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第76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提出全球發展倡議，主張構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發展伙伴關系。全球發展倡議直面當前的核心議題，提出了發展優先的解題思路，是對中國發展主張的高度概括，也是近年來中國廣泛開展發展合作的經驗總結。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肆虐、全球經濟加速衰退的背景下，全球發展倡議有助于凝聚全球共識，將國際社會從沖突和集團對抗的陰影下拉回到正確的發展軌道，充分彰顯了中國負責任大國的責任與擔當。
全球發展框架趨向重構
長期以來，全球發展框架受到美西方模式和話語的支配。基于歐美在全球體系中的主導地位，該框架以新自由主義為價值取向，以歐美發展道路為依循，以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官方發展援助為主要操作工具。
這種發展框架具有內在的等級秩序和強烈的干預和改造情結，體現出“西方中心主義”和白人的優越感，反映了西方國家的霸權。從發展知識供給、發展方案規劃到發展項目實施評估，整個過程滲透著西式的特權和傲慢。歐美經驗和發展道路被“神化”，非西方世界則被丑化為落后的、動蕩的“他者”，成了被改造的“異域”。干預方與被干預方表現出不對等的權力關系，構成一種家長制的關系框架。美西方及其主導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在提供援助和發展方案時，通常以經濟、社會甚至政治改革為前提條件。在有些國家和地區，這種外在干預甚至伴以軍事侵略、政權顛覆等極端方式，發展援助成了赤裸裸的“發展入侵”。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這種不均衡、滲透著強權和霸權的全球發展框架逐漸難以維系，在規范和實踐層面出現明顯脫節。歐美在自身道路和經驗基礎上形成的經濟增長理論、現代化理論、善治理論等，與發展中國家的現實需求和現實條件完全脫節，發展內在的可持續性受到致命破壞。援助實踐中附加的政治經濟條件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發展中國家的自主權，“援助無效”“援助死亡”等質疑聲越來越多，國際發展領域呼喚一種更加均衡、有效的發展框架。
新興經濟體的強勢崛起使發展中國家將更多目光轉向內部，充分發掘本土資源和本土知識，探尋發展的內生進程。這就導致多種不同的發展規范逐漸從“外圍”成長起來，它們開始構建超越歐美單一發展范式、體現發展中國家多元實踐經驗和自主性的新框架。與此同時，接受國的主體性也在凸顯，發展知識的傳授、發展援助的開展都更加注重合作方的自主性選擇和本土化調適，雙方形成一種更加平等的伙伴關系。
推動全球發展的中國實踐
在全球發展框架重構的過程中，中國因其經濟總量和對全球經濟的超強影響力，特別是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政治和社會高度穩定，成為全球發展格局中最受關注的角色和動力。中國在減貧、農業種植、產業化與工業發展、綠色發展、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積累了豐富的發展經驗，成功走出了一條符合自身需求和特色的發展道路。以減貧為例，中國建立了工作到村、扶貧到戶的工作機制，大力推行“造血”為主的開發式扶貧和動態管理的精準扶貧方略，有效保證了7億多農村貧困人口穩定脫貧。
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一直將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作為使命。盡管全球發展倡議提出時間較短，但實際上中國已經在全球發展領域投入了相當多的資源，作出了巨大努力。產業園區、農業技術示范中心、援外醫療隊、“光明行”活動、“魯班工坊”、非盟會議中心等，這些對外發展合作的品牌，既體現了中國的重要貢獻，也凝聚著中國獨特的發展經驗。
為推動對外發展合作議程，中國發起“一帶一路”倡議，推動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能源及區域一體化建設；主導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上合組織開發銀行等多邊發展銀行；設置各類開發性基金，包括40億美元的“全球發展和南南合作基金”、10億美元的中國—聯合國和平與發展基金等；同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拉美開發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歐洲投資銀行、美洲開發銀行、國際農業發展基金等共同成立多邊開發融資合作中心；搭建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全球發展促進中心、國際發展知識中心等多個發展知識研究和交流平臺。
在此基礎上，中國逐漸構建以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經驗實踐為依托的全球發展框架。該框架以全球發展倡議和《對外援助管理辦法》為規范支撐，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全球發展高層對話會、中非合作論壇、中拉論壇、中國—東盟合作機制以及聯合國、金磚會議、二十國集團等為主要合作平臺，以國內開發機構和銀行、多邊開發銀行和基金等為資金支持，以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國際發展知識中心和專業智庫等為智力支撐，以減貧、農業工業合作、基礎設施建設等為重點合作領域，操作性和適應性越來越強，影響力也越來越大。
拓展全球發展知識體系
基于本國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經驗，中國提出的全球發展框架意在突破現行國際發展的歐洲殖民范式，建立基于新興經濟體自身發展經驗的發展學。這一發展框架以促進亞非拉地區低收入國家的發展為合作重心，蘊含著中國獨特的發展觀。
第一，中國的全球發展框架聚焦共同發展。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始終將發展視為第一要務。全球發展倡議同樣將發展置于全球宏觀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主張構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發展伙伴關系。無論是發展中國家出現的落后、沖突問題，還是全球范圍內增長動能不足及發展失衡問題，根本的解決路徑都在于發展。共同發展首先要求聚焦發展，將主要資源投入發展領域；其次要求發展的普惠共贏，不能以鄰為壑或者搞“小圈子”；再次要向落后和低收入國家傾斜，不讓任何一個國家掉隊。
第二，中國的全球發展框架強調有序推進、重點突破，倡導發展的可持續性。針對發展中國家面臨的現實挑戰，全球發展框架提出了多個重點合作領域，包括減貧、糧食安全、抗疫和疫苗、氣候變化和綠色發展、發展籌資等。同時，該框架提供了操作性較強的發展思路，即重點推進工業化、互聯互通和數字經濟等領域的合作。工業化和互聯互通是落后經濟體自主發展和經濟起飛的關鍵，數字經濟則為其提供了“彎道超車”的可能路徑。
第三，中國的全球發展框架關注民生、人的生存和發展權。與美歐單純強調人的政治權利不同，中國提出的全球發展框架更重視人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這些權利比虛幻的政治權利更具有基礎性和重要性。中國倡導國際社會特別是發達國家提供更多的資源，重點關注南北鴻溝，努力構建全球發展命運共同體，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無論面對減貧、糧食安全等現實問題，還是規劃未來的可持續發展道路，民生都被視為全球發展合作的著力點。
第四，中國的全球發展框架主張開放包容、互鑒共贏。中國倡導的全球發展合作反對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致力于與各國發展戰略和各地區發展規劃對接，不將其他發展倡議視為競爭對手，而是促進發展進程之間的協同增效。此外，全球發展倡議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推動各國利益融合共生的同時，努力建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在雙向緊密互動中推動構建全球發展命運共同體。
第五，中國的全球發展框架強調有效治理。有效治理包括兩個層面，即國內治理的有效性和全球治理的有效性。中國經濟長達40多年的高速增長，秘訣之一就是高效政府對社會的有效治理和對市場的引導與矯正，這對發展中世界的諸多“脆弱國家”尤其具有啟發價值。在全球治理層面，當前全球治理效能不足和萎縮已經嚴重影響到國際社會對新冠肺炎疫情、經濟下行等危機的應對。面對逆全球化趨勢和反全球化思潮，習近平主席多次強調，要“主動作為、適度管理，讓經濟全球化的正面效應更多釋放出來”。全球發展倡議對發展理念和模式的完善，在提升發展公平性、有效性、協同性的同時，也為變革全球治理提供了參考路徑。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