016年政府廢鈔令對以現金保留營運資金的小公司造成毀滅性打擊;2017年,政府又征收新的商品和服務稅,直接導致低技能工人的就業率大幅下降,也迫使印度的貧困和低收入人口減少消費。

    第二,印度經濟增長的結構性缺陷依然存在。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印度經濟增長放緩,其深層原因在于自身的經濟框架缺陷:強調自力更生,但在決策過程中卻存在結構性缺陷。印度的基礎設施不健全,尤其工業基礎差,嚴重影響了印度經濟進一步發展。在物流方面,由于路況配套設施差,印度陸運物流成本比中國高20%至30%左右;在工業水電方面,印度電力價格與中國相近,但印度經常停電影響工業生產,印度用水價格約為中國的3倍。

    風險太高成為跨國公司不愿投資印度的重要因素。對大多數公司來說,在印度開展業務的風險大于潛在回報。

    第三,印度財政、對外貿易赤字和通貨膨脹等指標已經失衡。早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印度的通貨膨脹率就一直高于中央銀行法定的6%上限水平。由于印度在努力增加進口的同時,出口難以持續增長,經常賬戶赤字在2022年三季度翻了一番,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4%左右。

    印度政府赤字總額約占GDP的10%,是世界上最高的國家之一,印度國營配電公司的困境直接加劇了這一情況,其虧損目前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5%,超過了財政赤字。

    第四,印度中產階級消費意愿不高,消費者市場很小,市場規模不超過5000億美元。

    第五,印度高技能工人只占勞動力的一小部分,這種勞動力市場的脆弱性阻礙了印度經濟增長,勞動力素質低下,無法產生足夠的經濟效益實現所需的更廣泛的結構轉型。

    理論上講,勞動力供應強勁充沛,發展制造業具有人力優勢。如果印度產業結構發展合理,外商投資和本土企業家帶動的工業化發展順利,勞動力能夠實現就業而不是成為社會壓力,人口紅利就顯現出來。但事實上,印度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僅為中國的10%左右,而且印度普遍面臨勞動力受教育水平不高、工作效率低的問題。2015年,印度15歲及以上成人識字率僅為72%左右,因此其勞動力優勢并沒有想象中明顯。而且,近年來印度人才流失嚴重,許多海外留學的印度人畢業后基本上留在了留學國家。

    第六,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拖累了印度發展。盡管美國和西方大力扶持,印度也積極爭取,但是在制造業發展的道路上,印度取得的成果比較有限。對于想要承接中國部分制造業轉移的印度來說,跨國公司的“中國+1”戰略成為其發展和崛起的機會。但印度想要承接從中國轉移出來的中低端產業鏈,存在不少困難,而困難之一是面臨來自他國的競爭。

    最近英特爾公司高管表示,將與印電信運營商就4G和5G等技術展開合作,國際半導體企業ISMC將在印度卡納塔克邦投資30億美元建設一座生產65納米芯片的制造廠,以助力印度的芯片產業。

    基于印太地區新的地緣政治需求,繼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之后,2021年4月,日印澳三國正式啟動供應鏈彈性倡議(SCRI),試圖調整和建立區域內新的供應鏈網絡,以最大程度減少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特別是啟動了對中國經貿往來的風險評估,首次討論印度與中國經貿往來的必要性。同年5月,由14國(包括美日印澳)共同組成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召開會議,大會提出了4項主要舉措,其中包括達成有關氫供應鏈方面的合作。

    事實上,正如外交部發言人所說,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形成和發展,是長期以來市場規律和企業選擇共同作用的結果。產業鏈上下游之間的關系是分工合作、互利共贏的。人為推動產業“轉移”,違背經濟規律和客觀現實,無助于解決各國自身面臨的問題,不利于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也不利于世界經濟的穩定復蘇。

    此外,從印度方面來看,印度的產品供應鏈很不完善,核心機械和電子配件需要大量從中國進口,供應鏈非常依賴中國。根據印度工商部2019年的統計數據,印度70%的電子元件、45%的耐用消費品、70%的活性藥物成分及40%的皮革制品都自中國進口。印度擁有世界第三的醫藥產業,但其三分之二的原料藥來自中國。

    印度等全球任何單一國家短期內都不可能完全取代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印度更是難以承接中國部分產業鏈轉移的艱巨任務。盡管印度官員信心滿滿,但這些落后的“硬件”客觀存在,其營商環境很難讓印度當好“接盤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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