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2022年6月22日
全球化的發展在整體性推進全球經濟增長的同時，也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發展空間不平衡等發展鴻溝問題，并成為影響全球化進一步向前推進的主要障礙。習近平主席在金磚國家外長會晤開幕式上發表的視頻致辭中強調，要加強政治互信和安全合作，就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密切溝通協調，照顧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相互尊重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抵制冷戰思維和集團對抗，共建人類安全共同體。
新冠肺炎疫情加劇全球發展鴻溝
今天，全球發展差距越來越大。據統計，目前全球收入差距是1929年世界經濟大危機以來最大的。最新公布的《2022年世界不平等報告》顯示，過去20年里，在全球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底層的50%人群之間，收入差距幾乎翻了一番。雖然全球化帶動了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特別是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崛起，一度縮小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目前，按匯率法計算，這些國家的經濟總量占世界的比重接近40%。保持現在的發展速度，10年后將接近世界總量一半。但是，我們也要看到，發展中國家的追趕速度已經有所趨緩，由2010年前的10%逐漸下降到了2015年后的1%，特別是新冠肺炎暴發以來，發達國家的經濟反升力度整體超過了新興經濟體，兩者之間一度接近的經濟總量又可能再度拉開。聯合國的《2022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報告指出，在全球從疫情沖擊中恢復的過程中，發達國家的恢復速度明顯快于發展中國家。就各國國內而言，其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始終保持高位，特別是疫情后“K”型反彈也會進一步拉大差距。僅以美國而言，國內0.1%人口占GDP的比例由1978年的7%上升到了目前的20%。
同時，新冠肺炎疫情也加快了全球數字經濟的發展速度，業已存在的數字鴻溝會進一步擴大，并從而影響到全球發展。1990年，在數字鴻溝概念正式提出之前，托夫勒就提出了“信息富人”和“信息窮人”。
2021年11月，聯合國國際電信聯盟（ITU）發布報告指出，據統計，盡管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增加了人們使用網絡的頻率，預計2021年使用互聯網的人數將從2019年的41億人激增至49億人。但是全球仍有近30億人口從未使用過互聯網，這一數字約占全球總人口的37%。調查顯示，在未使用過互聯網的人群中，大約有29億人來自發展中國家，約占總數的96%。此外，在被算作“互聯網用戶”的49億人中，仍然有數億人因網速過慢或使用共享設備而很少上網。即使在全球經濟第一的美國，也還有2000多萬人沒法上網。這種數字鴻溝不僅導致大批無法上網的人在數字經濟時代失去發展機會，而且還會因科技的“創造性破壞”而喪失現有的工作崗位，社會階層差距不斷擴大并日益結構固化。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知識生產、制度建設等方面的“軟鴻溝”也非常巨大。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科技投入還趕不上發達國家的一家企業，幾乎沒有自己的知識產權，不得不依附發達國家來發展自己的經濟，在制度和道路選擇方面也長期缺乏自主性，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后的產業鏈、供應鏈調整中，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背景下，將處于更加被動的地位。
美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的負面影響
全球發展鴻溝的產生，既有發展中國家內部在發展戰略選擇、內部國家治理等方面自身的問題，但更為重要的是由美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的不公正、不合理所造成。帝國主義的長期殖民統治，使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長期處于發展的“外圍地帶”，缺乏民族工業起飛的資本積累。二戰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憑借其占有的優勢地位，在國際經濟領域內建立起來的一套有利于其自身的“游戲規則”。他們不僅在國際分工中利用自身在技術、研發、品牌、銷售等方面的優勢，壟斷了價值鏈的高端環節，而且在發展中國家憑借勞動力、土地等低端生產要素參與全球分工，并通過自身努力迎頭趕上時，又采取各種措施企圖使后發國家在國際分工中長期鎖定在具有比較優勢但處于價值鏈低端的產品和生產環節上，陷入出口規模不斷擴大但國民福利并未上升的“貧困化增長”境地。近年來，美國對中國高科技技術的封鎖和脫鉤就是明證。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經濟運行日益“金融化”已經成為當前全球經濟的顯著特征之一。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金融危機頻發，而發展中國家因其經濟實力有限，加之金融體系的不完善，其遭受金融危機的次數和深度都較發達國家嚴重。根據IMF資料，新興市場國家發生金融危機的次數四倍于發達國家，危機直接損失占GDP的比重也比發達國家高出2到3個百分點。金融資本主義主導了全球的價格和資源分配體系，出現了一種新的全球性的剝削形態。近幾年，美國收入分配和財富分配日益的兩極分化，其實就是金融的惡性通脹的結果。與此同時，新興市場國家也因美西方大國不負責任的金融政策而被不斷“薅羊毛”。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開始，美日歐央行就多次推出量化寬松政策，造成國際金融市場流動性泛濫，通過債務貨幣化向新興市場國家轉嫁危機。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美聯儲實施了史無前例的無限量化寬松政策，同時在經濟率先回升后，又立即采取縮表加息，通過全球金融體系將通脹壓力傳導到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加重了發展中國家債務負擔，延滯了其復蘇進程。世界銀行近日發布報告預測，2023年，發達經濟體的產出將恢復到疫情前水平，而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產出將比疫情前低4%，脆弱國家和小島嶼國家的產出將比疫情前低7.5%至8.5%。
全球發展的“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中國針對全球化發展出現失衡而提出的中國方案，就是要將增進人民福祉、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提升全球發展的公平性、有效性和包容性，不讓任何一個國家掉隊。習近平主席強調：“發展是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共同任務。面對當前各種風險挑戰，加強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
要克服發展鴻溝，首先要加大基礎設施投入，推動解決全球發展空間不平衡問題。這里的空間，不僅是指地理空間，也包含網絡等新空間。目前，全球70億多人口，現代基礎設施可及人口只有30億。沒有鐵路、公路、航運、航空、網絡、電網等現代基礎設施的聯結，將近世界一半的人口將永遠無法參與到全球分工之中共享全球發展機遇。事實上，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主要就是為了推動全球共同努力解決空間發展不平衡問題。麥肯錫預測，隨著基礎設施的完善，到2050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將占到全球GDP增長的80%，為世界帶來30多億中等收入群體消費者。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中國不僅投入了大量資金幫助發展中國家提升基礎設施能力，而且還事實上帶動了全球對基礎設施的投資。據統計，2013—2019年中國在“一帶一路”中以貸款形式投入了約6000億美元，超過了同期世界開發性銀行共計約5000億美元貸款總額。全球基礎設施的改善將有助于破解發展中國家被全球化邊緣化的困局，為發展中國家更好地融入全球化發展創造條件。
其次，要加強國際發展合作，努力縮小全球發展的南北差距。由于歷史的原因，全球發展還存在著較大的南北差距，而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長期處于貧窮落后狀態，不僅不符合人類公平正義的共同價值，而且作為休戚與共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沒有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就不可能實現世界的穩定和繁榮。開展國際發展合作,是幫助發展中國家減少貧困、改善民生，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目標的有效路徑。其中，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國際合作中要重點關注最不發達國家。不讓一個國家掉隊，就是要補上這塊全球發展鴻溝的最短板。長期以來，中國向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提供了大量力所能及的幫助，并在國際舞臺上積極維護和發展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新冠疫情暴發以來，中國不僅是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疫苗數量最多的國家，也是G20成員中落實緩債金額最多的國家。
再次，要交流治國理政經驗，不斷增強發展中國家自主發展能力。發展中國家長期落后的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在制度、科技等知識性領域的依附性。由于沒有找到適合本國發展的道路，很多國家長期陷入政治動蕩、社會動亂、經濟潰敗的惡性循環而無力自拔。同時，發展中國家科技自主創新能力薄弱，多以模仿發達國家技術為主。這也決定了發展中國家即使有所發展，也會被鎖定在價值鏈低端，無法實現有效趕超。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發展道路不僅拓展了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道路的選擇，而且也受到了發展中國家的普遍關注。為此，中國積極促進與發展中國家一起研究和交流適合各自國情的發展理論和發展實踐，并通過南南合作來加強知識分享，提升發展中國家的自主發展能力。2016年，中國專門成立了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以領導力、發展經濟學以及國家與發展三個模塊，開展對發展中國家的公務員培訓。2017年，中國國際發展知識中心正式啟動，旨在交流發展理念、促進國際發展合作，推動全球落實可持續發展議程。2018年，中國又提出了建立金磚國家新工業革命伙伴關系的重要倡議。目前，金磚國家在海洋與極地科學、半導體照明、天文學、生物技術和生物醫學等若干專題設立了科學工作組，由金磚國家的52所高校組成了“金磚國家大學聯盟”。這些合作都有助于發展中國家加強科技合作，特別是在難以獨當一面的領域內共同推動知識生產、創新和數據分享，從而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大勢，提升金磚國家及廣大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