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成城：全球技術史視野下的火器革命與文明動力機制

葉成城

中世紀以后，西歐發生了多場軍事技術革命。隨著17世紀以后火槍的改進，熱兵器逐漸代替了冷兵器。早期的火繩槍存在射速過慢的缺陷，在戰斗中僅被零星使用。17世紀末至18世紀初，火器的射擊速率大幅上升，但仍然需要通過步兵方陣和士兵間的協調來增加戰斗力。這一技術進步深刻地影響了歐洲政局，成為一系列變革的開端。

要理解技術革命對國家發展的作用，就需要重新審視技術與發展之間的因果路徑。過去的研究常忽視了一個重要問題：技術變革在何種時空中，以何種方式影響到了國家內部的組織形式和財政結構，從而通過制度的中介效應影響國家興衰。這種機制比單純的生產率或戰斗力的提升更為重要。換言之，技術革命帶來的不僅僅是船堅炮利的“硬件”變化，更重要的是為適應新技術而產生的“軟件”變化，即國家能力、社會結構和制度安排的變化。

本文并非旨在給出一個關于技術如何影響制度變遷或國家興衰的一般性理論，而是試圖在一個具體的時空情境下（18世紀初的西歐），探討火器改進到達臨界點后所帶來的政治社會層面的“蝴蝶效應”，并以此為案例來展示技術革命與國家發展之間的聯系機制。本文所討論的火器革命，主要指從火繩槍到燧發槍的改進，選擇這一案例的主要原因如下：首先，火器革命引發戰爭形式變化，奠定了近代戰爭形態的基礎。18世紀的戰爭迥異于16世紀和17世紀，且在其后約150年間都沒有太大變化。其次，18世紀之前的技術革命存在較多的內生性因素和干擾變量。而18世紀初技術擴散速度遠高于此前，并且最重要的變量——宗教因素的作用大幅降低，故而可以更清晰地觀察技術革命對制度的影響。其三，18世紀上半葉，歐洲各國國際競爭逐漸加強，技術革命帶來的系統效應，可以視作18世紀下半葉西歐的改革與“開明專制”的“關鍵先期條件（Critical Antecedents）”，因此具有更重要的歷史意義。

過去的研究者在解釋18世紀火器技術革命與國家興衰的關系時大致有三類理論。

第一種理論側重于討論技術變革的直接影響，即技術提升了戰斗力。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將技術和戰爭能力直接作為度量社會發展和文明程度的尺度。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探討了軍事技術革命如何讓歐洲獲得相對于其他地區的優勢。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認為17世紀軍事技術（包括科技和管理技術）的提升對18世紀以來的社會變遷造成深遠的影響。這方面的研究主要以歐洲為案例，討論火器技術革命所帶來的歐洲和其他地區之間的戰斗力或綜合實力的差異。

第二種理論認為，技術革命通過影響國家內部的組織形式，強化了國家能力，有利于實現現代化。邁克爾·霍華德（Michael Howard）認為，真正有意義的變化不在于軍隊所持有的武器，而在于軍隊建設本身以及使用它的政府。布萊恩·唐寧（Brian Downning）認為，戰爭烈度影響到國內的動員程度，最終決定了制度的差異。托馬斯·埃特曼（Thomas Ertman）闡述了高強度的國際競爭與國家建設的時序如何影響制度安排。約翰·查爾茲（John Childs）通過對整個歐洲戰爭史的詳盡敘述，展現了三十年戰爭后軍事變革對王室和貴族關系、國家能力變化乃至18世紀后期革命運動的影響。

第三種理論認為，技術革命加強了國際競爭，通過財政壓力改變了國家的社會政治制度安排，最終影響國家的命運。技術革命除了直接帶來戰斗力和生產效率的提高外，還增加了國際競爭烈度。許多經典的關于“軍事—財政”的著作都持有類似觀點。“國家制造戰爭，戰爭塑造國家”，就是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關于近代西歐國家建設的經典論述，他強調對戰爭資源的榨取和爭奪造就了國家的中央組織結構。瑪格麗特·利瓦伊（Margaret Levi）認為，外部的約束條件如國際環境、生產力和經濟結構、政府形式會影響君主的相對議價能力，從而影響國家的制度安排。

綜合上述既有研究，本文認為，理解火器革命的影響，至少需要在兩個層面進行分析：其一是將歐洲視作整體，考察技術革命對其產生的影響；其二是在國家層面對歐洲各國進行案例比較研究，由此展示初始制度如何導致各國在技術革命中獲益不同。進一步，我們可由火器革命的視角思考“大分流”問題，討論火器技術在清帝國的傳播，以及“東方世界”為何在18世紀初不可能實現現代化。

技術革命的影響是非線性的。羅伯特·杰維斯（Robert Jervis）認為：“系統具有不同于部分的特性，組成系統的一系列單元或要素之間互相聯系，要素互相關系的變化會導致系統其他部分發生變化。”因此，簡單地從要素之間的線性關系出發，很難有效理解技術革命的文明動力機制。技術革命的非線性特征往往是因為受到多個不同方向機制的影響，即同時存在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機制。因此明確這些不同方向的機制有助于洞悉其復雜影響。如圖1所示，除了直接影響之外，研究者還需要思考技術革命在制度層面帶來的不同效應。

（一）軍事能力提升與戰爭形態的變革

火器革命第一個重要的影響是通過標準化生產和訓練提升了國家總體的軍事實力，由此引發戰爭形式的變化，使得建立常備軍成為國家在戰爭中獲勝的必要條件。一方面，軍事改革帶來的標準化降低了武器生產和士兵訓練的成本。標準化的生產和訓練，意味著整個軍隊變成一臺巨大的軍事機器，士兵和裝備都如同零件一樣可以替換，因而這種有組織的暴力行動的規模和可控性就大大提升了。隨之而來的后果是歐洲君主國的戰爭能力明顯加強。燧石發火裝置極大地提高了火槍發射速率，刺刀的發明又使得火槍手能發揮長矛手的作用。東西方戰爭能力的差距就是在18世紀初期逐漸出現的。根據莫里斯的估算，西方戰爭能力在16世紀大致增長了50%，在17世紀增長了100%，18世紀又增長了50%；相比之下，東方世界的戰爭能力增長很少。

另一方面，火器革命使得國家需要維持一支龐大的常備軍，進行日常化的步兵操練以適應新的戰爭方式。早在17世紀初期，莫里斯親王發現將部隊細分為更小的戰術單位，便于向各層級傳達命令，并且日常操練可以使士兵更加順從和更具戰斗力。到17世紀末，步兵方陣和嚴格的軍紀徹底取代了中世紀以來的個人英雄主義。步兵方陣戰術和使用火槍的訓練開始系統化，射擊被分解為各個單一的動作，通過系統的訓練來促進軍隊的正規化和提高射擊效率。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后，步兵橫隊戰術成為主流戰法。在17世紀后期至18世紀的戰爭中，對壘兩軍的部署是相似的：騎兵在兩翼，火炮在后側均勻分布，步兵則組成方陣，排成三列，由其中一隊射擊，剩余兩隊則裝填彈藥。成排射擊既強調紀律性，也需要專業訓練，因此需要更多軍官和詳盡的訓練手冊，而更復雜的軍事策略也要求更多的訓練和嚴明的軍紀，為此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建立常備軍，這就要求建立擁有更強后勤保障能力和財政實力的新型政府。

（二）常備軍制度與中央集權的強化

火器革命推動建立常備軍制度，其對于西歐最重要的影響是強化了中央集權，從而加速了現代國家建設。正如馬克思所言，隨著新作戰工具即射擊火器的發明，軍隊的整個內部組織就必然改變了，各個人借以組成軍隊并能作為軍隊行動的那些關系就改變了，各個軍隊相互間的關系也發生了變化。

首先，常備軍制度削弱了貴族的力量和傳統的封建結構。騎士是中世紀以來貴族的象征，技術革命意味著騎士的衰落。如恩格斯所言，火器成為城市和以城市為依靠的新興君主反對封建貴族的武器，城堡的石墻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槍彈射穿了騎士的盔甲。騎士不再是戰場上的絕對主力，盔甲在面對燧發槍時很難起到有效防護作用，這使得騎士對裝備火器的步兵方陣發動中世紀式的沖鋒顯得很不明智。騎士在17—18世紀歐洲戰場上“降格”為騎兵，其作用往往是部署在側翼，擾亂對方的炮兵部署以防止其對己方的步兵方陣造成巨大殺傷。過去西歐君主依賴地方領主和騎士來聚集軍隊，這使得地方具有較大的自治權，而領主也成為地方的軍政統帥。但隨著地中海和大西洋貿易的興起，西歐傳統的封建經濟組織開始沒落，王室逐漸擁有足夠的財政實力來轉向使用常備軍，從而使得政治、財政和軍事力量逐漸集中于王權，貴族更加無法反抗君主，只能被迫進入法院或軍隊。此外，長期戰爭瓦解了過去的封建結構，持久的戰爭記憶讓絕對主義成為主流，戰爭帶來的諸多災難使得民眾更加期望從國王口中得到永久防御的承諾，并愿意付出永久性稅收作為代價。

其次，常備軍制度的普及使得馬基雅維利等人所詬病的雇傭兵制度逐漸被現代國家拋棄。蒂利將1700年視作從“雇傭兵戰爭”到“民族化戰爭”的轉折點，國家開始從自己的民族中招募人員，創建海陸軍，統治者直接把武裝力量和財政機構納入國家管理體系，對雇傭兵的依賴急劇減少。一方面，火器革命帶來了作戰方式的巨大變化。這種新的作戰方式需要軍隊進行復雜的日常訓練，并對團隊協作有著更高要求，從而使得國家必須維持一支龐大的常備軍來適應新型的戰爭。同時，常備軍在修建防御工事和進行整齊劃一的方陣射擊這兩種新的戰爭模式中，體現出明顯優勢，因為雇傭兵通常不愿意挖戰壕或接受嚴格訓練。隨著戰爭方式的改變，多數雇傭兵只有兩條出路，要么由于在戰場上表現不佳而逐漸被雇主拋棄，要么接受“長期雇傭”進行標準化的日常操練，最終被轉化為常備軍。另一方面，由于軍事開支日益增加，過去帶有雇傭軍性質的軍團長官們開始放棄他們對軍隊的自主權，轉而效忠于國王，以換取王室的薪金。由國家直接支付薪水的常備軍比起雇傭軍具備許多優勢，例如可以準確掌握士兵和軍官的人數和編制，有利于武器裝備標準化，能夠保持軍紀和灌輸意識形態，保證士兵的忠誠度等。士兵在長期征戰過程中，也開始熟悉自己國家的人文地理，逐漸發展出現代國家意識，最終這種意識代替了地方主義意識，形成國家認同。在標準化的操練過程中，遵守上級制定的規章成為常規，單調的訓練讓底層士兵形成緊密的集體，由訓練精良的排和連組成的社團迅速取代了按照地位形成的等級。

再次，新的軍事組織形式改變了歐洲的政治社會局勢。技術革命使軍隊分工進一步細化，在越發復雜的社會和軍事結構中，中央機構作為持久的、專門的和分工細密的任務領域的職能便會愈加凸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分野愈加明顯和穩定。它帶來的意料之外的作用就是建立了一個由國家管理的新官僚機構，其任務是征收維持軍隊所需的稅收，并謹慎地處理經濟狀況，盡可能提高國家的生產力。國家的軍事實踐和管理能力之間產生了互相促進的作用：政府通過增強對社會資源的控制來發展專業的軍隊，專業軍隊反過來又可以保衛國家。最終，君主得到了中世紀以來從未有過的軍隊的忠誠，王室的強制力拓展到國家的各個角落，可以通過軍隊清洗或者驅逐不服從統治的少數族群或宗教異端，發生糧食危機、鄉村騷亂或工廠罷工時都可以使用常備軍進行鎮壓。常備軍承擔了維持社會秩序的職能，早期歐洲并不區分軍隊和警察的功能，王室需要依靠軍隊維護法律的權威，尤其是對民眾強制征稅。

總之，火器革命通過三個機制強化了中央權威。第一，在國家安全層面，火器技術革命降低了傳統貴族的作用，高昂的戰爭成本不斷地瓦解著傳統的封建結構。第二，在組織和制度層面，火器技術革命加快了專業分工，常備軍和職業軍人開始成為一個新的效忠于王室（或者說國家）的群體。第三，除了維持國防安全的任務之外，常備軍還具有強制征稅和維持內部秩序的職能，從而強化了國家的經濟汲取能力。因此，火器技術革命進一步增強了中央權威，使得政治、財政和軍事力量集中于王權和中央，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歐洲的國家建設進程，為此后“開明君主”的改革奠定基礎。

（三）戰爭成本上升和普遍性財政危機

火器革命的另一重大影響，則是導致歐洲戰爭頻率上升，進而引發了18世紀中期歐洲各國普遍性的財政危機。

歐洲各國軍事力量增長和戰爭的邊際成本下降，加劇了國際競爭。率先在軍事技術變革中獲得相對優勢的國家會更加傾向于使用武力。歐洲出現了螺旋式的軍備競賽，各國軍隊規模不斷擴大。1702—1714年間，法國有10%的適齡人口參加正規軍；七年戰爭期間普魯士的參軍適齡人口則達到了25%。當法國的軍隊人數高達20萬時，奧地利、普魯士和俄羅斯只能隨之擴軍，其他小國也被迫效仿。頻繁的戰爭是競爭加劇的重要標志。圖2展示了西歐主要國家在兩個時期處于戰爭狀態的年份，第一個時期大約是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確立到1699年之間，第二個時期則是從1700年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爆發到七年戰爭前夕，兩個時間段都接近50年，而第二個時期西歐主要大國的戰爭頻率明顯高于第一個時期。1740年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爆發后，戰爭形式發生了重大變化，普魯士和奧地利從有限戰爭逐漸轉向全民動員，開始了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戰爭，進一步增加了國際競爭的烈度。

這一時期，西歐各國逐漸組織了更大規模的軍隊來應對戰爭需求。西歐國家的軍事規模在18世紀實現了較快的增長，尤其是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后，法國、奧地利、普魯士、英國的軍事力量一直呈上升趨勢。法國在1500年能組織5萬人的軍隊，1600年為8萬，1705年為40萬，到1756年則維持在33萬左右；而英國的軍隊人數從1705年的8萬，增加到1760年的近20萬。相比歷史上的其他時期，18世紀英國和法國軍隊占總人口的比例達到了頂峰，分別為5.4%和2.1%，而在17世紀這一比例分別是0.7%和0.4%，在1850年則分別是1.1%和1.2%。西班牙作為日益衰落的帝國，其軍隊人數從1705年的5萬增加到1760年的9.8萬。奧地利的軍隊規模也從1655年的1.37萬人增至1700年的5.5萬人，1715年之后則一直維持在15萬~20萬人。普魯士更是軍隊規模迅速擴張的典型，其軍隊占總人口比例在1760年達到7.2%，軍隊人數1695年為3萬，1740年已達約8萬，七年戰爭期間則維持在14.3萬~16萬，成為歐洲軍隊占總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

戰爭的頻率和規模大幅上升帶來的最為深遠的影響是拖垮了歐洲君主國本就脆弱的財政。隨著軍隊規模不斷擴大，先進的武器、不斷增多的后援與行政層級，以及極其復雜的供應和后勤，使得戰爭越發昂貴。同時，技術革命使得火槍、大炮和騎兵這三個要素都不具備絕對優勢，形成了互相克制的均勢，導致18世紀的戰爭曠日持久，經常是耗盡人力財力再也打不下去才告終。18世紀上半葉的多數時期，各國財政收入多用于軍事支出。英國在和平時期的軍事支出占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為36%~45.2%，戰爭時期則會上升到52.1%~66.6%；普魯士的比例最高，和平時期大約就有75%~82%，戰爭時期則會維持在90%左右；法國在和平時期的軍事支出比例為34%~41%，而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和七年戰爭期間則上升到51.2%~65.2%；西班牙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前后為71%~78%，此后一直保持在60%左右；奧地利在和平期間為48%~52%，而在七年戰爭時期則升到79%。居高不下的軍費開支，成為此后這些國家財政危機的主要根源。

歐洲大陸的君主國時常通過賣官鬻爵或者借款的方式來緩解財政危機，但這無法解決收支不平衡的根本問題，長期來看反而進一步惡化了政府的財政狀況。戰爭帶來的財政負擔造成了西歐國家內部的沖突，債務和信貸開始成為左右國內政治的重要因素，在財政危機的陰影之下，王室和等級會議的沖突接連不斷，成為西歐內部變革最為直接的動力。要解決財政問題來應對日益增加的戰爭支出，就意味著政府需要與國內各階層妥協，從而獲得足夠的財政支持，而妥協可能要以維持或恢復部分封建特權作為代價，這又會在制度層面阻礙國家的政治現代化。

火器革命給歐洲帶來巨大的變革，整個西歐開始從依賴雇傭兵、包稅人和向私人出售官職的“自弱型”改革轉向依靠常備軍和官僚制度的“自強型”改革。然而，如前文所述，技術革命在增加軍事實力、強化國家基礎性能力等方面存在正外部性，但也帶來了加重國家財政負擔的負外部性。因此，那些可以促進技術革命的正外部性同時盡量避免負外部性的國家，往往更大程度受益于火器革命。18世紀火器革命的理想受益者需要具備兩方面優勢：其一是需要足夠的國家能力來發揮技術革命的“紅利”，盡可能裝備并高效使用新型火器來提升自身軍事力量，減少貴族階級對戰爭的壟斷，強化中央權威；其二是要以技術革命為契機，在制度層面推動現代國家構建，同時又較好地避免財政危機。下面我們以法國和普魯士兩國為例，通過對比來展示上述文明動力機制在國家層面的差異。

（一）法國

歐洲在這兩百年中的軍事進步集中體現在法國軍隊上面。技術革命造成了武器和戰術的相似性，18世紀的戰爭勝負主要取決于人數、武器和將領的指揮能力等要素。法國軍事機器的擴充主要可以歸因于步兵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火槍和刺刀的發明、改進，使步兵的戰力顯著提升，而防御工事的建造以及隨之而來的圍城戰使得步兵可以發揮許多騎兵無法替代的功能。在查理八世時期，法國的步兵數量僅僅是騎兵的2倍，而在17世紀末已經增加至騎兵的5倍。如前所述，步兵規模的增加意味著需要現代化的管理。步兵方陣需要嚴格的紀律，法國士兵已經無法像16世紀或17世紀初期那樣，可以無視中央意志、組織松散的單位來各自為戰。

法國的軍事現代化始于17世紀后期。在三十年戰爭結束之際，法國面臨著財政破產和軍隊腐化的困境。在米歇爾·勒·泰利埃（Michel le Tellier）父子的努力下，到1700年法國已經擁有單一集中的管理機構來將數十萬軍人同時投入戰場，并使之保持整齊劃一達數年之久。1710年，法國出現普遍的饑荒，征兵成本進一步降低，只需要少量食物就可以讓饑民入伍。在此基礎上，法國發展出一套相對完善的系統來實現國家對戰爭的控制，如通過國家官僚機構而非私人武裝的指揮官來保障軍糧供應、實現統一著裝、建立軍營和醫院等，1718年法國開始建立兵工廠，1727年國家已經可以免費提供武器。

軍事現代化給法國的政治和社會結構帶來重要的影響。短期來看，中央政府的能力得到了極大增強，這依賴于平民士兵和貴族軍官制度的結合。一方面，波旁王室通過向貴族提供軍隊官職來降低其獨立性，避免因貴族軍官的不滿而發生變亂。1702年，法國額外創造了7000個位置來滿足青年貴族的需求，過量的貴族軍官使得軍隊越發臃腫和低效；到1750年，退休軍官的數量已經和現役一樣多，軍隊變成了一個自我繁衍的貴族俱樂部，舊貴族對軍隊的控制讓他們拒絕一切改革。另一方面，法國通過征兵制度保留了許多經驗豐富的老兵，這是法軍最強的戰斗力。法國的自愿征兵在每年10月至次年3月進行，士兵要簽署一個6~8年的合約，期滿后可以自由離去，但如果士兵愿意繼續服役一段時間，他們可以得到經濟上的獎勵。很少有人會拒絕這種誘惑，士兵經常會在軍中服役20~30年。但是，平民很難通過軍隊獲得上升渠道。

通過上述制度，法國加強了國內的控制，增加了軍隊的戰斗力，路易十四也成為歐洲最為典型的集權君主。但從長期來看，法國的改革利弊參半，因為相對于奧地利和普魯士，法國王室對貴族集團的議價能力更弱，不得不以沉重的財政負擔為代價來換取其支持。為了安撫失去政治權力的傳統貴族，法國允許貴族階級享受免稅權，占據行政、司法、教會和軍隊等各界職位。而貴族軍官在嚴重削弱法國軍隊戰斗力的同時，還造成了沉重的財政負擔。七年戰爭期間，這種貴族軍官制度的缺陷暴露無遺：過剩的軍官攜帶大量的行李、仆人和馬匹，消耗掉大部分口糧，彼此爭吵，輪流指揮同一個單位，軍官的薪水總額甚至高于軍費的其他開支之和。軍隊規模不斷擴大和頻繁的戰爭，讓法國兩次瀕臨財政危機，戰爭造成的巨額債務讓法國時常依賴賣官鬻爵和向特權階級借款等方式，與英國出售榮譽性頭銜不同，法國出售的職務部分帶有免稅特權，從而進一步導致財政惡化，也加深了王室對特權階級的依賴。

伴隨著特權階級力量的增長，法國形成了以“穿袍貴族”為代表的新興貴族和以“佩劍貴族”為代表的傳統貴族的二元格局。路易十四死后，中央權威進一步依賴貴族。法國王室在18世紀前期一直無法打破長期面臨的經濟和財政困境，因為貴族可以阻撓一切新稅的征收并拒絕放棄各類壟斷特權，使得法國無法進一步進行集權制改革來應對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最終到18世紀后期，戰爭引發的財政危機迫使王室強行推動改革，不但收效甚微，還加劇了統治集團內部即王室和貴族的矛盾。如托克維爾所觀察到的，中央集權制加劇了法國國內的社會矛盾，改革則增加了統治集團的脆弱性，最終導致了舊制度的滅亡。

（二）普魯士

軍事革命意味著普魯士需要擴大軍隊規模。“軍曹國王”腓特烈·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I）是普魯士步兵的締造者，也正是他大幅加強了普魯士的軍事力量。腓特烈·威廉一世在1733年創立了普魯士的軍事行政系統（canton system），讓普魯士軍團可以在所在地征兵，他規定所有適齡男子必須服8個月至2年的兵役，訓練完成后每年只需待在正規軍中2個月。同歐洲其他國家一樣，普魯士的軍隊穿著統一制服，進行刻板而又重復的日常訓練，例如隊形變化和射擊，使其可以在槍林彈雨中遵循軍令。此外，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帶領下，普魯士率先將火槍的木制推桿改進為鐵制推桿，大幅提高了射擊效率，同時刺刀的改進使得士兵射擊時不用取下刺刀，從而更有利于近身搏殺。軍事革命后，普魯士軍隊軍紀嚴明，戰斗力聞名遐邇。

普魯士的國家建設以軍隊為基礎。由于國土資源匱乏，任何一次戰敗對于普魯士來說都將會是災難，因此普魯士不計代價地將所有資源集中于軍隊，承擔這種管理任務的中央機構被稱為軍事總署（general directory）。普魯士的軍事指揮官還參與區域的稅收和行政管理，讓社會與經濟生活受到越來越多的紀律約束，將政府事務管理納入軍事考慮。普魯士建立起一張官僚網絡，增強了君主政權對經濟活動和自然資源的控制權，削弱了地方的獨立性，形成了以柏林為中心的中央政府。腓特烈·威廉一世將中央和地方行政機構合一，到1740年他去世時，普魯士的建國工作已經完成。

技術革命對普魯士的社會結構帶來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普魯士的軍事傳統和頻繁的戰爭造就了順從的貴族。腓特烈·威廉一世清洗了軍中的無用人員，而將騰出的職位給了貴族，禁止他們為其他君主服務，并要求他們參加日常操練，通過這種方式進一步削弱地方的殘余反對勢力。技術革命帶來了頻繁的戰爭，而德意志地區是大規模戰爭的主要戰場。戰爭導致過去驕傲的德國紳士變得極為貧窮，他們不像法國或西班牙的貴族那樣擁有足夠多的財富以保證經濟獨立，反而非常依賴軍中任職的薪水，因為這要高于其從貧瘠的土地中獲得的收入。因此，軍職貴族化在普魯士反而增加了軍隊戰斗力。長期以來的傳統也使得普魯士貴族認為有責任在軍中任職，因此普魯士貴族軍官的晉升完全依靠能力和戰功。腓特烈二世明確表示他更喜歡貴族而不是資產階級軍官：“我經常從貴族中選擇軍官，因為他們更有榮譽感。如果貴族失去了榮譽，他會被整個家族排斥；反之平民犯了錯誤，他們仍然可以接著做他父親的生意。”

另一方面，資源匱乏養成了普魯士的節儉和較強的資源汲取能力，使其沒有出現法國那樣嚴重的財政危機。18世紀的觀察家們將腓特烈·威廉一世統治下的普魯士稱為“軍營”，國王極端吝嗇，忽視教育和藝術，并拒絕支付士兵的撫恤金，而用節約下來的資金資助1.2萬新教徒移民開發東德意志的農田。在普魯士的征兵體系中，只有最強壯的人才會被軍團選中。但普魯士王室僅僅需要支付很少的費用來維持相對于其人口而言極為龐大的常備軍，和平時期國家每年只需支付2個月的薪水，這大大節約了普魯士的財政支出。腓特烈二世即位后，普魯士通過軍事冒險擴大財源，任命軍人擔任稅務官員來提升稅收效率。普魯士在1740年發動了西里西亞戰爭，從奧地利手中奪取了大量人口和工業資源。普魯士在此期間展現出強大的資源汲取能力：西里西亞的年財政收入在奧地利統治時期僅為210萬弗羅林，在被普魯士占領數年后就增加到700萬弗羅林。普魯士在汲取稅收方面顯示出了獨特的優勢。腓特烈二世任命傷殘退伍軍人擔任稅務官員，由于普魯士的稅法并不復雜，所以傷殘軍人財務能力稍弱并不會嚴重影響稅收效率。這些軍人的優勢在于保持著服從命令的天性，比起歐洲其他地區的官員更加遵紀守法，因為他們如果被開除就很難找到比稅務官更好的工作，由此既保障了官員收稅的積極性，又避免了過去包稅人對民眾的過度壓榨。腓特烈二世通過財政改革，實行了高效的稅收制度，普魯士得以在經濟資源匱乏時獲得高于同時期俄國的稅收收入。

（三）小結

火器革命僅僅提高了武器的射擊速率，但這在歐洲范圍內引發了多重系統效應。技術革命導致了常備軍制度的普及，增強了國家的軍事能力和中央集權，但歐洲諸國也由于財政危機而加劇了對貴族的依賴。由于初始制度和社會結構的差異，不同國家的獲益程度是不同的。法國可以視作典型的“半負面案例”。法國擁有成熟的官僚體系和歐洲最強大的陸軍，因此最初受益于技術革命帶來的中央權威強化；但隨著技術變革造成的財政壓力逐漸增加，一度被壓制的權貴集團再度興起，同時權貴集團同王室的矛盾加劇，最終導致了18世紀末舊制度的崩潰。其他歐洲強國也都未能最大限度地受益于技術革命，如西班牙一直無法擺脫富裕而保守的權貴集團，奧地利則因領地的分散而無法在技術革命中獲得足夠強的國家能力。相比之下，普魯士借助技術革命帶來的組織層面的正外部性，建立了強大的國家機器，并且通過軍國主義的方式強化中央權威和克服財政困境，從而迅速崛起成為主要強國。

在討論了歐洲的案例后，本文再將目光轉向同時期東亞的清帝國。基于經典的“大分流之謎”，可以引申出新的思考：同時期的東亞也一度出現了火器的廣泛使用，清帝國利用火器戰勝了周邊的勢力，但是為何技術革命沒有在東亞引發制度變遷或者推動現代化變革？

早在明朝中后期，西歐的火器技術就通過傳教士等途徑傳入中國，中國的火器技術同樣出現大量革新。明末畢懋康發明的“自生火銃”是中國乃至東亞文獻中最早的燧發槍，在技術水平上基本與西歐保持同步。杰弗里·帕克認為中國甚至一度比西歐更加重視先進的軍事技術和發明，從平定倭寇（1540年左右）到康熙帝時期，包括明清之間的戰爭，中國軍隊都使用了大量火器。清朝統一中國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明朝后期的軍事變革，清軍依靠投誠的明朝軍隊形成了火器方面的優勢，建立起強大的帝國。而在清帝國建立之初，無論是平定準噶爾還是對抗沙俄，軍事行動同樣離不開大量裝備和使用火器。莫里斯認為滑膛槍給中國帶來了武器上的優勢，1500年前后草原上的弓箭手經常打敗農業王國的步兵，但1600年他們就只能偶爾取勝，而到1700年，勝利對他們來說則是聞所未聞了。

但在康熙之后，帝國開始趨于穩定，雖然乾隆時期戰爭頻率仍然不低，但這類戰爭通常不至于危及帝國存亡。外部壓力的減輕使得大規模研發火器的必要性下降，不需要像列強林立的歐洲那樣始終保持火器技術的更新。康熙后期減少了火器制造，雍正不僅在技術上沒有創新，反而以“滿洲夙重騎射”、在營兵丁“不可專習鳥槍而廢弓矢”為由，制定“馬上槍箭熟悉者”才能“勉以優等”的選拔政策。這些文化因素和軍官選拔機制，使得清代火器研制進一步衰落，技術明顯落后于西歐。同時，外部威脅減弱后，熱兵器的存在反而不利于清帝國的統治。清帝國統治集團始終對漢人存有戒心，擔憂火器技術流傳到漢人中導致起義。在鴉片戰爭以前，連明朝末年出版的很多有關火器技術的書籍都失傳了。例如畢懋康所著的《軍器圖說》就被乾隆皇帝借修《四庫全書》之機封禁，直至道光年間才重新解禁。另外，也有觀點認為，清朝皇帝不遺余力地想要證實他們是遵循儒家思想的，因此向西方借鑒軍事技術會遇到更多障礙。

《軍器圖說》

由于財政、技術和理念等各種原因，清軍幾乎沒有大規模進行過火器研發。盡管擁有少量更為先進的燧發槍，但清軍仍以裝備火繩槍和冷兵器為主。英國馬戛爾尼使團在乾隆年間訪華時，使團的主計員約翰·巴羅曾經詢問清朝官員為何不使用歐洲軍隊普遍裝備的火槍，得到的答案是在實戰中火繩槍更為有效，巴羅推測這可能跟當時中國的煉鋼技術與火藥質量有關，同時他認為清兵缺乏沉著使用火槍的能力，相比之下使用時固定在地面的火繩槍穩定性更強。李約瑟在考察中國軍事技術發展史時驚訝地發現，盡管燧發槍的優勢非常明顯，中國卻因為軍事上的保守，幾乎沒有過燧發槍時代，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侵華時，中國守軍仍然使用火繩槍。

如前文所述，近代歐洲火器革命的核心機制是從火繩槍到燧發槍的改進帶來戰爭方式的變化，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常備軍、官僚機構和相關的財政后勤體系。而清代前中期幾乎沒有大量使用過燧發槍，周邊也沒有一個實力相近且大規模裝備燧發槍的競爭對手，自然也無法引發東亞地區戰爭方式的改變，更不可能進一步帶來制度層面的變革。另一方面，中國自秦代以來保持著常備軍和強大的官僚體系，所以火器革命的影響更加有限。在此情況下，中國只需要把火器和軍隊有效結合，而不需要對軍事制度進行改革，只要把弩換成火銃，一切都順理成章。由于缺乏外部壓力，且不具備制度變遷的內部基礎，火器革命在中國不太可能像在歐洲那樣成為制度變遷的沖擊因素。只有到20世紀前后，經歷了多次嚴重的軍事和政治挫折，新式陸軍才逐漸對中國的制度變遷產生重大影響。

從上述差異可以看出，近代歐洲和東亞同時使用火器僅僅具有表象的相似性，火器的使用很難在18世紀的中國產生現代性。歐洲已經具備了工業基礎、科技體系、代議制等東方所不具備的現代化的必要條件，而18世紀的東亞無論是制度、科技、工業基礎還是人均經濟增長率都不足以擺脫馬爾薩斯陷阱，也沒有像早期英國和荷蘭那樣通過海外貿易來積累足夠的貴金屬和發展出強大的商人階級，總之遠未獲得第一波現代化的“入場券”。中國和日本等“東方世界”的國家，只有在殖民者到來之后，在19世紀后期的“第二波現代化”中才具備成功實現現代化的可能性。

如圖3所示，火器革命帶來的多重系統效應，通過復雜的機制對西歐現代化起到巨大的促進作用。火器技術的革新帶來了武器生產和戰爭形式的標準化，它對于國家的現代化具有兩種不同方向的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標準化生產和步兵方陣等戰術，意味著國家在軍事上只能依靠常備軍，由此強化了中央權威，有利于國家的現代化轉型；負外部性是加劇了西歐內部的競爭，給國家財政帶來巨大負擔，從而使王室受制于傳統貴族而難以推進改革。到18世紀中期，不斷增強的競爭和危機感促進了西歐各國精英的覺醒，他們試圖借助得到強化的中央權威來推行被稱為“開明專制”的改革運動，從而開啟了改革和現代化的浪潮。

就歐洲國家的初始條件來說，強國家能力有助于提升火器革命的正外部性，而弱利益集團則有助于緩和負外部性，在歐陸國家中只有普魯士同時具備上述條件，因而其也最大限度地獲益于技術革命。火器革命對于歐洲的意義完全不同于同時期的清帝國，清帝國的火器技術在18世紀逐漸落后于西方，火器在東亞未能帶來組織和財政層面制度的變革，更沒有可能為當時的清帝國帶來現代性。

近代火器革命對各國命運產生不同的影響，給今天帶來如下啟示：一方面，在技術革命的“風口”，國家只有通過配套的組織、后勤、財政等一系列制度改革，才能最大程度地發揮技術的正外部性，而這種正外部性又會進一步推動制度變遷，形成良性循環。事實上，技術革命帶來的軍事力量增強甚至可能只起很小一部分作用，更為重要的是其間接引發的制度變革。另一方面，需要看到技術的“非中性”特征，技術并非在任何時候都會帶來持續的正外部性，國家需要通過新技術增強基礎性能力，同時通過相應制度和立法，持續減少新技術在政治社會層面的負外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