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1年10月22日，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主辦、上海國際戰略問題研究會和上海市國際關系學會協辦舉行“二十國集團羅馬峰會和中美關系”學術研討會。與會專家的發言由本公眾號整理、編輯并發布，以饗讀者。
中美亞太、“印太”理念與實踐的演變
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劉阿明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亞太地區見證了大國權力轉移的深刻影響。這個地區不僅包括了有著世界影響力的重要國家，也反應了國家間長期的貿易與投資關系的變化，提供了思考主要大國，尤其是中美關系的地緣框架。
一、美國的亞洲戰略：從亞太到“印太”
相對于“亞太”這個“地理詞匯”，“印太”是作為“戰略詞匯”出現的。傳統上，美國的地區戰略一直圍繞著“東亞”或“亞太”來制定。2007年，“印太”作為一種新的地區戰略構想興起，2017年，白宮開始使用“印太”一詞，并為其注入了“自由與開放”的價值理念，“印太”成為重塑美國地區政治與經濟格局的戰略構想。拜登政府進一步為“印太戰略”注入動力，從形式上看，雖然尚未出臺“印太戰略”，但卻沿襲了其前任的戰略表達，任命坎貝爾為“印太事務協調官”，并在內涵上完全接受了其核心要義——以競爭、甚至敵對方式對待中國。
傳統的亞太概念被更加寬泛的“印太”概念所取代，其所秉持的戰略理念發生了變化。其一，地緣認知重點變化。“印太”擴大了地理范疇，改變南北縱向的、聚焦于第一、二島鏈的戰略，轉向一種兩洋戰略，即海洋區域是美國當前和未來戰略規劃和戰略競爭的主要焦點；以一種從未有過的方式認識印度，其戰略重要性超越出了其毗鄰的國家和地區，與太平洋相關聯。其二，力量對比變化被重新認識。印度的重要性在上升、中國影響力應被遏制、日本安全責任擴大化、澳大利亞地緣位置和戰略作用，等等，這些地緣政治、經濟行為體在美國地區戰略中擁有了新的、被重新評估價值和作用，被納入到美國應對中國崛起和美國力量相對衰落的政策框架中。其三，戰略目標改變。如果說亞太再平衡是為了重新校準美國的亞洲政策，改變過去忽視亞洲的作法，將政策重點轉移到亞太這個未來世界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中心；那么，“印太戰略”則是美國政府對中國開展全方位競爭的一部分，帶有強烈的大國競爭色彩。其四，行為邏輯變化。“印太”強調特定的價值觀，如民主、自由、“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強調只有相似思維的民主國家共同工作，尤其是鼓勵盟友和伙伴與美國合作對抗中國。
在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指導下，奧巴馬政府發展了與東盟關系、加入了TPP談判。相對于再平衡戰略的綜合性，“印太戰略”在實踐上的重點更加突出。其一，側重于軍事戰略。很多“印太戰略”的核心要素都首先出現在美國的國防戰略或是軍方表述中。美國印太戰區司令阿奎利諾將“印太”說成是“對于美國未來最重要的地區”，同時也有著美國最大的安全挑戰，因此“是美國最優先的戰區”，“我們承諾提供防止一種大國沖突所需要的威懾”。以太平洋威懾計劃為代表的“印太”軍事戰略不斷發展，將逐漸改變美國的戰區戰略、戰術戰略、技術戰略等各方面的部署。其二，對抗性和競爭性更加明顯。無論是藍點網絡的發展計劃，還是QUAD，AUKUS以及以安全和軍事合作為基礎的合作，都在強調與中國不同的理念、行動邏輯和標準。這種排他性還表現在拜登政府“有選擇的多邊主義”外交，即與特定國家加強合作、協調，實質上是為了展開大國競爭、甚至沖突對抗做準備。
“印太戰略”尚處于發展變化之中，不確定性仍然存在。一是美國戰略重心的漂移。“對于美國來言，印度洋仍然位于二等戰區，不應偏離首要關注。”從軍事角度看，美國軍方關注的核心點仍然是第一島鏈，臺灣依然在美國思考與中國發生可能的軍事對抗的圖景中占據重要地位。二是由于不同政治制度的國家廣泛存在于“印太”地區，以單一價值觀為基礎的合作前景并不明朗。三是中美在地區的戰略資產各有所長，兩國在地區競爭中有著不同的力量優勢和偏愛方式，并在地區國家中存在不同的吸引力。
二、中國與亞太：從實踐到理念
中國的亞太理念是對多年來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外交實踐的高度總結和提練。2017年1月11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中國的亞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書，體現了“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和“完善地區安全架構”的亞太理念。從具體實踐來看，中國的亞太地區外交大大早于理念的闡發，經歷了從聚焦安全議題，如朝鮮核問題、南海爭端；到發展與地區各國的雙邊關系；再到推動地區合作機制的發展，如規劃與東盟關系、建立覆蓋東北亞和東南亞次區域的地區合作機制；直至目前引領區域全面發展、推動“一帶一路”建設、關注包括非傳統安全議題在內的所有地區問題，的全過程。在先進理念和正確政策的的指導下，中國與地區主要國家的關系逐漸成熟，與地區相互依存的經濟聯系也日趨牢固，明確了在地區熱點問題和領土爭端上的立場和主張，并在此基礎上一步步取得現實進展。同時，中國也踐行了關于地區架構的基本理念，參與亞太地區主要多邊機制建設、發展和革新。
三、中美關系在亞洲的未來
由于美國已將“亞太”擴展為“印太”，中美關系被放置于一種更為廣大的地區語境中加以理解，中國在亞太地區維護國家利益的難度和復雜程度也相應增加。從中美戰略競爭的大背景來看，中國必須具備立足亞太、籌謀印太的戰略前瞻性和宏觀性。
不同于特朗普時期，拜登政府似乎不準備將中美關系推向“邊緣”。他雖稱中美處于一種“極限競爭”，但這種競爭并不必然惡化到完全失控。副國務卿舍曼呼吁在中美關系中構建“護欄”, 即兩國能夠在共同關心的挑戰上進行合作，如氣候變化、朝鮮、阿富汗、打擊販毒、不擴散，等等。可見，中美正面對抗的危險未必必然升高，中美關系中的兩面性——競爭與合作，甚至三面性——競爭、合作與潛在對抗，將持續存在于亞（印）太地區事務之中。
中美依然共存于亞太多邊安排中。美國副總統哈里斯已確認美國將主辦2023年APEC會議，顯示出拜登政府仍然希望通過APEC以及其他多邊安排，參與地區經濟發展事務，這也符合地區國家的普遍期待。同時，中美競爭不僅僅局限于對于單個國家的影響力之爭，而且存在于地區經濟和安全架構、區域公共產品供給機制的更新和完善過程中，關乎地區合作的未來方向。更需要警惕的是，中美兩國在臺灣、南海等問題上的較量越來越激烈，無論是有計劃、有準備的對抗，還是無意間“擦槍走火”式的沖突，都可能引發災難性后果，需要特定的危機管控模式加以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