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源自中國社會科學網，2022年12月25日
唐慧云，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
美國南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極化研究2021年數據顯示，美國文化問題領域的極化程度最高。在極化程度最高的前十名排名中，涉及文化價值觀問題的極化占到了4個，它們分別是移民問題的極化，排名第一名，極化指數達到100.3；槍支管控問題的極化列舉第四名，極化指數達到85.1；墮胎問題的極化排名第七，極化指數達到78.4；醫療改革問題的極化排名第九名，極化指數為73.5。移民問題的極化反映了美國社會關于“歡迎移民”和“反對移民”的文化價值觀的對立；槍支管控和墮胎問題的極化則體現了美國社會在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方面的價值觀對立；醫療改革的極化則反映出美國社會關于“大政府”和“小政府”政治文化觀念的對立。由此可見，在一定程度而言，美國政治極化的背后是文化之間的沖突。
為什么美國文化領域的極化程度最高？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國人口結構的變化引發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勢弱的焦慮。另外，選舉政治是助推器；美國國內媒體渲染白人文化焦慮則難辭其咎。
人口結構的變化引發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勢弱的焦慮是根源
美國雖然是移民國家，但盎格魯—撒克遜代表白人的基督教信仰的文化始終是社會的主流文化。2000年以來，隨著大量非白人移民涌入美國，盎格魯—撒克遜主流文化地位卻不斷受沖擊。一方面，非白人移民人口數量的急劇增加，導致了白人人口的焦慮。根據美國人口統計局的數據，2045—2050年左右，美國非白人數量將超越白人數量，屆時白人將不再是美國社會的主流族群。另一方面，人口危機引發文化焦慮。以拉美裔、亞裔為主的非白人移民如洪水般涌入美國，帶來的是文化多樣性的發展。在此背景下，對傳統的美國白人而言，今日的美國變得異常陌生和不再熟悉，認同危機也由此產生。在21世紀初期，美國的政治學家亨廷頓就為此提出了“我們是誰”的疑問。隨著非白人移民人口規模效應的進一步發展，傳統的美國白人的認同焦慮也進一步加劇。
與此同時，民主黨支持墮胎和支持槍支管控的政策加劇了保守白人的認同焦慮。對保守白人而言，反對墮胎主要源于基督教信仰；反對槍支管控，尤其對南方白人而言，是維護傳統的生活方式。因此，民主黨支持墮胎和支持槍支管控的政策無疑在價值觀層面否決保守白人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而言，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是保守白人文化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相比之下，自由白人支持墮胎和支持槍支管控是維護多元主義的文化價值觀。社會政策一旦上升到文化價值觀層面，雙方就很難妥協，文化戰爭就隨著非白人移民數量的繼續增加日趨激烈。奧巴馬政府時期，兩黨因為槍支管控問題爭論不休；特朗普政府時期，兩黨因為在修建隔離墻問題上固執己見，導致政府關門。
選舉政治是助推器
美國的選舉政治十分頻繁，從聯邦政府層面而言，總統四年一次選舉，國會眾議員兩年一次選舉，參議員六年一次選舉；從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層面而言，州長和市長四年一次選舉。在頻繁的選舉過程中，政黨精英利用文化價值觀議題，引發選民關注，在助長了政黨極化的同時，也推動了大眾的極化。在利用文化議題獲得選民支持方面，共和黨比民主黨擁有更多的歷史經驗。
從美國歷史而言，南方白人本來是民主黨的支持者，但是共和黨在選舉中，采用了南方戰略，成功將南方白人轉變為共和黨的粉絲。所謂的南方戰略就是利用反非裔的議題吸引保守白人。共和黨反非裔的目的是維護白人優越地位，也是為了確保白人文化始終處于優勢地位。在2016年總統選舉中，特朗普政府更是將文化沖突的選舉策略發揮到極致，他以移民問題作為主要的選舉議題，直接煽動白人文化焦慮的情緒，進而獲得了中下層保守白人的狂熱支持。在此背景下，鐵銹地帶的白人藍領階層也基于文化焦慮，倒戈民主黨，轉向支持特朗普。相比之下，民主黨雖然缺乏歷史經驗，但是在利用文化議題贏得選票方面，不甘于下風。在當前2022國會中期選舉中，在最高法院推翻支持墮胎權的羅訴韋德案后，民主黨極力利用墮胎問題譴責和攻擊共和黨，以獲得支持自由主義觀念的選民支持。由于美國兩黨在選舉中，頻繁地利用文化議題作為主要的競選議題，進而擴大了大眾在文化議題領域的分歧，其結果導致政治精英和社會大眾在文化價值觀方面的雙重極化。
美國國內媒體渲染白人文化焦慮難辭其咎
美國國內媒體對白人文化焦慮的渲染，對政黨，尤其是大眾在文化價值觀領域的高度極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般而言，政黨和大眾獲取信息的渠道主要來源媒體，相比政黨，大眾更容易受媒體的影響。當前，大眾在文化問題領域高度極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雙方獲取信息的不同渠道造成的。對保守的社會大眾而言，他們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收聽廣播以及收看福克斯電視頻道；對支持自由主義的社會大眾而言，他們主要通過網絡媒體、收看CNN、閱讀《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獲取信息。相比支持自由主義的媒體，支持保守主義的媒體更加渲染和強調白人的文化焦慮。
以政治極化程度最高的移民問題為例，福克斯電視臺更加強調非白人移民給美國社會帶來的各種經濟負擔、社會犯罪、白人認同危機等負面問題，對于移民給美國社會帶來的經濟利益卻較少提及。曾經是特朗普政府時期移民政策改革主要推手的美國移民改革聯盟的負責人——丹·斯坦就經常在福克斯電視臺發表反移民的言論，即使在特朗普政府下臺后，丹·斯坦仍然利用福克斯電視臺攻擊拜登自由主義的移民政策，福克斯電視臺也為此成為保守派反移民觀點的主要輿論陣地。對于福克斯電視臺的忠實支持者而言，該電視臺宣傳的反移民言論進一步強化其反移民的觀念。相比之下，雖然自由主義的媒體對于移民問題給予了正面報道，但是關于移民問題的大量負面報道也充斥其中。在一定程度而言，正是美國國內媒體對非白人移民的大量負面報道的信息，加劇了白人的文化焦慮。因此，為了迎合保守白人的文化焦慮情緒，特朗普執政期間，堅持修建美墨邊境的隔離墻，并不惜以政府關門為代價。
根據美國人口統計局2021年數據，白人人口首次下降，其人口總數不到60%，相比之下則是非白人人口的持續增長。由此可見，在白人人口焦慮的長期影響下，白人文化焦慮將繼續存在，美國的政治極化和文化戰爭也將長期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