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成城：第二波現代化之“帝國的共鳴”

來 源：本文刊于《歐洲研究》2021年第4期，點擊下方 閱讀原文”可查看完整文章。

作 者：葉成城，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

引 言

地理大發現以來的300年間，西歐開啟了近代史上第一波現代化浪潮。英國率先實現現代化后，法國等歐陸國家在18世紀中期開始效仿英國成功經驗進行變革，一系列失敗的改革引發了影響深遠的大革命。1799年底的霧月政變拉開了法蘭西帝國對外擴張的序幕，拿破侖領導下的法國將象征著大革命成果的政治法律制度迅速擴散到歐洲各地。雨果在《悲慘世界》中寫道：滑鐵盧過后，舊歐洲重新填補了因拿破侖消失所帶來的長時期的莫大空虛，然而波拿巴的陰靈仍然震撼著舊世界，革命的力量時刻讓各國君主惴惴不安。

《自由領導人民》是歐仁·德拉克洛瓦紀念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的作品

歐洲各國的抗爭與變革在1848年集中出現，引發了19世紀最為劇烈的現代化浪潮。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認為，1848年是第一次潛在意義上的全球革命，是歐洲唯一一場傳播最廣卻也最不成功的革命。這場變革以極快的速度爆發，并且除了少數國家成功之外，多數國家在爆發后較短時間內以失敗而告終。本文主要目的在于通過對1848年歐洲變革的案例比較研究，了解區域內的急劇社會變化對國家的影響，以及探討是哪些因素和機制導致了各國制度變革結果的差異。

文獻梳理與理論框架

關于1848年歐洲變革的文獻較多，觀點也各有差異，但這些文獻幾乎都認識到1848年前后大規模政治社會變革在時空上的密集性，嘗試從各自的視角解釋和分析為何這一變革在時間上集中爆發，在空間上又覆蓋了歐洲地區的多數國家。諸多政治學和歷史學的文獻對此進行了討論，大致可以總結為以下幾類理論：1、經濟基礎理論，強調的是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影響；2、觀念變革理論，認為歐洲革命的主要動力源于自由民主觀念的普及；3、人口壓力理論，將1848年保守秩序的崩塌歸因于歐洲經濟、社會轉型帶來的“現代化”危機；4、社會認知理論，將1848年革命視作非理性抗爭的結果；5、效仿和擴散理論側重于認為1848年的革命和反革命是特定案例（主要是法國）在歐洲整體擴散的結果。

雖然各類理論都有各自的解釋力，但是上述理論同樣有許多無法解釋的案例。因此本文做出如下猜想：1848年歐洲的現代化浪潮很可能存在“多重因果性” ，即存在成功推動政治現代化的多條不同路徑，而這些路徑的發現和檢驗則需要通過混合方法，用實證研究來尋找相關的因素與機制。

1848年歐洲變革的定性比較分析

由于案例研究的時空范圍限定在1848年前后的歐洲，符合條件的獨立歐洲國家有近20個，這個樣本數量屬于典型的“中等樣本”，其數量較多以至于無法一一進行案例研究，而樣本數又不足以進行回歸分析，故而最適合用定性比較分析。

（一）變量選擇與賦值

本研究的被解釋變量為政治現代化。該變量主要考察國家的現代化改革是否有所推進，由于一些數據庫缺乏1900年之前的政體數據庫，遂采用 “Polity IV”的變化來測量1848年前后三年（1845—1851年）除英國外的歐洲國家是否成功推進了政治現代化：如果政體分數上升3分以上，則將被解釋變量編碼為1，反之則編碼為0。

解釋變量1：利益固化，如果利益固化程度高，編碼為1，反之為0解釋變量2：國家能力，用CINC來對歐洲國家的國家能力進行編碼，將1848年的CINC得分高于中位數0.012的國家編碼為1，反之為0。解釋變量3：經濟水平，即考察歐洲國家的人均GDP水平。本文用麥迪遜對1850年歐洲各國的人均GDP的估計值來考察歐洲國家的初始經濟水平高低，高于歐洲的中位數則將其編碼為1，反之則編碼為0。

解釋變量4：經濟增長速度，即考察歐洲國家的人均GDP年均復合增長率，將增長率高于西歐國家平均增長率的國家編碼為1，反之為0。

解釋變量5：貿易自由化。本文主要用兩個指標衡量當時的貿易自由化程度，第一個指標為是否允許工業制成品進口，第二個指標為關稅水平是否低于25%，如果符合上述兩個指標則視為貿易自由化程度高，編碼為1，反之為0。

解釋變量6：反革命聯盟。本文將反革命聯盟的范圍編碼為1，反之為0。

解釋變量7：經濟危機。本文將1940年代存在較為嚴重經濟危機的國家編碼為1，反之為0。

（二）條件組合的定性比較分析

在上述變量討論的基礎上，本文使用復旦大學復雜決策中心開發的“全功能多值QCA（FM-QCA）”分析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

（1）條件組合的一致性（consistency）與覆蓋率（coverage）檢驗

在考察變量組合對結果的影響之前，首先需要察看單個變量對結果的影響，分析軟件給出了變量的一致性和覆蓋率。根據分析可知，經濟危機的覆蓋率為1，是現代化改革成功的必要條件，即1848年歐洲的現代化改革需要一個外部沖擊作為導火索。

（2）解釋變量組合結果分析

根據上述分析可知，在必要條件（經濟危機）的基礎上，有兩個組合是1848年歐洲國家成功實現政治現代化的充分條件：第一個組合是利益固化程度低且具有強國家能力的國家，第二個組合是經濟水平較高且不受反革命同盟影響的國家。

這兩個變量組合的一致性都為1，而覆蓋率也較高，達到71%，故而這兩個組合都為結果出現的充分條件，并且包含半數以上的正面案例，因此可以認定估計的結果較為理想。而上述兩個組合包含了變量賦值表中的全部正面案例，且不存在不符合理論預期的“反例”。

最終結果可以表達為“政治現代化改革成功=經濟危機*”（利益固化程度低*國家能力強+初始經濟水平高*不受反革命同盟影響）。

（3）QCA分析結果的意義

首先，經濟危機作為一個大前提，可能是1848年變革的外部沖擊，即歐洲國家內部由于經濟危機而引發了系統效應，包括工人運動的興起和君主國為避免政權崩潰而進行的預防性改良措施。

其次，第一條路徑（經濟危機*利益固化程度低*國家能力強→政治現代化）表明，1848年的變革與過去此前現代化的動力存在相似性，即在外部沖擊之下，只有那些具有強國家能力而內部利益集團較弱的國家，可以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推動現代化進程，例如比利時、丹麥、荷蘭、奧地利和撒丁王國。

再次，第二條路徑則展現了第二波現代化中的新機制，即那些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在不受到外部干擾時，也有可能成功推動現代化改革，包括法國、比利時、丹麥、荷蘭和瑞士。

可能的原因是，上述國家雖然缺乏足夠強的國家能力（如瑞士）或者有較強的利益集團（如法國），但是在整個歐洲現代化浪潮的“共鳴”之下，仍然有成功的可能性，而前提是內部的現代化進程不被外國保守勢力干預。文章將在后面部分通過過程追蹤來進一步檢驗上述理論和探尋相關因果機制。

1848年歐洲變革的因果路徑與案例分析

（一）變革模式A：瑞士與法國

19世紀40年代的經濟低潮導致貧窮和其他社會問題，此后又刺激了第一批合作社和類工會組織的產生，而瑞士的宗教問題進一步推動了政治爭議。一些州成立了激進黨，試圖將國家帶入一個更加聯邦化的聯盟以實現瑞士的政治現代化。它們主要集中在新教和城市地區，同時還采取了反天主教的政策，例如解散許多修道院并將土地出售給當地人。這些措施觸動了信奉天主教的保守派州的利益，它們在1843年成立了獨立聯盟（Sonderbund）。雙方維系了短暫的和平，直到瑞士邦聯議會在1847年獲得足夠的票數來宣布強行解散獨立聯盟。1847年秋，瑞士政府組織了一支近十萬人的國家軍隊，并任命紀堯姆-亨利·杜福爾將軍作為指揮官，試圖瓦解叛亂各州的邦聯。

當時的瑞士既缺乏強大的貴族勢力也沒有強大的國家機器，所以其內戰的激烈程度和破壞力遠低于其他國家。受工業革命的影響，瑞士的政治和經濟權力逐步轉移回城市州，這使得聯邦聯盟擁有更好的武器和裝備，從而在內戰中占據絕對優勢：在杜福爾的領導下，聯邦軍隊贏得了兩場小規模戰斗，只用26天就結束了內戰，而戰爭僅造成435人受傷、128人死亡，這甚至比在美國內戰中陣亡的瑞士人還少。

戰爭結束后，天主教保守派投降并接受了新憲法，而那些不愿接受新憲法的人也沒有公開抵抗，而是希望得到國外的幫助，但是1848年2月后各國都因內部革命而無暇顧及瑞士的內戰。取得內戰勝利的各派力量將瑞士轉變為具有中央政府、憲法、聯邦機構和軍隊的新型民族國家，新國家的大多數精英都來自于先前資產階級協會網絡，同時宣布了貿易自由、新聞自由和男性普選權等公民權利。1848年后，瑞士成為一個民主國家。瑞士南北戰爭時常被歷史學家視作1848年革命中一系列政治對抗中的第一場，也是歐洲更大、更具戲劇性變化的先兆。

19世紀上半葉，法國中下層精英的數量急劇增長，但由于沒有太多機會變成高層社會精英，許多下層精英成為政治反對派。改革最初的動力來自資產階級中等級相對較低的群體和在大城市中享有選舉權的人，他們認為自己的代表性不足從而導致政府推行了無益于自身經濟利益的政策。1846年選舉的結果讓包括政權支持者在內的各種團體感到失望，因為他們被排除在公職和庇護之外，最終使其決定聯合共和派，敦促擴大投票權，試圖通過改變選舉規則來獲得權力。1847年7月，他們設法繞過了當局禁止集會的法律，聯合起來發起了一場支持改革的“宴會運動”。1847年11月，由于群眾的不滿以及共和主義思想的深入人心，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再度舉行“宴會”，要求選舉改革以實現法國所崇尚的“自由、平等、博愛”。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阻礙“宴會運動”，包括審判激進派雜志的編輯、抹黑“宴會運動”和規勸參加活動的法官和大學教授，而國王在1847年12月的新一屆議會開幕詞中表達了極為保守的立場，最終導致 “宴會運動”的領導人下決心在1848年2月采取行動。

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

1848年2月21日晚，巴羅特領導的反對派決定在巴黎最為繁華的香榭麗舍大街舉行“宴會”。游行隊伍涌向眾議院要求改革，與保守的市政衛隊對峙，最終升級為暴力沖突，巴黎街頭再度堆起街壘，王室在軍事上仍然看似占據優勢，然而國民警衛隊的成員基本上都是中產階級，他們明確表示支持改革，因為他們與一個似乎只代表大資產階級利益的政權格格不入。最終國王宣布退位，作為王權象征的王座也被拿到巴士底廣場燒毀。而法國長期的中央集權傳統則加速了二月革命的勝利，因為控制了巴黎就幾乎控制了全法國。

（二）變革模式B：奧地利

19世紀40年代奧地利的經濟問題日益嚴重，手工業者無法承受來自機械化生產的競爭而大量破產，1847年的饑荒則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問題，農奴對封建特權的反抗也越發強烈，而梅特涅政府卻通過向俄國貸款來壓制民眾的抗爭。法國二月革命勝利的消息迅速傳遍東歐，維也納的資產階級和文化協會成為推動革命的重要力量，3月13日在下奧地利召開的帝國等級會議為這種斗爭提供了場所，學生、中上階層的成員和中下階層的代表在會議開始前集合，并向議會提交請愿書，要求進行君主立憲改革并罷免梅特涅。維也納的革命者積極支持帝國軍隊鎮壓米蘭和布拉格的革命，將此視為對抗外國人的愛國主義大捷，但在皮埃蒙特和波西米亞的軍隊被擊敗后，帝國軍隊就開始對革命者控制的維也納發動攻擊，最終維也納的革命也在1848年10月被鎮壓。

1848年匈牙利革命

約瑟夫一世皇帝于1849年3月4日頒布首部帝國憲法，但在成功鎮壓革命之后又于1851年再度廢除憲法。局勢穩定之后，約瑟夫一世解散了民選議會，強制推行了一套新絕對主義官僚制度。為了鞏固革命后的局勢和安撫鎮壓后的不滿情緒，奧地利王室開始了政治現代化變革。約瑟夫一世的新帝國廢除了封建制度的殘余，在鄉村地區最終確定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停止了行會的特權，進行大學教育改革，并且確認產權、遷移和擇業的自由，強調法律面前的公民平等。

（三）變革模式A+B：丹麥

1847年，國際經濟危機和不斷上漲的食品價格加劇了人們的不滿，與外部威脅一起共同推動了丹麥的現代化改革。石勒蘇益格（Schleswig）和荷爾斯泰因（Holstein）兩大公國是維也納會議后成立的松散的“德意志聯邦（Deutscher Bund）”的一部分，傳統上與德國關系更近。它們存在日益強烈的分離主義傾向，因此與丹麥君主制之間的關系日趨緊張。這兩個公國因受到法國革命的影響要求制定自由憲法，同時并入德意志聯邦，丹麥國王弗雷德里克七世（Frederik VII）拒絕了這些要求。由于害怕失去石勒蘇益格，哥本哈根的自由派公民采取聯合行動，在1848年3月20日舉行群眾大會，要求罷免不值得信任的大臣以及向自由憲法過渡。

1848年哥本哈根的改革訴求沒有像巴黎、柏林或維也納那樣導致流血事件，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丹麥軍隊的資產階級化和貴族影響力長期下降。而強國家的傳統仍然給丹麥國王保留了很多權力，尤其是任免大臣的行政權。因此，國王幾乎未作任何抵抗就接受了全部要求。1849年6月，國王批準了新的民主憲法，最終確立了現代丹麥民主制度的基石：在大眾層面，30歲以上符合一定財產條件的男子享有選舉權，大約15%的人獲得了選舉權；在精英層面，由兩個議院組成的議會擁有立法權和財政權，并有權審查大臣們在政府會議上的行為。

（四）小結

上述三個模式的過程追蹤仍然是基于正面案例的討論。如圖所示，涉及了三種不同模式下歐洲國家在1848年成功實施變革的方式。變革模式A展現的是外部沖擊后出現強烈的互動與共鳴，國家在具有較強的經濟基礎且不受反革命聯盟干擾時，能夠通過資產階級革命的形式來推動政治現代化，以瑞士和法國為代表，但諸如瑞典、芬蘭等國則缺乏這樣的小資產階級基礎來推動變革，而像薩克森、巴伐利亞以及北意大利諸邦（摩德納、帕爾馬和托斯卡納）則受到了普魯士和奧地利等國的干擾或鎮壓而最終失敗。

1848年德意志革命

變革模式B展現的是在受到外部沖擊后，歐洲國家內部出現社會動員與抗爭，最終迫使王室主動通過改革來推動現代化，諸如普魯士、西班牙、教皇國和兩西西里等國由于存在嚴重的利益固化而使得這種抗爭被迅速壓制，最終只有奧地利和撒丁王國部分推動了政治現代化。變革模式A+B展現的是兩種路徑都存在的“超級案例”，分別是丹麥、比利時與荷蘭，一方面具備了資產階級革命的基礎，另一方面又在幾乎不發生革命的情況下由王室主動立憲來推動政治民主化。

此外，通過對出現負面結果的案例進行觀察可以看到，1848年歐洲的制度變遷迅速且劇烈、呈現多元化的路徑、長期來看多數以失敗告終，這些看似不相關的問題卻存在共同的原因，即“帝國的共鳴”。1848年前后的信息傳播和人員流動速度的大幅增長，同時又伴隨著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等變革理念的出現，致使國家之間無論在結構還是過程層面，無論在物質還是觀念層面都存在過去未有過的互動與共鳴。它不同于傳統的擴散模型之處，不僅在于時間的先后，還有強烈的反饋效應：如瑞士和意大利的變革為法國、奧地利和德國的抗爭提供了示范，后者又反過來影響到前者的進程，例如德國的革命減少了普魯士對瑞士的干預。

在“帝國的共鳴”之下，1848年革命的浪潮讓歐洲國家從多元化而非單一的路徑獲得“現代化的入場券”，例如不僅依靠第一波現代化中幾乎必須進行的強國家和弱利益集團的組合，從而使一些歐洲國家能夠以更快的速度與更多元化的途徑實現政治現代化。但在國際大形勢下推動的現代化進程也容易帶來更劇烈的動蕩，即在充滿浪漫主義變革的國際環境下，容易高估革命勝利的可能性而忽略經濟社會基礎，例如在哈布斯堡帝國和德意志地區的抗爭最終都被保守力量各個擊破。因此，1848年革命迅速發生和失敗的部分原因是一致的，即認知不足，僅看到部分地區的革命較為順利就做出了輕率的估計，倉促決策的過程也決定了這些革命容易以失敗告終。

結論

前文討論了1848年前后影響歐洲各國政治現代化的因素和機制，以及這些變量所對應的三種不同的變革模式。但這些仍然是基于短期觀察所得出的結論，還需要從中長時段來察看國家的發展，從而更好地理解1848年歐洲變革的長期影響。如上圖所示，可以將上述變量簡化為三個，即是否為經濟水平高且不受外部干預（近似于是否存在資產階級革命）、國家能力和利益固化程度，并根據是否滿足這三個條件來進一步將這些正面案例細分為四種模式，從而看到任何單一因素的缺失對于國家長期發展都會帶來各種各樣的負面效應。

首先，強國家和高度利益固化下的資產階級革命，最為典型的是法國。盡管法國的2月革命迅速成功，但始終無法解決大資產階級同工人階級的矛盾，臨時政府也從未試圖清算金融資本家，致使工人階級的6月起義被強大的國家機器所鎮壓。這一鎮壓又導致了改革派內部的分裂，最終在各方勢力互相掣肘的情況下，民眾只能選擇最不受黨派紛爭影響的拿破侖三世。這種組合意味著強烈的社會動蕩，因為強大的利益集團容易與試圖進行改革的強政府發生激烈沖突，有過1789年前車之鑒的法國并未吸取教訓。1789年和1848年兩次變革都導致劇烈的動蕩，并且最終都走向了“拿破侖”的帝制，對于這種“歷史的重演”，馬克思評論道：“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其次，利益固化程度較低但是缺乏有效國家能力的資產階級革命，其典型案例是瑞士。瑞士代表的是一種特例，它在1830—1847年建立聯邦的過程中，國家一直處于永久性分裂的風險中，幸運地在1848年的“帝國的共鳴”中推進了國家建設，長期通過堅持“永久中立”的外交原則在大國夾縫中謀求發展。蒂利對瑞士的這種特殊模式進行過總結：如果受保護協商機制先于、快于國家能力出現，而政體得以存續，那么民主之路就要途經一個政府能力建設的險灘。再次，缺乏資產階級革命背景下的強國家和利益固化程度低的組合，其典型案例是奧地利和撒丁王國。這兩個國家具備了自上而下改革的條件，但是缺乏階級革命的壓力使其僅僅進行了有限的改良，也為此后的奧地利和意大利的民主化轉型帶來了巨大的障礙。最后，具備全部條件的國家，即丹麥、比利時與荷蘭，它們在1848年后保持長期的制度穩定與繁榮，迄今仍是最為富裕的地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