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群歡：論19世紀末美國政府與駐朝使節的對朝“二元外交”

來源：《史林》2022年第1期，注釋從略

作者：郝群歡，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19世紀末，曾有“隱士之國”之稱的朝鮮相繼被日本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打開國門后，經歷了與清朝逐步脫離宗藩關系的復雜過程。美國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視，其駐朝使節的推波助瀾使原本就處于變化中的中朝關系更趨復雜。福久召回、樸定陽使美以及德尼繼任等事件是19世紀末涉及美國對朝外交的代表性事件，充分反映了當時美國駐朝使節與政府之間對朝鮮問題與中朝宗藩關系的不同認知與應對。一方面，美國駐朝使節積極參與朝鮮事務，試圖鼓勵朝鮮弱化宗藩關系，彰顯獨立自主；但美國政府卻對朝鮮事務無太大興趣，政策模糊、態度猶疑。最終，駐朝使節始終將對朝政策放置于理想主義的“朝鮮視角”，而美國政府則選擇了實用主義的“東亞視角”，重視清朝在朝鮮的作用。只有理解這種對朝“二元外交”的背景，才能客觀評價美國當時的朝鮮政策。

美國；二元外交；對朝政策；理想主義；實用主義

19世紀中葉后，中朝傳統“宗藩關系”在西方列強的“艦炮外交”下備受挑戰，正值此時，美國開始嘗試與朝鮮接觸。1882年，美國與朝鮮簽訂《美朝修好通商條約》，成為第一個與朝鮮開啟近代通商關系的西方國家，由于美國政府的簽約目的是希望實現與朝鮮開港通商并保證其在東亞的最大利益，因此當時在中朝宗藩關系逐步瓦解的過程中并未發揮關鍵作用，更遑論與日、俄相比。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駐朝使節卻積極參與到朝鮮事務之中，并不斷鼓勵朝鮮脫離與清朝的宗藩關系，從而尋求所謂近代“獨立”與“自主”，其作用不容忽視。關于19世紀末美國對朝鮮外交的主題，雖然有公開的《美國外交關系文件》（FRUS）、《清季中日韓關系史料》、《駐韓美國公使館、領事館記錄》等史料，且能查到當時美國駐朝使節與顧問福久、德尼、艾倫等的手稿、文章及著作等一手資料，但專門且深入細致的研究成果卻并不多，多散見于論述美朝關系或美國與東亞關系的著作中，并往往只注重對美國駐朝使節的行為與作用的研究，把使節們的個人認知與行為籠統地等同于政府立場，由此得出美國在這一時期大力支持朝鮮“獨立”“自主”的結論。盡管也有少數學者意識到應把二者進行一定區分，但仍未深入探討其背景成因。因此，本文著重分析美國政府與駐朝使節們在對朝外交問題上的不同認知及應對，并深入考察其原因，力圖還原該時期美國在朝鮮的真正作用。

一 美朝關系建立過程中美國政府與使節的步調不一

美國政府對朝鮮的關注最早始于1834年，當時艾德蒙·羅伯茨（Edmund Roberts）作為美國特殊使節向政府提交了遠東考察報告，指出開放對日本的貿易有利于增加與朝鮮貿易的可能性。此后，一項呼吁打開日、朝兩國國門的議案被提到眾議院，但并未獲通過。而美朝關系真正的開端源于1871年，當時美國政府欲調查1866年6月發生的“驚奇號”（Surprise）事件與同年9月發生的“舍門將軍號”（General Sherman）事件，并借此提出通商要求，但未得到朝鮮應允，隨即美國駐華公使鏤斐迪率軍強行深入朝鮮海域并受到朝鮮回擊。

1873年朝鮮高宗親政后，試圖通過改善對日關系打破鎖國局面，只是當時還缺乏對日本及西方列強的正確認識與相應信息。《江華條約》簽訂后，高宗更是開始積極通過日本了解外部世界，并向日本派遣修信使。與此同時，清朝也日益認識到朝鮮無法繼續沿襲閉關之策，加上俄國亦在日本構兵朝鮮時“調兵至黑龍江海口防備”，因此清朝認為“其意叵測”，應“未雨綢繆”，畢竟“事關邊疆至計”。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后，清朝開始逐步勸導朝鮮加強武備，并建議其與西方國家簽訂通商條約以牽制日俄的對朝野心。1881年，朝鮮修信使金宏集在赴日本訪問時，得到清朝駐日公使何如璋、駐日參贊黃遵憲的協助。經過多次筆談交換意見，金宏集回國時帶回了黃遵憲撰寫的《朝鮮策略》，由此進一步促使以高宗為首的開明統治層以及開化派看到閉關鎖國的不合時宜和開港通商的必要，并開始對美國予以關注，甚至對之前“拒而不受”的美國叩門深表遺憾。然而由于反對開港的保守派挑起“衛正斥邪”運動，高宗與開化派只得求助于清朝，高宗甚至欲借清朝皇帝的公開勸諭達到開港的目的。但李鴻章對此并不贊成，而是遵從光緒帝的“密為維持保護”之策。此時，美國海軍將領薛菲爾正帶著艦隊經過非洲、印度等地航海巡游并開赴東亞。薛斐爾此行負載著擴展美國商業并力求用和平手段再次展開與朝鮮政府協商的使命，還懷揣著時任國務卿埃瓦特（William Maxwell Evarts）本人對其與朝鮮簽約的囑托。此后，在清朝的多次非公開斡旋與全程參與下，朝鮮與西方國家的第一個條約——《美朝修好通商條約》簽訂。根據該條約，美國首任駐朝公使福德（L. H. Foote）于1883年5月赴任。這也標志著美朝之間建立起正式外交關系。

美朝條約的簽訂是朝鮮向西方世界全面開放的開始。此后，英、德、俄等西方國家也紛紛前來，效仿美國與朝鮮簽約。但美國政府對美朝條約的重視程度卻遠遠小于簽訂條約的薛菲爾本人，再加上“屬國條款”并未出現在條約正文里，美國政府與駐朝使節在朝鮮問題上的不同態度也由此開始展現。與此同時，隨著朝鮮的全面開港，中、朝雙方也感覺到了條約關系的重要性，于是在朝鮮的提議下，兩國簽訂了《中朝水陸貿易通商章程》，并在《章程》里對兩國此前并無明文規定的傳統宗藩關系做了明確說明。但中朝用“章程”而不是“條約”來規定兩國關系，表明了中朝關系區別于朝鮮與其他國家關系的特殊性。此后，中朝之間的宗藩關系不但未隨著朝鮮被編入到西方條約體制下逐漸削弱，反而得以加強。1884年法國占領越南，使其脫離與中國的宗藩關系后，清朝對周邊藩屬國的危機感急劇加深。與此同時，“甲申政變”后圍繞朝鮮半島的國際局勢也暗流涌動， 兩次“朝俄密約”事件、英國占領巨文島事件等外交沖突頻發，這使清朝進一步認識到了朝鮮作為其藩屬的重要性，并試圖以加強對朝鮮安全的保護來維系岌岌可危的宗藩體制。袁世凱正是在此背景下被派到朝鮮的。他一方面必須與西方各國、日本駐朝鮮外交官等打交道，展開外交周旋，同時又必須維持清朝與朝鮮延續幾千年的上下禮儀秩序，角色多元復雜，操作難度極高，甚至有時不得不采取高壓政策，這使秉持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思維與近代主權思想的西方使節們難以理解，尤其是思維中帶有理想主義傾向的美國駐朝使節們，他們認為朝鮮是具有簽約權的“自主獨立”之國，對清朝行為大為不滿，積極支持高宗與開化派的“自主”活動，不斷鼓勵朝鮮掙脫宗藩關系。然而，美國政府卻并未完全認可這些使節們的行動。其分歧尤其表現在以下三個典型事件中：

1、福久（George C. Foulk）召回事件

福久任職朝鮮代辦公使期間，曾給美國政府提交過一份旨在批評中國在“甲申政變”前后干涉朝鮮的報告。該報告的部分內容后來又被美國政府公開發表，這引起了朝鮮統理衙門總理金允植及清朝駐朝代表袁世凱的不滿。金允植致信當時美國駐朝參贊柔克義（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要求其致電美政府撤換福久并召其回國。但是柔克義在與福久溝通后并不愿這么做，反而為其開脫，稱報紙所載內容并非福久所寫，而是對福久報告的斷章取義，并把責任推到翻譯對內容的歪曲上。鑒于此，朝鮮統理衙門只能直接向剛剛派駐朝鮮的美國公使丹士謨（Hugh Anderson Dinsmore）提交撤換福久的要求；此外，袁世凱也向李鴻章建議以外交手段促使美國政府對福久進行撤職處理。于是，當時清朝駐華盛頓代表給美國國務卿拜亞（Thomas Francis Bayard）施加壓力，并聲稱李鴻章表示如果福久繼續留任朝鮮會有損中美關系；同時，袁世凱還讓朝鮮國王致信美政府，要求解聘福久。在多方面壓力下，福久終被美國政府解聘。

 2.樸定陽使美事件

美朝建交后，在美國駐朝公使及顧問福久、德尼、安連等人的建議與鼓勵下，朝鮮國王高宗決定派樸定陽為全權公使赴美，并在美設立公館，作為制衡中國對朝鮮“控制”的手段。但在派使赴美之前，朝鮮就曾多次表現出“自主”傾向，這引起袁世凱不滿，認為朝鮮“或圖引強鄰，背天朝，以與中國抗衡敵體，或思聯英美，結俄倭，以與各國并駕齊驅”。這次派使，高宗更是一改傳統宗藩體制中藩屬國派使外邦需對清朝“先咨后派”的慣例，在沒有事先咨報清朝的情況下，任命“沈相學為特派全權大臣，使之前往英德俄意法京城，隨便駐扎，并兼辦使事”，并派樸定陽為“特派全權大臣，使之前往美國京城駐扎”。此舉進一步使袁世凱警覺，并質疑朝鮮“先派后咨”的不當行為。但朝鮮卻辯解稱，從“與美立約”到“赴日進行甲申議和”再到“派使赴日”等都是“一面咨行一面派遣”，并無不妥。

不久，光緒帝向朝鮮發出諭旨，要求其“派使西國必須先行請示，俟允準后再往，方合屬邦體制”，然而朝鮮并沒有當即接旨宣讀并回復袁世凱，而是明知諭旨已到卻裝作不知，暗地派樸定陽出城。對此，袁世凱以“貴政府犯三不違”對朝鮮進行詰問。朝鮮這才不得已召回已經出城的樸定陽，并“懇求退還注銷” 袁的照會，同時“派員赍奏奉咨請示”。清朝也才同意朝鮮派使，并要求朝鮮遵守 “三端”和“另約三端”，從而保全中朝宗藩關系的禮儀秩序。在這一過程中，美使的建議和鼓勵是高宗最終派使的重要動力。此后，美國駐朝公使丹士謨又在并未照會本國政府的前提下，直接給袁世凱發電報對其阻止朝鮮派使表示驚訝和不解，還建議美國政府發照會質疑中國的做法，但遭到政府拒絕。樸定陽到美國后，隨行美籍翻譯官安連又慫恿、誤導甚至威脅他，導致其違反中朝約定的“三端”行事：不僅未先行去清朝駐美使館報到而是先行拜見了美國國務卿拜亞，而且還直接向美國總統遞交國書。這使清朝最終不斷問責朝鮮政府，并要其追究樸定陽違反“三端”的責任，但朝鮮卻不斷為樸定陽“開脫”。

 3.德尼（Owen Nickerson Denny）繼任事件

德尼本是美國俄勒岡州的一名律師，于1877年被派到天津做領事。在此期間，他與李鴻章逐漸熟悉，二人關系好到李鴻章曾一度推舉德尼為美國駐華公使。盡管最終未成，但后來李積極推薦他赴朝鮮當顧問，負責與同時赴朝的袁世凱一起對第一次“朝俄密約”事件進行善后處理。德尼于1886年4月以顧問的身份初次到朝鮮赴任。但由于德尼驕傲不拘、原則性很強且不畏懼權威，他到朝鮮后與袁世凱漸生矛盾，最終導致雙方交惡。工作壓力及與袁世凱的對抗使德尼的健康每況愈下，于是他積極為高宗尋找合適的繼任顧問，并推薦當時美國駐朝公使丹士謨作為自己的繼任者，但美國政府卻并未同意，因為不想因此使中國誤會美國不尊重中國在朝鮮的特殊地位，這直接致使德尼公開發表署名文章《清韓論》，否定與抨擊中朝宗藩關系。

二 美國駐朝使節與政府的對朝“二元外交”

對于清朝一方面積極勸導朝鮮與西方國家簽訂條約，另一方面卻又對朝鮮加強宗藩關系的行為，美國駐朝使節多有不解。于是，他們積極參與朝鮮事務，為高宗出謀劃策，鼓勵其脫離與中國的宗藩關系，彰顯獨立。但是，美國政府卻不愿對此問題牽涉太多。美國駐朝使節與政府在朝鮮問題上的不同態度對比鮮明，并形成了其內部對朝鮮問題審視立場的二元視角，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美駐朝使節對中朝宗藩關系的否定與排斥和政府對該關系的理解明顯不同。朝鮮派使樸定陽赴美而受到袁世凱阻攔時，丹士謨曾在給美國務院的報告中直言：中國唯我獨尊的地位在朝鮮和中國的歷史上并未被授權。德尼也曾說：“朝鮮雖然和中國有朝貢關系，但卻從來都不是皇帝的屬臣。”他還根據《江華條約》的第一款認定朝鮮是脫離清朝的“獨立自主”之國，而且認為美朝條約簽訂時高宗給美國總統的照會所稱“朝鮮是中國的屬國，但其內政外交自主”，這句話是為什么朝鮮可以獨立地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簽訂條約的原因。

相反，美國政府則隨著清朝對朝鮮宗藩關系的加強而逐漸理解與接受了“朝鮮是中國屬國”這一事實。對于美政府最終決定撤換福久，有研究指出這是因為朝鮮統理衙門的直接交涉所致，而非清朝的抗議。但筆者認為，雖然表面上看似是朝鮮統理衙門提出撤換福久要求后，美國國務卿拜亞才最終做此決定，但真實原因則在于美國并不想因福久問題而引發中美之間的摩擦，因此為了讓福久對朝鮮事務負責而將他調離。因為，拜亞盡管書面上并不承認清朝對福久的指控，但還是在給清朝的回復中指出：召回福久是因為美國在中朝關系上會“恪守約章，務與中朝輯睦”，并“亮洽中朝之意”。樸定陽事件后美國駐華公使田貝（Charles Denby）給拜亞的信中附有高宗給光緒帝的咨文，咨文中高宗解釋說他將讓其使節遵守“另約三端”，并承認這是藩屬對天朝上國要遵守的規則，田貝認同高宗這一咨文“實質上是對朝鮮為中國屬國的完全承認”。拜亞也在給田貝的回復中說：“我非常同意你的說法，美國駐朝代表們對朝鮮完全獨立于中國的煽動是不合情理且無利的，我也不認為現政府會對朝鮮與中國的關系進行任何質疑。”尤其看到咨文中高宗對清朝充滿了藩屬國對上國的敬畏與感激后，拜亞將這些信件直接轉發給了駐朝鮮的丹士謨，并強調這些是關于最近派使一事及朝鮮為中國屬國的相關材料，從而表明其敏銳地洞察到了中朝之間微妙的宗藩關系。 

其次，駐朝使節對朝鮮的同情和支持與政府對中國的重視對比鮮明。早在朝鮮派使之前，丹士謨就曾說：（閔妃侄子）閔泳翊從中國回到朝鮮后曾拜訪過他兩次，每次都與他交談很長時間，乃至潸然淚下，說中國利用某些朝鮮人來煽動革命，從而達到在朝鮮建立外省并完全控制它的目的。福久此前也在私信中說過高宗和甲申政變的激進派意識到“中國并不是朝鮮善意的保護者而是最大的敵人”。德尼也曾說：“我非常同情國王，因為他寬宏大量而追求進步，但其幾乎是孤軍奮戰。希望我能幫到他。”他甚至把袁世凱逼迫高宗退位的種種“陰謀”抖落給李鴻章，與其探討袁世凱在朝鮮的過分言行以及北京政府對朝鮮的政策。

然而，與駐朝使節對朝鮮的同情相比，美國政府卻更愿在中美關系框架下處理朝鮮問題。其對中國立場與態度的重視明顯多于朝鮮。當樸定陽一行到達美國后，拜亞給丹士謨的信中再次使用了“因果”邏輯來表達中國公使張蔭桓的造訪對他的決定產生的重要影響，即中國沒有一絲控制或干涉朝鮮使節的態度是“因”，他將朝鮮使節作為區別于中國使節的“獨立身份”來對待是“果”，而其對樸定陽的熱情接待也正是因為清朝駐美公使并未表現出任何阻攔之意反而拜托其好好招待朝鮮使節的鼓勵。

福久被解聘后的去向也是明證。當時福久被解聘后，通過考試并作為最合適的人選獲得了申請就職駐日本海軍武官的機會，然而卻遭到美政府拒絕。國務卿拜亞對此的解釋是：因為福久曾招致中國敵視，如果給了他這樣的職位，也許還會引起與日本關系的緊張。而對于此后丹士謨欲成為德尼繼任者的申請，美國政府同樣予以拒絕，拜亞對此說得也很清楚：“本政府已經接到大清帝國政府的通知，宣稱他們對朝鮮擁有宗主權。如果準許我們的代表為了赴朝鮮任顧問一職而離開目前職位，那將無疑被看作是美國無視中國的宣告。”德尼后繼無人，自己不得不強撐下去，但他對袁世凱的憤懣和對李鴻章的失望卻與日俱增，甚至在給議員約翰·米切爾（John H. Mitchell）的信中把矛頭指向了駐北京公使田貝，指責他在朝鮮問題上明顯偏向中國。但當米切爾用德尼對田貝的攻擊來試圖批判民主黨的亞洲政策時，拜亞卻對此進行了反駁：田貝沒有做錯任何事情，國務院沒有任何理由懷疑他完美履行職責的能力，而我懷疑東方的環境早就醞釀著流言蜚語和丑聞。

最后，駐朝使節對中朝宗藩關系的介入與政府的回避不同。在前述福久被金允植、袁世凱與清政府共同舉報并向美國政府提出撤換要求時，駐朝參贊柔克義及后來到任的駐朝公使丹士謨都挺身而出向其政府力保福久，但最終也未能阻止美國政府做出解聘福久的決定。對此，丹士謨表示不解與失望。福久本人也很郁悶，稱這是“讓政府蒙羞”，使自己無法信任國務院，還聲稱將自己撤離朝鮮將是“美國在中國問題上的一大恥辱”。

同樣，樸定陽事件中安連的表現也反映了駐朝使節對中朝宗藩關系的積極介入。初到美國時，樸定陽原本想要遵守“另約三端”，即先去見清朝公使后，由清使帶領向美國遞交國書，但安連不想讓中朝宗藩關系影響樸定陽作為一個真正主權國家全權公使的行動。他告訴樸定陽，美國不會接受屬國的公使，他必須拒絕清朝公使提出的與其同赴國務院遞交國書等要求，并應堅持自己代表的是一個完全的主權國家。他甚至要挾說，如果樸定陽通過中國公使拜見美政府他就辭職不干，那樣樸定陽就只能毫無顏面地打道回府。于是，為了避免安連所說的依照“另約三端”先見清使“妨礙國書進呈”這一“使臣之職”，樸定陽選擇避開清使，直接拜見美國務卿拜亞并呈遞了公函。

當時，清朝駐美公使張蔭桓為了更好地協助樸定陽，“打破了新任公使必須先去拜訪已在任的其他國家公使的慣例”，反而派參贊先行去見作為朝鮮公使的樸定陽。盡管樸定陽對此大加感激，認為“張大臣送參贊官來存，自視為榮”并“遽若返禮”，但安連卻依舊慫恿與告誡樸定陽：“赴合眾國外務部之前，先伸公侯于中國使署，未免辱合眾國政府，而傷本國之利”，阻止樸定陽去清朝使館回訪。并且，安連還強調這是自己在與美國務院官員布朗會見時聽布朗說的，但事實上，安連所說的只不過是國務院某位官員的個人非正式口頭提醒而已，并不是國務卿拜亞或國務院的官方聲明。從而可見正是由于樸定陽“素眛外交，每事問人”的特點，才聽信了安連的說法，誤以為這就是美國政府的態度而“不可視為尋常”，由此造成了他與清朝官員之間的隔閡，加深了中朝之間的猜疑。安連還曾聲稱在美設立常駐公使館以對抗中國，從而使朝鮮成功地確立“獨立自主”地位，將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他的功勞。于是，在這個“影響力居于所有其他外國人之上”的美國顧問的鼓勵和大力支持下，樸定陽終于決定在美國獨立地展開外交活動。

當然，清朝駐美公使張蔭桓與朝鮮使節的交流不暢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如果張蔭桓不是單純地認為屬國使節來美就必須要遵守“另約三端”，于是空等朝鮮使節的到來；或者哪怕是在朝鮮使節沒有先來清使館時，不只是簡單地派人進行詰問而是關注其為何沒有履行“另約三端”的真正原因，然后和朝鮮使節積極溝通，一起來面對“另約三端”與所謂的“國書呈遞”的關系，并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則樸定陽也不至于一味聽信安連的勸告，明目張膽地違反“另約三端”。然而，或許是出于盲目的自尊自大，又或許是由于對朝鮮問題不夠重視，缺乏與朝鮮及其使節的溝通，導致了事件處理的失能，而這也一直是清朝處理朝鮮問題的一個盲點。最終，這導致清朝越想維持固有的宗藩關系，朝鮮就越想脫離這種不對等的關系。因為朝鮮的背后有類似美國駐朝使節及顧問們的支持。

另一方面，與美國使節的積極介入相比，美國政府不僅不愿介入中朝爭端，而且對中朝宗藩關系有所回避。在樸定陽事件中，丹士謨曾要求美國政府指示駐北京使館代表美國政府對中國阻止朝鮮遣使表達驚訝和遺憾，有韓國學者將拜亞對此要求的回復內容“并不清楚漢城因派使而引起的政治情況”，解讀成 “對清朝的做法無法理解”，從而得出美國政府在樸定陽事件中積極支持朝鮮爭取“獨立自主”的結論。實際上這是對拜亞的誤讀和對美國政府作用的夸大。從當時情況看，拜亞的確只有通過丹士謨或田貝這樣的外交官才能獲得朝鮮的相關信息，因此說丹士謨的報告不太清楚很正常。言外之意就是，雖然他對情況并不是很了解，但綜合丹士謨的幾次報告和電報，國務院可以按照丹士謨的請求去做。此外，從后文拜亞讓丹士謨多和田貝咨詢的要求來看，也可見美國政府不能忽視駐北京公使的態度。“美國的立場就是簡單地要求對方（朝鮮）遵守商約，任何挑起中朝爭端的做法都對美國不利。”對于這一點，有學者一語中的：美國國務卿并沒有決定要在朝鮮問題上扮演積極的角色。美國抗議中國對朝鮮遣使樸定陽的干涉是基于對1882年美朝條約的法理解釋。如果中國原意承擔此條約所涵蓋的所有義務，則美國不會對此有任何抱怨。因此拜亞的話并不是反對中國破壞朝鮮的“獨立自主”，而是抱怨北京試圖控制朝鮮卻沒有對朝鮮問題承諾最終責任。

三 美國駐朝使節與政府對中朝宗藩關系立場不同的原因分析

 1885年到1894年的10年間，朝鮮半島上并沒有發生戰爭或巨大破壞性事件，日本在此時期的對朝野心也因實力不足而有所收斂，不愿意挑戰中國對朝鮮的“宗主權”。但是受到美國駐朝使節對朝鮮“獨立自主”的鼓勵與支持，已經被編入到西方條約體系中的朝鮮，無法再如從前那樣，在宗藩關系中的“天朝上國”庇護下，過著平靜的生活，其與中國的宗藩關系也時刻面臨西方條約理念的洗禮。但美國駐朝使節的對朝態度并不能代表美國政府的態度，相反，二者之間的分歧還顯而易見，其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美使的理想主義及其“朝鮮視角”使其偏向朝鮮。第一，美國駐朝代表們之所以竭力支持朝鮮脫離宗藩關系，是因為其身處朝鮮，并秉持“獨立主權”的理想主義理念，因此對中朝宗藩關系下清朝對朝鮮逐漸加強“控制”的行為深惡痛絕。當時，美國脫離英國殖民地成為獨立國家不足百年，因此人們對于國家獨立的議題異常敏感。再加上美國駐朝公使及顧問們有機會直接與朝鮮高宗及開化派接觸，這些朝鮮人對清朝的態度也給他們帶來了深刻影響。當他們從朝鮮人那里得知清朝尤其是袁世凱在不斷加強對朝“控制”，甚至意欲將朝鮮變為“中國外圍的一個省”時，他們堅信“中國正在慢慢但卻確定無疑地加強對朝鮮政府和國王的控制”。相對于西方其他國家對此問題表現出的冷漠與默許，美國的外交使節們則對朝鮮不能脫離清朝的屬國地位而實現自主產生出深深的同情。

第二，在美使們看來，朝鮮作為已經與西方各國締約的主權國家，必然應該有其“獨立自主”之權。再加上中朝之間的宗藩關系并無明確的條文規定，而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的約定俗成，因此對于東亞歷史文化并無深入了解的美使們自然無從找到根據，只能通過自己的理解和經驗來闡釋，從而導致對這一特殊關系的不解或曲解。即使他們能夠一定程度上理解中朝之間具有某種特殊關系的歷史，也不愿意接受。因為在他們的觀念里，簽約權即獨立主權，而擁有了主權就必然擁有與其他國家自由外交的權利。所以他們積極支持朝鮮彰顯自主。此外，美國使節們積極支持朝鮮脫離清朝“藩屬國”身份、獨立自主的另一個原因，也許也基于這樣一種邏輯：朝鮮與美國簽約后，二者的地位應該是平等的，但是如果承認朝鮮是中國的屬國，那么就等于間接承認了清朝優于自己的地位，也許朝鮮可以在朝清關系中處于劣勢，但美使們決不允許清朝的地位高于自己的國家。

第三，美國駐朝代表們對“獨立主權”的執著，使其與要加強中朝宗藩關系的袁世凱之間充滿分歧。這種分歧在遣使問題上表現尤為突出：美使“基于美韓條約，解釋朝鮮有權遣使；而袁則依據所謂‘附帶照會’，強調所謂宗屬關系，并不考慮條約本身”。雙方的矛盾也因此逐漸變得不可調和。不僅福久指責袁世凱是“朝鮮的主人”，安連也說：“他的驕傲自大簡直無法無天。”美籍顧問德尼也與他產生了十分激烈的沖突。德尼在信中曾解釋自己到朝鮮后之所以態度由親清轉向厭清，原因在于他看到一年來袁世凱對朝鮮國王和政府所施行的罪惡和殘忍行為，以及袁對諸多事情的妨礙，并認為袁受到清政府支持。因此，原本不贊成派使的德尼后來卻直接建議朝鮮“在中國有可能干預之前，派使歐美，因為這是表明朝鮮獨立的唯一可行方式”。另外，德尼在被高宗派去天津面見李鴻章以協調盡快派使事宜時也表示：他對朝鮮的關注并不是排斥清朝而是為了清朝，他并沒有改變對傳統中朝關系的看法，只是袁世凱在朝鮮一手遮天的行為才迫使他去保護朝鮮正當的內政外交權利，他甚至還說，“我把中國公使（袁世凱）的高壓政策與粗暴行為擺在了北洋大臣面前”， “如果北京政府的目的是要保留其目前的代表（袁），那我就打算離開朝鮮”。德尼這種“你留我去”的態度足見他與袁世凱之間的矛盾之深。《北華捷報》（The North China Herald）曾在評價德尼與袁世凱的關系時指出：對于袁對獨立的朝王所施行的不當行為及態度，德尼表示強烈憤慨。因為他最大的愿望是維持中朝之間一直以來的好感與和諧，但卻被駐朝代表袁世凱無法無天的惡行給打斷。

另一方面，美政府的實用主義及其“東亞視角”使其更重視與中國的關系。與美國駐朝使節基于理想主義的“朝鮮視角”下偏袒朝鮮的行為相比，美國政府卻從自身國內經濟與社會情況乃至朝鮮之于美國的價值等實用主義出發，以“東亞視角”觀察和處理中朝關系，并選擇了更加重視中國而不是朝鮮。

首先，19世紀中后期美國資本主義高速發展繁榮的同時，也帶來了經濟與社會危機，這促使美國政府不得不加大重視海外市場的拓展。美國經濟在經歷了19世紀中期的迅速發展與繁榮后，在19世紀最后的25年中，一半的時間都處于蕭條期。1880到1884年間，美國商業失敗案例與之前相比增加至3倍，每年有12 000例之多。到1897年之前，美國經濟始終一蹶不振。另外，1880年代中期發生在美西部的自然災害以及1884年的大恐慌導致了一系列罷工。這場動蕩在1886年的芝加哥干草市場暴亂中達到了頂峰。在這樣經濟蕭條、社會動蕩的年代，美國政策制定者及商人越來越把擴大海外市場作為減少社會不滿的最主要手段。而且美國也需要出口市場，不僅為了傾銷國內的剩余產品，也為了支付從美國流向歐洲投資者的利潤。1884—1886年的騷動標志著本土主義在近代美國的萌生。這次危機也導致美國利益向海外積極而廣泛地擴張，并一直延續到20世紀。同時，“新天定命運論”也伴隨著美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與對外擴張而興起，由此拓展海外市場成為其主要目標。

其次，在從中國可以獲得的經濟利益明顯大于朝鮮的前提下，美國政府期待通過承認中朝傳統關系的方式從中國獲得開放市場的回報。當時美國除了把拉丁美洲作為工業產品的市場，還認為 “中國和日本將很快向我們提供幾個最大的市場之一”。因此拜亞任國務卿時期，美國的戰略重心從拉美轉移到了亞太地區，中國進而成為了其最大的利益中心（此時日本的實力還尚未強大到與中國抗衡）。與中國的廣大市場相比，朝鮮對于美國的吸引力遠沒有那么大。這決定了美國在這一時期的亞洲政策自然以中美關系為重，于是其政府在處理朝鮮問題時小心謹慎，以期得到回報：國務院希望通過給予中國一些不曾給予其他國家的優待，使其也會相應地給予美國貿易特權或其他歐洲國家無法享有的特權，以資補償。

再次，打開朝鮮國門后期待的落空也使美國政府在中、朝之間果斷選擇偏向中國。與對中、日的期待一樣，美國最早在朝鮮的利益也來自其要在東亞擴大貿易的愿望。當時來到東亞的一些美國人認為朝鮮擁有有利的地形、適宜的氣候、肥沃的土壤和不可否認的豐富礦藏，通過打開國門，朝鮮的各種新能源都將得到發展，對貿易及世界的價值毋庸置疑。他們還熱切希望把朝鮮變為第二個日本，希望美國可以與之加強通商和貿易往來。曾作為特殊使節并于1882年與朝鮮簽訂《美朝修好通商條約》的美國海軍準將薛菲爾也在媒體上發表了關于朝鮮富有金礦的言論。然而，美國派使朝鮮后卻發現，朝鮮并不像他們所期望的那樣富庶。不僅如此，拜亞的朋友、美國大商人詹姆斯·H. 威爾遜（James H. Wilson）在了解了朝鮮的情況后還說：“朝鮮是個又窮又落后的國家，美國商人在那里不會有太多的機會，當它技術和商業都發展以后，美國才會有商業機會。”從以為朝鮮富庶到發現朝鮮貧窮，熱切需要海外市場的美國政府沒有辦法對朝鮮持續表示熱情，尤其是當朝鮮與中國有分歧或沖突時，美國當然會更加注重與中國的關系。

由此可見，對于19世紀末的美國來說，無論是經濟高速發展還是經濟與社會動蕩，都需要政策制定者更加注重海外市場的開拓與擴張，在其戰略重點轉到亞洲太平洋以后，擁有巨大市場的中國自然成為了其重視對象，因此對宗藩關系并不甚了解和理解的華盛頓政府不可能在中朝之間有紛爭的時候偏向并無太多利益可圖的朝鮮。把中朝關系和朝鮮問題放在中美關系的框架下來解決是當時美國政府追求“實用主義”國家利益的表現。對此，也有學者指出這可能是美國在19世紀最后30年在東亞事務中并無作為的原因。

最后，美國政府對朝政策的特殊性也使其駐朝使節受到誤導。美朝條約簽訂后，美國政府基于西方條約體制下的規則，對“朝鮮是具有獨立簽約權的國家”這一點極為看重。這首先表現在其派遣的駐朝公使級別高于歐洲各國任命的駐朝公使。1883年，美國并沒有像其他歐洲國家一樣任命首任朝鮮公使福德為二等公使，并聽命于北京公使館，而是直接任命其為全權大臣，即一等公使，并不受駐中國公使館的制約。但是后來美國政府認識到中國申明朝鮮為其屬國的意義，并看到了其他西方國家在朝鮮事務上的不同態度，于是調低了駐朝公使的職銜，由全權大臣變為常駐公使兼總領事，從而與西方其他國家駐朝公使的職銜達成一致。

不過，美國在朝鮮問題上行事的特殊性在此后不久又故伎重演。1885年春，格列弗·克利夫蘭（Stephen Grover Cleveland）當選為美國總統后任命拜亞為國務卿。拜亞的朋友、上將詹姆斯·威爾遜在中國尋找建設鐵路的機會時得知英國為表示對李鴻章朝鮮政策的支持，即為了令朝鮮更加依賴中國，只在朝鮮任命了總領事，并使之聽命于駐中國公使，而作為回報，英國從中國政府那里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于是，威爾遜建議拜亞效仿英國，任命駐華公使兼任駐朝鮮公使。同時，李鴻章也聯絡美國駐華公使田貝，請求美國效仿其他西方國家做法，通過中國駐朝鮮代表解決朝鮮事務。就連田貝自己都希望美國駐漢城公使館聽命于他。但這一次，拜亞又表現出了美國政府對朝鮮作為具有簽約權的主權國家身份地位的支持，頂住了所有反對意見的壓力，于1886年2月任命威廉· 帕克（William Henry Parker）為美國駐朝鮮公使及總領事,而不是讓駐華公使兼任駐朝公使。

美國政府兩次在公使任命問題上與西方其他國家不同，強調朝鮮的獨立性，在一定程度上等于間接支持了其使節及顧問在朝鮮的獨立活動，給予他們很大的自由活動空間，使他們能夠盡可能少地受到清朝或美國政府的影響，并從其自身在朝鮮現場的經驗出發靈活地處理朝鮮事務與發展美朝關系，這實際等同于美政府雖不支持但也不絕對限制其駐朝使節們自發主動地支持朝鮮獨立自主的行為。由此可見當時美國政府對朝政策的矛盾與復雜。

福久召回事件、樸定陽使美事件以及德尼繼任等事件等引發了朝鮮、中國及美國關于宗藩關系的爭論與沖突。其原因既有美國駐朝使節與顧問們從自身的立場出發對東方式宗藩關系的不解與質疑，又有中國幾千年來“天朝上國”地位受到西方理念挑戰時的竭力自保，更有朝鮮在美國駐朝使節與顧問們的鼓勵與支持下意欲弱化宗藩關系的些許意愿。但是，盡管美駐朝公使及顧問們積極鼓勵與支持朝鮮擺脫宗藩關系，但是其在朝鮮事務中的作用卻非常有限。朝鮮在他們的鼓勵下盡管進行了一系列彰顯獨立自主的活動，但由于美國政府仍然把朝鮮問題放在中美關系的框架下解決，不愿意因朝鮮而得罪中國，因而駐朝使節們的行動并不能得到來自美國政府的大力支持，從而形成了美國對朝鮮的“二元外交”。缺乏政府支持的美使雖可誘導朝鮮與加強在朝勢力的袁世凱對立，卻無法從根本上維持政策的持續性與后發力，結果使朝鮮的大量精力用在了試圖脫離宗藩關系和與袁世凱的對立上，而不是真正地謀求國家的發展與自強，致使朝鮮在通往近代化的道路上迷失。甲午戰爭后，朝鮮最終雖然掙脫了宗藩關系，但其面臨的卻并不是真正的“獨立自主”，而是各國在朝鮮的利益追逐以及日本對朝鮮的野心。美國政府這一時期在中朝之間選擇中國與日后在日朝之間選擇支持強者——日本的外交決策如出一轍，從而為日本最終能夠強占朝鮮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