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鳴、陳永、束必銓：“印太戰略”∶ 以美印日澳的戰略邏輯、利益與策略選擇為分析視角

2017年11月初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式宣布實施印太戰略，要建立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這個戰略的推出是與美國在2017~2018年間發布的國家戰略文件《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精神與目標是相一致的，其核心是將大國戰略競爭視為首要關切，將國家戰略安全建立在軍事實力的基礎之上，追求打造無人能敵的軍事力量與運用帶有強烈博弈競爭性的戰略安全思維。而印太戰略的所謂自由就是推進印太國家更自由進步、鼓勵良治、基本權利、透明度與反腐敗。開放包括海上與空中通道的開放;基礎設施建設規則與制度的透明;投資貿易的公平開放。但脫開其理念性原則的外包裝，其核心使命就是確保美國霸權秩序的安全與推行反制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建設。

與以往美國單一推進的戰略及其路徑不同，這個戰略是與印度、日本、澳大利亞分工協同推進，多領域實施的混合型戰略。既然是多國戰略，也就存在不同的邏輯與國情、利益考慮，所以通過對印太戰略四國戰略邏輯、意圖與行動的深層比較研究，可確定相互間邏輯是否自洽，有助于客觀評估其運行的特點與可持續性。基于此，本文從文獻梳理、四國在合作過程中的戰略邏輯、利益與行動定位視角進行比較，以探尋這個戰略的內在基礎、動力及持續性，以此來判斷其發展軌跡與可持續性，以使我們能以更客觀、務實的視角考察這個戰略的實施與前景。

2007年8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印度時提議∶建立美、日、印、澳四國集團，四國攜手合作，保護對全球貿易具有重大意義的海上通道。通過將太平洋與印度洋連接起來，使之成為自由與繁榮的海域，打破大亞洲的地緣政治界限。2012年安倍重新上臺后，其印太戰略的概念又得到了逐步發展與完善，明確建構以日美同盟為基軸、深化與澳大利亞、印度和東盟等亞洲國家合作的鉆石聯盟，維護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海洋安全、法治與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

對于安倍推動的印太戰略，美國奧巴馬政府并未顯示出特別的興趣，它是以亞太再平衡戰略來主導美國對華、對東亞的政策與行動。但特朗普上臺后開始改變對中國經濟、高科技與軍事力量全面崛起對美國挑戰嚴重程度的判斷，對中國在南海、臺海及一帶一路的戰略認知與應對方式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種變化在于特朗普政府國家安全團隊判斷∶中國給美國國家利益帶來的是一種多重挑戰，包括經濟、價值觀與國家安全，中國利用自由與開放規則為基礎的秩序來重新塑造一個對其有利的國際秩序。基于此，為創造一種全新的戰略來抑制中國的崛起與挑戰的戰略法理與理念，特朗普政府開始否定1972年以來堅持的對華接觸政策的合法性與有效性，其所謂的衡量標準就是中國未達到美國設定的政治與經濟制度的自由化，所以接觸戰略是無效的，把對中國實施的進攻性戰略賦予意識形態化的合法性。

投射到印太地區，保守主義勢力認為∶中國正在物理性地（physicaly）改變地區的戰略、政治與經濟格局，其對南海諸島的軍事化，對美澳軍艦、軍機活動的反干擾與監視，軍事力量的提升都表明要把美國趕出這個地區。而中國力量拓展不僅僅向東突破西太平洋第一島鏈，也同時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向西南印度洋一線伸展，這表明中國重新定義了區域安全環境，并將戰略重心轉移到印度洋，正在構建一個不利于美國的地區均勢與秩序。因此，一些美國軍方人士認為，脫胎于冷戰時期的美國島鏈安全概念必須與時俱進，應該將島鏈擴展至印度洋，在太平洋—印度洋兩洋的廣闊空間、多方向、多戰略支點上鉗制中國的力量發展。抵消、威懾、遏制中國在兩洋并進的戰略與經濟影響，確保美國在印度洋、太平洋軍事、經濟與海洋秩序上的主導地位。為此，構建一個超越盟國架構的諸邊體系，深化美日澳三方合作;鼓勵韓國在區域安全發揮更大作用;讓日本成為更有力的印太安全支柱是這個戰略安全上的基本出發點，通過把印度洋和太平洋勾連為一個戰略統合區，突破中美雙邊、單區域戰略競爭的狹窄戰略空間，以在多界域復合對抗競爭中壓制中國的發展。

對于這個戰略的定位，見仁見智，一種觀點認為印太地區是一個新的、杜撰的概念，從地區定義上看太泛，太空洞，缺乏成為戰略的基礎。也有觀點表示，這是一個傘狀的概念，以大規模合作為傘狀偽裝，來掩蓋其深度干預的戰略。

但從美國時任助理國務卿幫辦黃之瀚對自由開放的印度洋一太平洋戰略（FOIPS）的概念闡釋來看，它就是美國競爭地區安全與經濟主導性、強化其價值觀與霸權正當性的混合型戰略。雖然他在公開表述中用冠冕堂皇的用語回避了對抗中國內涵，但從這個戰略的實施舉措看，針對中國的一面是路人皆知的。即使不得不談到與中國的合作，也是指把中國納入所有地區多邊機制中，接受這些機制中的規約。

從美國國防部2019年6月發布的《印度一太平洋戰略報告》看，印太戰略就是一個均勢+有限遏制+規制+話語詆毀的混合型戰略。其中均勢就是在關鍵地區維持軍事上的優勢以震懾對手，遏制破壞地區均勢的行為，以達到美國學者羅伯特·阿特的選擇性介入的戰略要義。具體作戰行動上是發展一支更致命、更有韌性、更快速創新的聯合部隊，并與強大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加強合作來確保美國對中國與俄羅斯的軍事優勢。它包括用新的、不對稱方法來提升和應用致命武器系統，通過試驗和演習來測試進化性的作戰概念和能力;在未來力量部署的區域態勢上將南亞、東南亞和大洋洲三地保持平衡，使之更有動態性、更分散化，更便于能夠進入。在軍事部署設置上則是建立前沿、中間地帶與大后方的三層互補性遏制性力量∶強化與調整在日本的駐防與武力更新，計劃在新加坡或菲律賓重建第一艦隊;提升在第二島鏈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的戰略樞紐地位，在第三島鏈的澳大利亞與南太平洋建設分散性、預備性的海陸空小型基地。

遏制則是政治上通過擴大盟國與伙伴網絡來全地域、全空間的孤立中國，盡可能讓更多印太國家進入美國陣營，其核心領導圈是三個三邊協調機制——美日澳、美日印、美日韓。具體行動上是∶強化美國在中國南海諸島、臺灣海峽的挑釁性軍事自由航行，深度威懾中國的軍事拓展，維持美國對印度洋、太平洋沿岸國周邊軍事行動的特權。經濟上盡可能拉攏更多國家在產業價值鏈、數字經濟等層面與中國切割合作，對涉足一帶一路項目的國家進行針對性基礎設施建設，向西太平洋與印度洋沿岸國家提供軍事與海洋執法裝備，提升它們針對中國的能力建設。

規制就是在一系列亞太合作機制基礎上，再嵌入一個美國主導的諸邊大國合作機制，塑造疊加制衡功能，制訂融資與基礎建設投資透明化及財務可持續的新標準，在基礎設施投資及數字、信息的建設方面嵌入有利于美國利益的規制。

話語詆毀就是利用各種場合與渠道發動對中國一帶一路與對外合作援助進行抹黑性的信息戰。在這樣一個廣域地理范圍內，在一個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來實施跨界域的混合戰略，對于美國來說是史無前例的挑戰。因此，除強化傳統軍事力量威懾與運用新作戰理念、開展基礎設施建設外，挖掘法國戰略家博弗爾（Andre Beaufre）提出的總體戰略中的間接戰略的功能，就是其新的探索。美國有著先天性的制度與話語造勢優勢，所以，它開始施行國際法、輿論、非政府組織、國際規則等軟性信息化手段來抹黑中國的一帶一路與海洋維權的行動，詆毀其在地區的形象，用以制造中國擴大影響的各種制度、人脈、社會力量與輿論的障礙，延緩中國一帶一路、強國復興的進程。

混合型戰略派生于美國學者馬蒂斯和霍夫曼創造的軍事概念——混合戰爭，霍夫曼認為現代戰爭正在從傳統的大規模正規戰或小規模的非正規戰向界限更加模糊、作戰樣式更為融合的形態發展。這個概念的核心要素是∶1.是一種未宣布的秘密軍事行動，通過境外武器和資金，用隱蔽行動、網絡戰、游擊戰、恐怖活動、暴力犯罪等手法支持當地反叛和分裂勢力，攻擊敵方的國家機構或正規軍，將非正規、不對稱手段與持續操縱政治與意識形態沖突相結合。2.是一種有效實施的軍事、外交、信息行動的總和，但前期階段更多是非軍事的措施，包括精神、心理、宣傳、經濟和外交的，目的是破壞敵方穩定，使其軍事和政治領導層無法履行職能。3.混合戰爭最后階段就是通過間接或直接形式推動顏色革命，以全民公決或自我宣告方式更迭敵對政權。

從這三個要素探究，它是一個意在推翻一個競爭國政府的準戰爭行為，如果把其限定在前期階段，那也是一個進攻性戰略，最終要改變政權。雖然印太戰略在性質上、意圖上、構造上還是以反制為形態的一個國家層面的競爭性戰略，但手法上、界域上已經近似上述第二要素，主要目的就是從多界域、多手段上削弱、抵消中國外交、經濟、文化影響與能力的拓展。有學者認為，混合戰最大程度上可把叛亂者的戰術與國家的常規的軍事威懾結合在一起。從美國地緣戰略視角看，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大國戰略競爭已經無法用單一型的均勢、盟國、遏制等傳統軍事—政治手段來贏得勝利，必須采用新手段與跨界性博弈的新路徑。即大戰略必須考慮使用財政壓力、外交壓力、商業壓力以及道義壓力，以削弱對方的意志。

當然，這個戰略從以往美國戰略，特別是亞太再平衡戰略獲得了諸多經驗與思路，印太戰略與亞太再平衡之間既有連續性，也有差異性，兩者邏輯上并不是割裂的。特別是海上加強軍事力量、擴大與盟國關系等內容在印太戰略中得到了繼承與發展，事實上美國在奧巴馬時期就開始提及印太這個概念。u印太戰略更強調應對中美大國間的競爭、東南亞與印度經濟增長后共同發揮戰略影響的一面。它擴大了防務地理范圍，準備建立一個超越東亞軸輻結構的諸邊安全新體系，確立了新核心成員國，把地緣安全戰略向經濟地緣戰略拓展，使之成為美國大地緣范圍遏制中國的基石。所以，這是一個四國共同參與的競爭、威懾、壓制、宣傳、建設、建規的混合型戰略。

日本與澳大利亞均是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盟國，戰略利益上總體一致∶追隨美國的領導，共同維持以美國—西方體制為主的國際與地區秩序;抑制中國意在改變現行秩序的行為;阻滯中國的地區發展模式與擴大朋友圈;抵消中國一帶一路對印太沿岸國家的政治與經濟影響;制衡中國在南海、印度洋等海上的軍事實力發展與建立的立足點。印度雖然不是美國的盟國，但在制衡中國的軍事與經濟實力的拓展，削弱以中國為領導或引導的新地區合作機制及其發展模式，對沖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在南亞、印度洋擴大合作領域等目標上是與美日澳相一致的。基于以上最大利益的考慮，日澳印在印太戰略合作上形成了最大的共識，以印太構想（準戰略）的合作平臺與機制來牽制、制衡中國的一帶一路及在南海、印度洋的軍事力量發展。

由于國力的差異，日澳印在策略上明顯不同于美國，更多強調非對抗性、多邊合作與保障它們與中國的基本利益及關系不受損害，重在推行與中國并行的基礎設施建設、多邊的軍事協同與預防性威懾。雖然四國有著明確的針對中國的共同戰略利益與目標，但為了顯示它們的道德正統性、合法性，也為了確保它們的路徑優勢，打出的旗號主要是市場經濟中的自由規制、法治與價值觀，但實質性目標仍然是針對中國的海洋軍事力量的擴展;防止一帶一路及其外交、經濟手段改變印太中小國家的地緣政治與經濟利益取向，避免它們轉向接近中國的戰略中立性，導致一個弱化的美國同盟體系與美國力量最終退出印太的結局。

（一）日本的戰略考量與策略調整

日本的印太戰略的目的——在維持和加強自由開放的印太的戰略導向上，以日美為基軸，以反對中國擴大力量與單方面改變東海和南海現狀為背景，通過實施聯合訓練和能力建設支援，開展與多種伙伴的合作等路徑來強化美日威懾力與應對危機能力。同時與澳大利亞、印度、東盟、南亞與南太平洋島國進行協調與基礎設施建設合作，讓它們發揮更大的自主作用，保證印太海上通道的安全與海洋秩序的穩定及經濟市場的開放規范。通過這個戰略的實施，日本可以達到的利益是∶提升日本在印太區域內扮演的重要角色;強調規制、法治與價值觀，有利于日本突出高于中國的優勢，增加對中國進行制約的籌碼。

日本支持這個美國戰略的實質是∶

首先，其初始構想與當今版的印太戰略的口號都是自由而開放，兩者都試圖以自由國際秩序理念、西方規制來抵制中國所代表的以發展為核心的合作理念及以國企為支柱的非西方化的經濟合作模式;雙方均希望阻滯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形成親華、學華、靠華的中國圈及形成以中國為核心的地區生產分工體系，防止因債務陷阱而使南亞國家的基礎設施轉為中國海軍基地，以至于改變這些國家的安全定位及經濟發展的模式，最終導致戰略性后果。

其次，日本在軍事安全方面更關心南海地區中美力量對比的變化，擔心中國成為南海、印度洋及其海上通道的主導性國家。日本的貿易量99.7%來自海洋運輸，80%的石油進口要經過南海航線，南海圈涉及其20萬億日元的貿易額。日本只接受美國的制海權與提供的安全保障，如果中國海軍與美國共享制海權與制空權，在一些咽喉通道、海域構成戰略支點與擁有威懾性的力量，就可能改變目前由美國海上霸權維護的海洋秩序，日本海上經濟活動與軍事行動就會部分受制于中國。因而，通過印太戰略可以對沖削弱中國海上力量的勢頭，維持美國領導的海洋自由秩序。

其三，日本在東海、日本海周圍越來越感覺到中國的海空力量的壓力，對此它除加強西南島礁的海空與海上保安力量外，開始以南海一東海、印度洋一西太平洋遙向聯動的軍事行動作為應對的策略，試圖通過在印度洋與南海的多邊、雙邊軍事行動來提升對中國的戰略雙向壓力，通過給東南亞、南亞國家海事部門提供海空與海下的軍事裝備來消耗中國的海洋執法與軍事演練的成本，減輕中國在東北亞、日本西南海域對日本的軍事壓力。

雖然也曾有日本智庫建議在構建以日美同盟為核心，涵蓋韓國、東盟、澳大利亞和印度等國在內的海洋國家聯盟過程中，將中國納入這一海洋與民主國家法律支配的體系內，防止中國在印度太平洋區域建立海上軍事基地。但這個設想事實上不可能成為印太戰略的基本目標，因為美印日澳均不愿真正包容中國在東亞、印太地區的海上力量拓展、在東海與南海特定海域與島礁擁有主權的事實。

日本原本是高調推進印太戰略的，但其策略在2018年9月前后發生了微妙調整，當年8 月在新加坡召開的東盟地區論壇（ARF）會上，論壇主席最初聲明草案寫入了所謂印度洋一太平洋戰略，但不少東盟成員國表示如果是'戰略'，則難以加入。于是，日本不得不從詞性與詞源上修改措辭∶戰略'一詞可能帶有'打敗對方'的意思，戰略也是軍事用語，因此使用印太構想一詞替代印太戰略更為貼切。

顯然，日本這種立場轉變并不是出于本身戰略與政策思路的改變，而是為了照顧東盟的感受，因為日本從2018年開始才把東盟從地緣政治上納入印太構想中，在這之前的2017年版的《外交藍皮書》中，有關印太構想并沒有談到東盟的角色。所以，為迎合東盟的謹慎立場，日本決定以一定程度的模糊性來實施其戰術對沖，保持暫時性的戰略模糊性，然后視未來需要與可能再決定長期戰略性政策。

但是，日本對名稱的模糊化處理也反映了美日戰略主導地位的變化，因為從2018年開始，日本已經從領跑者轉化為依附者、配合者，其戰略意圖事實上已經納入了美國的戰略軌道之中，借美國之力與中國進行海洋秩序主導權與地區經濟影響的博弈是其最佳的選擇。同時在支持與配合美國實施這個戰略過程中，它也需要考慮中日是近鄰，又有緊密的經貿與人員往來，特別是需要考慮中國領導人可能在2021年對日本進行國事訪問，將簽訂第五個文件這個重要因素，所以，不為美國火中取栗，避免成為中國優先反制是其重要的策略目標。菅義偉擔任首相后，他對印太構想的應對舉措又呈現了微妙的變化，如在2020年10月26日第203屆臨時國會上發表施政演說時，只談及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沒有用構想一詞，在11月14日日本一東盟首腦峰會上的發言，仍然沒有說自由開放，而是用和平繁榮的印度太平洋，這可能是考慮到拜登政府今后對華、對印太政策的調整而刻意保持的靈活性，但也有一派觀點認為，要致力于構建與中國共享安全和繁榮的印太地區，以取代自由開放的印太。

（二）印度矛盾性的戰略考量與行動的局限性

作為美國提名的印太戰略核心國家印度（lynchpin states），其雙向戰略對沖也是非常突出，即在中美間與區域和多邊層面保持對沖。對于印太這個地緣政治的概念，它定義為一個兩洋相互連通的單一戰略結構（a single strategic construct）∶既是一個海上航運、貿易通道，也是周邊國家經濟上、安全上密切互動的區域。因此，從阿拉伯海、孟加拉灣到東南與西南印度洋，并延伸至印太地區的海上通道都是印度的海上交通線，從環印度洋圈并跨越印度洋一太平洋，再聯通到大西洋的國際航運線都是印度的戰略利益所在。對于美國針對中國的印太戰略，它通過內涵化的原則包容性開放性與以東盟為核心來展示其區別。其聚焦點是互聯互通，促進海洋安全、反恐、反擴散與維護網絡安全等。當然，對印度的戰略研究需要從其對中國、南亞、東南亞的政策及其具體行動，與美日澳的安全關系來比較考察，包括輿論與智庫的政策導向，才能得出全面的認知，因為其官方追求的安全戰略與外交政策目標往往是以東方式的哲學敘事與原則作為外在表現形式。

總體而言，它越來越傾向于用安全化的認知來看待中國在印度洋、東南亞、南亞的存在，試圖抵消中國在其勢力范圍漸增的影響。它認為，中國在印度洋投資建設基礎設施是所謂珍珠鏈戰略的一部分∶中國一旦在南海取得主導地位后，將以更大的精力轉向其海上戰略中心的印度洋，建設向遠海投送力量的能力;中國跨越印度洋一太平洋的物流設施的建設，將極大地削弱印度的地理優勢。另外，除巴基斯坦外，斯里蘭卡、尼泊爾與中國簽署了一帶一路協議，中國已經競得孟加拉國達卡證券交易所25%的股權，持有巴基斯坦交易所30%的股份;中國已計劃修建跨越喜馬拉雅山的中國一尼泊爾跨境鐵路。而最令印度焦慮的是，中國獲得了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口99年的使用權。這些戰略焦慮的加劇一定程度上刺激印度選擇與美國擴大合作，進一步對中國進入印度洋進行防范和保持對一帶一路的制衡，通過運用戰略籌碼來制約中國，保護其特權與后院。

參加印太戰略也有助于印度加強向東行政策的作用力，保證其太平洋商業利益及在印度洋的戰略利益。由于綜合國力的差距，印度無力單獨制衡中國影響力的擴展，借助印太戰略框架，印度可以收獲一系列利益∶壓制中國的發展勢頭，打壓其在南亞的小伙伴與中國合作的熱情，規制各種項目的性質;可增加其與中國戰略、外交博弈的資本;可提高自身的國際地位，彰顯與其他大國平起平坐的地位;適度配合美國的戰略，可使印度獲取美國先進的軍事裝備，分享涉華的戰略與戰術情報，通過雙邊、多邊的軍事演習提高其軍隊協同作戰水平。如美國將向印度提供可用于高海拔作戰的大型運輸機C-17與C-130，在印度洋使用的反潛直升機MH60。在2017年洞朗危機與2020年拉達克邊界中印軍隊對峙過程中，美國就向印度提供了中國軍隊調動及在印度洋潛艇活動情況。

2020年中印在拉達克地區的邊界沖突加快了印度向美國靠攏的幅度，它首次同意澳大利亞參加由印美日舉行的馬拉巴爾軍事演習，考慮與美國開展更多的作戰協同、海洋安全合作與軍事情報分享，其向中國發出的信號就是與美國合作將不再顧忌中國的反對。它在2020年 10月與美國簽署了久拖不決的《基本交流與合作協議》（BECA），同意分享衛星圖像和地理數據等機密情報。簽署BECA后，將提升其自動化硬件系統、導彈和無人機等設備的準確性，美國將對印度防衛領域進行投資，向印度出售F-18戰斗機與用于戰斗機的導航技術。美國也將趁機引誘印度更積極地應對中國的挑戰，提升雙方的合作制度化。

但在拉達克邊界沖突后印度是否已經完全調整了參與印太戰略的策略，放棄在中美之間保持微妙平衡的對沖策略?目前來看這種可能性較小。早在2017年莫迪政府就明確提出要建立一個安全 、繁榮、強大的新印度愿景，并于2018年升級為新印度戰略。該戰略的核心目標就是到2025年將印度打造成5萬億美元經濟體。要達到這個目標，印度的國家戰略就需要集中精力與資源發展經濟，繼續保持開放與改善營商環境。如果它要準備與中國長期戰略對抗，公開把中國作為美印的共同敵人，其國家發展戰略必將退居次要地位，外交戰略將作出重大調整。但這種戰略調整是得不償失的，因為，一方面它為美國分擔了成本，但同時也在戰略上招惹了中國，背上了沉重的戰略包袱。另一方面它不具有美國的地位與權力資源優勢，籌碼有限，內外挑戰很多，所以與中國全面對抗是人為地制造敵人，其贏面幾乎沒有。

所以，它應該繼續維持其獨特的戰略利益和方略，不會全面放棄其傳統國策不結盟，戰略自主性，在這兩大原則的基礎上，推進靈活的戰略自主性與發展志同道合的伙伴關系。印度外長蘇杰生在中印邊界沖突后的一次講話中勸誡美國∶要學會在更加多邊主義的世界，更多諸邊主義的安排中共同合作，而不是同盟體系，這也間接反映了美印的世界觀的差異。他也認為，印度應該與中國達成某種長久的平衡，分歧是可以克服的。

美印經濟力量上的巨大差距也是雙方不平等關系的重要因素，有印度學者認為，除非雙方都放下自以為是的大國優勢的架子，在眾多問題上做出妥協，否則雙邊關系仍然會經常處于壓力之中。印度對印太戰略的重視程度遠沒有達到美國想要的與中國進行戰略對抗的高度，它不希望成為美國在戰略上的棋子，它與日本都使用印太構想，而不是印太戰略。它也判斷印太戰略無法在安全上為其提供抗衡中國的保證，因為美日澳都不愿在中印邊界爭議上作出有利于印度的公開表達。*它明白作為美印日澳四個國家里唯一與中國在陸地接壤的國家，一旦與中國發生沖突，美日澳不會為印度出頭。印度視自己是印度洋地區的霸主，也忌諱中美把印度洋作為競爭的戰場。

因此，印度與美國的軍事合作并未達到美國同盟國同等的緊密程度。雖然雙方先后簽署了《亞太和印度洋地區聯合戰略愿景》《印美防務合作框架協議》《后勤交流備忘錄協定》《共享加密軍事情報的協議》及《通信兼容性與安全協議》，確定在情報交流、反恐、防擴散、導彈防御、海上安全、軍工等領域加強合作，美國原則上擁有了在印度洋軍事行動時獲取印度基地后勤保障的權利，印度在政治上似乎已經偏離不結盟原則，在戰略安全上向美國傾斜，但在實際操作中，印度軍方仍然堅持共享基地使用權將遵循逐案報批的程序，對美單方面采取印方不認同行動時，印將不受制于該協定束縛。因為印戰略界有一種聲音批評深化與美安全合作，認為對戰略自主傳統將形成挑戰，向美國開放最為敏感和復雜的政府和軍事通信網絡，有損國家安全。

美印雙方在戰略地理布局上也不盡一致。從戰略地理布局上看，美軍印太司令部的作戰范圍應該包括西印度洋到太平洋的西海岸，但實際上其管轄印度洋的最遠點在孟買，因為再向前延伸就是美國非洲司令部與中央司令部的防區，在和平時期印太司令部不能超越作戰地理界線。'印度戰略重點仍然在印度洋及其周圍，而不是西太平洋。其戰略重點投射的印太區域從南非到澳大利亞，包括西印太地區的非洲東海岸、紅海、亞丁灣、波斯灣、阿拉伯海、孟加拉灣、安達曼海諸海域及馬達加斯加、塞舌爾、馬爾代夫等重要島國;中印太地區的印度尼西亞海域、南海、菲律賓海等，這兩塊區域印度均視為其勢力范圍與利益相關區。這種戰略繪圖的差異反映了雙方認知與戰略的差異，也是美國印太司令部與印度合作的戰略間距。

中國與巴基斯坦發展緊密的戰略關系與中印邊境的安全形勢一直是印度戰略上的痛點，印度力圖避免因中國感覺其被視為公開的戰略敵手而進一步加大對巴基斯坦的支持力度及加快在邊境的軍事部署。為此，不過度刺激中國并與其維持相對穩定關系，尋找雙方共贏點仍然是印度對華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在2019年5月最終同意聯合國安理會將穆罕默德軍隊的領導人馬蘇德·阿扎爾列入恐怖主義黑名單，莫迪政府將其視為一次外交勝利，并曾經趨向于積極配合中國落實雙方武漢峰會的精神。為與印太戰略保持一定的距離，這幾年莫迪政府也曾傾向于以印度獨立的方式來維護其印度洋的勢力范圍，如提出本區域的藍色經濟構想，加強印度洋多邊機制，通過提升環印度洋協會與印度洋海軍研討會的地位來促進印度洋國家相互之間的關系。

（三）澳大利亞的戰略考量、行動與策略

澳大利亞東臨南太平洋，西接印度洋，戰略地位重要，也是一個印太地區國家中擁有最長海岸線和最大海域管轄區的國家（25 760公里海岸線的一半屬于印度洋），但澳大利亞傳統上把其定位為一個太平洋國家。作為海洋國家，澳大利亞理解的印太包括印度洋、東亞和西太平洋，注重印太的地緣意義，強調海上通道的重要性，其中南太平洋是其核心勢力范圍。事實上，澳大利亞的大部分財富都依賴于印度洋，2016~2017年，僅西澳礦產和石油業的銷售額就達到了1050億美元左右;以價值計算，澳大利亞約42%的商品出口來自西澳。

長期以來澳大利亞是一個印太地區戰略影響邊緣化的國家，但作為英聯邦成員，盎格魯一撒克遜的后裔國家，在戰略上、價值觀上、文明傳統上卻是鐵桿的西方國家。澳大利亞參加了戰后幾乎所有美國主導的戰爭，包括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海灣戰爭、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等，它也一直被賦予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副警長的頭銜。

因此，與日本、印度相比，澳大利亞對美國版的印太戰略的認知與態度與美國最接近，它參加印太戰略的安全邏輯一方面是應對中國在南海軍事能力的增加與在南太平洋經濟影響的上升，在其最新的《國防戰略更新》的文件中，已經明確把所謂的南海軍事化、軍事與非軍事形態的咄咄逼人的行動與脅迫納入其中，暗喻中國的灰色地帶的行為，把投送軍事力量與擴大威懾做出了直白地宣示。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孤懸西方世界之外的孤兒，長期認為過去70年的和平與穩定根植于美國強有力的支撐與積極介入本地區的事務及努力建設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現在它擔心美國在亞太與印太地區的霸權力量、盟國軸心安全結構與西方主導的理念及價值觀的蛻化、分化與瓦解，所以它必須在戰略上唯美馬首是瞻，努力成為其在亞太、印太的積極支持者。它認為，中國的挑戰不僅僅是對美國的威脅，也關系到地區與全球的擔心，所以美國所采取的行動將最終有利于澳大利亞。甚至赤裸裸地暗喻，當今形勢是20世紀 30年代情況的再現。

澳大利亞的戰略界共識是∶澳大利亞要在印度洋加強安全舉措，因為，印度洋及其周邊地區已成為全球經濟、政治和戰略力量的下一個中心，也是澳海軍感興趣的一個主要領域。所以，根據澳大利亞國防部對 2035年前的地區安全戰略前景的構想，澳在戰略上要把維持美國的優勢與最重要戰略伙伴的美澳同盟關系作為安全的核心，支持美國強化地區安全的關鍵性作用及軍隊在本地區的再平衡。其定位的印太戰略區域從東北印度洋到西南太平洋，包括東南亞的陸地到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廣闊區域。

2017年5月，澳大利亞發布了《海軍造艦計劃》，在未來幾十年內，澳將投資890億澳元實施海軍艦隊更新，建造12艘潛艇、9艘護衛艦和12艘近海巡邏艇。根據印太戰略的部署，澳大利亞在外交貿易部成立印太組（Indo-Pacic Group），下設5個司，國防軍也設立印太海軍特遣部隊。它也接受了美國要求，在達爾文約40公里處的格萊德點設立美軍事港口，以對沖中國在達爾文的商業港口影響。它通過部隊部署、力量協同、更大程度的情報分享、提供駐軍基地與資產等舉措擴大美澳防衛合作，協調雙方在區域內的戰略性、聯合性的軍事行動;雙方正在擴大軍事與民用技術的深度合作力度。它把與印度建立關鍵伙伴者關系，擴大與印尼、新加坡的安全關系，爭取環印度洋聯盟中的法國、英國、德國在印太地區發揮作用作為其外交戰略的重點。它把尋找在南亞的經濟機會，參與南太平洋的基建項目，抵消中國在南太平洋島國的影響作為其經濟戰略重點。

但澳大利亞不得不在中美間運用對沖策略，因為它面臨以下的困境∶第一，印度洋的戰略要道與地緣政治的重心在北印度洋，不在南印度洋。雖然它與印度、印尼等有較密切的合作，但戰略地位與影響有限;第二，作為地緣政治影響有限的中等國家，它深知其角色無法與美國相匹配，它對全球國際秩序的發展更多是去適應，而不是去塑造，它不情愿在很多領域的反應與行動中沖在最前列;第三，它是以礦產業與農業經濟為主的單一性國家，沒有多少經濟資源與對外官方援助資源來吸引周邊國家，中國是澳大利亞第一大貿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地，它與中國的貿易順差為320.9億美元，而美國則是其第五出口國與第二大進口國，它對美貿易逆差為1348億美元。澳對華貿易的出口比重最近幾年已經達到30%。另外，中國學生到澳大利亞留學也是澳很大的一塊財政收入。所以，當它不停地追隨美國攻擊中國，協同五眼聯盟打壓華為等企業的正常經營活動而遭到中國在農產品與煤炭進口的限制時，它不得不考慮其遏制中國的后果;第四，與印度、日本相比，它與中國地理上并不相近，不存在領土爭議，中國在安全上對其影響很小。雖然美澳雙方都認為中國帶來了挑戰，但政府與公眾輿論在認知這些挑戰時的距離是明顯的。所以，美澳在印太戰略中具有共同的展望，其利益與價值也高于其他盟國，但雙方在一些領域的分歧也體現在戰略上的差距。

正因為如此，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的報告中提醒美國，要充分理解雙方不一致的方面∶澳大利亞不完全認同美國特朗普政府對華咄咄逼人的進攻性戰略，也未強烈感受到美國對中國在經濟與科技體制、政策與知識產權等問題上挑戰的程度。澳大利亞是中國與地區貿易關系的得益者，參與印太戰略不能影響澳對華的礦產品出口與吸收中國留學生。

從以上三國對印太戰略的定位、利益與戰術來看，美國與它們對如何應對中國挑戰，如何在與美國合作中避免損害它們的利益存在著程度不一的分歧。四國對印太戰略名稱與內涵的不同理解與戰略關注，對如何優先確保各自核心戰略與經濟利益的考慮，將在一定程度上壓縮美國戰略與政策操控空間，也將導致推進印太戰略時產生各種矛盾與步調不一致。換言之，當前印太戰略更多反映了美國的利益、領導作用與目標，它是核心調控者與戰略力量聚攏者，而其他三國僅僅是起到互補與配合的作用。

印太戰略在安全上的使命就是要把一個對印度洋一太平洋共享的地緣政治轉嫁到具體的政策選項上，把兩洋打造為一個包括日本與印度的單一安全空間，由澳大利亞來鉸接，由美國海上力量來支撐大戰略區域。為此，其在安全上欲擴大軍事力量布局與提升多維作戰能力，政治上構建自由價值觀與西方規制為基礎的四國對話平臺，重塑一個維護美國霸權的安全與經濟合作區域新秩序。

強化渲染共同價值觀，似乎與20世紀80年代美國推崇的內嵌式自由主義類同，但實際不然，美國民粹主義與保守現實主義勢力融合體注重的是戰略對抗與去中國化治理模式基礎上的西方價值觀化，因為，美澳日等認為中國的挑戰雖然體現在軍事、經濟等物質層面，但它所改變的不僅僅是力量對比，而是一種結合技術與能力手段對民主國家治理模式與觀念的沖擊，也是對地區不同領域規范與行為的重新定義。為此，美國是通過地緣安全與經濟戰略的兩個方面來推進與強化區域內國家的共同身份認同與志同道合者能力，形成非我族類必有異心的對立陣營，以達到從政治上把中國邊緣化、軍事上受抑制、發展模式受排斥、經濟發展受阻滯的目的。

首先，構建機制性中樞指揮機構與安全框架——印太司令部。印太司令部是聯合司令部，人員來自陸軍、海軍、空軍及海軍陸戰隊，共計30萬人。其中前沿部署人員為10萬人，前沿基地人員及美國本土基地人員為20萬人。

其次，測試新作戰概念與能力，確保新環境、新界域下的戰爭準備。印太司令部列出了一個從2021年起始的6年200億美元威懾中國的裝備清單，它是獨立于國防部其他軍種預算的單獨撥款，相當于太平洋版的歐洲威懾倡議（Pacificversion of the European Deterrence Ini-tative，PEDI），意在發出強烈信號讓對手在戰略上知難而退，從而使美軍重獲優勢。這種威懾能力體現在五大項上∶第一，提高聯合部隊的對抗能力∶在關島建立360度持續與一體化的空防體系;在第二島鏈的導彈防御體系實現與日本、澳大利亞的體系同步兼容;部署海上戰斧導彈、聯合空對地防區外增程型導彈、高頻率雷達預警系統;在夏威夷、帕勞建立雷達跟蹤系統，應對中國的高超音速導彈;引進 110架第四、五代戰機;在第一島鏈內部署陸基中程導彈;加快聯合部隊精確打擊力量網絡化建設。第二，部隊布局與部署進行一場革命∶作戰力量部署向非集中化與地理分散化方向調整，扭轉中國擁有的反介入與區域拒止能力優勢，把易于成為打擊目標的大型與集中化的基地網絡分散于整個地區。第三，加強盟國與伙伴的高技術合作∶通過云技術、集成系統、安全接入控制來支持指揮、控制與通信系統（C3）的工作，構建一個任務型伙伴環境;建立與盟國執行特別任務的三個聚變中心，擴大情報分享。第四，實驗與創新能力∶通過一系列高質量、多界域的試驗及與盟國的軍事演練，整合各軍兵種的推薦武器及在新作戰概念中的能力運用。第五，強化后勤與安全驅動力∶重點是保障分散化的駐扎地及機場在戰斗后的修復能力;指揮、控制、通訊、電腦和情報（C41）系統的基礎設施構建;保證軍需品的持續補充;裝備運輸、燃料儲備等。

其三，與美國新軍事能力相協調，就是建立區域安全的諸邊機制——四國安全對話機制（QUAD，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這是印太戰略推進的政治與安全合作的重要標志。2019年9月，在美國持續勸誘下，印日澳最終同意由局級高官的對話升級為第一次外長會議，并商定定期舉行會議，決定通過高一層的機制化合作來配合美國混合型戰略的推進，以形成其戰略統一性。

2020年10月舉行了第二次部長對話，討論議題涵蓋衛生、海上安全、基礎設施建設、反恐、網絡及人道救援等。這種機制化的進展是四國妥協的結果∶一方面，印日澳越來越戰略性關注中國同西方矛盾的擴大及美國對華戰略施壓導致的空前升級的態勢，特別是2020年新冠肺炎病毒擴散后新的國際形勢發展，這促使它們對美國的戰略要求采取了順從;另一方面，印日澳明確反對建立北約式聯盟，共同抑制中國行動的設想。換言之，維持QUAD為一個非正式的組織，但沒有約束性義務。

總體而言，QUAD的機制建設目前還未達到美國設定的機制化、排他性的地區安全組織的目標，因為印日澳不希望與美國捆綁成一個與中國對抗的組織。鑒于這種差異，美國為了顯示其區域戰略合作的包容性與公共性，同意優先設立其他中性的安全議題∶如可持續發展、反恐、海洋和網絡安全、核不擴散等。這也是考慮要讓東盟支持與參與印太戰略的策略，以切香腸的方式推進。但美國會隨著更多國家適應QUAD的存在，逐步塞入涉華的議題、議程，制訂不利于中國的規則，構置新的話語權與地區合作重點。

其四，從四國對話機制向排他性的四國對話機制+x方向演變。其目的在于壯大聲勢，爭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把地區已有的各種東南亞、南海的合作倡議、合作機制一并納入，掌控區域內的安全與經濟合作的話語權∶如印度的向東行政策、韓國的新南向政策、日本的自由與開放的印太構想等。

這個+X進程中的重點是東盟，因為東盟是地區最大的一體化組織，也是東盟地區論壇、APEC的主要領導者，扮演著地區中心作用。未來印太秩序將是主要地區國家戰略行為的結果，也是通過東南亞這個中樞區的競爭來實現的。

東盟部分成員國是南海爭議方，也是中國一帶一路重點沿線國家。美國認識到，沒有東盟配合，四國是無法構建一個威懾中國的南海與印度洋秩序的。一旦四國+東盟形成了戰略合力，中國在戰略態勢、經濟影響、道義基礎上就會孤立，其戰略、行動就會受制。為此，美國軍方與外交部門領導人近年來重點訪問了越南、印尼、菲律賓、泰國等國，爭取擴大軍事與經濟合作，試圖在中國與這些國家之間打進各種楔子。

其五，打造一個復合網狀安全架構，形成跨越雙邊盟國結構的新網狀安全架構。其核心網是美印日澳四國。在其外圍則是三個地區網絡∶新加坡、菲律賓、泰國、越南、印尼、馬來西亞等構成的東南亞網;印度、斯里蘭卡、孟加拉國、馬爾代夫南亞網;以澳大利亞為首的新西蘭、巴布亞新幾內亞等南太平洋網。

東南亞網目前沒有牽頭國家，東盟作為地區內最大的一體化組織，明確反對美國版的對抗中國印太戰略。因為印太戰略存在安全結盟傾向，與東盟系列機制所推動的包容性、合作安全理念有著本質的區別。因此東盟版的《印太展望》（ASEAN Outook on the Indo-Pacific）明確拒絕了美國在印太戰略中給東盟設定的依附性角色，而是要在印太地區發揮中心領導的作用。更不同的是，其文件定位印太地區為對話與合作區域，而非大國對抗競爭的競技場。'當然這個文件接受了印太這個地理概念，以新瓶裝舊酒的策略來調整其在印太大區域競爭中的外交行動、活動空間，期冀收復其在兩個大國博弈過程中失去的中心領導地位。東盟雖然被動地接受印太這個新瓶概念，但仍然堅持了東盟傳統定位這個舊酒，以最低程度保證地區的凝聚力。東盟的印太版戰略雖然不會與美國的戰略沆潼一氣，但與日本、澳大利亞有更多共性——經濟合作與互聯互通，今后很可能將把這兩個國家視為建設性合作方。所以，這兩個地緣上同名的戰略不排除會有一定的聯通，但不可能是一種機制化、物質上的對接。

在南亞網方面，印度沒有領導地位與區域公信力來進行這種戰略組合，這些國家與印度的關系均比較微妙，也不愿卷入中印、中美的戰略競爭。印度能夠做的就是在一定范圍內阻礙這些國家與中國進行有潛在軍事意義的合作項目，擠壓中國在南亞的戰略空間。

略有起色的是南太平洋網∶澳將開展同南太島國軍隊演習并對其部隊進行培訓;與所羅門群島、圖瓦盧和瑙魯簽署了雙邊安全協議，與湯加展開軍事對話;澳將考慮與瓦努阿圖談判簽訂雙邊安全條約;計劃向巴新派駐更多軍隊;建立澳大利亞太平洋安全學院與南太區域國防部隊訓練中心，為太平洋島國提供國防和執法培訓。最重要的是，美國和澳大利亞計劃在巴新的馬努斯島建立聯合軍事基地，監控中國在馬努斯島投資升級的莫托特機場。但即便如此，并不能表明南太平洋14個島國愿意成為印太戰略一環來對抗中國，它們只是不得不順從澳大利亞，因為后者是這些島國最主要的貿易伙伴與投資國，控制了它們在能源礦產、交通運輸、司法、教育等領域的管理人員，多數島國的防務都由澳承擔。但是，南太島國對澳式傲慢與霸凌家長式援助非常反感，這決定了澳太關系不會是穩定的。

此外，美國為確保對第一島鏈內朝鮮半島、俄羅斯及日本海的監控，也把東北亞地區的三個小伙伴——韓國、中國臺灣地區、蒙古國納入到了印太戰略中。其中，韓國已經表示參加印太戰略，但這是美國脅迫選邊的一個結果。韓國雖然有其新南方政策，但這是為了拓寬其經濟合作的空間與實現多元化市場的一個政策，它本意不是在印度洋、東南亞、南亞與中國競爭，今后即使它以某種形式參與這個戰略，也不可能按照美國的戰略邏輯行事。

對于中國臺灣地區，美國更多是視其與中國大陸雙邊博弈角度的一枚棋子，它要把中國臺灣地區等同于印太地區行為體而納入這種戰略之中，其將不得不承受顛覆政治上與法律上維持模糊一中政策的后果，也必定給臺海現狀造成嚴重的沖擊，而且其他印太戰略參與方不會接受。而蒙古作為中國與俄羅斯的陸上鄰國，美國始終把其作為一個夾在兩個大國之間的一個楔子與棋子，主要防止蒙古國在經濟上更多依賴中國，成為中俄的勢力范圍。

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于2018年7月宣布投資1.13億美元，用于促進印度一太平洋地區的互聯互通，其中2500萬美元用于數字化聯通、5000萬美元用于能源開發，3000萬美元用于基礎設施建設。計劃宣布后，澳大利亞和日本也同步表態支持。日本國際協力銀行（JBIC）、美國政府旗下金融機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PIC）、澳大利亞外交貿易部也發表聯合聲明，聯手發起一項印度洋一太平洋地區的基礎設施項目投資計劃。

目前這個戰略性使命以兩個軌道推進∶

第一軌道是美日澳三國在南太的合作。其運作重點是把西方標準——財政可持續運行、項目透明度、廉潔、綠色等原則嵌入印太各國的基礎設施建設的管理中，通過設立相關基金與重組政府開發機構，對基礎設施落后的國家進行投資。美日澳在南太的聯手與單一行動取得了一定進展，包括同步加大對這些島國的外交活動，施壓讓這些島國與美日澳三國保持緊密戰略與經濟關系。帕勞、馬紹爾和密克羅尼西亞三國領導人首次同時訪問白宮，向美表達支持印太戰略。作為回報，美國則計劃與這3個太平洋島國延長國家安全協議，提供經濟援助。日本外相也先后訪問帕勞、密克羅尼西亞以及馬紹爾，加強對南太平洋島國的援助，特別是根據這些國家的特點提供海洋安全、氣候變化和減災的合作。三國共同行動包括由美國海外民間投資公司、日本國際合作銀行和澳大利亞出口金融保險公司融資 10億美元的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液化天然氣（LNG）項目。

第二軌道是美日印三國合作，根據它們三方在2018年達成的共識，主要在尼泊爾、孟加拉、緬甸等南亞和東南亞地區共同參與基礎設施開發，三國還確定了職能分工∶印度負責同一地區的港口開發，日本負責工業園區建設，美國負責發電站建設，三國將各自拓展的業務進行信息共享。三國將統籌政府所屬金融機構的出資，資金主要來自日本政府開發援助，日本國際協力銀行、日本貿易保險公司、美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等。但這三國合作的進展并不是很大，更多是日印之間的合作。

在這兩個軌道推進中，四國的戰略意圖與策略仍然存在一定的間距。美國所有的設計、布局、行動與話語主要是針對中國的一帶一路，把后者的布局與進程視為一種零和博弈，基本的戰術就是調動各種資源來詆毀與壓制中國的建設行動，讓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抵制、退出與中國的合作;或設立新的標準與規定，限制中國投資的范圍、用途、規模。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重點迫使日本、東盟、南亞國家在選擇 5G技術與設備時排斥中國。

從印度的策略看，主要是根據其在南亞勢力范圍內的利益、優勢與重點地區的視角來抗衡中國日漸榮盛的影響，否定中國主導的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和中國倡議的中尼印經濟走廊的構想。這包括∶在孟不印尼四國機動車輛協議基礎上，加速孟不印尼框架內的鐵路聯通和航空聯通進程，談判簽署鐵路協議和航空協議，促進四國框架內的鐵路網和航空網建設;運行印度與緬甸、泰國建設三方高速公路與航空協作的卡拉丹多模式聯運項目，形成印緬泰次區域合作（IMT），以實現三國間貨物運輸的無縫銜接，同時把高速公路延伸至柬埔寨、老撾和越南，與東盟地區的東西經濟走廊（EWEC）對接;并與俄羅斯、伊朗共同創建的國際南北運輸走廊組織下的國際北南經濟走廊（NSEC）對接;完成伊朗查巴哈爾港第一階段建設，連接恰巴哈爾港到扎黑丹鐵路線與高速公路，建成以恰巴哈爾港為中心，聯通從伊朗、阿富汗、中亞至俄羅斯的國際南北運輸走廊，對接印緬泰三方高速公路，促進印度商品向俄羅斯、北歐、中亞乃至東南亞的快速運輸，形成貫穿歐亞大陸中部和南部以及印度洋地區的運輸網絡，拓展印度的國際貿易，擴展印度的地緣政治空間。

當然，印度除了互聯互通計劃外，它在20年前就已經開始大南亞的經濟圈建設，以確立其經濟上龍頭老大地位。其中主要是1997年建立的孟加拉灣多部門技術經濟合作倡議（BIMSTEC），它由孟加拉灣周邊的孟加拉國、印度、緬甸、斯里蘭卡、泰國、尼泊爾與不丹七國組成，現在有14個重點產業，計劃建立自由貿易區。印度期冀以此項目來提高其東部的尼科巴一安達曼群島的戰略地位，利用湄公河—印度經濟走廊建設打通印度到太平洋的通道。從這些基礎設施建設看，印度并未按照美國的思路去推進基礎設施建設，而是以其本身的利益目標與長期規劃及建設的方案為優先。

印度沒有參加美國主導的第一屆印太商業論壇，也明確不加入印度洋一太平洋地區的基礎設施項目投資計劃。目前主要合作對象是日本，因為在共同建設大型基建項目上，日本可以彌補印度在建設資金上的不足。更重要的是，雙方的對接機制已經有良好的基礎，日本有豐富的基礎設施經驗與良好的官民結合體制，日本愿意重點對印度及其南亞伙伴進行戰略性投資。如印日幫助斯里蘭卡科倫坡與亭可馬里港口的現代化來應對中國援建的漢班托塔港;日本參與印度建設的恰巴哈爾港，以應對中巴建設的瓜達爾港;印日還共建亞非增長走廊，日本擬在未來3年內提供30億美元投資，印度將在未來5年內提供10億美元投資。

日本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配合美國是比較積極的，因為它在地區內基礎設施建設已有很好的經營基礎，有其技術、資金、人脈與形象的優勢，因此，它可以以三軌并行的方式來推進∶美日澳共建機制與相互配合;與印度在南亞的合作;其單獨的對印太地區，特別是東南亞的基礎設施投資。它的模式與優勢在于官方開發機構比較完善與富有經驗，這包括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日本國際協力銀行（JBIC）、日本海外基礎設施投資公司（JOIN）。從2019年的日本政府預算中，它已經開始用官方開發援助來實體化推進印太構想。總體而言，它是根據其在海外的規劃、投資環境、政府的治理情況、經濟發展的潛力及對日本企業的長期獲益的角度進行布局，而不是僅僅從與中國戰略競爭角度設置項目的，這包括∶印度的德里一孟買工業走廊、孟加拉國的孟加拉灣工業增長帶、緬甸的仰光一曼德勒鐵路、連接緬甸、越南與老撾的東西經濟走廊等項目。其中戰略重點仍然是印度，從2014年開始就幫助印度在東北地區建路，并計劃與東西經濟走廊相連接，以減弱中國對東南亞的影響，同時改造印度欽奈港，擴大其在東南亞海上通道的影響。

考慮到日本在戰略上、經濟上并沒有充足的資本與中國全面對抗，又都是東亞的鄰國，因此，其本身的投資在戰術上是力圖避開中國的鋒芒與勢頭，以所謂的高標準與財政的可持續性來拉開與中國的競爭檔次。隨著中日關系改善，日本正在探尋與中國在東南亞、非洲的第三方合作，包括鼓勵亞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參與這種合作，通過這種區域金融機構合作來影響中國參與基礎設施建設的模式。

澳大利亞則計劃單獨增加對太平洋島國的投資，2018年澳大利亞宣布成立總額30億澳元的太平洋基金，幫助南太平洋島國發展基礎設施。澳總理自2008年以來首次訪問所羅門群島時，宣布10年內資助2.5億澳元投資社會基礎設施建設。但澳大利亞投資建設的局限性非常明顯∶其官方開發機構并不發達，基礎設施建設的資源、技術、資金與日美相比都沒有特別優勢。所以，它既不可能在東南亞、南亞鋪開攤子與中國進行競爭，在其勢力范圍——南太平洋島國進行的投資也是有選擇的。長期以來，其對南太平洋島國的工、礦、林、農、漁投資更多是出于營利目的，而不是非營利的官方發展援助。對周邊國家希望得到大額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它往往是愛莫能助。過去若干年來，澳對南太平洋島國的經濟援助呈逐年下降態勢（從2014年時援助資金10.3億美元減少到目前的3.3億美元），其對島國的影響越來越式微。

作為一個由美國主導印太戰略，印日澳三國是從各自不同的戰略與經濟利益出發，在戰略上、策略上加以支持與配合，確保美國在印太秩序中的主導性優勢不因中國的快速崛起與力量拓展而式微。但三國由于國力無法達到美國的等級，戰略認知也未與美國完全合一，再加上地區利益差異及與中國程度不一的經濟關系與復雜安全關系，決定其在實施戰略過程中與美國存在較大的差距，其基本底線就是不與中國進行直接的戰略對抗，不建立一個公開孤立中國的地區諸邊機制。

印太戰略已經上升為美國政府多部門共同戰略，其戰略布局、資源投入、話語的煽動、軍事上的舉措必定對中國的一帶一路的布局與建設、南海的權益維護、臺海的穩定、海外的軍事行動、地區合作機制的推進構成程度不一的挑戰，目前該戰略在局部范圍內取得了某些亂中取栗效果，一定程度上窄化中國戰略回旋空間，提升了與中國在沖突性利益上進行博弈的籌碼，沖擊了一帶一路項目運作方式與一部分國家的合作力度。

但這個戰略在起步階段形成的攻勢將很難保持可持續性，因為它拉攏更多地區國家對抗中國的戰略企圖過于直露，幾乎美國以外的所有地區內的國家都不想選邊，追隨美國遏制中國，盟國對美國的積累性不滿也在蔓延，這均不利于盟國在戰略上追隨美國的布局。無論是美國，還是日印澳都缺乏充足的資源與中國進行長期全面另外，現存的亞洲政治一經濟結構更適于中國以經濟互聯互通及合作為基礎的開放性一帶一路項目，而不是以安全關注為核心的印太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