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懿黑：美國“印太戰略”下美韓海洋安全合作研究

面對中美之間權力結構的變化——中美權力變遷，美國的戰略重心逐漸轉向亞太，并加強了對華制衡。早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就提出“重返亞太”（Pivot to Asia-Pacific），強調制衡中國。自2011年起，美國政界，包括副總統拜登、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等，開始談及在戰略上將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聯系起來，初現美國從“印太”范圍圍堵中國的構想。特朗普執政期間，美國發布2017年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將中國定義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strategic competitor），并正式提出“印太戰略”（Indo Pacific Strategy），旨在確保美國的地區均勢優勢。“印太戰略”在相當程度上繼承了奧巴馬政府的亞太政策，可謂是擴展版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拜登上臺以后，美國承襲“印太戰略”，且不斷拉攏地區同盟，加快對該戰略的部署和推進。強化同盟一直以來都是美國地區戰略的重要戰略手段之一；隨著美國加強在印太的權力競爭，美國的同盟關系尤為重要。其中，韓國是美國重要的地區同盟之一。當下，隨著美國戰略的調整，美韓同盟將面臨怎樣的轉型？ 

由于韓國一直避免在中美之間明確選邊，對于美國“印太戰略”下美韓同盟關系呈加強還是疏遠趨勢，學界存在較大爭議。一方面，不少學者認為，伴隨美國亞太戰略的展開，美韓同盟得以強化。另一方面，有學者認為美國與韓國對地區事務認知的差異，以及美國對韓國參與平衡中國的要求，加劇了同盟內部的分歧。美韓同盟是美國亞太同盟體系的重要支撐，也是“印太戰略”的主要實施手段之一。在這樣的背景下，有必要探討，隨著美國戰略的調整，美韓同盟關系將如何變化，以同盟為基礎的美國地區戰略會呈現怎樣的趨勢。

由于美國本質上是海洋國家，而韓國是陸海復合型國家，海洋安全合作是兩國合作的核心，也是同盟關系的重要層面。因此，本文試圖通過分析美韓海洋安全合作，探討美韓同盟關系的現狀及發展趨勢。不僅如此，由于“印太戰略”的重心在于實施海上圍堵，通過探討美韓海洋安全合作，有助于評估韓國在美國地區戰略中的作用，以及“印太戰略”的實施前景。

本文認為，隨著美國“印太戰略”的實施，雖然美韓兩國的海洋戰略目的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歧，但是其戰略目的和手段的互補性更加凸顯，在此基礎上，近年來，兩國不僅深化了雙邊海洋安全合作，韓國還積極配合美國建設地區多邊海洋安全合作，兩國同盟關系越來越呈現“相互支持”的態勢。本文強調，即使是在韓國進步派執政期間，韓國在言辭上避免參與美國“印太戰略”的軍事安全合作，但其實際行動，并未疏遠對美安全合作。

一、美國“印太戰略”背景下美韓海洋安全合作態勢

從“印太戰略”的實施情況來看，美國的“印太戰略”主要有三大特征。第一，美國提出“印太戰略”，不僅意味著將戰略重心轉向亞太，更強調將印度洋和太平洋視為一個整體地緣政治概念。2017年10月，時任美國國務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W. Tillerson）聲稱：“印度洋—太平洋，包括整個印度洋、西太平洋以及環繞它們的國家，將是21世紀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地區。”

第二，“印太戰略”可看作是美國的海上圍堵戰略。2018年6月，時任美國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蒂斯（James Norman Mattis）強調，“印太戰略”的首要主題是“擴大對海域的關注”，由于“海上交通線是所有經濟活力的動脈”“美國的愿景是……加強對海上秩序和利益的監督和保護……”第三，“印太戰略”強調聯合美國地區盟友，形成共同圍堵態勢。由于國家力量的相對衰退，美國越來越依賴盟友，強調雙邊及多邊合作。2018年版《國防戰略報告》強調，同盟和伙伴“為美國提供競爭對手和敵人無法匹敵的、持久的非對稱戰略優勢”。美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Lloyd J. Austin III）解釋道，“印太戰略”實際上是“集成威懾”（integrated deterrence）戰略，即通過“利用原有的（盟友的）能力，建立新的能力，并以相互交織的方式部署這些力量”，和同盟和伙伴“采取相同步調”，以實現對華圍堵。

同時，美國期望盟友加強自身能力，為其地區戰略貢獻力量，并期望提高地區盟友間的“互用性”，以便更有效地利用盟友力量。2019年12月美國發布的《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推進一個共同愿景》（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強調，美國需要確保“美國和盟友的互相操作能力”（interoperable capability），以“集體應對”（response collectively）威脅。例如，美國提出“海上安全倡議”（Maritime Security Initiative），期望地區盟友創建一個“共同的區域海上圖景”（common Regional Maritime Picture），并“有能力單獨和聯合控制自己的主權海域”。

隨著美國實施“印太戰略”，美韓兩國的海洋安全合作進一步提升。第一，美韓雙邊海洋安全合作加強。首先，兩國海洋安全合作機制進一步深化。美韓海軍加強了聯合工作機制。由于韓國的海軍司令部位于釜山，為了加強兩國海軍的合作，駐韓美海軍司令部于2016年從首爾移至釜山。為了強化兩軍之間的情報共享，并加強兩軍的聯合作戰能力，2017年兩國海軍設立了“聯合海洋作戰本部”（Combined Maritime Operations Center，CMOC），該部門負責在危機時調動航空母艦、潛艇等戰略裝備。2017年，兩國海軍還建立了“聯合工作體系”（Side by Side System）——在同一領域工作的兩國海軍人員，在同一個辦公室一起辦公。這意味著，兩國海軍將軍需、作戰、情報等各個領域的工作，進行了“空間性的結合”，由此加強了兩軍的合作與交流。

同時，美韓海軍也加強了戰術層面的對話及交流。隨著駐韓美海軍司令部移至釜山，兩個部隊開展了頻繁的日常聯合會議。這包括，每周五舉行的、由兩國海軍指揮官和參謀共同參與的“聯合海洋作戰現況報告會議”，以及每周一兩軍參謀共同參與的“聯合參謀會議”。其次，美韓擴大了海上聯合軍演的規模，尤其強調對聯合行動能力的訓練。2016年6月27日至7月14日，美韓在浦項進行了“聯合空地戰斗訓練”，這是美韓第一次綜合包括步兵、炮兵、電車、登陸裝甲車在內的所有兵種，在單一指揮體系下，進行聯合訓練。2016年10月11日進行的“聯合艦隊攻擊訓練”中，美韓將“大規模報復懲罰”概念應用至海上作戰，即不再局限于原有的艦對艦、艦對空打擊，而是通過利用艦隊的遠距離精密誘導武器，施行艦對地精密打擊。2017年11月12日進行海上聯合軍演時，三艘美國航母同時進入朝鮮半島海域。2018年4月1-8日，美韓進行了名為“雙龍訓練”的大規模登陸作戰，期間首次投入了F-35B戰斗機。

第三，隨著美國強調地區多邊同盟網絡的建設，韓國擴大了與美國地區盟友間的多邊海洋安全合作。近年來，韓國海軍多邊聯合訓練的頻率呈遞增趨勢：2015年為5次，2016年為7次，2017年為7次，2018年為15次，2019年為19次，2020年為14次。文在寅政府提出“新南方政策”，聲稱追求多元化的國防外交，推進和東南亞國家之間的國防合作。自2018年起，韓美安保會議（SCM）發布的共同聲明中，添加了“決定共同摸索擴大多邊安全合作的方案”的內容。

具體而言，韓國通過加入情報合作協議、參與多邊聯合演習，積極配合美國提升地區多邊聯合行動能力。2016年，韓、日簽署且生效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SOMIA：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2017年11月，韓國聯合了美、澳海軍，共同進行了海上核材料走私的攔截訓練。2019年5月23日，美國聯合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在西太平洋進行了代號為“太平洋先鋒隊”（Pacific Vanguard）的反潛作戰演習，這是四國海軍首次聯合軍演。2021年韓國首次參與美澳“護身軍刀”演習（Talisman Sabre）。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稱“護身軍刀”及“太平洋先鋒隊”突顯了執行“融合性尖端海洋作戰”（integrated high-end maritime operations）的能力，提高了韓、日、澳間的互用性。2020年，韓國加入了美國和東南亞10國共同舉辦的名為“東南亞合作和訓練”（Southeast Asia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SEACAT）的海上演習，該演習旨在采用標準化的訓練、戰術和程序應對海上危機。不僅如此，隨著美國擴大地區戰略的地緣政治范圍，韓國也開始注重與美國域外盟友的合作，包括印度、英國。韓國與印度于2018年9月13日舉行了第一屆“韓國-印度海軍對海軍會議”，雙方討論了擴大軍事交流、增加聯合訓練的方案，并決定今后每兩年進行一次海軍會議。2021年8月30日-9月1日，韓國與英國最新航母、排水量為6.5萬噸的“伊麗莎白女王”號在東海進行聯合訓練，美國與荷蘭也參與了此次訓練。

最后，美國期望加強印太地區盟友海洋力量的建設，而韓國正在成為地區國家中高端武器裝備的重要提供者之一。近年來，韓國是菲律賓除了美國以外的第二大軍事裝備來源國。2016年，韓國現代重工和菲律賓簽訂合同，將為菲律賓海軍建造兩艘新的護衛艦，價值3.14億美元。2021年12月，韓國現代重工再次與菲律賓簽訂了建造兩艘3200噸級護衛艦的價值5.56億美元的訂單。韓國分別于2015年和2017年，向菲律賓贈送了一艘通用登陸艇和一艘浦項級（Pohang-class）護衛艦。2019年印尼海軍將三艘韓國制造的“張保皋”級（Chang Bogo-class Type 209/1400）潛艇投入使用。

但是，美韓海洋安全合作也存在很大分歧。這首先體現在，韓國政府至今仍未明確表態參與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戰略。韓國雖以“新南方政策”對接“印太戰略”，但強調在經濟及非傳統安全領域進行合作。為了實行“印太戰略”，美國尤其需要印太地區海洋國家的合作。美國國防部發表的《印太戰略報告》（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指出，“強化和同盟及友邦國家的合作關系”以及“強化地區網絡”是實現該戰略的主要方案，其中強調美韓同盟合作是“印太地區和平及安全的核心”，并將“美日韓三國合作”定義為強化地區網絡的第一條。但無論是美日韓三邊合作還是“四邊機制”（QUAD），文在寅政府均持消極態度。韓國一直拒絕美國將美日韓軍事合作升級為三邊軍事同盟的提議，也拒絕加入美日澳印四邊演習。韓國僅愿意參與開放的多邊安全框架。2021年5月21日美韓高峰會談后的共同聲明稱，支持“開放、透明、包容性的地區多邊主義，包括四邊機制”。

其次，韓國也拒絕在南海問題上與美國合作。美國一直呼吁韓國共同回應中國在南海的島礁建設等問題，但是韓國并沒有對美國的立場公開表示支持。2019年6月，美國政府要求韓國派遣軍艦前往南海，以回應中國在南海的行為，韓國政府拒絕了這一要求。為了應對美國的壓力，青瓦臺一直以來采取的立場是，期望各方根據國際規范和平解決南海紛爭。例如，2018年11月，文在寅在“東亞峰會”（East Asia Summit，EAS）上稱，“……中國和東盟各國（ASEAN）共同協商的‘南海行為準則’（COC），體現了所有國家的權利和利益，也遵循了聯合國海洋法等國際法，期望由此可以實現（該地區的）（海上）通行自由和航空飛行自由”。

二、美韓海洋戰略對比

基于前文可得知，隨著美國開展“印太戰略”，美韓在多方面加強了雙邊和多邊海洋安全合作，但同時，兩國的海洋安全合作也存在一定分歧。國家間的海洋安全合作很大程度由各國的海洋戰略決定。因此，為了更好地解釋美韓間的海洋安全合作，有必要考慮兩國的海洋戰略。

2.1“印太戰略”下美國的海洋戰略

（1）戰略目的

根據美國海軍發布的官方文件，美國的海洋戰略目的可以概括為以下四點。第一，確保海上貿易通行的自由。第二，通過持續在地區部署軍力，威懾戰爭的爆發。第三，通過在危機發生初期迅速干預，防止區域危機的擴大。第四，贏得大國戰爭。隨著美國實施“印太戰略”，并將其國家戰略目的指向為加強與中國的競爭，美國的海洋戰略也開始針對中國，將確保地區海洋的主導權，及贏得針對中國的競爭定義為戰略目標。美國海軍最新的戰略報告《海上優勢：以綜合全域海軍力量為主導》（Advantage at Sea: Prevailing with Integrated All-Domain Naval Power）明確了美國海軍的戰略目的，即“與我們（美國）的對手——中國——競爭、威懾，并在必要時打敗他們”。

（2）實現方式及戰略手段

為了實現美國的政治目的，美國的海洋戰略要求確保制海權。制海權將允許美國在平時干預地區事務，在戰時贏得與對手的戰爭。美國的海上作戰計劃要求海軍在戰爭第一階段，快速調動部署于前沿的海洋力量，并以絕對優勢的力量，摧毀敵人的反介入/區域拒止力量，以在第一時間確保制海權；在第二階段利用制海權，向地區投送軍事力量及補給。《海上優勢：以綜合全域海軍力量為主導》再次確認了制海權的重要性：“制海權是支持……所有海軍任務的關鍵因素，包括力量投送和海上輸送。”

美國海洋戰略所要求的最主要的戰略手段可概括為：地區前沿基地；地區海洋力量的絕對優勢；機動作戰能力。近年來的美國海軍政策文件主要強調兩點變化：第一，國家安全目標轉向大國競爭；第二，面對對手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的提高，美國的相對優勢減少。在此背景下，為了實現制海權的確保，美國海軍計劃一邊利用更分散的海上作戰，削弱對手優勢，同時期望聯合盟友力量，并以“更致命、更靈活”的海洋力量，確保戰略優勢。2018年版《國防戰略報告》及《印太戰略報告》均指出，“美國將尋求建立具備更致命、更靈活和快速創新能力的聯合部隊”，并“結合堅定的同盟和伙伴國的集合（robust constellation）”，以“確保有利的權力均衡”。具體如下。

第一，前沿基地。前沿部署不僅能允許美國在平時向地區施加影響力，更能確保美國在戰時實現軍力投送以及海洋控制。美國海軍認為，通過持續的前沿存在，可以減少對手對美國意圖的誤判，防止對手采取軍事手段解決地區問題。此外，前沿存在還將確保美國在危機發生時，能夠快速干預，抑制危機升級。

“印太戰略”下，美國持續加強“前沿存在”（forward presence）。U.S. Department of State,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 November 3, 2019, p.22.不僅如此，美國海軍要求更分散的前沿軍事基地。美國海軍2017年發布的《水面部隊戰略——回歸海上控制》（Surface Force Strategy—Return to Sea Control），提出了新的作戰概念“分布式殺傷”（Distributed Lethality），計劃通過擴展美國海洋力量的操作空間，使得對手偵查和鎖定目標變得更為復雜，從而削弱對手的優勢。這一概念的基本思想是將艦隊的戰斗力分散在更多的平臺上，增加對手擊敗美國所需的攻擊規模，因此要求更為分散的前沿基地分布于印太地區。

第二，地區海洋力量的絕對優勢。美國海軍意識到，為了確保對地區海洋的主導權，美國需要的是地區海洋力量的絕對優勢，而不是總體國家力量的優勢。美國海軍主張，“距離，即使是很短的距離，都對戰爭雙方的能力有巨大影響。解放軍在總體軍事力量方面并沒有趕上美國，但是解放軍不需要在這方面趕超美國以實現其對周邊區域的主導……接近（proximity）這一條件很大程度使得美國的軍事任務變得更為復雜，卻為解放軍提供了巨大的戰略優勢”。

隨著美國相對衰退，為了確保地區力量的優勢，美國不僅要求提高海軍的規模及致命性，更期望聯合地區盟友的力量。美國海軍少將喬伊·廷奇（Murray Jeoy Tynch）聲稱，“海洋領域的挑戰，單一國家已難以處理，而是需要有相互運用性的同盟網絡（共同應對）”。《海上優勢：以綜合全域海軍力量為主導》指出，“在危機時，聯盟和伙伴關系是真正的力量倍增器”，“一個強大的、世界范圍的海洋伙伴網絡……使我們有超越對手的持久優勢”。

第三，機動作戰能力。由于美國海軍的作戰方式是在第一時間確保制海權，美國海軍要求強大的機動作戰能力。機動作戰能力不僅能幫助美國海軍掌握主動權，還能帶來戰略優勢。《海上優勢：以綜合全域海軍力量為主導》指出，美國海軍將“在我們選擇的時間和地點集中戰斗力……通過改變我們的時間、地點、領域、部隊和活動來增加戰術的不可預測性……”；“分散軍力并進行機動作戰（maneuvering），使我們能夠利用不確定性，并進行突襲（surprise）”。

因此，面對美國相對優勢的減少，美國尤其強調“機動作戰能力”。美國海軍聲稱，競爭對手正在發展能力和態勢，挑戰美國聯合部隊“在選擇的時間和地點進行部署的能力”，因此需要“實施機動作戰條令”（maneuver warfare doctrine），以獲得優勢。Courtesy Story, “Force Design 2030”.2018年12月美國海軍發布的戰略文件《保持海上優勢規劃》2.0版（Design for Maintaining Maritime Superiority 2.0）強調，為了重新獲得美國在海洋領域的戰略優勢，“海軍需要變得更加靈活”，通過提高機動能力，以“利用我們（美國）的優勢對抗競爭對手的劣勢。”

同時，隨著美國海軍強調更分散的軍事部署，并要求聯合盟友共同行動，美國更加需要快速調動軍事力量到特定位置的能力。美國印太司令部指揮官戴維森（Philip Davidson）稱，“美國的軍事力量必須是機動性的（maneuverable）……且應該可以靈活運用具備相互運用性、可共存的同盟和友邦國家”。

2.2韓國的海洋戰略

（1）戰略目的

韓國的海洋戰略目的主要包括以下三點。第一，抵御對手（朝鮮）的海上進攻。韓國的主要國防目的之一是應對朝鮮的威脅，而三面臨海的韓國，除了陸地防御，更需要防止對手從海上發起進攻。第二，加強對島嶼的實際控制，確保韓國主張的海洋管轄權。韓國與鄰國存在海島主權爭端（中韓之間存在蘇巖礁（韓國稱為郁陵島）爭端，韓日之間存在獨島/竹島爭端）以及海洋專屬經濟區劃界問題。另外，韓朝對“北方界線”（Northern Limit Line，NLL）和“西海五島”周邊海域歸屬問題也存有分歧。文在寅政府發布的“國政運營五年規劃”中指出，韓國政府有必要“守護海洋領土，拒絕周邊國家漁船的不法作業，強化對獨島及郁陵島的管理”。第三，保護海上交通線，確保海上貿易的安全。韓國《2018國防白書》將海軍的戰略目標設定為，“確保（韓國）海洋管轄權以及海上通路，以確保海上國家利益”。韓國海軍和海洋警察廳、海兵隊聯合發布的《以海洋力量為基礎的繁榮與和平倡議》明確指出，韓國GDP的63.5%依賴于進出口，而進出口貿易的99.7%依賴于海洋輸送，因此韓國是依賴于海上貿易的海洋國家。

（2）實現方式及戰略手段

韓國的海洋戰略仍具有戰略定位不明確的問題，即不確定是以實現海洋拒止（sea denial）還是以確保制海權（command of sea）為戰略目標。海洋拒止是防止對手利用海洋實現其目的的戰略，通常是相對弱小的一方采用的防御性戰略。實施這一戰略的一方，將避開與對手進行正面對抗，而是使用“攻擊完就逃跑”的方式，在自己選擇的時間和地點發動突襲。由于周邊國家海洋力量均強于韓國，韓國海軍難以采取直接對抗的方式，而是計劃通過快速攻擊周邊國家的核心地區或脆弱地區，實施“積極防御”。制海權是指阻止對手利用海洋的同時，確保自身對海洋的使用權和主導權。韓國需要通過確保周邊海域的制海權，防止敵人進入周邊海域，守衛其領土及周邊島嶼；或通過制海權的確保，讓對手返還占領島嶼。

由于國家力量的局限，韓國并不追求海洋力量的數量優勢，而是著重于發展功能性海洋力量。首先，韓國尤其強調潛艇能力的發展，以加強對周邊海域的控制。潛艇是一種能夠有效實現海上區域封鎖的裝備。韓國已擁有9艘209級（改良級）常規潛艇，即張保皋級潛艇，以及9艘AIP潛艇（214級常規動力潛艇）。從2016年起，韓國開始第三代潛艇發展計劃，計劃于2020年起部署9艘KSS-III型（張保皋-III級）潛艇，其中計劃建造3艘“張保皋III”級Batch-I潛艇，配備有6具垂直發射管和射程超過500公里的“玄武-2B”彈道導彈，擬于2024年完成；2025年啟動Batch-II潛艇的建造工作，該版本的發射管將增至10具。2018年9月14日，韓國3000噸級KSS-III型潛艇“島山安昌浩”號完成研發，成功下水。隨著韓國潛艇戰力的增強，以及在朝鮮半島周邊海域作戰任務的擴大，2015年2月，韓國于鎮海設立潛艇司令部，負責指揮潛艇作戰，韓國成為繼美國、日本、法國、英國和印度之后，第六個成立潛艇司令部的國家。

其次，韓國著重培養機動作戰能力，以對戰略島嶼進行防御作戰，并針對對手的脆弱地區進行快速襲擊作戰。韓國海兵隊的主要任務就是，進行快速登陸作戰、迅速應對作戰，以及戰略島嶼的防御作戰。2010年2月，韓國首次設立了國家戰略機動部隊“第七機動艦隊”，以應對緊急情況，執行報復性打擊等任務。這支艦隊下設三艘KDX-III級“宙斯盾”驅逐艦，其中包括7600噸級“世宗大王號”，以及六艘4500噸級的KDX-Ⅱ級驅逐艦。同時，韓國興建了濟州島軍事基地，以部署其機動艦隊，該基地將允許韓國迅速應對東西海域的突發事件。2014年，韓國防衛事業廳批準建造2艘獨島級兩棲攻擊艦，該艦可運載直升機和高速登陸艇等，將大幅度提升韓國海軍遠程高速登陸作戰的能力；2018年5月，獨島級兩棲攻擊艦二號艦“馬羅島”號下水。2021年2月，韓國國防部和國防采購管理局在聯合防務計劃委員會會議上批準了2022年至2033年期間建造韓國第一艘輕型航空母艦的計劃。此外，韓國還計劃設立海兵航空團，以進一步加強“登陸作戰、快速應對作戰、局部挑釁應對作戰、戰略島嶼增援作戰”能力；并計劃設立機動艦隊司令部，以讓機動部隊進行獨立任務。美韓兩國海洋戰略的對比，可概括為表1。

三、美韓海洋安全合作：分歧還是互補？

3.1美韓海洋戰略目的的共識與分歧

美韓兩國的海洋戰略目的有共識也有分歧。美韓兩國海軍在維護包括朝鮮半島在內的地區穩定、威懾戰爭爆發方面，具有相同的戰略目的。同時，容易被忽視的是，維護海上貿易通道航行自由也是兩國共同的戰略目的。這是因為，韓國的經濟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海上航行自由，包括南海航行自由。文在寅在“東亞峰會”（EAS）上聲稱，“對于東亞國家而言，海洋是……繁榮的道路。尤其是南海……，韓國貿易的40%從這里通過”。韓國已有聲音要求政府擴大和美國在南海的軍事合作。例如，韓國海軍參謀總長鄭鎬涉曾聲稱，面對南海的不穩定，美韓有必要進行軍事合作。2021年5月21日美韓高峰會談后的共同聲明提及要共同維護“南海的航海及飛行自由”。

另一方面，兩國的海洋戰略目的也存在明顯分歧。韓國的海洋戰略主要針對朝鮮半島周邊海域，韓國認為沒有干預地區事務尤其是參與大國競爭的必要。但需要注意的是，韓國與中國之間仍存在島嶼紛爭以及海洋專屬經濟區劃界問題，韓國擔心，中國影響力的擴大將導致這些問題的解決不利于韓國。

3.2美韓海洋戰略手段的互補性

在海洋戰略手段方面，美韓兩國存在著很大程度的互補性。一方面，美國不僅有能力實現韓國的戰略目的，更能幫助韓國培養及增強自身海洋力量。另一方面，韓國則能為美國提供前沿基地、一定程度的地區海洋力量，以及機動作戰支援。具體而言：

（1）美國在韓國海洋戰略中的作用

第一，美國部署于地區的海洋力量，直接為韓國實現威懾和應對韓朝沖突提供了戰略手段。包括美國駐扎在韓國的部署于亞太地區的海軍力量歸屬于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第七艦隊的主要任務包括維護朝鮮半島的穩定。美國通過部署于地區的海洋力量，以及駐守于韓國的駐韓美海軍，實現威懾朝鮮，并預備應對威懾失敗的狀況。

第二，美國增強了韓國的海洋力量，因而提高了韓國實現其戰略目的的能力。韓國從美國購入了大量的海軍武器裝備。可以說，韓國的主要海洋力量都是從美國引入的。韓國海軍在諸多關鍵技術上依賴于美國，如火控系統、艦載雷達等。例如，韓國的KDX-III級驅逐艦使用了從美國引入的宙斯盾系統、美國通用動力的LM-2500燃氣輪機、美制的“標準”-2Block III和“拉姆”防空導彈；而KDX-III級驅逐艦很大程度充實了韓國的海軍力量。韓國國防研究院研究員樸昌權認為，“宙斯盾驅逐艦將使韓國的海軍能力完全超過朝鮮海軍……并讓韓國有能力……保護其海洋利益。最重要的是，KDX-III級驅逐艦先進的反導系統將確保韓國免于北邊導彈的威脅”。

（2）“印太戰略”下韓國在美國海洋戰略中的作用

第一，韓國不僅為美國提供了地區入口，還作為“更分散的前沿基地”發揮作用。正如2018年版《國防戰略報告》指出的，同盟和合作伙伴為美國提供了進入關鍵地區的入口，并為美國提供了廣泛的基地和補給體系。《美國海軍戰略規劃2017》（U.S. Navy Program Guide 2017）也強調，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合作伙伴對于確保“美國全球海上公有地的入口”至關重要。當前駐韓美海軍主要使用的基地位于鎮海以及釜山。不僅如此，韓國還擁有其他海軍基地，包括位于東海岸的東海港、浦項；南海岸的釜山、鎮海、靈巖；西海岸的雞龍、平澤、烏山、金浦，以及白翎島。尤其是，韓國還在濟州島的江汀村興建了大型軍民兩用碼頭，該基地于2016年2月竣工，可以同時停泊20艘作戰艦艇。濟州島基地在戰略上具有重大意義。一旦有特殊情況，美韓海軍可迅速前往朝鮮半島東、西部海域。

第二，韓國也為美國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地區”海洋力量。隨著美國國力的相對衰退，美國已經意識到其在亞太地區海洋能力的不足。美國意識到，憑借現有的美國軍艦的數量，美國將難以在推行其全球戰略的同時維持亞太地區的海洋力量優勢。為了彌補這一問題，美國政府提出構建“355艦隊”計劃。但實際上，美國難以實現該計劃。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的評估，為實現該計劃，美國海軍的預算需要比過去30年的平均值高出80%，或高于過去6年平均值的50%，如果美國海軍維持其過去30年預算的平均水平，且維持現有航空母艦和導彈潛艇的建造規模，12年內美國實際活動軍艦將減少至237艘。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美國越來越強調同盟力量的重要性，以及聯合作戰的必要性。

在這樣的情況下，韓國的海洋力量可以起到補充美國海洋戰略手段的作用。對于美國而言，韓國的海洋力量，是美國可以有效利用的地區力量，更是存在于前沿、在危機和戰爭爆發時可以第一時間動員的力量。美國海軍第七艦隊指揮區域內所有同盟的海上力量，并能夠在危機時迅速組編聯合作戰部隊。而韓國的海洋力量主要包括：70000士兵，10艘潛艇，110艘水面戰艦，30艘反水雷及支持類船只，以及60余架航空飛機。其中，已經服役的KDX-III級“宙斯盾”驅逐艦滿載排水量達到了10290噸，是目前世界上排水量最大的“宙斯盾”驅逐艦；“獨島”號兩棲攻擊艦滿載排水量高達18000噸，超過了一些國家的輕型航母，有準航母之稱。韓國已經決定建造第二艘“獨島”號兩棲攻擊艦以及另外三艘“宙斯盾”驅逐艦。韓國的3000噸級常規彈道導彈潛艇“島山安昌浩”號已正式開始服役，并于2021年9月15日成功進行潛射彈道導彈（SLBM）水下試射，由此韓國成為世界上第七個擁有潛射彈道導彈的國家。此外，韓國正在打造輕型航母項目，計劃建造3萬噸級輕型航空母艦。韓國是印太地區內除了日本與印度以外軍費最高的國家。2020年韓國的軍費為457.35億美元，接近日本的軍費（491.49億美元），也遠遠超出美國其他亞洲盟友的軍費（例如，澳大利亞275.36億美元，新加坡108.56億美元，泰國73.4億美元）。不僅如此，韓國還計劃每年提高7.2%的國防預算，以進一步加強其軍事力量。

第四，韓國可為美國的海上機動作戰提供支援。首先，由于韓國著重培養海上機動能力，具備快速投送軍力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韓國軍事基地的地理位置，利于美國進行機動部署。例如，為“加速美國陸軍多領域作戰全方位展開速度”而進行的“太平洋通道”（Pacific Pathways）項目中，美國已將韓國作為進行機動作戰的主要軍事基地之一。2015年的該演習中，韓國是連接“蒙古-韓國-日本”機動訓練和“泰國-韓國-菲律賓”機動訓練的中間點。同樣，2016年“太平洋通道”項目中，韓國平澤作為連接美國本土、夏威夷和東南亞的迅速遠征作戰的中間基地，發揮作用。

四、結語

本文通過分析美韓兩國的海洋戰略，比較兩國的海洋戰略目的與手段，發現雖然兩國的戰略目的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歧,但美韓海洋戰略目的及手段的互補性更凸顯。中美權力變遷時期，隨著美國將其戰略目的調整為“大國競爭”，尤其是“制衡中國”，美國和韓國海洋戰略的互補性加強，兩國海洋安全合作進一步提升。這是因為韓國能夠為美國的地區海洋戰略目的提供一定程度的戰略手段，包括前沿基地、地區海洋力量以及機動作戰支援。美韓安全合作的態勢，從韓國在地區（朝鮮半島）事務上單方面依賴美國，發展為兩國在地區事務上互相需要。

國家的意圖始終是可變的，因而需要關注國家的實際能力。考慮到中國對朝鮮半島事務的影響力，韓國不會公開加入美國與中國的戰略競爭，韓國政府一直保持戰略模糊性。因此，韓國的意志尤其難以確定。更重要的是，作為美國的軍事同盟，在地區沖突升級的情況下，韓國的軍事力量可被美國調用，韓國的基地也很可能作為“軍事基地”用于投送美軍力量。在這樣的情況下，尤其需要關注韓國的實際舉措和能力。韓國已經發展了一定程度的海軍規模，可為美國的“印太戰略”提供戰略手段。同時，韓國采取的諸多實際舉措，包括加強與美國同盟及伙伴的多邊海洋合作、參與多邊聯合演習、幫助東南亞國家建設海洋力量等，也在很大程度上對美國的“印太戰略”起到支持作用。

同時，由于韓國對美國同盟承諾的不信任以及朝鮮問題的壓力，韓國強調的“自主國防”，進一步加強了韓國的軍事力量，這反而能為美國提供更多的地區力量。由于韓國國防力量的發展很大程度依賴于美國，韓國的“自主國防”發展需求，反而可能導致韓國在軍事安全方面進一步依賴美國，陷入“越強調自主，越依賴于大國”的困境。不僅如此，由于日韓均使用美國提供的“宙斯盾”作戰系統，日韓軍事設施的兼容性大，日韓間存在海上聯合防空、反導作戰的合作潛力。因此，韓國對美國軍事技術的依賴及韓國軍事力量的提升，也將有助于美國提高地區力量的融合程度、開展地區戰略。

值得注意的是，“印太戰略”下美韓海洋安全合作的提升，很大一部分發生在韓國進步派執政時期。一般來說，以共同民主黨為代表的韓國進步派，相比于保守黨派，更重視中國在朝鮮半島的戰略作用，偏向采取對華友好立場。但在文在寅執政期間，韓國政府雖在言辭上“疏遠”美國地區戰略，實際上卻加強了對美、對地區的軍事安全合作。換言之，即使是在更“友華”的進步派政權執政期間，美韓安全合作也呈加強趨勢。可見，未來無論是韓國“保守派”上臺還是“進步派”持續當政，美韓海洋安全“相互支持”的態勢很可能持續。

此外，韓國的主要戰略目的仍是朝鮮半島問題的解決，而非“參與大國競爭”。韓國的戰略目的始終是防御性的。韓國期望地區穩定，以避免卷入大國紛爭。韓國期望其對美國的支持，不會引發大國沖突。未來，對于地區和平和穩定起到更大作用的大國，將對周邊小國產生更大的戰略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