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6日，楊潔箎與沙利文的蘇黎世會晤結束之后，許多人都松了一口氣。這次會面中沒有出現安克雷奇那樣的公開指責，也沒有像天津會晤那樣無果而終，而是出現了雙方都釋放積極信號的勢頭。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強調，會晤是建設性的，有益于增進相互了解。美國白宮通報則指出，將繼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展高級別交往，以確保負責任的競爭。很顯然，在經過了一段時間的相互試探、摩擦之后，拜登執政以來的中美關系已出現了緩和的勢頭。
但要看到，在對雙方關系的定性上，中美仍然存在根本性的分歧。那就是美方一直強調競爭，即使在前面加上“負責任”“管控”等修飾性詞語，但競爭仍然是核心詞。而中方在這次會晤中明確強調，反對以“競爭”來定義中美關系。在此之前，針對美方以所謂的“競爭、合作、對抗”來定義中美關系，王毅外長也曾明確指出：“中國無意與美國競爭，中國重視的是不斷超越自我，提升自我。”中方對在中美關系中使用“競爭”一詞持謹慎態度。
一些人可能對此不解，認為在西方話語與文化中，競爭是一個中性詞，不應視之為洪水猛獸。現代社會中競爭也十分常見，兩個國家如果能夠像班上兩個同學那樣為了更好的成績而競爭，或是像公司同事那樣為了更好的業績而相互較勁，又有何不可呢？但如果深入分析，中方之所以一再表明“無意”甚至“反對”使用競爭一詞，并非沒有理由。
第一，競爭一詞沒有反映中方對中美關系的善意期待。中國的迅速發展被一些西方國家視為威脅，美國更是認定中方為頭號戰略競爭對手，認為中國試圖取代美國的霸權，建立自己的國際秩序。但這一思維顯然是西方將自己的大國經驗錯誤適用于中國的結果。美國人奉行擴張性普世主義，他自己認為好的，也會認為必定對其他國家好，為此不惜武力“推廣”。近代以來在殖民主義的炮火中推廣基督教，近些年以武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推行民主，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但中國文化則要溫和得多，強調“禮聞來學，不聞往教”。費孝通先生提出“各美其美”，更是體現了東方文化的精髓。正是基于這一文化基因，中方早就提出，希望與美國共同建立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習近平主席也一再強調，要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太平洋有足夠的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顯然，無論是新型大國關系，還是各美其美的境界，都是競爭一詞所不能概括的。
第二，美國所謂的競爭，事實上是美國規則主導下的競爭，這對中國來說是不公平和不可接受的。競爭之所以在國內社會是一個中性甚至是積極的概念，是因為有政府在規范競爭。國際社會處于所謂的“無政府狀態”。盡管已有許多國際組織與國際規則，但其規定的明確性、執行的有效性都要較國內社會差很多。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競爭很容易成為美國手中想怎么捏就怎么捏的“泥團”。例如，美國一再強調要建立自由、開放的印太秩序，但它自己在這一地區的軍事同盟體系卻是封閉的，而且以遏制中國為事實目標。美國一再強調要建立“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但自己卻對他國濫施制裁、不加入重要的國際公約（如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涉嫌違反核不擴散規則（如通過澳英美協議轉讓核潛艇技術）等。對此，中國一再強調，要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規則，事實上就是反對美國對國際規則的任意曲解與濫用。但只要美國不改變視中國為權力與價值觀競爭對手的想法，就必然會利用一切其實力、話語霸權以及掌控多數國際制度的優勢，扭曲相關規則以服務于對華競爭的需要。
第三，競爭與對抗之間難以劃定清晰的邊界，一味強調競爭可能事實上導致更多的對抗。這是因為，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難以制約美國霸權的情況下，美國為了在所謂同中國的競爭中獲勝，勢必動用包括軍事手段在內的一切資源，以及走拉幫結派對抗中國這樣的老路。美國強化在亞太的軍事部署，頻頻派艦船進入南海海域，以及最近與澳、英締結關于核潛艇技術分享協議，就反映了美方為了競爭而不惜越界這一現實。當前，美方很重視風險管控、競爭管控，但這也恰恰表明競爭很容易滑向沖突。考慮到這一現實，如果接受以競爭來定義中美關系，確實存在極大的風險。
事實上，中美兩國的文化傳統、政治制度以及發展模式，其特質上的不同類型是互補關系，在利益上是共存關系，在文明上是互鑒關系。合作而不是競爭應該成為中美看待對方的主要思維與政策出發點。美方應該既拋棄對中國發展的偏見，也拋棄對競爭的執念，與中國共同走上以合作來定義的雙邊關系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