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中國式現代化和平發展的內生邏輯與時代要求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其中一個鮮明特色就是，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從廣義上講，現代化主要是指自工業革命以來現代生產力引發的社會生產方式的巨大變革。它推動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是一個包含政治、經濟、文化、個人等諸多領域變化的歷史過程和發展狀態。實現現代化是世界上眾多國家的追求，由于歷史傳統、文化積累和現實國情、政治主導力量不同，現代化道路、現代化結果存在明顯差異。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經過十八大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中國共產黨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人民要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但我們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不會走擴張主義和殖民主義道路，更不會給世界造成混亂。”這標示出中國式現代化是摒棄西方對外擴張掠奪的現代化老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進入近代以后，由于統治者的昏庸腐敗，中國成為了現代化的遲到者、后來者，飽受那些現代化先發者的欺凌，陷入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的苦難境地。為了擺脫這種苦難境地，實現現代化，先進的中國人進行了接續不斷的探索，最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踏上了實現偉大復興的人間正道，踏上了大步追趕時代的現代化道路。

早在1945年召開的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就明確指出：“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斗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中國共產黨進一步確立了中國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的戰略目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1954年9月召開的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第一次明確地提出要實現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的四個現代化的目標。1956年又一次把這一目標列入黨的八大所通過的黨章中。1964年12月，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建議，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在二十世紀內，分兩步走，把中國建設成為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即“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1975年1月，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了三屆全國人大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共產黨把握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進一步加快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1979年3月，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強調：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搞現代化建設。能否實現四個現代化，決定著我們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因為它代表著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987年黨的十三大確立了我國現代化的“三步走”的發展戰略，并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看作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經階段。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和團結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自信自強、守正創新，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經過接續奮斗，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個中華民族的千年夢想，并站在了中華民族現代化發展進程的更高歷史起點上，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探索現代化道路的過程中，始終把堅持和平與發展作為根本追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就積極維護世界和平，努力為中國的發展爭取一個和平的環境。1949年9月發表的《共同綱領》規定：“擁護國際的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合作，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經成立，中國共產黨就決定將工作重心由革命戰爭轉到經濟建設。1950年6月召開的黨的七屆三中全會，把經濟問題作為了中央全會的中心議題。對于戰爭和和平問題，毛澤東沒有排除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但更多地強調，在幾年內世界大戰打不起來，可以恰當地規劃國內的和平建設事業。事實上，就在朝鮮戰爭爆發前一天，1950年6月24日，中央軍委和政務院召開的聯席會議通過了《關于人民解放軍一九五零年復員工作的決定》。1953年“抗美援朝”結束后，1954年中國不僅積極參加了討論朝鮮和平統一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日內瓦會議，而且與印度、緬甸一起倡導了由中國最先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使之成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基本準則。同時，中國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積極支持亞非拉人民爭取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斗爭，確立了以和平為宗旨、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改革開放后，黨中央作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主題的根本判斷，在國際上倡導多極化和國際關系民主化。21世紀初，針對當時國際上一部分人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中國提出了和平發展道路，是世界上迄今唯一將“堅持和平發展道路”載入憲法的國家。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構建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提出了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和全球安全倡議。中國在促進和維護世界和平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沒有主動挑起過任何一場戰爭和沖突，沒有侵占過別國一寸土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主動裁減軍隊員額400余萬。中國積極參與國際軍控進程，反對軍備競賽，維護全球戰略平衡與穩定。中國簽署或加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等20個多邊軍控條約。中國已成為聯合國第二大維和預算攤款國和經常性預算會費國，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第一大維和出兵國。2015年起，中國宣布設立為期10年、總額10億美元的中國－聯合國和平與發展基金，并于2016年正式投入運行。中國始終致力于通過談判、協商方式處理領土問題和海洋劃界爭端，同14個陸地鄰國中的12個國家解決了陸地邊界問題，劃定了中越北部灣海上界線，為和平解決國家間歷史遺留問題以及國際爭端開辟了嶄新道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就始終致力于推進經濟發展，并以自身的發展努力為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毛澤東告誡全黨同志：“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雖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中國的外部環境非常嚴峻兇險，但中國共產黨還是團結帶領中國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努力改變“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雖然當時中國的經濟實力還很有限，但還是給予了發展中國家力所能及的援助和支持，并視之為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相互幫助。1950年，中國開始向朝鮮和越南兩國提供物資援助，從此開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援助的序幕。1956年，中國開始向非洲國家提供援助。1964年，中國政府宣布以平等互利、不附帶條件為核心的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八項原則，確立了中國開展對外援助的基本方針。1971年10月，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支持下，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中國與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建立了經濟和技術合作關系，并援建了坦贊鐵路等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1978年，黨中央作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中國發展由此進入快車道，到2010年，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此同時，中國將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進一步發展為多種形式的互利合作。進入新時代，國家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又躍上新臺階。國內生產總值從54萬億元增長到114萬億元，穩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了1萬美元。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中國加大對全球發展合作的資源投入，致力于縮小南北差距，并堅定支持和幫助廣大發展中國家加快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外交工作中要堅持正確義利觀，并提出了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和全球發展倡議，為世界各國實現共同發展注入動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共向166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近4000億元人民幣援助，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大洋洲的69個國家提供醫療援助，先后為120多個發展中國家落實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提供幫助，積極參與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磋商。2022年6月24日，習近平主席在主持全球發展高層對話會時宣布，中國將2015年設立的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升級為“全球發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并在30億美元基礎上增資10億美元，支持開展全球發展倡議合作。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中國積極開展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合作，為國際組織和其他國家提供援助，迄今已向153個國家和15個國際組織提供了數千億件抗疫物資，向12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了22億劑疫苗，向34個國家派出37支醫療專家組，與18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分享疫情防控經驗。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國不走一些國家通過戰爭、殖民、掠奪等方式實現現代化的老路，那種損人利己、充滿血腥罪惡的老路給廣大發展中國家人民帶來深重苦難。我們堅定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站在人類文明進步的一邊，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在堅定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中謀求自身發展，又以自身發展更好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中國作為聯合會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參與全球安全治理建設和全球安全規則制定，努力為解決國家和地區熱點問題貢獻智慧和力量。中國貧困人口自改革開放以來減少了近8億，占同期全球減貧人數75%以上。不僅幫助全球實現了千年發展目標，還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大大縮小了世界貧困人口版圖。近十年來，中國經濟平均增長率為6.6%，居世界主要經濟體前列，遠高于2.6%的同期世界平均增速和3.7%的發展中經濟體平均增速。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達到了38.6%，超過“七國集團”國家貢獻率的總和。2010—2017年，世界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指數從0.4逐步上升至1.2，中國貢獻了全球制造業總產出的35%。特別是中國的和平發展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經驗和借鑒，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了新的道路選擇。

2014年3月28日，習近平主席在德國科爾伯基金會發表演講時指出：“走和平發展道路，是中國對國際社會關注中國發展走向的回應，更是中國人民對實現自身發展目標的自信和自覺。這種自信和自覺，來源于中華文明的深厚淵源，來源于對實現中國發展目標條件的認知，來源于對世界發展大勢的把握。”此后不久，在布魯日歐洲學院的演講中，他還指出：“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國情，注定了中國必然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我們走出了這樣一條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禮儀之邦，中華民族歷來崇尚和平，推崇“以和為貴”“協和萬邦”“和衷共濟”“親仁善鄰”“和而不同”“貴和重人，不尚戰也”“國雖大，好戰必亡”“善戰者服上刑”“國與國不相攻”“強不執弱，富不侮貧”等和平思想。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就積極開展對外交往通商，而不是對外侵略擴張；執著于保家衛國的愛國主義，而不是欺凌他人的殖民主義。兩千多年前，漢代張騫出使西域開辟了古絲綢之路。到了唐代，海上絲綢之路得到進一步拓展。明代航海家鄭和率船隊七下西洋，足跡遍布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所到之處，傳播中國文化，開展經貿往來，懲治海盜，平息紛爭，維護邦交秩序，沒有占領一寸土地，被譽為“和平使者”。英國哲學家羅素說過，中國人天性是喜好和平的。

近代以來，外敵入侵、內部戰亂曾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不堪回首的巨大苦難。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帝國主義發動的一系列侵略戰爭以及軍閥混戰，不僅嚴重損害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威脅中華民族的生存，而且還導致中華大地兵連禍結，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又面對帝國主義的軍事威脅和經濟封鎖等嚴峻考驗。中國共產黨從苦難中走來，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歷經千辛萬苦，深知和平來之不易；飽受戰亂之痛的中國人民更感和平的珍貴，絕不會放棄維護和平的決心和愿望，也絕不會把自身曾經遭遇的苦難強加于他人。德國前總理施密特認為，中國是世界歷史上最愛好和平的大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以和為貴，與人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在中國代代相傳，深深植根于中國人的精神中，深深體現在中國人的行為上。”二十大明確宣示：“中國的發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長，無論發展到什么程度，中國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

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多年、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特別是進入新時代的這10年，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國際影響力等都實現了歷史性躍升。國內生產總值位居世界第二，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比重達到18.5%；制造業規模、外匯儲備穩居世界第一。2021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達到4.87萬億美元，幾乎是美國、日本和德國的總和，并已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鐵路網和公路網。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居世界第二位，研發人員總量居世界首位。載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測、超級計算機、衛星導航、量子信息、核電技術、大飛機制造、生物醫藥等取得重大成果，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解決了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初步建構起了世界上規模最大、覆蓋人口最多，包括養老、醫療、低保、住房、教育等民生領域的社會保障體系。2019年，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發布的全球民生福祉報告顯示，過去10年中，中國排名上升25位，在受調查的152個國家中進步最快。我國成為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伙伴，貨物貿易總額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居世界前列。與此同時，我國人口多、底子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國情和最大實際沒有變，作為世界上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改革發展穩定面臨不少深層次矛盾，高質量發展和科技創新能力還不強。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數據，2021年中國人均GDP為12359美元，位列榜單第63位，與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相比，差距依然較大，大致相當于美國、德國和日本的17.9%、24.3%和31.4%。人均資本存量按可比價格衡量大致相當于日、德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水平。雖然從1990年開始，我國每年的排名都在以約1.5%的速度進步，但在2022年9月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最新發布的《人類發展報告》中，中國排名還只在第79位。中國制造業整體上還屬于全球產業的中低端水平的現實依然沒有改變，“大而不強”的特征比較明顯。2018年中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28974.93美元/人，只有美國的19.8%、日本的21.3%、德國的24.8%。《2021中國制造強國發展指數報告》顯示，中國制造業強國發展指數排名在美國、德國、日本之后，名列全球第四位，仍處全球制造業第三陣列。質量效益（16.09）、結構優化（25.19）、持續發展（16.72）與美、德、日等國差距巨大，其中美國在這三項上的指數分別為：55.06、50.04、33.06。創新能力不強仍然是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一個重要差距。雖然近年來我國在科技創新上有了重大突破，但我國關鍵核心技術的自主知識產權占有率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偏低，關鍵核心技術依然掌握在大部分發達國家手中，許多產業面臨“缺芯”“少核”“弱基”的窘境。中國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壓力巨大。據分析，在現行制度框架下，全國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預計到2029年當期將出現收不抵支，到2036年左右累計結余將告耗盡；企業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統籌基金預計在2024年出現累計赤字。因此，發展對于從“富起來”向“強起來”偉大飛躍的中國而言，依然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沒有堅實的物質基礎，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十四億多人口整體邁進現代化社會，規模超過現有發達國家人口的總和，艱巨性和復雜性前所未有。這就需要我們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立足基本國情，保持戰略定力，付出艱苦努力，辦好自己的事。這一基本國情和發展目標，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必然走和平發展道路。

中國共產黨始終以世界眼光關注人類前途命運，從人類發展大潮流、世界變化大格局、中國發展大歷史正確認識和處理同外部世界的關系，既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又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我國發展面臨新的戰略機遇。同時，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深遠，逆全球化思潮抬頭，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局部沖突和動蕩頻發，全球性問題加劇，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地緣政治經濟競爭加劇，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增多；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明顯上升，嚴重影響了世界經濟復蘇；作為決定國家未來和競爭優勢的關鍵，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與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演化交互影響，科技制高點的爭奪越來越激烈。特別是美國為了維護自身全球霸權地位，堅持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思維，將和平發展的中國認定為“唯一有能力綜合運用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對穩定開放的國際體系構成持續挑戰的競爭對手”，對華展開全面戰略競爭，“筑墻設壘”、“脫鉤斷鏈”、單邊制裁、極限施壓，其根本目的是遏制中國發展，確保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中美兩國關系是當今世界最重要、最特殊的一對雙邊關系，同時又遠遠超出了雙邊關系的范疇，具有全球性的溢出效應。美國對華的錯誤政策，將不僅損害中美關系，而且也會給世界和平與發展帶來巨大負面影響。與此同時，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國與國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在推動全球發展的同時，也使得世界處于“超級互聯”狀態：相互依存、瞬息萬變、錯綜復雜。這導致各種紛繁復雜的全球性挑戰日益增多，全球系統性風險越來越大。現在，在平均意義上，病毒感染者乘坐兩次飛機就需要全球75%的人口接種疫苗，才能避免全球大流行，而其乘坐三次飛機后，疫苗接種就需要全覆蓋。這充分證明世界日益成為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需要各國攜手合作應對各類風險和挑戰。習近平總書記說得好：“我們都在同一艘船上。風高浪急之時，我們更要把準方向，掌握好節奏，團結合作，乘風破浪，行穩致遠，駛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二十大報告指出：“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一方面，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歷史潮流不可阻擋，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決定了人類前途終歸光明。另一方面，恃強凌弱、巧取豪奪、零和博弈等霸權霸道霸凌行徑危害深重，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世界又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取決于各國人民的抉擇。”歷史證明，那種只顧自己不顧別人，以武力征服、威脅別人來謀求自身發展空間和發展資源的做法，越來越行不通。人類面臨的現實挑戰和歷史發展潮流也表明，唯有命運與共、相互支持、團結合作才是戰勝危機、推動發展的人間正道。中國式現代化選擇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正是建立在對當今時代主題和世界發展大勢深刻認識和把握的基礎上。

和平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重要特色之一，十四億多人口規模的國家走和平發展道路，是當代國際關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勢必對世界歷史進程產生深遠影響。同時，以和平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推動世界上更多國家走和平發展現代化道路，才能為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更堅實的基礎。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走和平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始終要統籌發展和安全，立足于把自己事情做好。一方面，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必須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推進新型工業化，加快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特別是要把教育、科技、人才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堅決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另一方面，沒有安全和穩定，一切發展都無從談起。針對全球化發展中安全邏輯逐漸替代效率邏輯的內在邏輯變化、大國競爭的沖突風險以及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日益增多的各類風險，要切實增強安全與發展并重的思維，堅定不移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夯實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基層基礎，完善參與全球安全治理機制，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特別是要加強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確保糧食、能源資源、重要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加強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建設。總之，要堅持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發揮歷史主動，立足于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將中國發展的命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斷推動中國走向繁榮富強。中國以和平的方式成功發展，勢將增長世界和平力量，這本身就是對世界和平的重大貢獻。

走和平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始終要維護國際公平正義，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早在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就指出：“面對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和世界各國同舟共濟的客觀要求，各國應該共同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各國人民應該一起來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當前，世界和平與發展的事業面臨著一系列新的挑戰，特別是美國等逆歷史潮流而動，熱衷于拼湊小圈子，打“新冷戰”，大搞霸權霸道霸凌，對世界秩序構成了極大的威脅。為此，我們要繼續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同各國發展友好合作，不以意識形態劃線，不搞陣營對抗，維護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和國際公平正義，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深化拓展平等、開放、合作的全球伙伴關系，致力于擴大同各國利益的匯合點。促進大國協調和良性互動，推動構建和平共處、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系格局。堅持親誠惠容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深化同周邊國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秉持真實親誠理念和正確義利觀加強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維護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特別是要強調任何國家不能借“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而侵犯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并以中國的發展增強世界和平力量，推動各國落實全球安全倡議，共同走和平發展道路，在中國與世界各國的良性互動和互利共贏中開拓前進，實現維護中國國家利益與促進世界和平發展的有機統一。

走和平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始終要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我們要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在立足擴大內需發展的同時，不斷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引進高質量的外資和技術，提高對外貿易的規模和質量，高質量建設“一帶一路”，構建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更好惠及各國人民，不斷以中國新發展為世界提供新機遇。據世界銀行研究報告，“一帶一路”倡議將使有關國家760萬人擺脫極端貧困、3200萬人擺脫貧困，將使參與國貿易增長2.8%至9.7%、全球貿易增長1.7%至6.2%、全球收入增加0.7%至2.9%。要堅持全球化正確方向，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推動世界貿易組織、亞太經合組織等多邊機制更好發揮作用，擴大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等合作機制的影響力，增強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事務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針對因新冠肺炎疫情等導致人類發展指數30年來首次出現下降：超過90%的國家在2020年或2021年下降。習近平主席于2021年9月提出全球發展倡議，旨在推動國際社會重新聚焦發展議題，共同培育全球發展新動能，實現更加強勁、綠色、健康的全球發展。

走和平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始終要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西方以資本和領土擴張開啟的現代化歷史進程，某種程度上也是西方文明內在的所謂“普世價值”邏輯的全球性擴展，并力圖由此壟斷現代化的定義權和解釋權，簡單地將現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拒絕接受不同于西方經典模式的后發國家現代化道路，甚至視之為對西方制度和價值的挑戰，有意挑起所謂的價值觀與模式之爭。事實上，現代化的發展道路并不只有西方模式一種。甚至《文明的沖突》作者塞繆爾·亨廷頓也承認：“歷史上，全球政治第一次成為多極的和多文明的；現代化有別于西方化，它既未能產生任何有意義的普世文明，也未產生非西方社會的西方化。”西方現代化雖然開創了人類現代文明，但它以資本為中心，導致了兩極分化、物質主義膨脹和對外擴張掠奪，造成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中國式現代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在發揮資本積極作用的同時，不斷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倡導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踐行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共同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