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不確定性增加、各國經濟復蘇壓力高企、地區及國際局勢緊張、鼓吹價值觀對立與安全零和博弈的冷戰思維再度泛起。盡管中日關系自2017年以來逐步重回正軌，但近年受到中美戰略博弈加劇、日本國內政壇變動及其對華戰略調整、日美同盟再強化等因素影響，兩國關系發展正面臨“乍暖還寒”的波折，挑戰與機遇并存。
在此當下，把握202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重要歷史契機，實踐習近平外交思想倡導的新型國際關系，超越對抗、結盟的舊思維，引領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系的構建，符合中日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對亞太地區乃至世界和平與發展都具有積極意義。
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中日關系發展史可以發現，我國歷任最高領導人都一貫堅持發展對日友好合作。在兩國老一輩領導人的共同努力下形成的中日四個政治文件，更是以法律形式確定了兩國持久和平友好大方向，以及中日戰略互惠關系的定位，達成了“互為合作伙伴、互不構成威脅”等一系列重要共識，為雙方開展互利合作、謀求共同發展以及妥善處理歷史敏感問題提供了堅實保障。
黨的十九大以來的中日關系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將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恪守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堅定不移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同各國的友好合作，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也正是在這一年，在中日兩國的共同努力之下，通過高層互訪重塑政治互信夯實合作基礎、推動第三方市場合作提升互利互惠合作水平、擴大人文與民間交流改善合作社會環境、加強國際協作共同引領亞太區域合作繁榮等積極舉措。
2018年4月、5月，王毅外長和李克強總理相繼對日本進行了訪問。此后經過雙方積極謀劃，當年就成功促成了已間斷七年之久的中日首腦互訪。同年10月，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華，并與中國政府就在第三方市場合作等領域合作達成了50多項協議，雙方還簽署了規模達2000億元人民幣的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習近平主席在會見安倍時強調，中日雙方應“加強正面互動，增進政治互信。要開展更高層次的務實合作，充分釋放合作潛力”，“歡迎日方更加積極地參與新時代中國發展進程，實現兩國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贏。”
2019年4月，“第五次中日經濟高層對話”在北京召開，中日雙方就“落實領導人共識，共同推進年內結束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談判，推動中日韓自貿區談判盡快取得實質進展”達成共識，為RCEP的最終生效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2019年6月，習近平主席出席了在日本大阪舉辦的二十國集團大阪峰會，中日雙方領導人再次會晤，并就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兩國關系達成“十點共識”，為兩國拓展新的合作空間、促進共同發展指明了方向。在此基礎上，以2019年“中日青少年交流促進年”為契機，中日兩國青少年開展了形式多樣的互訪交流活動；同年11月中日高級別人文交流磋商機制啟動，為兩國廣泛開展人文與民間交流，推動兩國民眾增進相互理解，深化民心相通、夯實民間友好傳統提供了寶貴經驗。
新冠肺炎疫情雙刃劍下生波折
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延續中日關系回暖節奏的一系列關鍵議程和人員往來也受到影響，習近平主席訪日未能成行，東京奧運會不得不延期閉門舉行，再加上當年8月底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突然宣布因病辭職，外交經驗不足的菅義偉內閣匆忙上臺，以及美國大選拜登接替特朗普上臺，積極拉攏日印澳推動“印太戰略”圍堵中國等政治變數干擾，兩國關系企穩向好勢頭受到了一定的挑戰，但維持雙邊關系穩定大局和友好合作的基本面并未因此發生根本性逆轉。“山川異域，風月同天”成為了疫情肇始階段，中日兩國睦鄰友好、攜手共抗疫情的一段佳話，大災下的中日“命運共同體”認識、同屬東亞文明的文化共鳴，為兩國關系升溫提供了“情感”基礎，而這正是習近平主席在多個外交場合曾提到的“國之交在于民相親，民相親在于心相通”。同年11月24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對日本進行正式訪問，中日兩國著眼“后疫情”時代，達成了五點重要共識和六項具體成果，為緩解中日兩國結構性矛盾，增強政治互信，管控危機，共同應對疫情與全球治理、深化經貿合作等，確定了努力方向。
另一方面，盡管受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影響，日本政府出臺了促進制造業企業回流和多元化布局的產業鏈調整戰略，但中日兩國經貿關系在2020年仍迎來了新的發展。11月15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成功簽署，中日首次達成關稅減讓安排，實現了歷史性突破。盡管中國作為日本最大貿易伙伴（日本則是中國第四大貿易伙伴），但兩國間尚未達成雙邊自貿協定，RCEP在貨物貿易自由化和關稅減讓方面安排，將為中日貿易帶來新的增長契機，并給接下來的中日韓自貿區談判奠定良好基礎。此外，在2020年全球經貿環境惡化的情況下，日本對華貿易全年實現正增長，表現出了強勁的發展潛力，以經貿領域為代表中日兩國開展務實合作的客觀基礎持續增強。
“親仁善鄰”為正道
2021年3月以來，日本政府在日美印澳“四邊機制”峰會（Quad）、美日“2+2”會談、美日領導人會晤等多個外交場合作出涉華消極表態，部分日本政客在涉港、涉疆、臺灣問題等涉及我國內政與國家核心利益問題上，追隨美國頻頻錯誤發聲，對中日關系的改善帶來了明顯負面效應。除此之外，在釣魚島、南海等海洋安全議題、數據與產業鏈安全等技術經濟領域，日本進一步渲染所謂的“中國威脅論”，以日美同盟為基軸，積極強化日美印澳為核心的“印太戰略”，并試圖拉攏英國、印尼等其他安全伙伴，試圖編織對華戰略制衡的多重協作網絡，在當前中美大國角力背景下日趨向美靠攏，嚴重削弱了中日之間的政治互信，導致雙方戰略性矛盾與競爭態勢進一步強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當前大國權力競爭的復雜性。
與此同時，中日經貿關系并未受到雙方政治外交矛盾的明顯影響，繼續保持著密切合作、共同發展的良好勢頭，而2022年1月生效的RCEP更是為中日經貿關系向著更高水平的合作注入了強心劑。據中國商務部統計數據顯示，2021年全年，中日貿易總額3714億美元，同比增長17.1%，中國企業對日非金融類直接投資4.4億美元，同比增長48.6%，日本對華實際投資39.1億美元，同比增長16%。日本經濟界也并未追隨政府供應鏈“去中國化”的經濟民族主義論調，相對理性地選擇了調整企業海外經營戰略，力圖規避中美歐大國博弈引發的關稅壁壘、經濟制裁等非經營性風險，尋求在中美歐主要市場中的利益平衡點，繼續發展對華經貿合作。
當今世界，中國積極發展全球伙伴關系，擴大同各國的利益交匯點，推進大國協調合作，構建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系框架，按照親誠惠容理念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周邊外交方針深化同周邊國家關系。面對日美對華強硬言論甚囂塵上、中日關系發展大局可能出現倒退的復雜局面，中國領導人身體力行，立足戰略視野，堅持對日溝通，在日本岸田新政權成立后不久，習近平主席就在電話會談中表示“愿同日方加強對話合作，本著以史為鑒、開創未來精神，推動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系”，為兩國關系的發展及時指明了正道。
繼續發揚我國特色大國外交優勢，在對日關系上堅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高度站位，秉持友好合作初心，以新型國際關系、周邊外交、全球治理的相關新理念引領中日相向而行。同時，呼吁日方理性看待對華戰略分歧、避免戰略誤判，本著各自根本利益和人類共同利益堅持中日睦鄰友好初心，攜手擔負起區域與全球和平與發展的國際責任，正是構建契合新時代中日關系的正道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