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2022年4月14日
作者：葉成城，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
在討論案例比較研究方法時，往往繞不過密爾五法，其中就包含了求同法和求異法。求同法是通過最大化差異來求同，而求異法則是通過最小化差異來求異。這兩者看似硬幣的兩面，但內在邏輯仍有較大的不同。例如，有部分學者認為求異法是更為根本性的方法，而求同法的邏輯較弱，更為極端的觀點甚至否認后者的可信度。
區分求同法中的因素和機制
然而，這種否認有失偏頗，理由是在因果解釋中，基于因素的思維和基于機制的思維是不完全相同的。這在求異法中并不明顯，因為求異法既可以用于篩選因素，也可以用于檢驗機制，其優勢是接近準實驗狀態，具有很強的內部效度。在控制大量的因素后，唯一產生變化的因素就可以被視作影響結果的原因；當特定被控制的因素影響到關鍵環節的過程時，就實現了基于半負面案例的控制，從而可以有效地檢驗或發現機制。但求異法往往只關注內部效度，而較少追求外部效度，因為研究者需要開篇即作出關于時空情境限制的陳述，如本研究僅限于1700—1789年間的西歐。這為研究者帶來的困惑是，解釋結果差異的因素和機制究竟是有普遍性意義還是僅僅限于上述時空。因為外部效度不足時，許多研究會面臨“so what”的質疑，即它是為了對現實問題有啟示意義，還是為了解釋歷史事件，并聲稱幾乎沒有任何多余的意義。如果是后者，事實上也很容易被質疑純粹是象牙塔內的游戲。
因此，討論基于因素和基于機制的求同法之間的差異仍有必要。基于因素的求同被認為邏輯較弱是有依據的，因為當存在多重因果性時，很難認為在時空情境差異巨大的條件下，共同因素即為原因，而其他因素都可以忽略不計。例如，假設許多名人都愛抽煙，但顯然抽煙并不是他們成功的原因。同樣，很難認為某些國家獲得了較好的發展，僅僅是因為控制關鍵的地理樞紐區域（例如陸權/海權），或者擁有某種組織形式（例如聯邦制/單一制）。因為“八仙過海”式的多種路徑導致相同正面結果的情況是求同法很難排除的，這就大幅削弱了其理論的可信度，美國社會學教授查爾斯·拉金等人也依照這種思路發展出定性比較分析方法（QCA）來檢驗因素組合對結果的影響。
基于機制的求同更趨合理
雖然基于因素的求同法存在顯而易見的邏輯缺陷，但是不應該否認基于機制的求同邏輯在具體實證研究中的較強合理性。例如，在當代中國的某池塘里和在遠古太平洋小島上，都出現了“變異—選擇—遺傳”這一機制，這顯然增加了生物演化理論的可信度，并不會因為時空情境的差異而損害理論的解釋力。生物學的例子也許距離社會科學較遠，可以再用一個直觀感受來說明問題。一個古裝劇愛好者在看不同時代古裝劇時也許會感受到，在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朝代，都曾出現過導致兄弟相殘的相似“奪嫡”機制。在嫡長子世襲制的王朝帝國中，如果庶子能力優于或接近繼承人，君主時常面臨立長還是立賢的困境，從而導致宮廷斗爭甚至更嚴重的分裂。由于失敗者通常會面臨悲慘的結局，因而這種斗爭格外殘酷和血腥。例如，從三國兩晉南北朝到隋朝，這一機制導致皇族兄弟相殘的事情屢見不鮮。即便李淵對此有著深刻的歷史記憶（如隋煬帝），也無法阻止“玄武門之變”的發生，李世民依然無法阻止這類事件在他的子嗣中重演，甚至到康熙時期這類事件還在發生。如果這個機制在同一朝代多次發生，在不同朝代也會重復出現，甚至后人在吸取歷史教訓后，仍然無法擺脫這種宿命式的悲劇，這就更襯托出機制的強大。
討論了機制的外部效度之后，需要思考的另一個問題是，為何機制更容易“出圈”（即跨越時空情境而獲得外部效度），而因素“出圈”則要困難得多。這還得回到對機制和因素具體定義的討論中。因素（factor）指的是一種成分或者條件，這種成分或條件往往會隨時空情境的變化而變化，例如古代歐洲的“封建王朝”和中國古代的“封建王朝”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更為直觀的例子是，《環游世界八十天》中的一萬英鎊和現在的一萬英鎊也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因此，在考慮因素對結果的影響時，往往需要思考它與周圍情境的互動，而情境（context）有時也可被理解為更復雜的諸多背景因素的集合。雖然不同流派對于機制（mechanism）的定義存在爭論，但其中一個共識是認為它是一個過程。作為一個環環相扣的過程，每一個環節之間都存在著特定的因果關系，將其總結為機制之后則有利于更為迅速地演繹和推斷事件前后的因果過程。此外，基于因素的預測和基于機制的預測也是不同的。機制只能預測生物演化的總體方向，但是無法預測下一個演化出來的物種是什么；機制可以預測某個王朝可能會發生兄弟相殘的悲劇，但哪個繼承人會勝出則需要因素性的思考，例如過于沖動張揚可能是不好的，在宮廷斗爭中容易“活不過幾集”。
夯實內部效度的案例推演
總而言之，夯實內部效度是尋求外部效度的基礎，即基于時空規制進行機制推廣以尋求其外部效度，從而共同實現密爾方法中求異法和求同法的使用。求異法是增強內部效度最為有效的方法之一，通過因素變化和尋找半負面案例，增強對特定情境下關于機制內部效度的信心。求同法則需要在此基礎上，通過最大化差異原則來增強對機制外部效度的信心。
具體來說，可以通過對比漢末時期的古代中國體系和宗教改革初期的歐洲體系，檢驗國際政治中社會演化理論的有效性。“關公戰秦瓊”式的直接對比顯然違背了案例研究的“同時空原則”。因而，限定時空之后進行案例比較，通過基于因果機制的半負面案例選擇方法，分別用求異法檢驗“變異—選擇”社會演化機制在漢末和后羅馬體系中都是有效的，即無論是魏蜀吳還是英法荷，主要行動體都會朝著類似于主權國家的形式演化。在此基礎上進行求同，雖然從漢末到三國、從宗教改革到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這兩個時空中的情境差異極大，但恰好符合了求同法的“最大化差異”原則，反而比選擇兩個歷史背景接近的體系進行比較更有助于增強理論的外部效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