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來源于觀察者網，2021年5月2日
王健，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導讀
當地時間4月28日晚9點，拜登在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了“就任百日演說”。毫不意外，他在演講中不忘提及中國，將中國視為一個正逐步逼近的追趕者，呼吁美國要行動起來，贏得21世紀全球經濟控制權的競爭。拜登執政后，美國尋回盟友，重返多邊，在中東收縮，在印太擴張，以價值觀為外衣推出一套套對華遏制政策。那么，美國認為的中美關系是在合作的領域合作，在競爭的地方競爭，在對抗的領域對抗，真能切割得如此分明嗎？同時，美國新的戰略調整，能如其所愿嗎？觀察者網采訪了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王健研究員。
【采訪/觀察者網 朱敏潔】
觀察者網：到4月底，正好是拜登執政百日，外界必然關注其推出的內外新政；從我們的角度來看，其中不少政策的矛頭指向中國，您對此作何評價？
王健：我們現在看拜登的“百日新政”，內政外交中確實有相當一部分矛頭對著中國。在外交層面，有三個比較明顯的特點：
一是依然將中國作為主要威脅。在《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南》中明確認為中國是唯一一個有能力將經濟、外交、軍事、技術力量結合起來，對國際體系產生持續挑戰的一個潛在競爭對手。目前，又在審議《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重點是與中國開展全面戰略競爭。
二是以所謂維護國際規則、捍衛共同價值為基礎來構建同盟關系。美國之所以要加強同盟關系，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國認為隨著中國國力的增長，僅靠自身單獨的力量難以遏制中國。實際上在特朗普時期，就有美國智庫報告稱，缺少盟國支持，美國當下無力應對中國的挑戰。拜登在2020年3—4月號的《外交事務》發表競選文章就表示要與其他西方國家聯合起來，憑借占據全球GDP一半以上的分量，塑造從環境到勞動力、貿易、技術以及透明度領域的規則。拜登上臺后，也確實就是這么做的。
國務卿布林肯在多次談話中強調，與中國在商業領域打交道，我們必須和遇到同樣問題的國家聯合起來，這比美國單打獨斗要有效得多，因為美國只占到世界GDP的25%，但如果和歐洲等其他國家聯合起來，GDP可能就會占到40%-60%，中國將難以忽視聯盟的力量。在對華高科技封鎖方面，同樣如此，甚至該領域的聯盟更為突出。最近印太四國峰會上，建立了“關鍵技術和新型技術工作組”，要根據所謂的共同利益和價值觀來推動關鍵核心技術的開發應用。
美國此次組建聯盟的一個抓手，就是倡導所謂的共同價值和遵守國際規則，這主要是因為美國自己也認識到盟友跟中國的關系是多重、多樣的，特別是與中國都有比較緊密的經濟聯系，要他們完全選邊還是存在一定難度，因此只能從所謂意識形態和規則等共同點入手。
當地時間4月28日晚，拜登在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就任百日演說”。圖自路透社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表面上好像不涉及經濟、科技，但在結盟過程中美國將人權等價值規則不斷地外溢、嵌套進去。比如，將高科技分為專制的科技和民主的科技；在人工智能方面，要求遵守人權規范；最近，美國帶頭炒作新疆問題，以所謂強迫勞動為借口和西方大國一起對華實行聯合制裁。表面是人權問題，實際上已經影響到了歐盟和中國的經貿關系，歐盟議會已暫停對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審定。美國在努力設立一道貿易和技術交流的價值壁壘。
三是重返國際多邊機構。與特朗普退群不一樣的是，拜登政府很積極地返群，一上任就重新回到世界衛生組織，重返巴黎氣候協定，還要參加2022年至2024年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選舉。其目的，正如布林肯所說的，就是要重新奪回在國際組織規則方面的話語權，而不是拱手讓給中國，從而利用國際多邊機構作為盟國體系之外另一個打壓中國的平臺。拜登不是重返真正的多邊主義，而且利用多邊機構搞反華小團體。
內政方面，美國主要是通過《美國救援計劃》，提出《美國就業計劃》和《美國家庭計劃》，共計投入6萬億美元加強國內競爭力，爭取贏得同中國的全球競爭。
觀察者網：最近外界比較關注氣候合作議題。前些天，美國主辦的領導人氣候峰會正式召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參加峰會。前不久，克里訪華談氣候，但同時拜登派出非正式代表團到臺灣，您怎么看？鑒于目前的中美關系，氣候問題被視為雙方有望合作的議題，你怎么看待中美在這一領域的合作？
王健：按布林肯的說法，美國跟中國的關系是在合作的領域合作，在競爭的地方競爭，在對抗的領域對抗，他想把這些議題分離開來。
氣候變化屬于美國方面認為可以跟中國開展合作、也需要中國幫助的一個領域。最近克里訪華談氣候變化問題，中美還是發了聯合聲明，這在當下時間點也是不容易的。而且我看了公告，中美發表的內容基本一致，談得也比較豐富。其實，中國在合作方面的態度是比較積極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參加了領導人氣候峰會。中方也愿意在防止核擴散、全球反恐、醫療衛生等全球問題上加強合作，增加彼此互信，逐漸解決其他問題。但現在美國是試圖切割，認為氣候變化跟其他問題不聯系。所以在克里訪華期間，美國還派一個非正式代表團訪問臺灣，似乎想強調這一點。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雖然氣候問題是中美合作的一個領域，但實際上里面也充滿著競爭。我們可以從最近美國2.3萬億就業計劃中的基建項目看到，綠色基礎設施建設等等都包括在里面。這本來應該可以成為中美之間良好合作的一個領域，但就其國內反響來看，美國是不太愿意拿出這塊市場的，很有可能會用各種所謂價值、勞動等標準來阻止中國的產品、技術參與到美國的綠色基礎設施建設上來；甚至還可能跟我們在相關技術產品領域展開更為激烈的競爭，因為美國把綠色基建、綠色制造等產業視為美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美參議員盧比奧就提出要明確法案中的錢不能流向中國，“不買中國貨 ”。所以，在制定減排目標方面，中美可能有合作，但在怎么推進減排、怎么發展綠色產業方面還會存在競爭。
觀察者網：確實，前段時間，也有說法是，下一階段的能源革命可能是繼5G之后的另一場“軍備競賽”。
王健：全球可再生能源市場預計到2025年將達到2.15萬億美元，競爭將非常激烈。美國現在基本上把未來經濟發展寄希望于此，因為新能源領域是一個全新的技術工業體系。在傳統制造業，我們已經遠遠超過美國，而且從成本上來說，美國也不可能真的把一些傳統制造業搬回國內，但在新能源方面美國認為必須要領先中國，不能再輸了。為此，一方面大量投資新能源技術和生產，另一方面勢必會采取種種手段來阻止中國相關產業發展。比如，以強迫勞動為借口限制進口新疆生產的太陽能多晶硅。目前，美國國務院正與商務部等計劃封殺產自新疆的太陽能多晶硅，擬立法禁止從新疆進口多晶硅及其產品，此舉即可打擊中國實力雄厚的太陽能產業，又可扶持拜登所提倡的美國新能源產業。未來能源革命領域的競爭會非常殘酷。
觀察者網：那回到美國在亞洲的行動，在這一輪的美國盟友回歸當中，日本的表現是比較搶眼的。外界的一個感受是，一般美國新政府上臺，日本向美國尋求日美安保條約的確認是一個常規操作，但這次仿佛超過了一般的確認程序，因為這關乎到中國周邊是否安定，比如臺海、南海、印太等等，您怎么看最近日美之間的交流？
王健：我覺得在2010年中國GDP超越日本以后，日本對華政策、包括對華外交的心態都發生了一些變化，逐漸將中國視為自己的一個重要威脅。在安倍時期，中日關系似乎有所回暖，當時的主要背景是全球疫情爆發、特朗普政府對日本的冷落，所以日本希望跟中國的關系有適當改善，以抵消來自美國的壓力。
但是拜登上臺以后，情況就不一樣了。首先，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定位比較明確，中國是首要競爭對手，其次更加重視同盟的作用，再加上不久前圍繞《中國海警法》的爭議等等，日本國內的一批親美保守力量就開始大肆炒作中國的安全威脅。鑒于菅義偉政權國內疫情防控不力，內閣丑聞不斷，自民黨的支持率比較低，種種因素疊加起來，就對日本政府對華政策的延續性和穩定性形成了挑戰。
從美日共同發布的《新時代美日全球伙伴關系》這一聲明來看，已經超過了日美安保條約的一些范疇，包括臺海、技術等等。應該說，在中美之間，可能原來日本還不愿意公開站隊，那么這次它的站位就比較清晰了。共同聲明中特別提到，鑒于當前地區形勢和復雜的安全環境，美日同盟的重要性達到了新的高度——這是一個新的提法，因此要建立新時代的聯盟。
不僅是在安全問題上加強了美日安保同盟，而且還不斷擴大了聯盟合作范圍，比如在經濟領域擴大與美國的勾連，特別在半導體供應鏈上的合作、推動人工智能、地球物理、量子計算等領域的聯合研究等。此前，拜登政府發起“供應鏈百日審查”，包括芯片等半導體材料、稀土等稀有金屬、原料藥、高容量電池等。在不久前召開的美日印澳四國峰會上，四方試圖通過在技術、資金、規則制定方面的合作，重新打造一條稀土采購生產鏈，以對抗中國在該領域的主導地位。可見，日本已經深度參與到美國對中國遏制和脫鉤進程中去了。
觀察者網：對，美日也提出要共同出資，開發6G。
王健：在美國看來，當前的中美競爭中，軍事沖突還不是一個可用的手段，剩下就是技術手段。現在美國在半導體領域盯得很緊，一個是日本，另一個就是臺灣地區。其實拜登上臺后，美國對華遏制絲毫沒有減弱，反而使用聯盟的手段施加更大的影響。美國政府對華技術出口管制的實體清單越來越長，前不久超算上了“黑名單”，并計劃對生產14納米以下芯片的中國企業都要采取對華為那樣的措施——只要你用了美國的硬件軟件，就不能賣給中國企業。現在14納米的芯片中國基本上可以做，所以它竭力打壓14納米以下的。
除了與盟國加強高科技合作外，美國目前也在加大對科技、教育的投入，尤其希望自己在關鍵技術上領先中國兩代，保持絕對優勢。4月9日，白宮公布了總統2022財年1.52萬億財政預算案中，大多用于教育、醫療保健、科研和可再生能源的預算。其中，增幅最大的是教育，從730億美元預算增至1028億，增幅達40.8%。最近，美國還要討論《無盡邊疆法案》，該法案要求美在5年內投入1100億美元推進美國的技術研發。
韓國執政黨共同民主黨在首爾市長和釜山市長補選中慘敗，黨內領導層集體辭職。圖自韓聯社
觀察者網：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另一個重要盟友就是韓國，不過相較日本的表現，韓國的對華立場明顯要和緩很多，包括美韓2+2會談，新任外長鄭義溶訪華，韓國會不會成為美國在東亞打造盟友關系的一個例外？
王健：相對日本，目前韓國在中美之間還是保持著比較謹慎的態度，我們可以看到韓方多次拒絕參加四國集團的活動。大概有幾方面原因：一是韓國對中國經濟依賴比較大，像半導體產業跟中國的關系很密切。二是在朝核問題上韓國離不開中國，需要中國發揮積極作用。三是韓日之間本來就有矛盾，也會給美日韓三方關系的建構帶來阻礙。
當然，作為東亞重要一環，美國不會輕易放棄韓國，實際上也一直沒有放棄構建美日韓三國同盟。最近克里訪華結束后的下一站就是韓國，他表面上表示理解韓國的處境，在回答關于美國是否期待韓國在應對中國挑戰方面發揮更大作用時，就指出這取決于韓國政府的決定。
這次美國的同盟新戰略中有一個特點，就是表面上比較尊重盟國的感受——似乎不需要你挑邊，甚至聲稱不是特別針對中國，只是為維護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但實際上還是在拉攏，組成小集團。在美日共同聲明中，就特別提及美日韓三邊合作對地區安全和繁榮至關重要。事實上，美國也正在這么做，積極撮合韓日改善關系，加強與韓國的溝通，期待能結成美日韓三國同盟。美國多次宣稱，韓日關系無比重要，要繼續擴大美日韓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4月初美日韓三方的國家安全顧問在美國有一次對話，這是拜登上臺后第一次國家安全顧問級別的多邊對話。這反映出美國對擴大和深化美日韓三國同盟的重視程度。我們要看到美國對韓日的壓力還是很大的，也要看到韓國國內的保守派與文在寅政府對華的態度不一樣。明年韓國就要舉行總統大選，一旦保守派上臺，可能會對韓國的對華政策有些負面影響。所以，走勢究竟如何，還得繼續觀察。只能說就目前而言，韓國與構建美日韓三方反華同盟，保持一定距離。
觀察者網：對韓國國內局勢的擔心是有必要的，最近首爾、釜山的市長補選，執政黨共同民主黨大敗。
王健：是的，而且韓國民間也存在對華不友好的聲音。最近韓國江原道地區想建一個中國綜合文化城項目，遭到不少民眾反對。
觀察者網：接下來想請教您一些中東的問題。我們以中美安克雷奇對話后的聲明框架來看，除了氣候之外，伊核協議和阿富汗是明顯擺在中美合作議題當中的。最近伊核協議重啟談判，但目前還只是各自表態，沒有具體推進，美國表示愿意放棄制裁，但伊朗認為沒有進展，中間又因為核設施斷電問題，扯上與以色列的矛盾，所以還是一個問題，怎么來破局？因為這本身也關系到美國中東政策的變化，特朗普退出伊核協議的，但對拜登政府來講，這是奧巴馬時代最重要的外交遺產。第二，美伊各自手中有些什么牌能夠打？
王健：拜登的競選主張中就包含重返伊核協定，這和他上臺后實行的重視多邊、重返多邊、加強盟國合作是一致的。
美國重返伊核談判，一方面是解決美伊關系，另一方面某種程度上也是通過重返伊核協定來加強盟國之間的戰略協調、贏得盟國的信任和支持。同時，他也希望能夠把伊核問題納入到美國整個中東戰略中去考慮。
當前美國整個中東戰略在相對收縮，這個跡象是很明顯的。那么，在收縮的情況下，需要通過美伊關系的適當改善、緩和，來確保加強自身對中東事務的話語權和主導權不受影響。
現在伊核重啟了談判，但美伊還是間接地談，第一輪也沒有結果，主要原因還是一個程序性問題，也就是誰先讓步。伊朗方面立場很明確，美國要把對伊制裁全部取消，我才回到以前。美國則認為，伊朗已經突破了當時伊核協議的一些限制，所以你先要回到框架內，再逐漸取消制裁。雙方就僵在這里。
應該說，首次談判以后，美國還是釋放了一些信號，明確表示會解除一部分制裁，但問題是伊朗要求全面解除制裁，包括相關的對個人制裁。第一輪談判之后，伊朗又重新啟動了最新型的離心機，生產60%濃度的濃縮鈾，實際上是在對美國施壓。
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相關方會議于4月6日在維也納舉行，討論美伊恢復履約問題。新華社發（歐盟駐維也納代表團供圖）
至于各自手上的牌，我覺得伊朗手中的牌就是其自身在中東的地區影響力，特別是在一些什葉派國家當中。即便遭到美國的嚴厲制裁和極限施壓，但經濟還能頂得住，至少伊朗政府也沒有垮臺。而且這幾年伊朗的導彈能力、核能力有所提升。可見，如果美國不主動改善、而是進一步施壓的話，并不能讓伊朗讓步。
同時，伊朗國內的反彈力量也會越大。一個非常明顯的跡象就是2020年3月，內賈德為首的保守派在議會贏得絕對優勢。外部有壓力，保守派勢力就會越來越大，而且從歷史上來看，如果沒有特殊的外部變化，保守派在議會取得絕對優勢往往會成為下一屆總統大選——也就是今年6月——的一個風向標。一旦保守派上臺，對伊美關系、包括美國在整個中東的影響都會產生不利影響。
從時間上來看，優勢并不在美國一邊，一旦錯過魯哈尼改革派在臺上的時間窗口，再想重新恢復伊核協議就比較困難了。因為保守派本身就反對伊核協議，當時也是魯哈尼上臺以后才談下來的，而且談判結束后魯哈尼遭到國內指責，批評其讓步太多。所以真正要破局，還得美方采取主動，況且事實上也是美方破壞協議在先，那么恢復也應該是美方主動。
伊朗此前也一直對外表示，伊朗方面現在突破伊核協議，主要是對美國特朗普政府擅自退出的不滿與抗議，但是伊朗也說了，任何突破都是可逆的，一旦美方解除制裁、重新恢復協議的完整性，那么我也可以撤回到原來的協議規定里面。
觀察者網：不過，現在也有一種說法，是美國會不會借這次伊核協議重啟談判的機會對過去的協議打補丁。其實當時的奧巴馬政府也在美國國內受到很多指責。
王健：我覺得伊朗不會接受，伊朗的態度已經很明確了，不談新的協定，先恢復到原來的伊核協定再說。美國國內主要的反對聲音、包括特朗普在內，認為沒有將所謂的彈道導彈納入伊核協定。但是就這一點，我想伊朗不會讓步，彈道導彈對伊朗在地區的影響力太重要了。
觀察者網：這次重啟談判，作為六方會談之一的中國也表態了。從近期的中東新聞來看，外界也關注到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似乎在增加，比如3月王毅外長走訪中東六國，期間中伊簽署25年合作協議。現在談伊朗問題，也離不開中伊關系取得突破的背景。最新簽署的中伊25年協議，意味著什么？
王健：其實從去年開始，對所謂的25年全面合作協議就有討論，包括伊朗方面也透露了一些內容。中伊協議本身是一個雙邊協議，跟伊核協定沒什么關聯。中國對伊核協定的態度一直很明確，中國積極參與了每一次談判，沒有落下，而且在后來的具體執行過程中，中國也都參與承擔了不少工作，是積極推動方。
中伊之間原本就有比較好的關系，特別是2016年，習近平主席訪問中東三國，其中一站就是伊朗。在這個訪問過程中，中伊兩國將關系提升至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層面。此后，中伊就在醞釀探討如何根據雙方在經濟上的相互需求制定相關合作協議。這個過程中多多少少也受到美國對伊朗石油出口制裁等的影響。但經過雙方努力，今年3月在王毅外長訪問期間正式簽署，也是來之不易。一方面是中伊兩國關系深化的具體成果，另一方面在當前大的國際格局下，中東也是中國需要爭取的一個重要地區，面對美方打壓，我們亟需拓展自己的外交空間。
但有一點需要指出，中伊雙邊協定并不針對第三方，或者跟其他協議掛鉤，協議反映的是雙方的需求。
觀察者網：伊核協議必然要放到美國整體的中東政策下去觀察，特朗普曾做了巨大調整，除了伊核之外還包括巴以問題。現在伊核協議重啟談判，以色列已經有所反應。拜登是否會再次做出一些回調，會如何平衡美國在中東地區的一些友好國家或利益方？
王健：截止目前，拜登對特朗普時期的中東政策還是做了較大調整，當然特朗普在中東為美國獲得的一些實際利益，拜登也沒有放棄，像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遷到耶路撒冷，那就不會再遷回去了。
現在美國主要的戰略重點在印太，特別是中國，所以美國從中東戰略收縮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從奧巴馬時期，美國已經提出“重返亞洲”，到現在為止除了少量在中東地區有美國人傷亡、或是有巨大恐怖威脅的時候，美國才會實施一些軍事行動，基本不會再有更多的軍事投入了。布林肯就講得更直白了，美國要推廣民主，但再也不會去用軍事手段推翻一個非民主的政權。事實已經證明，這樣的做法效果不行。我看到一個數據，美國在中東的兩場戰爭花了6萬億。美國國力為什么衰落？他們自己也在檢討，按照前總統卡特的說法，美國不能怪中國，人家在搞建設，我們在打仗。大家也可以看到，在《美國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南》中，提到中東的地方不多，中東已經不是重點。
其次，拜登上臺后，重拾所謂的人權外交、價值觀外交等民主黨的外交傳統，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一上來就停止軍售武器給沙特和阿聯酋，重新對胡塞武裝定性，主要是為了解決也門的人道主義災難。為了區別特朗普過分偏袒以色列，拜登有意拖延與內塔尼亞胡通話，以色列是美國最好的盟國之一，但這通話比中美還晚。同時表示要推進“兩國方案”。另外，還發布了中央情報局關于沙特政府在卡舒吉被害案中作用的評估報告，認為沙特王儲批準了行動，雖然沒有對王儲本人實施制裁，但對他身邊的一些參與者還是實施了嚴厲制裁。
再次，美國還是在中東地區推動聯盟，將其全球聯盟戰略與地區聯盟戰略聯系起來。在一些熱點問題上，美國重返多邊合作機制，加強與盟友的合作。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伊核問題六方會談機制，現在也試圖逐漸在北約的框架內改善與土耳其的關系。
拜登政府在中東的戰術選擇方面確實存在一些內在矛盾和沖突。比如和伊朗談，沙特、以色列不高興。這本質上反映出美國當前的中東戰略與全球戰略協調之間還很難對接。從全球戰略來講，某些地方要再調整，比如在伊核問題上就要與歐盟采取比較相近的立場，再比如戰略重點轉移到印太，那么在中東只能靠對地區大國之間的離岸平衡，這就需要美國在中東各大力量之間保有話語權。總的來說，中東地區已經不再是美國的戰略重點，但它也不可能完全放棄，可能更多的通過同盟關系，地區大國發揮作用，來達到所謂的離岸平衡，這是最節省資源的戰略。
駐阿富汗美軍 圖自美國國防部網站
觀察者網：對，其實最近的阿富汗撤軍也是一樣的道理。盡管拜登宣布了最終時間，但美國國內也意見不一。外界比較在意的一個問題是，美國戰略收縮或是撤軍，今后是否會有其他第三方勢力介入填補“真空”？另外在阿富汗，中國是否會參與其戰后重建？
王健：阿富汗其實也成了美國的一個戰略負擔。20年，大概花2萬億美元，所以說美國人的錢都不是在搞基建，而是在打仗。當前美國有了優先戰略選項，從阿富汗撤軍符合其戰略調整。
按照特朗普任內達成的美塔協定，美國應該在5月1日前全面撤軍。美國國內之所以猶豫，主要還是美國情報部門比較擔心撤軍以后，阿富汗會不會重新恢復到被塔利班控制的局面，對阿富汗政府造成威脅，所以美方花了一段時間進行評估。那么最后的結果是，拜登于4月14日做出決定，從5月1日開始撤軍，一直到9月11日全部撤出剩余的美軍。
第二，美方撤軍還需要和北約協調。但是如果5月之前不撤軍，那美國等于是違反協定，所以無論如何，哪怕是象征性的行動，也要做出來。
4月18號，布林肯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采訪時說，我們20年前去阿富汗，是因為911攻擊，要確保阿富汗不再成為針對美國或任何盟友發起恐怖主義襲擊的避風港。他認為美國已經實現了目標，但其實這場戰爭持續了20年，當地安全形勢依然嚴峻，恐怖主義遠遠沒有得到解決。撤軍本質上還是戰略轉移。當然，能否在911前完全撤軍，仍存在不確定性，主要看撤軍過程中，塔利班是否會卷土重來，這一點很重要。
至于中國在阿富汗重建當中的作用，實際上中國在阿富汗問題上有自己獨特的作用和管道，我們很早就跟塔利班建立聯系，也努力說服塔利班參與到阿富汗民族和解過程中去，還搞了中巴阿三方外長對話機制，效果也很不錯。在上合組織還專門建立了上合組織阿富汗聯絡機制，特別是中國提出的“阿人主導、阿人所有”這一主張在阿富汗各個政治勢力中得到認可。
那么，是不是美國撤軍后，中國就會填補空白，我覺得軍事控制的“真空”中國不可能去填，當然，如何在撤軍過程中、特別是撤軍以后，保持阿富汗的穩定發展，尤其是防止恐怖主義重新抬頭，是周邊國家包括中國在內，非常關切的問題。同時，阿富汗是我們的鄰國，也是一帶一路的重要樞紐，打擊三股勢力的前沿，中國一直積極參與阿富汗的戰后重建，今后也會通過與各方政治力量的溝通和其他多邊平臺的參與，在促進阿富汗穩定與發展方面積極發揮作用。
觀察者網：您前面提到“離岸平衡”這個特點，很有啟發。現在美國的說法是，戰略收縮是為了將更多精力放在國內、更多應對中國。今天我們紀念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50年前從民間活動開始，再到基辛格秘密訪華，之后中美關系有了歷史性突破。這并非一蹴而就，當時有冷戰大格局，美國在內外困境之下的戰略收縮。有時候會想歷史有沒有映照，50年前是越戰泥淖，50年后會不會是印太泥淖，華盛頓一方面高呼國內優先，是收縮的，但另一方面又擴大亞太布局，如何看待當下華盛頓的戰略抉擇？
王健：在冷戰兩極格局中，美國把蘇聯作為主要威脅；但從奧巴馬第二任期開始，美國已逐步將中國作為首要威脅，先是重返亞太，再擴大到印太，集中自身的戰略力量遏制中國，這是比較明確的。它的戰略收縮是對現有戰略資源的調整和優化，一是將重點放在印太地區，并通過盟國關系來放大自己的戰略資源，加強對中國的遏制防范，二是將更多資源投到國內。拜登也承認，美國國力相對下降是不爭的事實。這次大選中反映出來的種族問題，各階層收入差距，基礎設施落后，教育科技投入不足、行政、立法效率不高，一定程度上跟它的制度、以及在全球化中的應對都有關聯。
所以，美國的對華遏制是內外兩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現在美國討論任何一個比較大的投資方案，例如2.3萬億美元的就業計劃，都是拿中國來說事。比如基建，美國就說與中國比差太多了，美國的基礎設施現在只排世界第13位，要到2030年才實現美國全國寬帶網絡。在高科技領域，比如人工智能，現在美國的評估是六大指標中美目前是一半對一半，再不追趕，要被中國甩到身后了。當然，這個2萬多億美元的計劃能不能過還是個問題，因為錢從哪里來？拜登提出把21%的稅增到28%，反對聲音不小。最近，共和黨提出了一個稍微小點的方案，先通過8000億，然后再一個一個慢慢過，稅先調到25%，但依然有爭議，所以連美國人自己都說，可能最后幫中國的是共和黨，因為在國會反對此方案。
此外，我們前面就提到，美國的這些內外政策不是完全分離的，而是相互協調嵌套的。比如所謂的人權問題，它以此為借口阻止購買中國產品，趁機占領國際市場。內外兩手相互交織產生對華合力，這對我們的影響還是比較大的。
50年前，小球轉動大球是真正改變了世界格局，中美關系發展過程中有波折有起伏，但最重要的一點是雙方能否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尊重對方的制度文化，凡是這一點談不通的時候，就會出問題。現在部分美國人熱衷的所謂“新冷戰”，其實就是不能正確對待中國的發展，把中國發展視為制度性挑戰。
當年中美關系的改善有當時的戰略考量，制度方面的差異沒有影響戰略合作。在《上海公報》中很明確地提到了承認雙方存在的分歧，特別是不論社會制度如何都要相互尊重。尼克松講得更清楚，我是為了美國利益而來，你們深信你們的制度，我們同樣深信我們的制度，我們在這里見面不是因為我們有共同的制度信仰，而是我們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期望。也就是說，戰略合作是可以建立在不同制度、不同信仰的基礎之上的 。
當然，今天美國面對中國的發展，可能有一種制度競爭的內在焦慮。拜登和布林肯等多次表示，要證明西方政治體制并非歷史遺產，而是發展和走向未來的最佳方式。其實，中國從來無意否定他國制度，一直主張和而不同。不同制度即使客觀上存在競爭，依然不應該影響到今天的戰略合作。制度差異不應導致零和博弈。
現在中美之間有沒有戰略合作需求呢，我認為還是有的。有些全球性的問題離開中美兩個國家是沒辦法解決的，這是一個現實問題。就拿新冠疫情來說，這是全球化深入發展以來，國際社會應對得最差的一次，以前也碰到過公共衛生危機，金融危機等等，大家就是聯手克服的。像現在這樣不聯手，造成的實質損害大大超過預想。所以中美關系應該站得更高一些，要從全球和人類的高度處理雙邊關系，應該對應對全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做出更大貢獻。
我記得以前傅高義說過一句很有意義的話，中美站在一起是為了解決全球性的問題。可見，如何共同應對全球性的挑戰，中美兩國負有很大的責任。雙方有競爭很正常，良性競爭可以促進雙方互相學習，增強內部改革創新動力，從而增加雙方國內和全球福利。雙方應該是賽跑而不是拳擊。
（本次采訪為上海紀念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系列活動之一；紀念活動由上海市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上海市體育總會、上海體育學院和上海市美國問題研究所聯合主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