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搖籃，其文化與技術進步對世界歷史產生過重大影響。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文脈傳統延續至今。中國與希臘都擁有數千年的歷史遺產以及世代延續的文化習俗，這些文化習俗對社會傳承的延續起到了積極作用。2000多年前,古代中國和古希臘的文明之光就在亞歐大陸上交相輝映，但溯往追今，古希臘對古代中國的認知，卻經歷了一個從認識模糊到逐漸了解的過程。
絲綢在中國與古希臘的交流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圖為2019年11月5日晚，由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和中國駐希臘大使館共同主辦的“相約千年·魅力絲路文化行”活動在希臘首都雅典隆重舉行。圖片來源：中國新聞圖片網
古希臘與古代中國由于相距遙遠，無法直接接觸與交流，因此在公元前6世紀至公元前3世紀，中國和希臘間的交流是靠中國農耕文化首先與草原游牧文化進行接觸，然后又通過草原游牧文化繼續向西傳遞實現的，其主要物質媒介就是中國的絲綢。
早在公元前8世紀的荷馬時代，古希臘人可能就已經聽說過印度的傳說和包括中國人在內的東方人。但由于古希臘人與中國沒有直接接觸，其對中國的認識和了解主要來自地中海東岸的商人、士兵和誕生于公元前6世紀的波斯帝國。總體來說，古希臘人當時對印度的了解程度要高于中國，這主要是由于印度河西北部的河谷在約公元前515年被波斯帝國的大流士國王所吞并。此后不久，大流士就委派一位希臘官員西拉科斯到希臘最東邊的區域執行探險和勘察任務。西拉科斯沿著阿拉伯半島的海岸線，巡航了印度河，但他像許許多多的古希臘人一樣，一直搞不清楚自己的方位。公元前326年至公元前324年，亞歷山大大帝東征，使古希臘人有了了解亞洲的機會。印度與地中海沿岸國家的象牙和香料貿易正是開始于亞歷山大大帝遠征時期，他去世后，印度與埃及和希臘的貿易也得以繼續開展。
希臘被羅馬帝國納入其版圖范圍后，公元1世紀，中國被以羅馬為代表的地中海沿岸國家稱為“秦奈”（Sinae）和“賽利卡”（Serica）。“秦奈”是通過海路與中國發生貿易的國家對中國的稱呼，這些國家將中國視為海路的末端。“賽利卡”是通過陸路與中國發生貿易的國家對中國的稱呼，這些國家將中國北部視為陸上“絲綢之路”的末端。譬如，羅馬奧古斯都時代的拉丁地理學家龐波尼烏斯·米拉和古羅馬博物學家普林尼都將古代中國稱為“賽利卡”。
古希臘及后來的羅馬帝國對中國的認識總體是模糊的，既缺乏地理方面的了解，也沒有深入的文化交流，其對中國的認知基本停留在物質交換層面，就連這種物質交換上的聯系也主要是以波斯人和印度人為中介發生的，并非直接存在于中國人和古希臘人之間。來自東方的絲綢等精美物品只是讓地中海沿岸國家確信地球上存在著富有的東方人，并將中國視為絲綢之鄉，將印度視為香料產地。
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在其代表作《歷史》中記載過中國的大體方位。在《歷史》第四卷中，希羅多德引用了公元前7世紀希臘詩人、旅行家亞里斯特亞士的長詩《獨目篇》中的一段記載：“住在‘北風以外’有一個名叫希伯爾波利安的民族，其居地‘延伸至海’。”據記載公元前4世紀的希臘學者克泰夏斯是最早用“賽里斯”（Seres，意為“絲之國”）來稱呼中國的，他在書中提道：“賽里斯人（即中國人）及北印度人，相傳身材高大，達十三骨尺。壽逾二百歲。”這種說法雖為無稽之談，但首次使用了“賽里斯”的名稱，顯然希臘人是用他們所見到的中國絲綢來代指古代中國的。關于中國絲綢和絲的傳聞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接近真實。到公元2世紀中葉，希臘地理學家拉撒尼亞斯在其《希臘志》中指出，賽里斯人用來制作衣裝的那些絲線，并不是從樹皮中提取的，而是被稱為“塞兒”的昆蟲所產。自此，希臘人終于不再把絲看作是“樹上的羊毛”。
在公元6世紀前，中國是世界上唯一飼養家蠶和制造絲帛的國家。從商代開始，中國的絲織品已經銷往海外，絲綢是當時一貨難求的奢侈品。中國絲綢成為中原地區與西域各族的重要等價交換物，并通過這些游牧民族傳向歐洲。在公元前5世紀左右，中國絲綢已成為希臘上層人士喜愛的服裝。古羅馬的文獻把中國絲綢描述為來自東方的絢麗朝霞，古羅馬人也沿襲了古希臘人把中國稱為“賽里斯”的叫法。不過自公元6世紀中國蠶種被走私到拜占庭帝國，歐洲有了相關產業后，“賽里斯”這一稱呼就逐漸消失了。
到了公元3世紀，以希臘為中心的地中海世界對東方和東方人的認識逐漸變得深入全面起來。此時的希臘已完全處于羅馬帝國版圖之內，且成為東羅馬帝國的中心。公元5世紀時，勢力強大的東羅馬帝國（又稱“拜占庭帝國”）基本壟斷了地中海沿岸的絲綢貿易。東羅馬帝國需要用來自東方的貨物作為禮物，賄賂不斷侵擾其邊境的“野蠻人”部落，或者借此與相關部落達成妥協與合作。考慮到對來自中國的絲綢和印度的香料有旺盛的需求，東羅馬帝國專門設立了一個與絲綢和香料貿易有關的公共機構，該機構享有特權，服務于東羅馬帝國的外交政策。于是自公元5世紀起，與絲綢和香料相關的貿易活動權被帝國政府從私人貿易商手中收回，變成了東羅馬帝國政府的一項壟斷業務。
這一時期，希臘—地中海世界對中國的地理位置有了更為清晰的認知。東羅馬帝國查士丁尼時代的商人和旅行者科斯馬斯·因迪卡普留斯特斯在通過海路到達印度，并造訪了斯里蘭卡后，對中國的具體位置有了較之前的商人更為精確的認識。他知道從印度坐船向東經過長途旅行后，再向北而行就會到達中國的海岸，因而將丁香國定位在中國和印度之間，并觀察到斯里蘭卡是印度和中國之間進行貿易的貨物集散地。定居在埃及的希臘人塞奧克拉費圖斯·西摩卡塔在其作品《歷史》中，也對中國做出了描述。遺憾的是，當時的歐洲正忙于應對快速崛起的阿拉伯帝國，因此該書中有關“賽里斯人”（中國人）的內容并未受到希臘人乃至歐洲人的關注。
13世紀時，歐亞大陸草原上的大通道被打通后，歐洲人對中國的認識發生了根本性變化。1253年，修士威廉受法蘭西國王路易九世的派遣前往蒙古，在蒙古居住期間，威廉間接獲得了對中國的認識與了解：從中國人那里得來的絲綢仍然是最好的，中國人在把脈診斷方面的技巧令人欽佩，他們在商業交易中使用一種由“棉紙片”做成的“普通錢幣”，且使用類似于畫家作畫時用的刷子來寫字。對于當時的歐洲人而言，威廉對于中國的觀察報道內容是全新的，因此很受歡迎，而希臘人也借由這些報道的傳播增加了對中國的了解。后來，馬可·波羅來到中國，在中國生活了近20年，于1295年返回到威尼斯并出版了《馬可·波羅游記》，中國的文化、風俗習慣、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等開始進入歐洲大眾的視野，中國對于希臘來說，已不再遙遠而神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