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于《中國共產黨百年對外交往與外交思想筆談》
原文載于《國際展望》2021年第3期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誕生以后就致力于對外交往和外交工作，并將其作為黨的建設、推進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及建設和改革事業的重要工作。黨對外交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始終是中國外交最為寶貴的歷史經驗之一。中國共產黨的外交思想是當代中國外交的根本指導思想。
（一）發展進程
回顧中國共產黨百年外交思想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中國共產黨成立到新中國成立、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和改革開放以后三個主要歷史階段。其中，在新中國成立前，主要體現為中國共產黨的對外交往思想。在列寧關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東方戰略思想和共產國際世界革命戰略的影響下，中國共產黨堅持反對帝國主義，努力實現民族獨立。抗日戰爭爆發特別是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以后，中國共產黨的對外交往思想有了更大的獨立性、自主性和靈活性。在統一戰線思想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利用一切機會和渠道，積極主動地開展與盟國、特別是美國的交往。尤其是1944年夏天美軍觀察組來到延安，它不僅標志著中國共產黨與駐華美軍合作的開始，而且也是中國共產黨“半獨立”對外工作的開始。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開始將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對外交往思想全面提升和轉型為國家的外交思想，并指導政府外交、政黨外交和民間外交等。雖然在初期由于兩極格局和美國的“扶蔣反共”政策，為了鞏固新政權，捍衛民族獨立，中國共產黨提出了“一邊倒”“另起爐灶”和“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的三大政策，堅定地站在愛好世界和平的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但與此同時，中共積極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謀求與世界各國和平共處，努力改善外部特別是周邊環境。這實際上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國際秩序觀的第一次完整體現和系統表述。“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這五項原則的確立，極大地增進了亞洲新興國家對社會主義中國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解和認同，而且通過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等多邊舞臺推廣到了國際社會，從地區性國家關系原則發展為國際關系準則。在中國與170多個國家的建交公報中都體現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精神。
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中蘇關系逐漸破裂、美國繼續推行敵視中國政策，同時亞非拉地區的民族解放和獨立運動風起云涌。隨著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毛澤東進一步發展了“中間地帶”理論，成為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國外交戰略的理論基礎，也是中國共產黨國際統一戰線思想的新發展。《人民日報》1964年1月21日社論《全世界一切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力量聯合起來！》在闡述毛澤東上述思想時，明確把“中間地帶”分成兩個部分，即廣大的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已經獨立和正在爭取獨立的國家和整個西歐、大洋洲和加拿大等資本主義國家，并分別稱之為“第一個中間地帶”和“第二個中間地帶”。中國共產黨的這一戰略思想使得中國在發展中國家中的影響不斷擴大，與法、日、奧、意等一些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也取得局部突破，有效拓展了中國反對美、蘇兩霸的國際戰略空間。
珍寶島事件后，蘇聯事實上成為中國最大的現實威脅。與此同時，在美、蘇爭霸中逐漸呈現“蘇攻美守”的新態勢。為此，毛澤東決定改善中美關系，集中力量對付蘇聯。他在“兩個中間地帶”思想上又進一步形成了“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并立足中美蘇“大三角”的國際格局現實，提出了“一條線”“一大片”的戰略思想。這些理論和戰略思想有力推進了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建設，不僅有效維護了自身國家安全，而且通過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徹底打開了中國外交的新局面，為后來的改革開放創造了必不可少的外部條件，也開始了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進程。
改革開放后，鄧小平抓住當時國際關系變化的主要矛盾和特點，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的重要戰略判斷。堅持超越意識形態劃界，從維護國家的核心利益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明確了“真正的不結盟”的獨立自主外交思想。同時，鄧小平還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和經濟新秩序的基礎。正是在這一重大外交戰略思想轉變的基礎上，中國外交實現了重大突破和發展，為改革開放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國外部戰略環境發生了一些新的重大變化。為此，鄧小平又及時提出了“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于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的“二十八字外交方針”。其中核心思想就是“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在這一外交思想指導下，中國逐步打破西方封鎖和制裁，改革開放事業不斷深入。此后，江澤民、胡錦濤又針對冷戰后國際形勢的變化和中國的發展，相繼提出了尊重世界多樣性、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創新“結伴不結盟”的新型國家關系、倡導新安全觀、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構建和諧世界等重要外交思想和理念。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把握新時代中國和世界發展的大勢，特別是作出了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性判斷，全面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對外工作中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創新，構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的主要內涵。其中，最重要的外交思想就是倡導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要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2017年3月17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首次載入聯合國安理會決議。與此同時，在“一帶一路”倡議等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實踐中，習近平還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外交理念。例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開放、融通、互利、共贏的合作觀，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義利相兼、以義為先、情義為重的正確義利觀等。
（二）鮮明特點
回顧百年中國共產黨外交思想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三個鮮明的特點。
第一、堅持人民性。中國人民和全人類的解放和幸福是中國共產黨的價值追求。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就以反對帝國主義、解放被壓迫民族為己任；新中國成立后，在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同時，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爭取和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解放和發展作為中國外交的首要目標。為此，中共創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并將其作為建立新型國家關系和國際新秩序的準則。周恩來指出，為了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面貌，我們需要和平，“時間越長對人民越有利……這就決定了我們在國際事務中的一切活動只能是為和平的目的，而不能是其他的任何方針”。與此同時，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始終堅持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支持發展中國家的民族獨立和發展。冷戰結束后，中國共產黨相繼提出了新安全觀、和平發展道路、和諧世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理念和思想。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國又以行動詮釋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精髓。
第二、堅持獨立性。中國共產黨始終以維護國家主權和人民根本利益作為黨的對外交往和當代中國外交的基石。新中國成立前，即使受到共產國際的領導，中國共產黨的對外交往依然努力堅持獨立自主。新中國成立之初，雖然國家采取了“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但是中國共產黨依然強調，“我們對外交問題有一個基本的立場，即中華民族獨立的立場、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場”。1958年，毛澤東斷然拒絕了蘇聯提出的建立長波電臺和中蘇聯合潛艇艦隊的建議。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更是提出了實行“真正的不結盟”的獨立自主外交原則，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第三，堅持時代性。中國共產黨始終以國際格局和國內發展的變化為前提，與時俱進，善抓機遇。抗日戰爭特別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國共產黨在堅持反帝的同時，及時參與和推動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為戰勝日本侵略者、維護中華民族的獨立和促進中共自身的發展壯大贏得了國際同情和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面對兩極格局及其內部變化，相繼提出了“一邊倒”“兩個中間地帶”“三個世界”、“一條線”“一大片”的外交戰略思想，有力維護了中國的獨立，拓展了中國安全和發展的戰略空間。改革開放開始以后，中國共產黨又根據國際格局發展的新變化，準確判斷并及時提出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推進對外開放，抓住戰略機遇期，使綜合國力迅速上升。十八大以后，中國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共產黨又與時俱進，堅持“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的辯證統一，提出了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