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來源于文匯報，2021年5月26日
王健，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導讀】5月22日，第154期文匯講堂《一脈相承、與時俱進——中共百年對外交往》成功舉辦，上海社科院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王健研究員應邀做了主題演講，并與文匯報記者李念進行了媒體對話。提問環節，十位聽友提出關切問題，現經整理與讀者分享。
現場聽眾排隊提問，對中國國際地位極為關切
*應對西方不利言論：“他塑”背景下，需要“新時代斯諾”和自我提升
國際品牌中國代理商劉鵬波：這段時間，國外輿論有許多對我們中國非常不利的報道，而我們僅在外交層面不斷地抗議，我們應該如何有效應對？
王健：由于歷史、文化、體制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客觀上說，西方輿論中確實存在著不少對華負面報道。這其中情況也非常復雜，需要認真加以分析、區分。有些可能是對中國情況的不了解、認識不全面；有些背后可能還存在一些經濟利益的驅動；還有一些則是刻意謾罵攻擊我們的制度體制。對于第三種情況，我們在外交層面做出相應的表態和回擊是必然的。
如何有效應對？即在新時代如何講好中國故事，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故事，顯得非常重要。坦率地說，由于歷史原因，目前我們的國際傳播能力相對不足，當前中國在世界上的形象，以及一般民眾對華認知，基本上還由西方媒體“他塑”而成。
反觀中共百年對外交往史上的對外傳播案例 ，有過比較成功的“斯諾模式”。雖然現在我們的國際傳播能力逐漸增強、途徑日益增多，但在新時代如何發揮“斯諾模式”作用依然值得認真思考。前不久，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談到，希望有更多外國媒體記者成為“新時代的斯諾”。
當然，除了記者，還要鼓勵對中國有所了解的朋友在國際媒體上多多發出客觀公正的聲音。我認識的在華工作過的以色列、意大利朋友，最近在媒體上就新疆問題發表了非常公正的評論，產生了積極影響。
*黨及時糾正了“極左思潮”，今后應以史為鑒，提高治國理政能力
自我修正是我黨一大特點，在毛澤東、周恩來的親自推動下，及時恢復了當時受影響的外交關系
牙醫朱聯國：毋庸置疑，中共建黨百年在對外交往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外交往中是否也犯過一些錯誤？今后應當如何吸取經驗教訓，少走一些彎路？
王健：歷史就是歷史，有時是無法任意選擇的。在黨的百年對外交往歷史中，無論發生過什么波折和曲折，都要從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的角度分析。舉一個例子，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上半期，我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十分嚴峻，壓力巨大。在此背景下，外交領域一度出現了極左思潮，60年代下半期曾把推進世界革命作為當時對外工作的基本方針，導致中國外交出現了嚴重困難，與建交國中的多數國家發生了外交糾紛。
然而，中國共產黨最突出的一個能力就是堅持實事求是，及時自我修正。我黨及時發現了極左思潮對外交干擾帶來的負面影響，及時糾正了錯誤。在毛澤東、周恩來的親自推動下，積極恢復了外交關系。外交領域事實上比其他領域更早地擺脫混亂狀態，并逐步走上正軌。特別是根據國際格局出現的變化，及時調整外交戰略，推動中美關系正常化，極大地改善了中國所面臨的外部環境，為后來的改革開放創造了良好條件。
今后，中國外交要少走彎路，其中一條就是要認真學習黨史、新中國史和改革開放史，不斷總結運用黨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成功經驗，深刻汲取歷史教訓，不斷提高治國理政的能力和水平，推進外交工作行穩致遠，更好地服務于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
*應對美國的“四全”遏制和嵌套式議題：以“組合拳”對“組合拳”
中國外交在經濟領域取得較好的突破，但美國政府仍然在加強對我國非經濟領域的圍堵
上海政法大學學生韓犇：中國外交在經濟領域取得較好的突破。但美國政府目前頻繁加強對我國非經濟領域的圍堵，請問這會對我國的經濟、科技合作產生何種影響？我們應該采取怎樣的策略？
王健：中國外交堅持合作共贏的對外開放，在經濟合作方面確實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成就。例如，得益于自貿區的升級，今年1月至4月，中國與東盟貿易總值同比增長約30%，中國與東盟繼續互為第一大貿易伙伴。去年底，簽訂了RECP協定和中歐全面投資協定。
至于說到美國對我國的遏制、圍堵和打壓，其實早在奧巴馬第二任期內就已經開始了，安全領域提出了“亞太再平衡戰略”，計劃將美國主要軍力撤回到亞太地區；經貿方面提出了TPP。拜登政府上臺后，基本延續了特朗普時期的對華政策，只是手段上有所不同，目標并未改變。一般認為，美國對中國的遏制是全政府、全領域、全方位、全世界的“四全”出擊。拜登政府的一個新做法就是以所謂規則、人權等為基礎，構建自己的聯盟體系。雖然議題主要集中在規則、人權等領域，但其實對經濟合作也會產生影響。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在美國的帶動下，以所謂新疆問題為借口，歐盟參與了對華制裁，并直接影響到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推進。目前，歐盟已經全面凍結了對協議的審議。
我們要注意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今后可能會以人權、價值等作為進一步影響中國對外科技和經貿合作的新壁壘。例如，在限制中國棉花和太陽能面板出口方面，美國打的就是人權牌，與所謂的強迫勞工掛鉤。此外，美國已經提出了所謂威權科技與民主科技的區別。所以，美國對我們的圍堵是全面的，非經濟領域也會影響到經濟領域。
至于如何應對，美國現在采取的是議題分割方式，但其實許多議題都是嵌套的，我們也應當考慮這種議題的聯系性，以組合拳對抗組合拳。
*“戰狼外交”是新的“話語陷阱”，我們敢于斗爭也要善于斗爭
進入新時代以來，我國外交方式發生轉變，西方媒體將這種外交變化稱為“戰狼外交”
上海政法大學學生陳戩：進入新時代以來，我國外交方式發生轉變，西方媒體將這種外交變化稱為“戰狼外交”。請問如何看待所謂“戰狼外交”？我們的外交如何進一步為第二個百年目標服務？
王健：我國針對一些國家，特別是美國特朗普時期毫無底線地對我攻擊、抹黑和謾罵做出有力外交回擊，對此西方媒體為之貼上了 ”戰狼外交”的標簽。在我看來，這也是一種新的“話語陷阱”，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中國威脅論”的一個翻版，目的就是讓我們任人辱罵，放棄抗爭。
在外交領域，我們從來就是既敢于斗爭，也善于斗爭，在原則問題上我們寸步不讓，在策略問題上靈活機動。據夏衍回憶，周恩來當年對于去朝鮮板門店參加停戰談判的中國外交人員就提出“行于所當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目前，我國外交的主要任務是為我們國家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同時為人類進步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我相信，在外交斗爭中，我們今后也一定會不斷提升斗爭能力和水平，堅持有理有利有節、把握斗爭火候，特別是根據形勢需要，把握時、度、效，及時調整斗爭策略，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在斗爭中爭團結，在斗爭中謀合作，在斗爭中求共贏。
1945年10月，“雙十協定”簽署后毛澤東從重慶回到延安，在干部會上就明確提出：針鋒相對要看形勢。有時候不去談，是針鋒相對；有時候去談，也是針鋒相對。
總之，百年黨史中充滿智慧和經驗，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借鑒。
*“一帶一路”建設是中國享受到“要想富先修路”紅利后的全球版
“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也是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踐平臺
黨群工作者葉子青：新時代黨中央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多數都是發展中國家。這個倡議同上世紀60、70年代中國對發展中國家或亞非拉國家的援助有何區別？
王健：“一帶一路”倡議，主要是為糾正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發展空間不平衡、缺乏足夠的包容性等而提出的中國方案，也是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踐平臺。正如你所提到的，“一帶一路”沿線有相當部分的發展中國家，而發展中國家之所以存在發展問題，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基礎設施落后，使得其無法有效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參與全球經濟。
“地理決定命運”，曾是形容這個世界的最著名的格言之一，而“要想富，先修路”也是我國許多地區擺脫貧困落后的成功經驗。事實上，全球人口總數已經超過了70億，但現有的基礎設施僅能滿足30億人口的需求。預計全球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平均每年大約需要3萬多億美元。只有解決了基礎設施問題，才能從根本上推動發展中國家發展。
事實上，由于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大、周期長、收益慢、地緣政治風險大，以往全球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存在嚴重不足。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后，不管出于競爭還是其他目的，確實帶動了全球對基礎設施的投資。例如，歐盟公布了“歐亞互聯互通戰略”、美國出臺的“印太戰略”中也部署了藍點計劃、日本則推出了旨在促進日本海外基礎設施投資的“高質量基礎設施合作伙伴關系”等等。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一帶一路”帶動了全球對基礎設施的投資，推動了新的全球化發展。
*與1960年代援助亞非拉相比，合作為主，助其自力更生原則不變
至于“一帶一路”倡議同上個世紀60、70年代我們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有何區別，我認為最大的區別就是當時是對外援助，而“一帶一路”倡議下，與沿線發展中國家則是以經濟合作為主，對外援助為輔，雖然也確實引導了援助資金向沿線國家的傾斜。當然，在不附加政治條件、幫助發展中國家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獨立發展的道路等方面，與當年對亞非拉國家的援助原則是一致的。
需要指出的是，確實有一些西方國家對我們推進“一帶一路”倡議有各種非議，有些誣蔑我們搞所謂的“債務陷阱”。前幾年，我參觀了不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也參與了一些國際會議，其實，絕大多數當地政府、百姓和智庫都非常歡迎，積極想要加入。例如，保加利亞的學者就非常希望在建設塞匈鐵路的同時，建設一條經過保加利亞的玫瑰之路。在我牽頭下，我們與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多哈中心已經召開了兩次有關“一帶一路”倡議與中東的國際研討會，中東地區學者都認為這是中東發展的一個良好機遇。
*中華文明無論發展到什么程度，都不會壓倒其他文明，而是互鑒共美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會對人類文明進步，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更多更大貢獻
華東理工學生趙金龍：亨廷頓認為，中國是偽裝成國家的文明，還有很多人認為“9.11”恐怖襲擊是對文明沖突論的驗證。當前中國的GDP正在全面追趕美國。基于這些觀點與事實，是否說明中華文明正在全面超越西方文明？
王健：我本人并不是太認同亨廷頓所說的文明沖突論，而比較同意聯合國文明聯盟大使潘光教授的觀點，即世界上并沒有純粹的“文明沖突”。什么叫純粹的“文明沖突”，就是指排除了政治、經濟等方面因素作用的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其實，文明沖突的背后，許多都是現實安全、政治、經濟利益的沖突，只是借文明的旗號而已。
伴隨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華文化和文明也必然重新煥發出生機和活力，會對人類文明進步，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更多更大貢獻。每個文明都有自己的特長，文明之間不應該做高低優劣之爭，而是應該互學互鑒。每個文明的發展，都是在開放中發展進步，在封閉中落后停滯。人類的文明生態應該像動植物生態一樣，保持多樣多元，姹紫嫣紅，萬物競生。
冷戰結束以后，美國一開始認為西方制度可以一統天下，當年福山寫了一本非常有名的書，叫做《歷史的終結》。但現在看來，西方民主制度確實還是存在自己的問題。第三波民主潮的退潮、中國發展道路的影響上升，特別是去年美國大選中、西方疫情防控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使得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對自己的制度文明開始產生內在焦慮。拜登政府上臺后，在多個場合提到要向世界證明民主是有效的，這也反過來說明，美國也看到了民主存在的一些問題。
當然，隨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中華文明的再度輝煌，我們也依然要保持開放的心態，學習的態度，汲取歷史上固步自封導致落后挨打的歷史教訓。習近平總書記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上就說過，一種文明如果長期自我封閉，必將走向衰落，而交流互鑒是文明的保鮮劑。我以為，我們中華文明的未來不管發展到什么程度，絕不會去壓倒其他文明，而是要實現文明互鑒、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巴以沖突的現實因素是拜登對以有所疏離，巴以雙方都面臨大選
5月24日，聯合國討論了 擔任聯合國安理會輪值主席國的中國提出的解決巴以沖突的中國主張
企業職工張慶明：近期巴以間爆發了新一輪沖突，恰好正是中國擔任聯合國安理會輪值主席國時期，請問您如何看待巴以問題以及中國在其中的作用和影響？
王健：這次巴以沖突的背景既有長期存在的歷史原因，也有一些現實因素。長期存在的歷史原因，就是巴以之間的問題沒有得到有效解決，而且越來越邊緣化。
現實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以色列想在中東問題上，特別是巴以問題上拖住美國。特朗普時期，美國給予內塔尼亞胡政府全面有力的支持，雙方度過了一段親密無間的甜美時光。但在拜登上臺后，雖然在遷館等問題上繼承了特朗普時期的外交遺產，但為了確保美國從中東撤出力量并保持一定的離岸平衡能力，所以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對以色列的疏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拜登上臺后給各國領導人打電話，內塔尼亞胡排在較后的位置，甚至在拜登同***通話后一周多。
另外一個原因是內塔尼亞胡政府和哈馬斯都出于大選策略的考慮。從以色列方面來說，通過局部沖突，使得內塔尼亞胡安全總理的形象更加鮮明，力爭奪回組閣權，而哈馬斯也希望借此擴大在巴勒斯坦政府，特別是在西岸地區的影響，從而為時隔15年到來的大選奠定選民基礎。
*中國擬定了巴以問題中國主張，維護正義贏得中東各國信任
沖突爆發后，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輪值國主席，及時召開了多次緊急會議商討化解巴以危機，在積極引導安理會調節沖突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中方還根據人道主義和巴以談判的歷史文件，擬定了巴以問題中國主張，積極促進停火和談判。大家可能注意到，中方多次提出，歡迎巴以雙方談判代表在華舉行直接談判。這一方面表現了我們積極幫助解決問題的態度，同時，這也反映出中國在中東的影響力的擴大。
2001年，我陪同國內代表團去訪問以色列外交部，當時問及中國在巴以問題上能發揮什么作用，對方回答十分明確，就是目前中國還發揮不了作用。一晃20年過去了，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從幾年前開始，巴以雙方都希望中國能夠發揮促和作用。2013年5月，內塔尼亞胡和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幾乎同時訪華，引發了外界的種種猜測。
我們中國在中東如此復雜的地區，有人稱為“帝國的墳墓”，同當地所有國家建立外交關系，保持了良好的合作，這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始終高舉維護公平正義的旗幟，倡導“講信義、重情義、揚正義、樹道義”的價值理念，進而贏得中東地區各國的信任。從在中東的實力來說，中國同美國、過去的蘇聯、現在的俄羅斯，甚至歐盟都還無法相提并論，但我們是從道義的立場出發，從而得道多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