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要拉攏盟友、打造針對中國的聯盟。
這事，能成嗎？
文 | 柯靜 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
編輯丨李雪 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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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違的美歐“蜜月”
2021年6月，似乎是近幾年來美歐之間久違的“蜜月期”，拜登政府的外交活動幾乎圍繞著歐洲而展開。
2021年6月15日，美國總統拜登出席美歐峰會。
出席在英國康沃爾舉行的七國集團峰會之后，拜登立即前往布魯塞爾參加北約和美歐峰會。期間，拜登同北約、歐盟、歐洲主要國家領導人進行了密集會晤，并在此行最后一站面見俄羅斯總統普京。
他回國后，國務卿布林肯緊接著啟程前往歐洲，將訪問德國、法國、意大利和梵蒂岡，繼續商討如何進一步強化美歐之間的合作。
從拜登政府本月的歐洲行程來看，其重建盟友和伙伴關系網絡的進程顯得頗為順利，它所致力于打造的針對中國的“民主聯盟”也似乎取得了一定進展。
畢竟，回想18個月之前，北約還稱“認識到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和國際政策帶來了機遇和挑戰”，現如今卻稱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軍事實力和武斷的行為是“對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的系統性挑戰”。
七國集團峰會上，各國在供應鏈韌性、技術標準、基礎設施替代方案、人權以及中國非市場行為方面等所謂中國挑戰方面也做出具體表態，并將成立一個關于中國的工作組。
美歐峰會期間，雙方不僅表示建立高級別貿易和技術委員會以促進雙方在5G、半導體、供應鏈、出口管制以及技術規則和標準方面的協調，還就彼此長達16年多的波音和空客爭端達成協議，將暫停互征關稅的時間延長5年，以反擊中國在大型民用飛機領域的非市場行為。
諸如此類的外交活動一時間讓人眼花繚亂。那么，這段時間的美歐頻繁互動，是否意味著拜登政府在針對中國的統一陣線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
2
情況沒那么樂觀
真實情況與符合拜登政府戰略認知的對華統一聯盟仍有相當距離。
6月16日，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在參議院財政委員會聽證會上回答有關中美脫鉤的問題時表示，她對中美技術日益脫鉤感到有些擔心，不僅因為若在處理這一問題時政策過于寬泛會傷及美國自身利益，還因為美國的許多盟友非常不愿意終止同中國的貿易往來，這對美國而言是一個難題。
從耶倫略顯無奈的措辭中便可得知，在如何說服盟友放棄與中國深化經濟往來所能獲得的利益方面，拜登政府迄今并沒有特別好的方案。這也是為何拜登政府多次表態“并不要求盟友在中美兩國之間選邊站”的重要原因——非不愿為之，實在是不得已。
2021年6月15日，在布魯塞爾舉行的美歐峰會。
因此，拜登政府與盟友之間的對華統一行動仍然更多停留在言語和政策協調層面，而盟友們也仍在積極地尋求擴大而非限制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和投資往來。
2021年5月24日，日本經濟產業省在產業構造審議會的小組會議上對企業界相關人士表示，日本應該與美國等友好國家共同構建供應鏈，但同時要求日本企業保持與中國企業進行適當合作，以免失去商業機會。
6月7日，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雖聲稱與拜登總統已達成要抑制中國經濟增長的共識，但與此同時還強調了對華貿易以及和中國接觸的重要性。
在面對涉及本國經濟利益的問題時，盟友們紛紛做出務實選擇，“不在中美之間選邊站”，拜登政府有苦難言。
對于美國來說，若要形成真正牢固的對華統一戰線，就必須能夠為盟友和伙伴提供真正可替代中國經濟影響力的方案。從美國目前的內外形勢來看，尚不太具備現實的可能性。
3
美國經濟的不確定性
根據世界銀行最新一期《全球經濟展望》，美國2021年的經濟增長預期從此前預估的3.4%被提升至6.8%。同時，5月美國的失業率從拜登執政時的6.7%已經降至5.8%，是疫情暴發以來的最低水平。
2021年4月2日，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一家商店。圖｜新華社
從數據來看，美國經濟復蘇似乎是指日可待。拜登對此信心滿滿，稱其上任以來已經創造了200多萬個工作崗位，將美國經濟從百年以來最為嚴重的危機之中解救出來。
但是，美國經濟復蘇態勢的可持續性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
一是通貨膨脹發生的可能性。
2021年4月，美國CPI同比上升4.2%，為2009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對此，美聯儲的政策制定者和部分經濟學家認為因疫情導致美國經濟大范圍停滯，這一數據存在扭曲效應的可能性。
注：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的簡稱，是一個反映居民家庭一般所購買的消費品和服務項目價格水平變動情況的宏觀經濟指標。其變動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通貨膨脹或緊縮的程度。一般來講，物價全面地、變化對比、持續地上漲就被認為發生了通貨膨脹。
然而，美國勞工部5月的最新數據顯示，這一數據已繼續攀升至5%，核心CPI同比升幅從3%增至3.8%，創下29年新高，足以證明市場對通貨膨脹的高度擔憂。
2021年6月16日，位于美國首都華盛頓的美聯儲大樓。圖｜新華社
數據發布后，政策制定者對美國經濟能否在不刺激通脹的情況下繼續恢復就業的信心有所下降。美聯儲官員暗示，預計將在2023年底將基準利率從當前接近于零的水平提升至0.6%，甚至不排除從明年就開始加息的可能性。而就在3個月前，美聯儲官員尚且信誓旦旦地表示，在2024年以前不會加息。
如果通脹壓力不能得到及時緩解，或迫使美聯儲更早采取相對緊縮的貨幣政策，將會導致美國利率上升，提升國內借貸成本，這必然會給美國經濟復蘇帶來更大壓力，甚至引發市場的劇烈震蕩。
二是財政赤字居高不下的風險。
根據美國財政部4月發布的報告，2021財年上半年（也即2020年10月至2021年3月）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已經升至1.7萬億美元，創下歷史同期最高水平。而隨著拜登正在繼續推進其6萬億美元的新財年預算提案，美國聯邦支出將升至二戰后的最高水平，預算赤字將攀升至1.8萬億美元。
對此，拜登經濟團隊的成員堅稱，疫情之中美國經濟的復蘇和就業是當務之急，需要繼續倚重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財政刺激手段。
更為關鍵的是，拜登政府如何解決維持美國國內經濟持久增長的難題。按照拜登提供的方案，增加國內長期投資能夠提高美國經濟的創造力，繼而能夠提高美國相對于其他競爭對手的競爭力。
基于這一設想，拜登在其1.9萬億美元的《美國救援計劃》之后，又相繼拋出2.3萬億美元的《美國就業計劃》和1.8萬億美元的《美國家庭計劃》，聲稱這些計劃將投資建設地球上最為先進的基礎設施并使美國工人擁有全球最高技能，克服兒童保育和醫療保健費用飆升、缺乏負擔得起的教育等家庭面臨的挑戰，解決困擾美國經濟多年來的結構性問題，為未來的長期成功奠定基礎。
問題來了：如此龐大的投資計劃，原本就債臺高筑的美國要如何支付？拜登團隊指望將其建立在未來長達15年的增稅計劃之上，但他們所提出的進而將企業所得稅稅率增至28%的方案已遭遇國會共和黨人的堅決抵制，迫使拜登不得不放棄將其納入基礎設施法案的框架之中，以爭取共和黨人的支持。
然而，經過修改后的1.2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方案，卻又遭遇了民主黨人的抵制，認為這一提議背叛了他們長期以來堅持的對富人增稅的政策目標。
反對來反對去，可能出現的結果與拜登的完美設想相距甚遠，他提出的是美國持久競爭力方案——贏得與中國之間戰略競爭的必要條件，勢必大打折扣。
在這種前提下，拜登政府對盟友的說服力可想而知。
4
拜登的方案有吸引力嗎？
日漸內向化的美國，難以為盟友提供具吸引力的經濟合作方案。
雖然拜登執政以來有效提升了美國的海外形象，但如今的美國已不再能夠讓盟友相信它會一如既往地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尤其不可能像20世紀90年代那樣慷慨地開放國內市場。
一方面，在拜登政府上任后所推出的諸多政策之中，我們都能看到似曾相識的保護主義。
美國就業計劃中所謂加大對美國基礎設施、研發和創新、清潔能源等領域的投資，都是一種再直白不過的產業政策。更重要的是，拜登在推銷他的計劃時明確指出，該計劃必須遵循政府對“購買美國貨”的承諾。
為此，拜登指示內閣審查各機構開支，確保聯邦政府更難購買外國商品，并提議將修改美國制造產品的定義，通過大幅提升本地含量的方式，進一步提升對本土制造業的支持。這一做法與特朗普時期如出一轍。
如果完全依照拜登的設想，大多數外國企業都會無法競標美國的政府合同，不僅與美國所加入的WTO《政府采購協議》旨在讓外國競爭者參與政府采購市場的目標背道而馳，更反映出“美國優先”的理念仍然在新一屆美國政府的政策中得以延續。面對日漸內向化的美國，又如何讓盟友相信它會切實考慮到它們國家或地區的利益？
另一方面，美國當前國內政治氛圍阻礙新貿易戰略的現狀也會削弱盟友的合作動力。
在中國等15個成員方順利簽署RCEP之后，美國分析人士指出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必將繼續提升。相比之下，特朗普四年前退出TPP使得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受到不小影響。
雖然美國政界不乏有認同TPP對美國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聲音，例如，2月25日，在美國貿易談判代表戴琪出席參院提名聽證會時，民主黨參議員卡珀和共和黨參議員科爾寧都鼓勵戴琪和拜登政府考慮重新加入TPP。
戴琪也明確表示，“TPP讓美國和具共同經濟利益和戰略利益的國家進行積極接觸，特別是有關亞洲的利益和來自中國的挑戰。”
但在特朗普持續抨擊20世紀90年代民主黨人執政時期所推行的全球主義貿易政策以及大型自貿協定是導致美國工人大量失業的罪魁禍首之后，當前，美國國內難以就全球化是否損害美國利益達成共識，這導致拜登政府在執政初期很難達成對盟友而言足夠具有吸引力的自貿協定，特別是諸如TPP這樣的大型自貿協定。
事實上，拜登政府繼續將美國制造業的流失歸咎于貿易自由化，將經濟民族主義視為拯救美國工業和全球地位的救命稻草，并試圖用 “美國在海外的任何行動都必須以美國工人家庭為出發點，為實現美國中產階級更好的生活而努力”的旗號來換取國內工人的支持，否認美國跨國企業投資海外同樣有利于美國工人。
在上述語境下，美國與盟友和伙伴之間開展貿易談判必然面臨窘境：要么無法滿足合作伙伴所期望的開放條件，要么就會在國內面臨國會和利益群體詰問的尷尬局面。
這也是為何臺灣會成為拜登政府啟動美國對外貿易談判的首個對象的重要原因。恐怕在當前的華盛頓，也只有“制衡中國”才能讓兩黨暫時忘卻背后的分歧。
這一借口固然好用，也總有不能靈驗的時刻。如何能夠在國內疫情尚未完全平息、國內經濟和秩序尚未完全平穩之際，真正做到凝聚國內共識、跨越特朗普時期留下的深刻烙印，才是拜登政府亟需面對的問題。
5
對華經濟高度依賴，怎么破？
盟友高度依賴中國經濟的現實，導致美國協調聯盟統一行動難上加難。
以歐盟為例，根據歐盟統計局發布的數據，2020年歐盟從中國進口商品3835億歐元，同比增長5.6%；向中國出口商品2025億歐元，同比增長2.2%，在疫情中實現逆勢雙向增長，中國首次取代美國成為歐盟最大貿易伙伴。
再以日本為例，根據日本財務省發布的數據，2020年日本出口額比上年減少11.1%。但由于中國經濟迅速實現復蘇，拉動日本全年對華出口增長2.7%。日本對華出口占其出口總額的比例升至22％，中國再次成為日本最大出口目的地。
與中國經濟的密切聯系使得任何國家很難一心跟隨美國采取針對中國的強硬措施。七國集團峰會期間，與美國和加拿大的強硬態度不同，意大利、德國、日本都提及G7與中國的合作性質，贊成對作為重要貿易和投資伙伴的中國采取務實態度，在中國挑戰的深度方面與前者存在不同看法。
而對于即將成立的關于中國的工作組，默克爾強調她并未將其視為一種反華努力。對于拜登政府力推的旨在削弱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影響力的全球基礎設施倡議，德國也尚未決定是否要為此承諾具體的資金投入。
峰會期間，北約國家紛紛強調北約的軍事聯盟性質以及俄羅斯是更大威脅，重申與中國之間的關系具有多重性質，在某些領域仍然是合作伙伴。對此，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坦言，要在如此之多的成員中尋找共識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面對盟友的諸多猶豫，美國應該審視其自身的政策到底具備多大的可行性。一面惺惺作態地表示不會迫使盟友在中美之間選邊站，一面不遺余力地利用美國霸權向盟友百般施壓。即便這般，也尚未能換取盟友一心一意地跟隨。
真正的“志同道合”不可能僅僅建立在嘴上勾勒的美好愿景之上，而必須切實放下“美國優先”的傲慢姿態，以平等、尊重、合作、互贏來爭取盟友的信任。美國早已不再具有曾經無與倫比的影響力，它必須要在一個更加多極化的時代中前行。
將世界人為地劃分為所謂“民主”和“專制”兩大陣營，并意圖將與中國對抗的政策強行施加于盟友身上，只會給世界秩序帶來更多的摩擦和不穩定。
對亟待復蘇的世界經濟和秩序而言，這只會是一場災難，而非美國所宣稱的“民主國家將會為世界未來提供更好的應對挑戰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