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來源于文匯報，2021年5月24日
王健，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導讀】5月22日，第154期文匯講堂·中共黨史系列第四講《一脈相承、與時俱進——中共百年對外交往》成功舉辦，上海社科院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王健研究員應邀做了主題演講，并進行了媒體對話和聽友互動。現經整理，與讀者分享主講部分。
今天很高興來和大家交流中共百年對外交往史。我們黨在一百年的奮斗中，始終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分析把握歷史大勢，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種歷史機遇，同時正確處理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我們黨的誕生就是順應世界發展大勢的結果。十月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的興起，就是當時的世界大勢。”“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從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人民抗日救亡強烈愿望的大勢出發，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并最終團結帶領人民贏得了抗日戰爭偉大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鞏固，也是順應時代大潮的產物。”“作出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也是基于我們黨對時代潮流的深刻洞察。下決心實現黨和國家工作中心的轉移，一往無前拉開了改革開放的歷史大幕。”
我們黨在一百年的奮斗中，始終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分析把握歷史大勢，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種歷史機遇
中共對外交往基本脈絡
這一百年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從建黨到新中國成立、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從改革開放至今。
建黨到新中國成立
從建黨之初到新中國建立，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決定了我們黨在對外工作方面的主要任務是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也就是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取得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
*1922年二大后成為共產國際支部，瑞金蘇維埃政權提出對外主張
中國共產黨誕生在1917年蘇聯十月革命以后，當時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風起云涌。為了指導歐洲各國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在列寧的倡導下，于1919年3月建立了全世界共產主義者的領導機構——共產國際（俗稱第三國際）。雖然曾在匈牙利、德國巴伐利亞州建立過蘇維埃政權，但均以失敗告終。與此同時，列寧開始關注東方落后國家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并將東方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納入世界革命的范疇，制定了關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東方戰略，幫助落后的東方國家建立共產黨組織，推翻殖民統治，進行民族解放運動。因此，中共誕生過程中，共產國際發揮了一定的促進和幫助作用。
中共一大除了13位國內代表之外，還有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兩位共產國際的代表
中共一大除了13位國內代表之外，還有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兩位共產國際的代表。荷蘭人馬林是共產國際的老革命，在印尼爪哇幫助建立印尼共產黨，因此他的行蹤早就引起了荷蘭政府的警覺。當他受共產國際委派動身來華時，荷、英、法等就相互交換情報，1921年7月30日，中共一大第六次會議召開時，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程子卿闖入望志路的會場，謊稱找錯了人，其實并非偶然。
到了中共二大，中共就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明確中國實際上已經成為“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勢力所支配的半獨立國家”，要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后，中共從國共合作轉為獨立自主開展土地革命。1931年在瑞金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并設立了外交人民委員部，這可以說是黨領導下最早的對外交往機構。在《中華蘇維埃共產黨憲法大綱》里進一步規定“以徹底地將中國從帝國主義壓榨下解放出來為目的”，不承認帝國主義在華政治上、經濟上的一切特權、與反革命政府訂立的不平等條約無效、否認反革命政府的一切外債等對外主張，這與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的外交主張有許多相似之處，可以說是新中國外交的先聲。
1931年在瑞金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并設立了外交人民委員部，這是黨領導下最早的對外交往機構
*1936年斯諾訪延安，毛澤東表達和英美結成統一戰線愿望
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變并占領東北，1933年德國希特勒上臺，共產國際號召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并為中共所采納。為了沖破國民黨的信息封鎖，改變國際社會對中共和中共領導下抗日的混亂認知，1936年春天，中共中央給身在上海的宋慶齡寫信，希望她能邀請一位公道的西方記者和一名醫生到陜西實地考察邊區情況，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張。宋慶齡推薦了埃德加·斯諾。7月周恩來在延安見到斯諾時說，雖然你不是共產主義者，但沒有關系，你寫你所見，我們會給你充分的自由來考察。
斯諾在延安歷時四月的考察非常順利，采訪了很多人和事，最后花了三個月寫出了一舉成名的著作《紅星照耀中國》，向世界介紹了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毛澤東接見斯諾時特別強調：“中國人民今天面對的根本問題是同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他表達了愿意和英美結成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愿望。
1936年7月，斯諾到訪延安采訪毛澤東等領袖和事務長達四月，第二年出版了《紅星照耀中國》
*1944年西北參觀團和美軍觀察團來訪，揭開中共“半獨立”外交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后，整個東方反法西斯戰爭形勢發生變化，中國和在英國控制下的緬甸、印度合成中緬印戰區，由美國史迪威將軍擔任參謀長。在統一戰線思想指導下，中共利用一切機會和渠道，積極開展與盟國、特別是美國的交往。從1942年開始，重慶的中共辦事處就同英美特別是美國駐華大使館保持聯系。周恩來多次提出邀請美國使館工作人員訪問延安，由于種種原因始終未能實現，到1944年才沖破國民黨阻擾取得了兩個突破。
第一，6月成功邀請了20多位中外記者組成西北參觀團。其中有六位外國記者，除了蘇聯塔斯社記者普羅岑柯外，他們是《紐約時報》和《時代》雜志社記者愛潑斯坦、合眾社兼《泰晤士報》的記者福爾曼、美聯社兼《曼徹斯特衛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記者斯坦因、路透社兼《明星周刊》、《巴爾的摩太陽報》記者武道、美國天主教《信號》雜志記者夏南漢。毛澤東在向美國記者斯坦因闡述中共的外交方針時主張中國與美蘇都應當保持友誼的關系。當時毛澤東的想法就是要“言傳出去，爭取過來”，后來取得了非常明顯的效果。之后，越來越多的西方記者訪問延安，美國還提供了大量軍事物資。
1944年6月，中共成功邀請了20多位中外記者組成的西北參觀團到訪延安
第二，7月至8月美軍觀察組到達延安，至1947年3月胡宗南進攻延安前才完全離開。美軍觀察組是美國政府委派而來，希望能夠充分了解中國共產黨這支抗日力量，并與之合作，增強東方戰場的力量。8月15日延安《解放日報》上，毛澤東發表了社論《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這篇社論毛澤東做了大量修改，尤其是標題里稱其為“戰友”，足見用心和重視。通過美軍觀察組使得世界對中國共產黨的抗日和中共形象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也打開了世界正確認識中國共產黨的又一扇門。西北參觀團和美軍觀察組到訪延安，是中共“半獨立”外交工作的開始。所謂“半獨立”是指當時中共開展的外交活動還需要國民黨政府的允許。
7月至8月美軍觀察組到達延安，至1947年3月胡宗南進攻延安前才完全離開
*中共第一份外交工作文件、中共第一個對外機構、中共第一批外事人才
通過接待美軍觀察組訪問延安，也使中共逐步積累了對外交往的經驗，并誕生了第一份外交工作文件、第一個對外聯絡機構，積累了第一批外事人才。
1944年的8月18日，中共中央發表了《中共中央關于外交工作的指示》，這是中共第一份關于外交的正式文件，進一步強調了國際統一戰線的重大意義。它明確提出：“我們的外交工作已經開始。”所以，中共的對外交往經驗是從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當中逐漸發展成熟起來的。
接待美軍觀察組的主體是第18集團軍即原來的八路軍。為此，中共中央專門設立了軍委外事組，負責對美軍觀察組的聯絡和接待任務。這個機構和瑞金蘇維埃成立的人民外交委員部、1939年1月南方局下的外事組性質都有所不同，接待的不只是民間團體和人士，而是政府派出的代表團，因此是我黨最早建立的專職對外聯絡機構。
與外交人民委員部等不同，中共中央專門設立了軍委外事組，專職對美軍觀察組的聯絡和接待任務
1945年內戰爆發以后，許多外事干部即將分散到各部隊參戰。周總理未雨綢繆，1947年5月1日，果斷地以這些富有外事經驗的干部為主體，成立了中共中央外事組，主任葉劍英、副主任王炳南、顧問馬海德，與其他部門并稱中央八大機構。下設研究處、編譯處和新聞處，編譯處主要編撰國外歐美報紙信息，并將毛澤東和中央文件翻譯并傳播出去，為新中國外交儲備了人才。
1945年12月，已退役的美國二戰陸軍參謀總長馬歇爾將軍受杜魯門總統委派，作為特使來中國負責調解國共軍事沖突。1946年3月4日他來到延安，并住了一晚，第二天上午返回武漢。這又是一次不小的外事接待。首先，要安排他住宿，當然不是大賓館，只能是一個窯洞，太講究不可能，只是有一個活動的衛生間，這可能算是最早的國賓館了；第二，馬歇爾作為美國特使，美方要求在機場掛美國國旗，我們既不能掛青天白日旗，也不能掛鐮刀斧頭旗，結果做了一面以紅色為背景，上面嵌了五個黃色星星的旗幟，這說明那時在黨的領導人腦海里可能已有了新中國國旗的輪廓；第三，馬歇爾還檢閱了延安的儀仗隊。這應該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支儀仗隊。
馬歇爾將軍（中）受杜魯門總統委派，作為特使來中國負責調解國共軍事沖突，在延安檢閱儀仗隊
*1949年米高揚密訪西柏坡，毛澤東提出“一邊倒”政策
抗戰勝利后，中共曾希望國共合作，和平建國。但由于國民黨堅持反共，特別是美國最后完全支持蔣介石政權，使得戰后和平建國的時機被錯失。在內戰爆發之前，毛澤東會見到訪延安的美國記者斯特朗，他科學分析了世界格局，特別提到“中間地帶”理論。毛澤東認為“美國和蘇聯中間隔著極其遼闊的地帶,這里有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美國反動派在沒有壓服這些國家之前，是談不到進攻蘇聯的”。這一認識標志著中共在國際斗爭中有了更加明確的主體意識，也指明了中國革命在國際上的敵友關系。
1949年新中國即將建立之前，蘇聯派米高揚密訪西柏坡。在接見米高揚的過程中，毛澤東特別提到了國際關系問題和新中國對外政策的總方針問題，即所謂臟屋子問題，清掃干凈再請客。6月30日，為紀念中共建黨28周年，毛澤東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非常明確地指出：“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墻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并進一步明確：“我們在國際上是屬于以蘇聯為首的反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的。”
毛澤東接待米高揚時，特別提到了國際關系問題和新中國對外政策的總方針問題
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共高度重視外交工作，外交部長長期由總理周恩來兼任。周總理有個比喻：“過去我們可以說是打游擊戰的，只接觸了一些外國記者和馬歇爾，不是全面的斗爭。現在我們是代表國家，一切都要正規化、堂堂正正地打正規戰。”作為執政黨，中共將其外交思想作為全面推動新中國外交的指導思想。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外交任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捍衛民族獨立，沖破西方的封鎖。二是在“一邊倒”的同時，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展同世界其他國家的關系。三是在世界上堅持公平正義，支持發展中國家的解放、獨立和發展。
*抗美援朝贏得國際地位，萬隆會議肯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新中國成立以后“一邊倒”，1950年2月14日中國和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后來蘇聯援助我國改建新建了156個項重點工程，大大推進了我國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的發展，奠定了新中國的工業基礎。正當新中國百廢待興，準備大搞經濟建設之時，朝鮮戰爭爆發了。是否要出兵援助，當時黨內意見并不一致，但在蘇聯表示無法給予空中支援，并暗示中國可以放棄支持北朝鮮的情況下，毛澤東從國際主義和中國根本利益出發，毅然決定出兵。他指出，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抗美援朝，就是保家衛國。
毛澤東從國際主義和中國根本利益出發，毅然決定出兵。他指出，抗美援朝，就是保家衛國
這場戰爭大大提升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第一，首次作為五大國之一參加了日內瓦會議。1953年朝鮮停戰，1954年中國尚未返回聯合國，卻第一次作為世界大國登上了國際舞臺。毛澤東當時就講：“很有一種有利的局勢，需要我們走出去”，并表示完全同意周恩來在全國政協常委會提出的國際和平統一戰線的外交方針。當時周總理帶領了200多人的代表團，一邊參加會議，一邊鍛煉隊伍。第二，與西方大國關系有所發展，中國政府同意派遣代辦駐英，雙方保持“半建交”關系。會后，與美國開始了領事級談判，次年升格為大使級，這個談判一直持續到1970年2月，累計136次，達成了一項協議，但周總理認為僅此一項也值了。這項協議是1955年中美簽訂的“雙方平民回國協定”，依據該協定，錢學森等120多名留美學生返回祖國。第三，除了和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西方大國關系之外，1953年底我們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積極推動與亞洲國家的關系。1955年萬隆亞非會議通過的《十項原則》體系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精神，得到了亞非國家的充分肯定。萬隆會議后，我們與亞非國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
1955年中美簽訂的“雙方平民回國協定”，依據該協定，錢學森等120多名留美學生返回祖國
*加大援助非洲，1964年與法建交，“兩個中間地帶”被提出
1950年代后半期至1960年代，中國的整個外交形勢又發生了變化。第一，由于中蘇兩黨意識形態領域的爭論擴展到國家關系，1965年3月以后，我們和蘇聯斷絕了來往，蘇聯開始向中蘇邊境不斷增兵，進入敵對狀態。第二，1964年美國借口“北部灣事件”轟炸北越，不斷擴大戰爭規模。為此，毛澤東把“中間地帶”理論進行了新的發展，提出了美蘇爭霸之間存在“兩個中間地帶”——亞非拉國家與美國之外的資本主義國家。1974年，毛澤東又在這一基礎上形成了“三個世界”的劃分理論。由此，我們加大了對非洲國家的支持和援助，1958年為支持阿爾及利亞獨立，甚至為此付出了法國推后與我國建交的代價。同時，我們依然積極推動與西歐國家關系，1964年與法國建交，實現與西方大國建交的歷史性突破。中日關系也“以民促官”，不斷推進。“兩個中間地帶”理論是中共國際統一戰線的成功運用。
1964年我國與法國建交，實現與西方大國建交的歷史性突破
*四位老帥分析國際戰略形勢，1972年中美關系突破
珍寶島沖突后，蘇聯事實上成為中國最大的現實威脅。同時，美蘇爭霸呈現“蘇攻美守”的新態勢。1969年5月，毛澤東請陳毅、葉劍英、徐向前和聶榮臻四位老帥研究國際戰略問題。他們花了一個多月，提交了《對戰爭形勢初步估計》，分析了兩對主要矛盾：中蘇矛盾大于中美矛盾，意味著蘇聯已上升為中國主要威脅；美蘇矛盾大于中美矛盾，揭示出中國有條件和美國合作。基于這個戰略判斷，加上國際形勢的變化，毛澤東決定改善中美關系。此后，整個外交局面就打開了，其他西方大國紛紛同我們建交，中國也重返聯合國。到1976年底，我們已與110個國家建交，后來鄧小平指出，“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同志的功績。”
基辛格曾秘密訪華，是中美建交的重要推手
改革開放后至今
改革開放以后，中共的對外交往，一是鄧小平確立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提出真正的“不結盟”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二是冷戰后，我們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化、建設和諧世界；三是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作出了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判斷，確立了習近平外交思想，同時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新型國際關系、共建“一帶一路”等新理念新主張新倡議。
1985年3月4日，鄧小平會見日本外賓時用“東南西北”概括了世界上的大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
2013年3月，習近平擔任國家主席后首站出訪俄羅斯，創造性地提出了“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的新理念，強調要以合作取代對抗，以共贏取代獨占，這是對傳統國家關系理論的重大突破。十九大報告中，進一步強調：“堅定不移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同各國的友好合作，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新型國際關系包含了政治上結伴不結盟、經濟上包容發展、安全上合作共享、文化上交流互鑒四方面內涵。
2013年，習近平首次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在聯合國成立70周年系列峰會上，系統闡述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五大路徑。2017年1月，習近平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了題為《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主旨演講，對五大路徑的行動方略進行了全面充實和升級，提出：“堅持對話協商，建設一個持久和平的世界；堅持共建共享，建設一個普遍安全的世界；堅持合作共贏，建設一個共同繁榮的世界；堅持交流互鑒，建設一個開放包容的世界；堅持綠色低碳，建設一個清潔美麗的世界”。“五個世界”論述形成了支撐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架構、大方向、大主張，不僅指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具體路徑和方法，而且規范了終極性的目標，構成人類命運共同體基本體系或思想。
****在聯大會議闡釋“五個世界”構成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基本體系
在“一帶一路”倡議等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實踐中，習近平還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外交理念。例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開放、融通、互利、共贏的合作觀；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義利相兼，以義為先，情義為重的正確義利觀等等。
中共對外交往三大特點
回顧中共百年對外交往發展史，有三個顯著特點：人民性、獨立性、時代性。
堅持人民性
是中國共產黨對外交往的宗旨與價值追求
一方面，外交的人民性體現在一切為了人民。中國共產黨是為人民謀幸福，從世界范圍而言，就是為了爭取人類的解放和幸福而維護世界進步事業。新中國成立后，我們積極支持亞非拉的獨立運動；冷戰后又積極推動構建國際政治新秩序，包括提出“一帶一路”建設，實際都造福于世界人民，致力于世界和平。
柬埔寨第五批商購100萬劑中國科興新冠疫苗23日上午運抵金邊國際機場
對外來說，我們承擔了自己的責任。僅在這次抗擊新冠疫情中，中國已向150個國家和4個國際組織提供了緊急救助，向80多個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疫苗援助，向50多個國家出口了疫苗，我們派醫療隊前往塞爾維亞時，武契奇總統親自到機場迎接。
對國內來說，現在非常關注外交為民，特別是海外領事保護和海外中國僑民的安全。中國人口占據世界總人口的五分之一，世界但凡出現一些問題多數都會影響中國公民。2011年利比亞撤僑，作為中國公民能夠脫身于戰亂是極為驕傲和自豪的事情。
另一方面，人民性還體現在外交依靠人民。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首先提出了人民外交的嶄新理念。1957年8月，周恩來會見來訪的美國青年代表團時強調：“兩國人民之間的關系不能單靠職業外交官來進行，更多的應該依賴兩國人民直接進行。”人民外交、民間外交有力地配合了政府外交。在中美關系方面，“小球推動了大球”，今年正好是50周年。
50年前，中美乒乓外交，開啟了“小球推動大球”的外交效果
堅持獨立性
是中國共產黨對外交往的基石和靈魂
新中國成立以后，“另起爐灶”“打掃屋子干凈再請客”這兩條政策堅定捍衛了新中國的外交獨立，即使在“一邊倒”中，周恩來也強調“我們對外問題有一個基本的立場，即中華民族獨立的立場，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場。”1958年，毛澤東果斷拒絕了蘇聯提出的建立長波電臺和中蘇聯合潛艇艦隊的建議，指出：“中國是獨立的國家，不是蘇聯的附屬，也不是蘇維埃的幾十個加盟共和國之一”。1957年，毛澤東在出席莫斯科大會討論《宣言》稿時提出，我們中國共產黨要加上一條，“各國的事由他們自己決定”。
改革開放后我們堅持“真正不結盟”的獨立自主和平外交，一切從中國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根據事情的是非曲折作出自己獨立判斷。鄧小平說： “我們不打美國牌，也不打蘇聯牌，中國也不允許別人打中國牌”。
堅持獨立性，還體現在尊重他國的獨立。我們從不輸出革命，從不干涉他國內政，也不搞小團體。2017年12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議上，習近平主旨講話說得非常清楚：我們不“輸入”外國模式，也不“輸出”中國模式，不會要求別國“復制”中國的做法。
堅持時代性
是中國共產黨對外交往的活力和生命力
本世紀初，通過加入WTO，利用難得的戰略機遇期迅速發展自己
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守正創新、抓住機遇。抗爭爆發后我們抓住機會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壯大了自己的力量；新中國成立后，“一邊倒”鞏固了新中國，通過同盟關系解決了安全和經濟援助問題；中蘇關系破裂，面臨美蘇“兩面夾擊”時馬上采取“兩個中間地帶”策略，拓展中國生存的外交空間，在蘇美兩霸之間爭取第三世界和西歐、日本這些國家；到了1970年代初，根據美蘇關系的變化，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大大改善了中國戰略環境，為改革開放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改革開放后，準確判斷了“和平與發展”主題，把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本世紀初，我們抓住911后美國大幅調整對外政策的契機，并通過加入WTO，利用難得的戰略機遇期迅速發展自己。
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又根據形勢變化，對外交工作作出了頂層設計，指明了前進方向，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不斷為人類發展進步作出新的更大貢獻。當下，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習近平總書記依然判斷現在仍處在戰略機遇期，但內涵和條件發生了變化。如何認識并把握新的機遇，這就需要從中國共產黨百年對外交往過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李念整編）
【精彩瞬間】
王健研究員在主講里指出，人民性、獨立性、時代性是中共百年對外交往的主要特點
媒體對話環節，文匯報記者李念就元首外交、他塑效應、話語構建等與王健展開討論
開場第3分鐘，全體聽友觀看主辦方制作的介紹王健的小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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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百年交往中，哪些歷史細節，哪些關鍵詞最重要，老少聽友認真記錄
有四位聽友獲得提問獎，獎品是上海交大出版社贈送的《逃亡與拯救》（王健著），聽友與頒獎嘉賓合影
排隊提問環節，有位聽友腿腳不便，會務人員安排其頭排就坐，準備提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