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來源于《俄羅斯研究》，2021年第3期第171至173頁
王健，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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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如何在變局中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國際問題研究學界在區域國別研究中，應進一步重視和加強周邊地區研究。
從地緣政治的歷史發展來看，大國崛起和穩固都離不開周邊戰略支撐。例如，美國崛起前，就通過爭奪巴拿馬運河開鑿權、武裝干涉古巴獨立運動、插手委內瑞拉危機等，全力經營周邊。蘇聯在二戰后也十分重視東歐地區的屏障作用。從全球化發展趨勢看，以2007年為界，逐漸由“快速”轉為“慢速”，全球貿易額年均增速由高于實際GDP年均增速2.1倍轉為低于實際GDP增速，而“慢”下來的全球化一個比較顯著的趨勢就是地區化。2013-2017年區域內貿易與全球商品貿易總額之比增加了2.7%，鄰國市場效應日益明顯，例如，2020年中國和東盟首次互為第一大貿易伙伴。又如，亞洲區域內FDI占比達到了51.7%，表明亞洲資金更青睞亞洲內部市場。同時，從全球價值鏈擴大來看，在2011-2013年達到頂峰，增加值部分占到全球貿易額的四分之三，但近年來不再擴大。另外，中美關系緊張以及新冠疫情，使得“脫鉤”成為一種戰略安全考慮，產業鏈、價值鏈、創新鏈越來越地區化、在地化。從科技發展的態勢來看，一些新的技術和創新也有可能進一步推動地區化發展，例如，機器人將減小人工成本在產業鏈布局中的影響，3D打印有助于提高生產能力，新能源的發展使得對地緣外部依賴降低，而定制化的生產更加集聚消費地。因此，從歷史經驗和現實發展趨勢來看，中國和平崛起必須首先經營好周邊地區，而中國周邊環境不僅復雜程度是以往崛起大國中罕見的，還是大國博弈的前沿。隨著中美關系的變化，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政治、經濟和安全結構關系可能會進入一個重塑期。
要進一步推進我國的周邊外交，首先需加強針對周邊區域和國家的研究。最近幾年，復旦大學石源華教授等積極推動“周邊學”研究，確實是一個很好的方向。一些高校還專門建立了研究周邊的機構，僅以上海為例，有復旦大學的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研究中心、華東師范大學的周邊國家研究院等學術機構。今后要進一步聚焦，并發揮各地的地緣、文化、語言優勢，深耕細作，培養出一批精通當地語言、熟悉歷史文化、了解政治經濟、擁有人脈網絡的真正國別專家。
其次，要認真總結歷史上我國經營周邊的經驗和教訓。例如，歷史上的“封貢體系”，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穩定周邊安全、推進周邊經濟文化發展的功用，而且當時中國“以大事小”“以禮相待”。又如，明代前期的統治者對周邊國家采取了一種不干涉的外交政策，即所謂“臣而不治”，力圖避免兵戎相見的情形。在這一外交方略的指導下，明代前期與絕大部分周邊國家保持了一個比較穩定的關系，為明初國內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創造了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新中國成立后，在周邊外交中率先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并以點帶面，通過與印度尼西亞和緬甸達成相關協議，基本解決了與周邊國家的華僑華人問題和邊境劃界問題。冷戰結束后，值得一提的是，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從相互信任措施開始，不僅解決了邊界問題，還由此創建了周邊合作機制——上海合作組織。
再次，要加強和深化地區政治和安全機制建設，為周邊合作營造一個良好的區域環境。政治、安全關系是我國周邊外交的“短板”，這不但制約著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的提升，還為地區外勢力特別是美國插手周邊局勢、牽制中國現代化發展提供了離岸平衡切入點。在新形勢下，我們要抓住RCEP簽署與合作抗疫的時機，以經促政，以非傳統安全促傳統安全合作。這方面我們有成功的經驗。事實上，亞洲金融危機和SARS爆發，都曾是中國與地區國家合作的轉機和動力。目前，我們要從戰略高度推進中日韓三國合作機制進深發展，特別是從公共衛生安全等非傳統安全領域入手，增強安全合作功能；穩定以東盟為中心的系列峰會機制，進一步充實傳統的“東盟10+3”“東盟10+1”機制，并體現更大的安全合作開放性；進一步擴展上合組織的安全合作功能，推動亞信會議機制進一步完善；進一步管控好周邊安全熱點與涉華主權爭端，在地區穩定與主權權益之間實現動態平衡。
第四，將周邊地區打造成高質量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示范地區，構建產業鏈合作體系。中央明確提出，在新發展格局下，“一帶一路”建設要努力構筑互利共贏的產業鏈、供應鏈合作體系，深化國際產能合作，擴大雙向貿易和投資。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離不開產業發展，而產業鏈的延伸、轉型和升級大多需要依托一定的區域，通過密切的區域經濟合作來達成。數據表明，亞太價值鏈作為全球價值鏈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目前生產鏈條最寬、參與國家最多、貿易額最大和分工結構最為復雜的區域價值鏈體系。2019年亞洲制造業GDP超過7.1萬億美元，占全球制造業總產出的50%以上，其中中國為4.1萬億美元（占亞洲的58.3%），日本為1萬億美元（占亞洲的14.7%），韓國為5000億美元（占亞洲的6.3%）。特別是隨著RCEP的簽署，由于15個國家之間得以采用相同的原產地規則，將顯著降低供應鏈延展至該區域的成本，有助于產業鏈在區域內部相對穩定而有序地轉移，中國應該抓住機會，以產業集群為導向，在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率先構建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依托、以中國為主導的產業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