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國別研究報告·土耳其卷
主編 王健 羅愛玲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本卷序言
土耳其位于亞洲大陸板塊的最西端。由于身處歐亞大陸結合部，所以對中東地區、巴爾干地區、中亞地區、俄羅斯、歐洲和非洲等地都有輻射和聯通作用，加之扼黑海海峽的咽喉，又成為黑海和地中海之間唯一的交通要道，戰略位置十分重要。優越的地理位置讓拿破侖不得不由衷地感嘆：“如果世界是一個國家，伊斯坦布爾必定是它的首都”，足見土耳其不可或缺的樞紐地位。
便利的交通使土耳其成為了歷史上文明交匯的十字路口，其所處的安納托利亞高原有著6500年的悠久歷史，被稱為“文明的搖籃”，這里不僅孕育了古老的赫梯文明，其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爾還先后成為了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首都。作為一個穆斯林群體占人口主體的世俗化國家，土耳其是一個典型的伊斯蘭文明國家，但同時又有著濃郁的基督教文明和希臘-羅馬文明的影響。
土耳其有過輝煌的歷史，自1299年奧斯曼帝國在安納托利亞建立后，疆域不斷擴大，橫跨歐亞非三大洲，其疆域面積之廣堪比古羅馬帝國和古波斯帝國。存續了600多年的奧斯曼帝國因疆域之廣而容納了具有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文化傳統的多民族族群，其多元而治的寬容政策使境內各民數族群得以保留自己的文化傳統，也使得今天的土耳其成為了一個多元文明共存的現代化國家。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宗教與世俗，多重文明的疊加，造就了土耳其的浪漫氣息和神秘氣質，也成就了游走于東西和古今之雙重十字路口的“呼愁”作家——奧爾罕·帕慕克。
歷史上將中國與土耳其兩大民族聯系起來的主要大動脈是有名的絲綢之路。早在漢代，土耳其人的祖先突厥人就和中原存在友好往來。近代以來，中土兩國在西方列強的眼中被視為“東亞病夫”和“西亞病夫”。在民族危難時刻，兩國都各自開展了救國存亡的技術革新運動，在追求民族復興的現代化道路上都有著非常相似和曲折的經歷。由于毗鄰歐洲，今日現代土耳其共和國的前身——奧斯曼帝國比中國較早受到西方工業化浪潮的沖擊。奧斯曼帝國自18世紀就走上了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近代化道路。土耳其近代化改革的實踐曾極大鼓舞了中國，1898年力倡戊戌變法的康有為在上書光緒皇帝陳情改制之由時，便以奧斯曼帝國的改革為例來佐證變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凱末爾的領導下，1923年10月29日，現代土耳其共和國在奧斯曼帝國的廢墟上成立，并堅定走上了現代化和世俗化的道路。
建國后，百廢待興的土耳其為加快經濟建設，早日實現民族復興，開始以舉國之力制定五年經濟建設計劃，193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正式實施，重點發展輕工業，同時通過贖買等方式，將外國工礦企業悉數收歸國有，第一個五年計劃為土耳其建立起了相對完善的工業體系，使土耳其成為當時世界上工業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1938年，土耳其政府又批準了第二個五年經濟計劃，可惜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計劃擱淺。1963年，土耳其重新啟動第一個“新五年計劃”，此后制定并實施“五年計劃”就成為了土耳其政府的一項重要國家發展戰略。
1971年中土建交后，兩國先后走上了改革開放的經濟發展道路。中國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開始全面啟動改革開放的對外戰略，努力從發達國家招商引資。20世紀80年代，土耳其在有著“經濟改革總設計師”之稱的厄扎爾總理領導下，也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經濟上，改變建國后國有經濟占主導的發展模式，重點對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改革，同時以出口導向型戰略取代了之前的進口替代政策；外交上，一改過去向西方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放棄冷戰期間對自身“邊疆國家”的定位，轉而將土耳其定義為一個連接東西方和亞歐大陸兩端的“橋梁國家”，實行東、西方并重的多邊外交戰略，開始強調外交自主性和獨立性，積極發展同中東阿拉伯國家和其他亞洲國家的緊密關系。
厄扎爾時代的經濟發展模式改革為土耳其21世紀的經濟騰飛奠定了基礎，也為“土耳其模式”的形成構建了雛形。1998年，土耳其躋身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行列。2013年，土耳其人均國民收入跨過一萬美元大關，國內生產總值也位居世界第17位，一躍成為經濟實力最強的中東伊斯蘭國家。而在2002年贏得全國大選上臺執政至今的正義與發展黨，也在總體繼承厄扎爾時代的經濟、政治與外交路線的基礎上進一步創新，決心將土耳其從一個“橋梁國家”升級為一個聯通四方的“樞紐國家”，并于2011年提出了《2023年愿景》規劃，力爭在2023年現代土耳其建國100周年時，能夠躋身世界前十大經濟體行列，成為一個具有影響力的全球性力量。
進入21世紀后，中土雙邊關系開始駛入加速發展的快車道，雙方建立了新型伙伴關系。兩國領導人定期互訪，政治互信不斷加強，經濟互利步伐加快、文化交流不斷擴大。2000年4月，中土領導人簽署了有關政治、經濟和能源內容的協議，商談重建絲綢之路，決定加強在安全領域的合作，共同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三股勢力。中土雙方在堅持維護各自主權、領土完整、民族團結統一等方面均達成重要共識，雙方決定在相互尊重、互信互利、平等和共同發展的基礎上建立更加密切的伙伴關系。2010年10月，中土宣布正式建立和發展“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兩國的高層互訪進一步增多，政治互信進一步增強。
2013年中國提出并實施“一帶一路”倡議后，中土兩國的經貿合作迎來了重要合作機遇期。中國與土耳其同為古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國家，古絲綢之路的一個重要的中心就在今天土耳其美麗的海濱城市伊茲密爾。一方面，土耳其作為銜接歐亞大陸的地理與文化橋梁，是中國-中亞-西亞國際經濟走廊上的重要國家，更是中國通往歐洲的重要門戶以及中國“一帶一路”建設中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和重要支點國家，中國的首條海外高鐵項目就是在土耳其順利建成并正式投入運營；另一方面，由于“一帶一路”倡議與土耳其的國家復興戰略交相輝映，因此兩國在政治互信、經貿合作、安全反恐、人文交流全面啟動的基礎上，很快實現了戰略上的對接，使兩國的合作外交呈現出互利共贏、獨立務實的鮮明特征。
土耳其扼守黑海通往地中海、愛琴海的咽喉要道，并輻射巴爾干、高加索和中東地區，是開展國際產能合作的樞紐和文明交流互鑒的節點，其很早就有復興絲綢之路的計劃。20世紀90年代末，土耳其政府利用其“橋梁和中樞國家”的地緣優勢，制定了“當代絲綢之路計劃”，希望利用其與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吉爾吉斯斯坦這四個中亞國家在地緣與歷史文化方面的聯系來實現國家復興的強國夢。2008年，土耳其政府又發起“新絲綢之路”倡議并舉辦了首屆國際“絲綢之路論壇”，力圖通過加強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打造能源運輸走廊等方式帶動歐亞核心板塊的貿易流量，使這條聯通歐亞的絲綢之路成為全球經濟系統的一條主要通道。土耳其還邀請中國參加了2013年召開的第六屆“國際絲綢之路”論壇。隨后，土耳其又推出主要服務于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中間走廊計劃”。“中間走廊”計劃是一個連接亞洲和歐洲的交通網絡，通過打通從里海經過土耳其、阿塞拜疆到中亞乃至中國的通道，來構建一個連接亞洲和歐洲的交通網絡。
2013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后，立即得到土耳其政府的熱烈響應。2015年7月29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訪華期間明確表示要將中國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與土耳其的“中間走廊”計劃相對接，認為中國提出的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與土耳其的‘中間走廊’計劃是相輔相成的。2015年10月，在安塔利亞二十國集團峰會期間，中國政府與土耳其政府簽署了關于將“一帶一路”倡議與“中間走廊”計劃相銜接的諒解備忘錄，為雙方的相關合作提供了明確指南。2020年12月4日，首列從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出發的貨運列車，歷時15天，在橫跨土耳其、格魯吉亞、阿塞拜疆、里海和哈薩克斯坦等5國后，終于在12月19日抵達西安，這是中國與土耳其之間建立的首條跨境合作貨運班列，堪稱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與土耳其的“中間走廊計劃”順利對接的成功案例。
在當前受新冠疫情沖擊、全球經濟下行的情況下，中土經貿合作更是逆流而上、愈加深化。2020年，中國中車株機公司為伊斯坦布爾新機場研制的首列地鐵列車成功下線，目前國內智能手機品牌小米、OPPO均已開始在土耳其投資設廠。OPPO在其位于伊斯坦布爾圖茲拉的工廠是土耳其第一家生產此類產品的工廠。合作共贏的經貿互惠模式為兩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2020年，中國和土耳其成為二十國集團中唯一實現正增長的兩個國家，經濟增長率分別為3.8%和1.8%。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冠疫情爆發后，中土兩國基于夯實的政治互信基礎和互利合作理念，在醫療物資援助、抗疫經驗分享和新冠疫苗研發方面加強協作，成為全球抗疫外交的典范，為兩國外交合作注入了新的內涵。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武漢首次出現后，土耳其是最早一批向中國提供醫療衛生物資的國家之一。2020年1月30日，土耳其合作與協調局支援中國的緊急醫療防護援助物資就抵達武漢。2020年3月24日，來自中國的新冠肺炎治療藥物運達土耳其的40個城市，3月26日，土耳其衛生部新型冠狀病毒委員會成員與中國專家舉行了第一次新冠肺炎防治視頻交流會，4月10日，兩國衛生部門相關專家舉行了第二次新冠肺炎防治視頻交流會。2021年1月13號，土耳其衛生部藥品和醫療設備局批準緊急使用中國科興公司的新冠疫苗，這也是到目前為止土耳其唯一批準使用的新冠疫苗。總統埃爾多安帶頭接種了中國科興公司的新冠疫苗，用實際行動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在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中土兩國在“一帶一路”沿線不僅有著廣闊的合作空間，還可在互相搭臺、實現共贏的基礎上，帶動沿線相關國家的經濟增長，進而推動亞歐大陸的整體繁榮。
有鑒于此，進一步加深我們對土耳其的認識與了解，尤顯必要。作為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王振研究員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一帶一路”戰略研究專項《“一帶一路”沿線國別研究報告》子課題，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王健研究員、羅愛玲副研究員具體負責完成的《土耳其卷》，匯集了來自上海社會科學院相關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上海大學土耳其研究中心、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絲路戰略研究所等單位的相關學者力量，體現了我國土耳其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土耳其卷》結合該國獨特的國情，在全面梳理和分析了土耳其的綜合國力、人口發展、資源稟賦、基礎設施、產業發展、政治生態、民族與宗教概況以及對外關系的基礎上，又對土耳其的國家中長期發展戰略、投資政策和營商環境、重點城市的經濟與區域影響、正義與發展黨的發展趨勢、庫爾德問題、土耳其與歐盟和希臘的外交關系以及旅游發展等做了深入的專題研究。同時，圍繞為“一帶一路”建設服務的核心宗旨，重點考察了中土關系的歷史與發展前景、中土雙邊投資與產能合作、中土貿易及摩擦問題、中土人文交流、中土反恐合作、土耳其與上合組織等重要議題，視角新穎、觀點獨到，不失為一部兼具學術性和實用性的集體智慧結晶。
宮小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前駐土耳其大使、中國前中東問題特使
2021年4月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