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3月31日，拜登政府宣布了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戰略石油儲備（SPR）釋放計劃——在接下來的6個月里，平均每天在市場上增加釋放100萬桶戰略石油儲備，半年里合計釋放1.8億桶。
一周后，國際能源署公布了其47年歷史上最大的油儲釋放量（也是2022年的第2次）——成員國將協調釋放1.2億桶石油，其中一半(6000萬桶)來自美國，另一半來自其他成員國。
【注：6000萬桶包含在美國此前宣布釋放的1.8億桶中，即美國獨立釋放的石油規模為1.2億桶，全球釋放石油總量將達到2.4億桶。】
截至4月18日，國際油價連漲四個交易日，已經逆轉了4月第一周的下跌趨勢，重回“美國史上最大規模石油拋儲”消息之前的水平。
雙重利好之下，國際油價還是迅速重回100美元整數位心理關口上方。
那么，國際能源署釋放石油庫存干預市場的行為為什么不再奏效？美國政府希望憑借自身力量穩定油價，可行嗎？國際油價波動的背后，是哪些力量在博弈？
2022年3月31日在美國弗吉尼亞州阿靈頓拍攝的一處加油站的油價顯示牌。（新華社記者劉杰攝）
文丨孫霞 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
編輯丨蒲海燕 瞭望智庫
本文為瞭望智庫原創文章，如需轉載請在文前注明來源瞭望智庫（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則將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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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能源署及其戰略石油儲備計劃
國際能源署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成立的，目的是與當時的歐佩克抗衡，爭奪原油定價權，保障成員國能源供應安全。
阿以沖突引發的石油禁運給經合組織國家造成嚴重的能源危機和經濟破壞，國際能源署成立后隨即要求成員國必須建立戰略石油儲備，并在供應中斷的時候共享該儲備。經過多次修改，該戰略石油儲備的規模達到相當于90天凈進口量，以應對突發的石油供應中斷。
成員國儲備的方法有所不同，美國以國家儲備為主；日本是國家儲備和商業儲備并重；德國不僅有國家儲備和商業儲備，還有能源機構的民間儲備。應急儲備中成品油的比例從15%到100%不等，其中日本、美國等以原油儲備為主，歐盟成員國多數以成品油為主，其中盧森堡成品油儲備比例達到100%。儲藏方式有地上儲油罐儲藏、地下儲油罐儲藏、巖穴儲藏、油輪儲藏等。
國際能源署稱，截至2022年1月，經合組織國家（其中大多數是國際能源署成員國）儲存量接近12億桶原油。
美國的戰略石油儲備是由四個地點組成的國家戰略儲備綜合體，主要在得克薩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墨西哥灣沿岸的地下洞穴。美國煉油業發達，具備滿足對石油產品需求的煉油能力，對石油進口的依賴主要是原油而不是成品油，而且原油的獲取、儲存和運輸也比成品油更方便、更便宜。因而，美國的戰略石油儲備只儲存原油。
自成立以來，國際能源署成員國不斷擴大，已經達到31個，但是主要的新興能源消費國，如中國和印度都不是其成員國（目前中國和印度已被吸收為準成員國）。由于中國和印度巨大的進口量，加入國際能源署后，會大大改變成員國的力量平衡，因為國際能源署的戰略石油儲備等政策都與進口量掛鉤。
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和最大石油進口國，大約15年前創建了戰略石油儲備計劃。作為世界第三大石油進口國和消費國的印度，也保有戰略儲備并繼續在全球以折扣價購買石油增加庫存。按照中國和印度的石油進口量，戰略石油儲備將是一個龐大的數字，它們對國際能源市場的影響也將持續上升。
國際能源署的功能也在不斷擴大，從應對潛在的石油供應中斷，發展為平衡能源政策、市場研發、氣候變化等議題。目前國際能源署有兩條重要原則：一是成員國承諾采取共同的有效措施來應對石油供應緊急情況；二是成員國承諾致力于長期減少對石油的依賴，推動全球清潔能源轉型。國際能源署規定，當成員國的國際石油供應減少達到7%時，可以釋放戰略儲備，并采取限制消費、增加產量、開發替代燃料、分享應急儲備等措施。
國際能源署實際上由美國主導、主要得到美國的資助，但是歐洲成員國和其他能源進口國家的利益訴求也在上升。這導致內部分歧嚴重，國際能源署的信譽在持續下降。
例如，國際能源署的數據報告《世界能源展望》被批評在美國的壓力下可能故意淡化石油峰值的風險。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的一項研究結論認為國際能源署的預測是不切實際的，高估了2030年的石油產量。環保組織批評國際能源署低估了可再生能源技術方面對核能和化石燃料的支持作用。
歷史上，國際能源署曾三次釋放石油庫存來干預市場，包括1991年的海灣戰爭期間，2005年的美國卡特里娜颶風期間，2011年的利比亞內戰期間。
2022年3月1日，國際能源署發起了歷史上第4次釋放石油儲備計劃，共超過6000萬桶原油被成員國協調釋放，其中美國承諾釋放3000萬桶。4月，國際能源署更公布了第5次，同時也是該機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石油儲備釋放計劃。事實證明，這些動作對油價的影響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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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美國，能穩定油價嗎？
筆者認為，拜登政府甩開盟友想憑一己之力穩定油價無異于天方夜譚，主要原因有三點：
一是美國國內的反對。
美國能源部稱，為了支持對俄羅斯的制裁，應對飆升的油價，釋放戰略石油儲備是合理的。但是共和黨指責拜登政府把它作為政治牌，是為了謀取支持率而推出的政策。此外，釋放戰略儲備可能會擠壓美國頁巖油企業的產量增長預期，因而遭到國內頁巖油企的反對。
2020年4月，頁巖油企被超低油價擠壓出能源市場。當時，由于沙特阿拉伯、俄羅斯以及其他歐佩克成員國在增加產量、穩定油價的問題上產生分歧，油價一度跌至負值，幾家美國頁巖油企相繼破產。
2022年油價回升后，美國頁巖鉆探企業計劃增產達到110萬桶/日，以恢復昔日的頁巖油產量。因此，能源企業堅稱，只有增加產量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而不是“吃老本”。
美國得克薩斯州的一處油田。
二是戰略石油儲備的性質。
戰略石油儲備是為應對緊急石油供應中斷的極端情況準備的，而不是在價格飆升時穩定油價。當前，俄羅斯并沒有中斷對歐洲的油氣供應。而且，除了供應歐洲市場，俄羅斯油氣的亞洲市場份額也在不斷攀升。與當年阿拉伯石油禁運時期相比，全球油氣供應來源和需求市場都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多元化。因此，即使西方對俄羅斯實施全面制裁，國際原油市場的供應也不會完全中斷。
2020年7月初以來，美國石油儲備已經消耗了40%，是1984年以來的最低水平。美國石油庫存是影響原油價格的主要指標，庫存越高，價格越低；庫存越低，價格越高。
短期內釋放庫存可能會降低天然氣價格和汽油價格，但是釋放戰略石油儲備對穩定長期油價意義不大，甚至可能導致油價上漲。因為補充戰略石油儲備可能需要很長時間，增加了石油市場的風險。
三是美國盟友的離心離德。
在石油地緣政治的歷史上，阿拉伯石油出口國一直扮演著美國戰略盟友的角色。它們調整產量穩定原油價格、向國際市場源源不斷提供廉價石油，以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國家的經濟復蘇和對原油的龐大需求。
然而，隨著國際能源供求市場的變化，國際能源聯盟關系也發生重大變化。此前阿拉伯國家主要向歐洲、美國等西方世界以及日本和韓國供應原油，這也符合以政治意識形態劃分的能源聯盟關系。
冷戰結束后，歐洲的清潔能源革命和氣候變化議題上升，石油和天然氣消費量也大幅下降，尤其是對海灣國家的石油依賴逐漸消失，而是大量進口臨近的俄羅斯和中亞管道天然氣。中東海灣和非洲國家的石油則更多銷往亞洲新興市場，能源交易中的政治意識形態色彩也逐漸淡化。
加之美國的海灣盟友和歐洲盟友維護自身政治和經濟利益的意識上升，以國際能源署和美沙石油安全關系為基礎的能源聯盟岌岌可危，主要表現為：
德國、荷蘭、意大利等歐盟國家不顧美國的反對，投資建設從俄羅斯直接通往歐盟的“北溪2號”天然氣管道；
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等海灣國家屢次拒絕按照美國意圖調整產量。
在美國置盟友利益訴求于不顧，對歐盟的能源安全和海灣盟友的安全擔憂視而不見的情況下，各方都日益傾向于尋求新的戰略盟友。因此，美國單方面釋放戰略石油儲備的決定不僅對遏制油價作用不大，反而可能引發以美國及歐盟為首的國際能源署和以沙特阿拉伯及俄羅斯為首的“歐佩克+”能源聯盟之間關系的重要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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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歐佩克到“歐佩克+”
同樣成立于上個世紀的歐佩克是石油出口國聯盟，所有成員國都是石油凈出口國，在石油產量、穩定油價和供應中斷等方面進行合作。
位于奧地利維也納的歐佩克總部。
20世紀上半葉中東石油大發現之后，西方石油巨頭將產量維持在較高水平，以鼓勵消費、壟斷市場。歐佩克成立后，主要成員國將石油儲備國有化，并獲得石油定價權。隨后幾十年里，中東、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其他石油出口國加入歐佩克，形成以發展中國家為主的能源聯盟。
在1973年之后的幾次較大油價飆升時期，歐佩克都及時做出反應，平抑油價。例如：
伊朗1979年伊斯蘭革命后，該國停止石油生產和出口，油價翻了一倍。當時沙特阿拉伯堅持歐佩克作為“油價穩定器”的作用，與美國合作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穩定了油價。
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時期，聯合國對伊拉克實施貿易禁運，油價從1990年7月的每桶15美元提高到10月的42美元。沙特阿拉伯將石油產量增加了300多萬桶/日，大致相當于伊拉克先前的供應量，以幫助抑制油價上漲并縮短了油價高位的持續時間。
2005-2008年和2010-2014年兩次油價上漲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和印度經濟增長帶來的需求增加。歐佩克應對這兩次石油價格危機已經是捉襟見肘，連續增產并沒有馬上產生實際的效果，令外界質疑歐佩克對油價的影響力。
主要原因在于歐佩克內部的分化和分歧日益明顯。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等海灣產油國的剩余產能最大，產油成本也最低，有一定提煉能力，因而可以承受更低的油價；而大多數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產油國普遍產能不足，面對低油價更加脆弱，也更傾向于在高油價時期增加產量，獲得更多石油收益。
盡管歐佩克內部存在分歧，已經不可能如上世紀70年代那樣實施完全的石油禁運，但是該能源聯盟仍然在國際原油價格領域具有強大影響力，特別是俄羅斯加入之后，“歐佩克+”能源聯盟（以下簡稱“歐佩克+”）已經多次成功合作，有效彌補了歐佩克日薄西山的油價影響能力。
2022年3月初油價飆升后，“歐佩克+”堅持原來的產量調整計劃，拒絕了美國等西方國家提出的增產抑價要求。它們認為目前市場的供求基本面并不支持增加產量，特別是在受疫情影響經濟恢復受阻，能源需求量上升乏力的情況下。
實際上，沙特阿拉伯領導下的歐佩克與西方的不和由來已久，俄羅斯加入歐佩克更加強化了該能源聯盟對于西方的獨立性。沙特及其海灣盟友對于拜登政府的中東政策轉向感到擔憂，因為它們認為美國在維也納伊朗核協議談判中沒有解決伊朗核威脅，美國也不再支持海灣國家在也門的軍事行動，并對雙方的武器貿易進行了限制。
此前，沙特和阿聯酋能源部門已多次指責國際能源署發布的數據有“誤導性”，低估了“歐佩克+”的石油產量。2018年，國際能源署在達沃斯受到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長法利赫（Al-Falih）的批評，稱其在當年1月份的石油市場報告中預測石油市場供過于求的情況下大肆宣傳美國頁巖油行業。法利赫對這些說法感到憤怒，認為自然枯竭和強勁的需求增長為新供應提供了足夠的市場，國際能源署夸大了頁巖油在全球市場中的作用。
近二十年來，全球能源需求增長100%是來自新興市場，而國際能源署選擇忽視，一味強調石油需求峰值和去碳化目標，給市場以錯誤的信息，日益引發海灣石油出口國的不滿。
國際能源署在2021年底的格拉斯哥氣候峰會之前發布了最新報告，要求世界認真對待氣候變化和2050年凈零排放目標，呼吁所有國家停止對碳氫化合物的投資。這加劇了“歐佩克+”成員國的擔憂。尤其是國際能源署多次提到國際油價過高，對貧困國家不利，要求能源聯盟為降低油價做出努力，以迎合西方特別是美國的要求。
在此背景下，“歐佩克+”國家一致決定停止使用國際能源署的數據，而是采用能源咨詢公司的數據來評估石油市場，以此作為是否增產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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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死對頭”
“歐佩克+”放棄采用國際能源署數據的決定，表明沙特等海灣國家與美國在能源領域的矛盾已經公開化，雙方在能源發展道路上可能會出現背離。
無論是國際能源署對氣候變化和能源轉型議題的長期關注，還是近期釋放戰略儲備抑制油價的政策，都是違背海灣國家意愿和利益的。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是能源聯盟中擁有最大剩余產能的國家，美國頁巖油產量的上升一度侵蝕了它們在全球石油貿易中的份額，美國解除對伊朗和委內瑞拉的制裁也可能釋放其部分產能。
在全球經濟復蘇前景不甚明朗的情況下，沙特領導下的“歐佩克+”認為最近的油價飆升是由于地緣政治緊張引起的，而不是供需變化，因此拒絕了美國和歐盟暫停與俄羅斯聯盟的呼吁和要求。
而且，它們批評國際能源署釋放戰略儲備的做法將打破市場平衡，強調“歐佩克+”是一個獨立于政治的能源合作機構。2022年3月28日，阿聯酋能源部長在迪拜出席由大西洋理事會舉辦的全球能源論壇，發表講話時表示，與俄羅斯的聯盟是不可談判的，因為沒有其他生產國家有能力取代俄羅斯的每天1000萬桶石油。這實際上是明確拒絕了美國和歐盟要求海灣國家與西方合作控制油價的要求。
該能源集團堅持采取一致行動，任何成員國都不會單方面增加產量。因為海灣國家更擔心自然儲量的下降和產能損失。而且，很多國家上游石油開發項目投資不足，它們需要更多石油收益用于投資來維持產量，提高產能。而國際能源署對于石油需求峰值的預測和討論不利于投資，國際能源公司擔心石油需求峰值到來后面對市場收縮，凈零排放的承諾也讓石油公司對碳氫化合物的投資望而卻步。
因此，作為兩個最大的石油生產國，沙特阿拉伯和俄羅斯存在共同利益，需要用一個聲音說話，聯合起來對抗西方對化石燃料的圍剿和對石油出口國的打壓。
歐佩克與國際能源署本來就是“死對頭”，一個是出口國聯盟，一個是進口國聯盟。在石油時代，雙方供求合作順暢，維護了市場的相對平衡。但是，當國際能源署成員國致力于放棄對方的碳氫化合物，無論是以其他生產國替代，還是以其他燃料替代，都會造成雙方合作關系的失衡。
現在主動權仍然掌握在歐佩克手中，因為石油時代遠沒有結束，人類仍然依賴碳氫化合物作為主要燃料和原材料。過于激進、不切實際的清潔能源計劃只會造成信息混亂和市場失序，能源安全會更加脆弱。重要的是如何找到新的利益平衡點，在經濟發展、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之間做出取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