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022年4月7日，比利時布魯塞爾，北約成員國外長舉行會議，就向烏克蘭提供進一步的軍事支持進行磋商。人民視覺 資料圖
美國與西方發現事與愿違
冷戰后，近20年的國際關系與世界經濟維持了總體穩定，這也保證了“9.11”事件與世界金融危機后國際社會的精誠團結，G20的誕生與“G2”論盛行一時均是此時的標志之一。雖然大國在科索沃戰爭、伊拉克戰爭、南海海洋權益、多哈回合等問題上持續發生紛爭、對立，美國的“對沖戰略”也劍指中國，但總體而言，在美國特朗普政府之前，西方-美國與中國、俄羅斯并沒有全面公開戰略對抗，全球治理、議題性及戰略穩定的合作仍然是大國關系的基本外交選項。
冷戰后過渡期的短暫與諸多良好合作機制無法延續，原因是冷戰后的東西方、南北間的大融合、“世界是平的”現象與發展是建立在特定時空背景下的，即美國與西方挾“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勝利之余勢，擁有充分的軍事力量、制度、理念與科技優勢，可以暫時擱置戰略警戒性及對技術與資本跨界擴散的控制。
換言之，美西方的戰略是建立在其民主理念與邊界可大踏步向轉型國家延展，各種民族主義與非西方國家會熱情擁抱民主理念，追隨美國與西方的領導，經濟全球化將給予西方民眾更多紅利，開放的邊界能夠吸收更多人才與精英，新興大國在軍事上、經濟上、科技上、制度上無法與美國并駕齊驅的判斷基礎之上的。一旦世界大局走勢與格局很大程度上相悖于美國及西方的戰略判斷，國內的民粹主義、保守主義、種族主義思潮就會沉渣泛起，原來的戰略、政策與行動就會向硬化、激化方向調整，矯枉過正與國內政治極化就成為了基本態勢。
2009年的歐洲債務危機與2010年阿拉伯之春后的歐洲難民危機，2016-2017年的英國脫歐，2016年特朗普打著“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民粹主義旗號入住白宮，代表美國與歐盟已經認識到戰后的“自由主義開放”的發展道路已經不再是其一馬平川獨享的“百寶箱”。
2018-2020美國對華發起貿易沖突、5G戰，提出“印太戰略”，部分西方與亞洲國家追隨美國，構建與中國對立的價值觀、經濟、科技陣營，實際上就是它們對冷戰后轉型期支持開放性的經濟全球化與推進不同政治制度國家和平共存國策的否定，它們錯誤地把不利于其發展的態勢、趨勢的原因與重點歸結于中國成功倚助經濟全球化及西方市場、技術的開放，并把焦點放大至兩種體制的競爭與對抗。
俄烏沖突給美國提供了籌碼
俄烏沖突也是轉型期美國-歐洲與俄羅斯地緣勢力范圍爭斗最后階段的一個結果。冷戰后至今，在中東歐地區，西方與新歐洲國家在軍事、制度、經濟與科技領域始終處于主導地位，俄羅斯在歐洲已經全面邊緣化，烏克蘭成為西方在中東歐擴張其聯盟最后階段一個志在必得對象，以使冷戰后歐盟的自由化制度與秩序能夠覆蓋俄羅斯-白俄羅斯外絕大部分歐洲區域。
但是，2008年俄羅斯-格魯吉亞戰爭導致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宣布獨立，2014年俄羅斯兼并克里米亞，表明美歐不僅在全球化進程與制度之爭中局部失利，其在歐洲的地緣政治競爭的勝算也是危在旦夕，因為俄羅斯在戰略上并不甘于高壓下退縮與認輸，而是利用了美歐戰略棋局攤大，戰線拉長，重塑西方秩序的議程繁重，內部社會、政治矛盾叢生之際，實施了戰術反擊。
俄烏沖突爆發后，美歐凝聚了共同對抗俄羅斯的意志，也為美國把歐美和印太部分國家共同納入與中國全面戰略競爭提供了籌碼與機遇。烏克蘭成為了沖突的犧牲品與“沖鋒隊”，俄羅斯可能長期陷入一個沖突膠著的“泥潭”。俄烏沖突引發的原油、糧食供應短缺與相關全球供應鏈危機，將隨著新冠疫情的波浪形重復蔓延與美國強行推進美歐新經濟秩序，經濟版的“印太戰略”、中美多域競爭而加劇。
“和平與發展”時代正被美西方侵蝕
俄烏沖突后西方對俄的全方位制裁，把俄幾家主要銀行踢出“環球同業銀行金融結算系統” (SWIFT)，凍結俄羅斯中央銀行3000億外匯儲備，考慮計劃把這筆資金用于烏戰后重建，甚至試圖把俄羅斯驅逐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與G20，均表明西方同俄羅斯的戰略博弈已經超越了現有國際秩序中對常態沖突與戰爭行為的規制容忍，未來各國局部經濟關系、經濟全球化發展方向將被西方置于不與俄羅斯共存的“衡量器”中。
簡言之，冷戰后國際秩序轉型期的“和平與發展”時代正在被美西方侵蝕，以價值觀與地緣政治勢力范圍為經緯線的陣營在漸漸聳現中。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美國貝萊德（BlackRock）掌門人拉里·芬克（Larry Fink）斷言，“全球化（Globalization）已經結束”，美國貿易代表戴琪聲稱全球化已經出現問題，需要進行升級，實際上都是一種意思——美國與西方將打造一個確保其價值觀、利益與規則為基礎的新經濟秩序，它將與其戰后曾經主導的國際政治秩序匹配。
在這種背景下，新興大國不會聽任其發展，坐視自己安全利益受損，而堅持開放、包容的經濟全球化與公平的國際政治秩序，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進行策略性反制，將是新時代的一個常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