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成城、唐世平： 超越“大分流”的現代化比較研究：時空視角下的歷史、方法與理論

現代化是國家發展最為核心和經久不衰的話題。人們之所以要不斷地重新審視現代化，其原因就在于基本實現現代化并非易事。無論是在中國還是歐洲，現代化始終是無數仁人志士、賢明領袖和勞苦大眾所努力追求的目標，成功者寥寥而失敗者甚眾，但現代化始終是所有國家和人民的夢想，也是中國夢的核心內容。

現代化的起源被追溯到歐洲尤其是西歐的興起，英國（或者算上荷蘭）最先突破了馬爾薩斯陷阱，開啟了經濟的飛速發展，一度成為“日不落帝國”，進而帶動了全球范圍的現代化浪潮。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屬于后發國家，盡管中華帝國在歷史上的很長時期都處于領先地位，但是在16—18世紀，中國逐漸落后于西歐。隨著改革開放以來數十年的高速發展，中國已經臨近“現代化的前夜”。對于中國而言，現代化是探索不同于西方現代化道路的過程，因而重新審視現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因此，回到現代化的源頭，追溯近代以來中國和西方現代化進程的差異，仍然是國內外學者所關注的問題。從李約瑟難題到大分流之謎，無數研究者都試圖通過比較其中的差異來回答和闡述這一問題。但是，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直接的中歐比較事實上違背了宏觀歷史比較研究的基本原則。因此，局限于中西大分流其實是認知的誤區。

本文擬從本體論、方法論和認識論的角度來探討比較現代化研究視角下中國和歐洲的可比性與不可比性，并給出比較現代化在理論、方法和意義上的思考。我們強調，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純粹的西方中心主義或東亞中心的思考都會導致現代化的理解與實踐的誤區，簡單的中歐比較違背了宏觀歷史比較研究的基本原則，在時空視角下建立全球史觀是科學認識現代化的關鍵。

現代化進程是人類社會進化的主要環節，近代國家的起源和發展構成了這一環節中最顯著的方面。現代化是一個革命的、復雜的、系統的、全球的、長期的、有階段、同質化、不可逆的、進步的過程。在對中歐的現代化進行比較時，最需要思考的核心問題是本體論視角下的現代化，即何為現代化？

對于不同學科而言，現代化存在諸多解釋和維度，邁克爾·曼（Michael Mann）提出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和軍事四個維度，將現代化視為一種綜合性結果。在經濟上，現代化意味著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這一過程往往伴隨著勞動分工和生產力的提高等等。在政治上，現代化意味著（民族）國家建設，即國家基礎性能力（infrastructural power）的提升而非早期政治哲學家們所認為的民主化，這一過程則伴隨著國家官僚制度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穩定有序的社會變化等等。在軍事或技術上，現代化反映了人類控制環境的知識亙古未有的增長，包括科學革命的出現、軍事技術的發展、非生命動力的使用比率以及能量獲取和戰爭能力的提升。在社會和意識形態領域，現代化則意味著啟蒙運動以來的理性光輝，即有意識的個人選擇、理性的利己主義、宗教等領域的世俗化以及積極進取的精神。無論是從各個維度進行細致定義，還是基于直覺判斷，現代化總體上是各個方面綜合性地發展和演進的過程。同時，現代化也是一個相對概念和時間尺度，例如羅榮渠認為，歐洲現代化既泛指中世紀以來延續至今的一個長時程，也指區別于中世紀的精神與特征。具體而言，現代化歷史比較研究存在兩個層面的本體論意義。

第一個層面是出于對國家發展和現代化這一終極目標的關懷，觀察近代中歐發展的差距。即理解從16世紀到19世紀期間，西歐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飛速增長而中國為代表的“東方世界”的則相對沉寂。從1500年至1820年，西歐每年人均GDP的增長達到0.14%；從1820年至1870年，其人均GDP的增長率高達1.04%。而中國在這兩個時期人均GDP的增長分別為0%、-0.25%。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資產階級在不到一百年間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而在西方世界高速發展的同時，中國社會的發展仍然處于基本的停滯狀態。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某種程度上就是基于這種思考與情懷的比較現代化研究。萬歷十五年是全國并無大事可敘的一年，這一年也是西班牙無敵艦隊全部出動攻打英國的前一年，當時中國發生若干易于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上看來不重要但未來確實將掀起波瀾。他在著作中所描繪的16世紀中國社會的歷史背景，反映了一種融入現代化潮流之前的社會狀態，其背后隱含的問題同樣是基于中國為何落后于歐洲的本體論思考。

比較現代化研究第二個層面的意義在于，關于現代化的本體論思考意味著“發展”或“文明”并不是一個純粹“相對主義”的概念，而存在諸多客觀的標準。在上述關于現代化維度的本體論討論中，可以看到的是無論是物質還是精神方面，現代化至少存在部分客觀標準，例如機械化大生產優于傳統農業社會，自由的個人意志比奴隸時代和封建時代更為文明，科學啟蒙要高于文化和宗教的原教旨主義，近代化的工業和槍炮在戰爭中顯然會優于冷兵器與自然經濟，現代城市的經濟活力顯然會優于村鎮與部落，科層制和現代民族國家的效率通常會優于封建王朝。尤其在經濟、軍事能力和工業化等變量都存在可以量化的標準，例如人均收入、軍事指標和城市化率等。這些標準讓時間與空間互相轉換，不同地區根據客觀標準的差異按照時間分為不同的“發展階段”。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指出：“現代性是時間的歷史。”當我們從時間的角度去思考現代性時，就意味著要把歷史設想為直線型的和演化系列的事件，以此作為前提條件來討論它們在空間上并存的時間性關系。

而基于上述兩種本體論意義最核心的討論集中在大分流之謎和李約瑟難題上。李約瑟難題討論的是科技差距現象，即“為何現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發展，而只在歐洲發展出來”；而大分流之謎則著重于討論東西方之間的差距在何時拉開。一些學者認為東西方的差距在中世紀就開始存在，并將其歸因于西方的分裂和弱勢的君主制度，或者追溯到更為早期的文化傳統，例如認為古希臘哲學、羅馬法以及基督教傳統為形成西方合乎理性的信念奠定了基礎。而另一部分學者則認為，到18世紀之前，西歐和東方世界并不存在所謂的“大分流”問題。盡管西歐和所謂的“東方世界”之間何時產生差距仍然存在爭議，但學界基本的共識是在1800年后東西方已經存在巨大差距。這是近代史上最為重要的事件之一，布羅代爾認為，歐洲同世界其他地方之間確實存在“歷史學”的不平衡，要解釋這一問題，就會涉及近代世界史的基本問題。

如何理解和認識現代化，當然靠比較。然而，早期國內外比較現代化研究通常都以比較中西大分流為主，這事實上已經成為了比較現代化研究中的“認知陷阱”。

比較現代化意味著需要在多個案例或時空中去比較和討論現代化的因素和機制，因而必然會帶來方法論層面的“技術性”問題：怎么樣進行比較是可信或有效的？這一方法論問題是中歐現代化比較研究中的核心問題之一，因為錯誤的案例比較方法很大程度上會削弱因果解釋力。因此，盡管中歐現代化比較研究似乎有顯而易見的現實關懷意義，但聚焦中西大分流其實是一個方法論的誤區。

第一，中歐現代化比較研究首先面臨的方法論上的質疑是，歐洲是否適合作為一個整體來與中國進行“比較”。在研究早期現代化或者是所謂“西方世界的興起”時，通常會想到為什么明清中國沒有崛起的“大分流”問題，甚至囊括印度來討論“東方世界的停滯”的問題。由于歐洲內部的多樣性，歐洲內部的分裂和競爭本身就是無法消除的變量，但也并非中歐差異的唯一原因，一旦將中國和歐洲作為兩個整體來相提并論時，就陷入了方法上的混沌。同時，在歐洲內部，西歐和東歐的現代化差異程度同樣巨大，英國與波蘭的差異并不比英國與中國更小。過去許多以此為整體的研究，例如霍夫曼的著作，在標題上就已經存在方法論誤區。

第二，直接比較中歐現代化違背了案例選擇的最大相似性原則。社會科學多數情況下無法像自然科學那樣進行重復試驗，因而只能借助于近似條件的比較來實現因果推斷。因果推斷的基礎是基于布爾代數和密爾方法，求異法是案例比較中最為根本的方法，求異法的核心在于最小化差異進行求異。但在差異過大時，大量的競爭性解釋會削弱理論的解釋力。中歐現代化比較中，研究者需要通過尋找中國和特定歐洲國家的差異，來解釋為何東方世界在17世紀后逐漸被西方超越的問題。盡管一些學者如彭慕蘭控制了著作變量的差異，如出生率、預期壽命、運輸條件、技術水平、財富積累等，將其稱之為“驚人的相似”或者說是“歐亞類似論”。彭慕蘭對于明清中國的論述仍然遭到了諸多質疑，受到了黃宗智等人的批評。同時，他仍然忽略了很多重要的差異：例如競爭的激烈程度、宗教文化背景、對大西洋貿易的參與和對外殖民等等。即便是關于中國和歐洲之間發展差距的變量都得到控制，仍然無法表明中歐之間的現代化動力也是相似的。趙鼎新指出，用江南和英格蘭在經濟發展上處于同一水平這一現象來論證中英兩國在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上也處于相同的步調，就像用兩個函數在某一條件下有著同樣的函數值這一條件來論證這兩個函數是同一個函數一樣可笑（比如2x和x2在x=2時都等于4，但是它們不是同一函數）。

第三，明清中國通常作為負面案例存在，仍需符合負面案例選取的前提，即“條件范圍”（Scope Condition）和“可能性原則”（Possibility Principle）。可能性原則要求的討論的負面案例需要具備成功的可能性，早期現代化的基本邏輯是，外部沖擊引發財政的劇烈波動——這種波動可以是巨額的橫財，也可以是財政危機。而中國幾乎不具備這些前提條件：一方面，中國僅僅間接參與了大西洋貿易，龐大的體量使得外部沖擊的影響較弱；另一方面，中國存在強有力的專制制度，這極大壓制了商人階級的壯大。中華帝國實在太大，商人階級太小，無法對政治造成足夠大的影響，這些條件的缺失使明清中國幾乎不太可能在當時實現現代化，而事實上即便是在西歐，拿到現代化的“入場券”的國家也是寥寥無幾。

因此，條件范圍的要求則需要研究者嚴格限制時空條件，某種程度上可被視為控制隱含的競爭性解釋。因為在不同的時空中，不同地區和不同時間的人，對于特定概念的理解是存在差異的。其次，時空情境會影響概念的本體論內涵，因這類問題最最飽受批評的是許田波對于18世紀西歐封建制度和戰國初期中國的封建制度和國家建設的比較。顯然，由于情境差異，“封建”的概念是截然不同的，中國戰國時代的封建制度同當時西歐的農場領主制度無論是在技術背景、組織形式還是在制度基礎上都存在巨大差異。第三，早期比較現代化研究中，許多研究者僅為增加樣本數量而無視時空情境，芭芭拉·格迪斯（Barbara Geddes）甚至在方法論上給出了此類誤導性的建議。不乏知名的研究者將不同時期的現代化事件視作“截面數據”，從而帶來了現代化研究中事后看來不太成功的嘗試。現代化的成功另一隱含條件為理解現代化的目標，遺憾的是，在20世紀之前，西歐和北美以外地區，幾乎都不知現代性為何物，更無從實現之。對于中國或東方世界而言，在1492—1789年間，并沒有任何現代性的意識，很難認為存在實現現代化的曙光。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可能性要等到1840年以后，而“東方世界”的印度等國則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因此簡單對中歐現代化進行比較在方法論的邏輯上是不成立的，要理解上述問題還需要進一步在認識論層面打破固有的認知陷阱。

從認識論上看，多元化的全球性視角是理論現代化的關鍵。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演化視角某種程度上就是最為宏觀的全球性視角，他借此回答了大陸軸線如何影響了各個大陸的之間技術傳播、糧食種植和社會制度，最終導致了最初歐亞大陸的發展要先于其他大陸。而在歐亞大陸，西歐和東亞代表了兩種不同的發展模式。這兩種模式在16—18世紀之間出現了巨大的差距，進而引發了其在認識論上的爭論，即以何種方式來認識這種差距。認識論上的差異表現在兩個層面，一個是以西方中心還是多元中心的視角來考察這一時期的現代化歷程；另一個問題是如何看待西方的現代化經驗，即認為它是一種普適性理論在西方相對成功的實踐結果，還是僅僅是特定歷史情境和地區層面的發展經驗。

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觀是一種樸素的認知，因為當工業革命讓“西歐”變成“西方”，甚至成為發達國家的代名詞時，就容易產生一種普世主義的情結。例如，羅斯托認為人類社會經歷了傳統社會、起飛的準備階段、起飛階段、向成熟推進階段和高額群眾消費階段，他認為歐洲過去的發展模式是非歐洲地區未來發展的唯一可行方式。而早期許多新制度主義的學者對于現代化的理解仍然是基于英國的個案，這就帶來了現代化認識的混亂，因為從個案出發很難有效解釋各類因素的作用。并且，歐洲發展經驗普世化的理論在具體實踐中遭到證偽，過去許多基于純粹西方經驗而推廣的現代化，幾乎很少有成功的案例，無論是試圖模仿西歐的早期拉美的發展模式，還是新世紀以后大中東民主計劃的失敗，同堅持獨立自主發展道路的“東亞奇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西歐中心主義是一種先發國家對后發國家的傲慢與偏見，例如認為亞洲由于習俗和專制，無法產生歐洲國家所特有的風俗與特色。一些學者將西歐的歷史和發展模式視為一種普適性經驗，呼吁照搬英國等國在17—19世紀的經驗，這就顯然落入了西方中心主義的誤區。事實上，許多標志性著作在標題上就帶有一定的誤導性，包括麥克尼爾、諾斯和托馬斯的作品，使用的都是“西方”而非“西歐”。最后，中心——邊緣理論同樣是西方中心主義的一種表現，盡管它對西方中心持批評態度，認為中心地帶對于邊緣地帶的剝削是其落后的主要原因，但是某種程度上也否認了邊緣地帶通過不同發展模式實現現代化的可能性。

認識論的另外一個誤區則是相對于西方中心的中國中心論。許多研究者過度聚焦于一種“懷舊的未來學敘事”，試圖通過剪裁粉飾過去的體系中不合理之處而為當今中國現代化或者是中國崛起的合理性尋找依據。無論是歷史學還是社會科學，中國中心論視角給予中國歷史過多關注，而對于世界的其他地方的經歷關注都不太夠。因此，許多其他國家的經驗和教訓都沒有被很好地吸收。太過迷戀自己的歷史而不去了解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在追求現代化過程中的曲折經歷，中國就不大可能真正好好吸取其他國家的經驗和教訓。基于這一種視角，事實上很容易將現代化與西方化等同，將文化傳統甚至民族主義同現代化（即他們認為的西化）相對立，反而陷入了將現代化同傳統或主流意識形態相對立的錯誤。因此羅榮渠認為，把中國出路問題歸結為一個文化問題是有問題的，需要在清理舊“文化熱”的基礎上提出對傳統文化的再估計。

現代化比較研究在認識論上的意義在于，它提供了一種多元歷史觀下的現代化思考，既非純粹的西方視角，也不是完全反其道而行之。無論是考察歐洲還是中國的現代化，都不僅僅是地區內的變化，而是基于全球視野下的“世界時間”。工業增長并不一定是西北歐的特殊條件在幾個世紀積累的結果，通往經濟現代化的道路有很多，而英國只走了其中一條。要準確地認識現代化路徑，就需要考察更多案例，尤其是亞洲的國家構建和工業化進程。而“加州學派”的貢獻也在于此，盡管一些觀念各異，但存在共同反對的觀點，即“歐洲文明有一個根深蒂固的基礎，使其最終優于其他社會”。

因此，“大分流”問題的提出，其核心意義并不在于嚴格意義上的社會科學解釋，而是給后來的研究者提供了一種全球性的歷史視角。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從全球性視角察看到了人口變化對于早期現代化歐洲和亞洲國家周期性崩潰的影響，無論17?18世紀的英法還是19世紀中日等國，都僅作為其中之一的案例而存在。在關于中國的研究中，同樣有許多這類優秀的著作。林滿紅從全球化的視角察看了19世紀中國的貨幣與財政政策。王國斌將歐洲作為一種背景式的對比，通過察看中國的經濟變遷、國家形成和社會抗爭，闡明了西歐經驗的局限性。李伯重和喬納森·斯賓塞（Jonathan Spence）則是通過全球性的火器革命來展示明清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圖景。這些研究的共同特征是，它們以一種多元化的視角看待全球現代化的進程，無論是中國還是歐洲，都僅僅將其視作一個案例。

在過去的歷史比較分析的研究中，本體論的視角事實上是基于時間維度，在這里，時間轉化為空間，不同地區被賦予了不同可能性的發展模式和非西方化的歷史觀。而認識論的視角則是基于一種空間維度的多元史觀，這種歷史觀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從現代到后現代化的轉變。東亞奇跡的成功和中東北非的亂局也表明了單純模仿西方模式并不可行。盡管客觀的現代化標準在很長時間內是存在并且很少變化的，但是，在不同時空情境下，不同地區需要基于實際情況選擇一條適合發展的道路，而非對西方經典模式的教條式照搬。因此，歷史學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認為，歷史的分期化和全球化是可以相容的，前者運用于有限的文明領域之內，后者則是要尋找這些整體之間的關系，把忽視的地區和文明聯系起來，最終實現吸收與融合。

正如邁克爾·曼（Michael Mann）所言，每一個事例都在時間中發展，這一動態本身必定是我們有關其結構之解釋的組成部分。全球時間提供了一種歷史情境，而現代化歷史只有被放入到更大的情境中才能突顯其意義。對于各國的現代化進程需要在動態的和系統的結構中去考察。不同的時期和地區，現代化的歷史情境是不同的。早期歐洲的現代化是一個幾乎完全空白的世界，存在沒有強勁對手的美洲和非洲大陸作為殖民地。而同時期的中國也至少錯過了兩次潛在的進步機會，第一次是在明朝早期，錯過了在本土傳統和成就的基礎上，產生一個持續的、自我維持的科學技術進步并且同時推動對外貿易的機遇；第二次是在17世紀清朝初期，西歐的“野蠻人”進入中國后，中國可以通過學習歐洲來提高科技水平。到19世紀后半葉之后，無論是較晚崛起的意大利、德國或者是傳統的奧斯曼帝國、中華帝國、俄羅斯帝國，都需要在被英國等西方國家所深深改變的世界中求索現代性，盡管仍然存在內部改革的可能，但是以相對低成本獲得美洲金銀這樣的外部世界紅利的機會已經很少了。

由于地區間的巨大差異，更多地是基于特定的傳統而非案例本身來審視和反思現代化結果的差異，即需要基于因果機制的視角去考察其現代化，思考中國與歐洲的傳統如何導致了中國和歐洲在過去、現在乃至未來的差異。例如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從方法論上看并不存在“可比性”，但這并不影響《美法革命比較》與《論革命》這兩部著作的深刻，因為他們比較的是兩種傳統所導致的后果而非案例本身：前者討論了英美保守理性傳統和法國激進主義傳統之間的差異，后者則比較了盧梭式的“公意”同孟德斯鳩的分權理念所導致的不同后果。這也是為什么埃利亞斯的研究比斯考切波等人純粹的“因素性”討論更具魅力和深刻性的原因，他們在部分限制時空的基礎上，試圖考察特定時期的歷史政治遺產如何作用于國家現代化的進程，這些歷史敘述中隱含了更為普遍性的因果機制。

由于現代化的復雜性，許多研究者都認為幾乎沒有發展出一種普遍性的廣義理論之可能。對于現代化理論而言，更為明智的做法是在特定時空中構建現代化的中層理論。這些具體的限制很大程度上減少了可供選擇的案例，從方法論角度來看，反而造就了特定時空的“全樣本選擇”，避免了傳統案例研究中的選擇性偏差問題。然后在時間與空間的基礎上，通過逐波次地梳理和分析現代化的特征，從而最終描繪出關于現代化路徑的廣義框架而非理論。

因此，我們倡導將現代化分為三波，第一波在空間上僅限于歐洲，第二波則蔓延到歐洲之外，而第三波則涉及全球范圍內的現代化，我們所倡導的這種時空劃分在科學層面對于理解中歐現代化有著重要意義。同時，在現代化的波次中又因為不同時空和機制的差異而分為幾個浪潮。

1. 第一波現代化（1492—1699年）。地理大發現對歐洲最重要的影響是，美洲金銀所引發的通脹造成了西歐財富的重新分配，從而讓階級力量對比逐漸向商人和資產階級傾斜，最終經歷不同程度的權力斗爭后推動了歐洲的制度變革。我們將地理大發現之后參與大西洋貿易的四個主要西歐國家視作第一批獲得“現代化入場券”的國家，它們分別是第一波現代化期間的西班牙、荷蘭、法國和英國。而英國借助地理大發現帶來的財富發展了其工業基礎，在光榮革命之后用代議制和君主立憲來進一步凝聚國內力量和提升生產效率，并在三十年戰爭、九年戰爭以及三次英荷戰爭中擊敗了西歐的主要對手，成為第一個現代意義的霸權國。

2. 第一波半現代化（1700—1789年）。英國霸權的確立要從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開始，失去西班牙意味著哈布斯堡王朝霸權的終結，英國在這場戰爭中獲得了加拿大等大量海外殖民地，并阻止了路易十四稱霸歐洲的圖謀。18世紀中期的七年戰爭使得法國、西班牙、普魯士和奧地利等國家在戰爭中背上了沉重的財政負擔，為了解決財政危機，同時受到英國工業革命和啟蒙運動的影響，這四個國家開始了被后人稱為“開明專制”的改革，試圖在舊制度的框架下模仿英國的工業化。歐洲各國模仿和追趕英國的嘗試多數都以失敗而告終，只有普魯士依靠強大的國家機器和軍國主義的制度安排，迅速崛起成為歐洲列強之一。法國的改革曾經是最為接近成功的，但是由于貴族集團的阻撓和支持北美獨立戰爭所造成的財政崩潰，最終改革失敗引發了影響深遠的法國大革命，自此終結了西歐的舊制度。

3. 第二波現代化（1789—1848年）。法國大革命和之后的拿破侖戰爭沉重打擊了歐洲的舊制度，大革命之后的世界與此前發生了巨大的差異。第二波現代化的重要特征是它開始從歐洲向世界各地擴散。由于空間上的差異，我們需要將第二波現代化分為好幾組來研究。第一，由于電氣革命帶來的交通和通信的便利，歐洲國家制度變遷出現明顯的集聚性特征，即在時空上的高度集中。第二，在歐洲之外的殖民地開始嘗試推動現代化，而東亞地區仍然相對沉寂。英國治下的殖民地獨立或者脫離英國的控制，這些國家經濟和制度基礎都相對較為完善，最終較順利地推動了現代化，包括了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相反，拉丁美洲殖民地包括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巴西等國，在19世紀初期開始脫離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統治而試圖自行推進其現代化道路，但這些國家在第二波現代化中也沒有獲得成功。

4. 第二波半現代化（1848—1945年）。第二波半現代化之后的世界與此前最大的差異就在于，國家制度變遷方向受到整個國際體系的影響，即那些占據優勢的國家，可以在全球或地區范圍內通過誘導、強制或干預的方式來“同化”中小國家。因此在第二波現代化中，出現了不同于過去的兩種特征。一個是在19世紀中后期到一戰結束，多民族帝國在遭受西方國家的沖擊之后，試圖進行改革追趕西方國家的歷程，包括中華帝國、俄羅斯帝國、哈布斯堡帝國和奧斯曼帝國，它們的改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都遭到失敗，這些帝國隨后也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崩潰。而日本的現代化是一個相對成功的特例，因為它是單一民族的島國，具有一定先天優勢，應該作為個案而非與中國或印度作為參照。另一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納粹德國崛起，一定程度上打斷了歐洲國家的現代化歷程，歐洲各國也在抵御極端思潮的過程中不斷捍衛自身的現代化成果。

5. 第三波現代化（1945—199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斷了所有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第三波現代化和第二波的區別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形成的美蘇兩極格局已經在世界范圍內徹底劃分了勢力范圍，幾乎所有新興國家的現代化都與兩極對抗的戰略布局以及意識形態輸出密切相關。馬歇爾計劃實施后，歐洲進一步鞏固了經濟的先發優勢，迅速實現了戰后的重建與經濟飛速發展。隨著冷戰后兩德統一以及《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簽訂，西歐國家的現代化基本實現。與拉丁美洲經歷慘痛的經濟失敗相比，在東亞，中國、日本、“四小龍”“四小虎”以及其他東亞國家都各自出現過罕見的經濟高速增長，探索出了一條不同于西方國家現代化路徑的“東亞奇跡”。

6. 第三波半現代化（1991至今）。第三波半現代化同此前的差異在于出現了經濟全球化、地區一體化以及互聯網的普及。首先，世界范圍內開始出現歐洲、北美和東亞三個經濟圈，世界政治也開始出現了“更加基于規則”的國際社會。亞太地區開始加入全球貿易體系，開啟東盟為核心的一系列地區合作制度歷程。但迄今仍然只有日韓以及新加坡基本接近現代發達國家水平，多數國家仍然在艱難探索。其次，經濟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帶來的高頻率的互動使得各地區的制度變遷節奏變得更快，地理空間范圍也更為廣泛，例如中東和北非的動蕩都不同程度受到了社交媒體網絡的影響。此外，東歐、南亞、非洲和南美洲等地區也開始不同程度地推動現代化的進程。再次，體系內力量對比的變化成為當前現代化的重要變量。隨著美國相對衰弱和中國的崛起，中國在1992年深化改革和21世紀初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經歷了數十年的高速增長，無論是在亞太地區的經濟一體化，還是在援助非洲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都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多數國家的現代化之路依舊任重道遠，即便是中國這樣的崛起中大國，要全面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也需要到2035年前后。因此，現代化的研究依然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總之，現代化歷史比較研究仍是經久不衰的話題。從本體論上而言，比較現代化研究是基于一種歷史情懷和對差距原因的關注；從認識論的視角來看，對中歐現代化的比較是基于多元主義的歷史觀和發展觀，通過全球史視野來觀察地理大發現以來人類社會的變遷；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過去對于中歐現代化的多數比較研究，在案例選擇和因果推斷上存在明顯的方法論缺陷，但也不能因此而“拒絕比較”。上述特征構成了比較現代化研究的切入點。只有基于部分客觀標準、多元史觀與邏輯方法的前提下探討中國與歐洲的現代化，才能夠打破對西方理論的盲目崇拜。我們不僅要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還要通過構建嚴格遵循科學方法的現代化理論框架，同時講好歐洲乃至世界的故事。也只有如此，中國學者才能在現代化研究領域獲得真正的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