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發表在《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年第2期
汪舒明，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
20世紀末，美國猶太社團日益呈現出類似于美國社會整體“文化戰爭”的景象。圍繞“誰是猶太人？”以及與之相關聯的一系列問題，美國猶太教正統派與非正統派之間加劇對立。此前在支持以色列和反擊反猶主義等議題上曾向外部世界展示內部協調性和組織性且經常能以“同一種聲音”出現的美國猶太社團，在當時被稱為“一個分裂的民族”。進入21世紀后，美國猶太教進一步呈現“極化”趨勢，諸如“兩極模式”“一個民族，兩個世界”“兩個猶太教”“部族內部矛盾”等提法紛紛涌現。有學者認為，當今美國猶太人是“雙頭怪物”：一頭向右，宗教上漸趨正統，政治上日益保守、狹隘和親以，并經常與共和黨和福音派聯盟；另一頭向左，更傾向于自由、進步和世界主義。以正統派為一方，以非正統派為另一方，美國猶太教內部“極化”趨勢表現為以極端正統派為代表的正統派猶太人與以改革派為核心的非正統派猶太人之間始終深度分裂、高度對立和力量均衡的動態發展趨勢，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教派力量對比趨于均衡。根據1990年美國“全國猶太人口統計”數據，在成年“核心猶太人口”中，改革派占38%，保守派占35%，不信教群體占10%，正統派占6%，重建派占1%，其他零星猶太教派數量占9%。皮尤研究中心在2013年10月發布的關于猶太成年人口調研報告數據顯示，美國猶太教改革派人口占比達35%，保守派占18%，正統派占10%，無教派傾向群體占30%。美國猶太教正統派成年人口年輕、早婚、早育、高生育率的群體特點，使得正統派實際人口占比遠高于皮尤民調統計數據。若將基本脫離猶太社團的世俗派排除在外，美國猶太教教派人口結構呈現從“橄欖形”加速轉向“啞鈴形”的趨勢：改革派人口相對穩定，保守派人口加速萎縮，正統派人口明顯膨脹，尤其是極端正統派人口出現爆炸式增長。作為傳統美國猶太人口分布重心的紐約猶太教派，實際上已經形成了“啞鈴形”的“兩極”人口結構。自2002年至2011年短短九年間，紐約猶太教正統派人口占比從27%升至32%，保守派從23%降至18%，改革派從24%降至20%。從2011年17歲以下紐約未成年猶太人數量來看，正統派更以20.8萬遠超非正統派13.1萬的人口數量。不同教派人口在參與美國猶太社區生活的積極性方面差異巨大，這也是影響教派力量均衡的重要因素。正統派人口積極參與猶太人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漸成為美國猶太社團的中堅力量。非正統派出現日益疏離猶太會堂和其他猶太建制派機構的傾向。在正統派猶太會堂和相關組織總體上仍展現出強大活力和生機的同時，長期以來占據主導的非正統派教派組織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困境。
其二，社會文化領域分裂。包括世俗主義者在內的非正統派猶太群體和個人已經高度融入美國的主流社會，成為精英化的“成功群體”和“美國夢”的代表。他們與其他族裔和宗教群體混雜居住、密切交往并通婚，推崇美國的政治體制、個體自由、世俗教育，大多從事現代服務業和專業技術職業，居住在城郊的中產階級社區，傾向于離開美國東北部移居新興的西部和南部“陽光地帶”。在父系血統、授予同性戀者和女性拉比圣職、同性婚姻合法化等身份政治問題上，非正統派猶太人朝著自由化方向行進。而正統派猶太人總體上堅持維護和復興猶太教傳統，各分支派別不同程度地抵制美國主流社會文化。占正統派人口三分之二的極端正統派各分支尤其呈現出明顯的自我隔離和基要主義傾向。他們在紐約等美國東北部大城市中長期處于“穴居”的社會邊緣狀態，與社區內部嚴格實行猶太教法，抵制通婚及美國社會的世俗文化和大學教育，從外表服飾上就與主流社會形成鮮明反差。極端正統派強烈反對授予女性拉比圣職，對同性戀、通婚等問題持抵制立場。他們將同化、通婚視為猶太民族在美國生存的嚴重威脅，主張以自身為范，將回歸《托拉》（Torah）和猶太傳統價值觀視為唯一、長期的解決方案。自20世紀末以來，脫離市井、依書而行的“本本主義”在正統派內部盛行，美國極端正統派猶太人“文本文化”（text culture）傾向尤其嚴重。嚴格遵法席卷了極端正統派猶太人社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在具體的社會政治議題上，此種社會疏離傾向經常導致現實利益和社會政治聯盟相對立。正統派猶太人似乎就像屬于美國中部共和黨基本盤的“紅州”，而自由派猶太人卻更愿意住在阿姆斯特丹或斯德哥爾摩的郊區。當然，20世紀末以來美國猶太生活中最持久、最難解的論爭大多圍繞以色列展開。非正統派為以色列偏離美國式的自由主義理想而深感焦慮和失望，正統派則接受和支持一個日益符合其保守神學政治立場、右傾化的以色列。
其三，猶太社團內部不同群體之間的“惡性”互動加劇。長期以來，美國猶太社團組織一直不遺余力地試圖維系內部不同群體之間的文明交往和友善共處。但自20世紀末以來圍繞猶太教法和教規的分歧以及在巴以和平進程、以色列宗教多元主義和非正統派在以合法地位等問題，美國正統派和非正統派猶太人之間的分歧日益加劇。1994年11月，長期以來維護猶太教三大教派之間溝通與合作的“美國猶太會堂理事會”解散標志著三派正式關系的解體。社區活動和公共辯論經常被高聲怒斥、個人羞辱、憤怒指責等不文明舉止所擾亂，討論話題一旦涉及以色列，美國猶太人（包括不同教派組織在內）之間經常充滿敵意和惡毒攻擊。左右兩個陣營相互攻訐和妖魔化，矛盾變得難以調和，以至于涉及以色列的討論難以為繼。在改革派和保守派猶太會堂，拉比不敢對會眾談論涉以事務。2015年美國猶太社團內部經歷了激烈內斗，不同陣營之間圍繞伊朗核問題的爭論最后演變成針對個人的人身攻擊，支持伊核協議的猶太人被抨擊為“猶奸”“叛徒”等。特朗普任內在涉以、渉猶、抗疫等事務上的政策立場，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猶太社團的內部裂痕。這場大分化深入猶太人家庭、朋友圈、會堂和社區組織，左右翼甚至在反猶主義的問題上也不再相互關切和同情。
美國猶太社團在成功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的同時，與以色列保持著密切的社會關聯。除長期以來猶太教不同宗派之間的分歧、競爭和20世紀末以來美國社會政治不斷加劇的“極化”趨勢，以色列正是影響美國猶太教“極化”的關鍵外部因素，在美國猶太社團內部宗派紛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色列對美國猶太教內部“極化”趨勢的影響突出表現為：以色列逐漸成為美國猶太教不同宗派間競爭的關鍵“戰場”；以色列國內社會政治“極化”外溢至美國猶太人群體；21世紀以來右傾化日益加劇的以色列對美國猶太教不同宗派的身份認同和地位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以色列成為美國猶太社群不同宗派間競爭的關鍵“戰場”
以色列建國后，以色列和美國猶太社群成為當今世界猶太民族精神文化發展進程中遙相呼應的兩大支柱，兩國的猶太人數量約占全球猶太人的80%。猶太人傳統上將自身視為某種“擴展家庭”的一部分，這種強烈的親緣感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相互責任觀，成為推動兩國猶太社團建立緊密關聯的天然動力。大多數以色列猶太人認為自己與美國猶太人同文同族、命運與共；大多數美國猶太人也承認對以色列有著不同程度的情感，關切以色列是他們作為猶太人的本質或重要屬性。
自以色列建國至20世紀80年代，高度集中化、成規模的大型猶太社團組織一直是美國猶太人了解以色列、參與涉以事務的主要渠道和“代理人”，美國猶太社團對涉以事務維持著一種高度集中、自上而下的“群眾動員”模式。這些組織一方面向美國猶太人籌集款項以支持以色列，另一方面則在美國國內致力于塑造親以共識，并為美國奉行親以政策積極開展游說。美國猶太人中很少有人學習希伯來語、反復前往以色列游歷或認真考慮阿利亞（aliyah，即向以色列移民）。他們大多對以色列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活認識有限，基本不直接參與以色列的社會政治事務，對以色列持一種理想化、浪漫化的模糊認知，將之視為猶太民族“浴火重生”的象征和中東地區的民主典范，以及一個受到充滿敵意的鄰國圍困的國家。盡管內部時有“異議”，美國猶太社團對以色列的態度整體上仍呈現出較高的一致性，不同群體之間在涉以問題上的立場相對“和諧”。
此種“群體動員”模式順應了以色列與美國猶太社團之間“互不干涉”的立場。長期以來，錫安主義運動和以色列國致力于建立和建設“猶太民族家園”，呼吁全球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地區。這一目標和立場對世界各地的猶太社團不同程度地造成“雙重認同”和“雙重忠誠”的困境。以色列建國后，該國領導人一再呼吁美國猶太人移民以色列，引起當時致力于融入主流社會的美國猶太人不安。1950年8月，“美國猶太人委員會”（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主席雅各布·布勞斯坦（Jacob Blaustein）飛赴以色列與時任總理本-古里安談判，以互換聲明的方式達成后來被稱為《本-古里安—布勞斯坦協議》（Ben-Gurion-Blaustein Agreement）的共識。根據這一共識，以色列不謀求代表其他國家的猶太人、不干涉其他國家猶太社團的內部事務，美國猶太人是否移民以色列取決于個體的自由選擇；美國猶太社團則在以色列尊重美國猶太人的美國公民身份及其敏感性的條件下，對以色列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1957年和1960年，“美國猶太人委員會”領導人先后就這一協議設立的原則和規范一再獲取以色列方面的確認。
自20世紀末以來，全球化進程使得美、以猶太社團之間的聯系更為緊密，相互之間的影響已經高度內化。美國和以色列猶太社團之間以“互不干涉”為重要特征的“群眾動員”模式，因受到呈現個體化、組織分散化和極化特征的“直接接觸”模式的沖擊而支離破碎。更具獨立性、單一目標、派性鮮明、權威私人化的組織，不斷沖擊此前中央集權化、聯合會或傘型構造的全國性主流猶太社團組織的權威。如果說“群眾動員”模式下的以色列對美國猶太人而言是一種抽象且模糊的象征，那么“直接接觸”模式下的以色列已經日益變成日常生活中經常需要面對的、具體而清晰、但又充滿復雜性的國家實體。分散化的“直接接觸”模式為以色列對美國猶太社團社會政治影響力的提升提供了更多途徑和手段，而增強對以色列的聯系、直接參與以色列事務，也成為助推美國猶太社團“極化”的重要動力。
電子信息技術和網絡新媒體的發展，使得美、以兩國猶太社團之間的信息傳遞變得空前迅捷，兩大社團之間相互了解、交融、參與對方事務的意愿日益增強。《耶路撒冷郵報》《國土報》等以色列主流媒體紛紛設立英文版面，而社交媒體的興起和快速發展，使得美國猶太人對以色列的了解突破了此前簡單化、模糊化、浪漫化的狀態，變得更加復雜、清晰和實際。不同的美國猶太社群紛紛越過大型社團組織，拓展更加便捷的途徑，直接向以色列相關機構提供捐贈，并就相關議題公開發表自身立場，參與并影響以色列政府的決策。美國博彩業巨頭埃德爾森（Sheldon Adelson）不僅在美國保守勢力中具有巨大影響力，甚至被視為共和黨的“造王者”，公司通過巨額政治捐贈、創辦政治立場鮮明的媒體、資助交流項目等方式，對以色列社會政治產生了重要影響。不同的以色列社會政治團體和精英也積極在美國猶太社團內部尋找同盟，開拓直接溝通與合作的渠道，爭奪對美國猶太社團乃至美國社會政治的影響力。以色列政治家經常成為美以公共事務委員會、美國猶太人委員會等重要猶太組織重大會議的嘉賓。
借助便捷的跨國旅行，美以猶太社團之間的人員往來變得日益頻繁，雙向移民和雙重國籍的人員數量大增，家庭親友的跨國聯系也變得異常密切。雙方都有約1/3的猶太人曾到訪對方國度。為期十天免費游歷以色列的“發現以色列——與生俱來的權利”（Taglit-Birthright Israel）項目，是跨國旅行規模膨脹的表現。該項目旨在消除以色列和海外猶太社團之間的隔閡，強化參與者的猶太認同和對以色列歷史文化的關聯性。至2020年初，通過該項目赴以游歷的人數已累計超過75萬。通過“旅行”（Masa）項目赴以色列游學，以及在“心連心”（Nefesh B'Nefesh）計劃支持下移民以色列的北美猶太人分別翻了四番和一番。赴以游歷、游學乃至移民的猶太青年大多來自美國和加拿大。美國猶太人委員會、反誹謗聯盟（Anti-Defamation League）等重要猶太組織也積極在以色列建立合作伙伴，或建立分支機構。以色列猶太人移居美國也蔚然成風，至2019年，以色列裔美國人超過50萬，約占美國猶太人口的10%。高等院校校友會、以色列國防軍退伍軍人聯誼會等以猶太人聯誼組織，也在美國蓬勃發展。以色列裔美國人理事會（Israeli American Council）等組織開始涉足美國政治游說事務，該理事會2019年年會吸引了近4,000人參加，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親赴佛羅里達出席年會并作主旨講演。
猶太教不同宗派在美、以猶太社群乃至全世界猶太社群中的地位和影響力并不相同。出于團結猶太教正統派的需要，1947年以色列建國前，本-古里安以致信正統派領導人的形式，形成了后來被稱之為《現狀協議》的規范，在確定“安息日”為休息日、國家機構保持“凈食”、婚姻和個體地位根據猶太教法決定、宗教學校體系自治等議題上，本-古里安政府向猶太教正統派作出讓步。此后30年間，持世俗錫安主義立場的工黨政府一直吸納宗教政黨加入執政聯盟。工黨以這種妥協和包容姿態維護與宗教勢力的關系，由此確立起以色列猶太教正統派勢力對宗教事務的主導權。盡管以色列并非神權政體，但猶太民族在以色列的主體地位、比例代表制下宗教政黨在以色列政治平衡中的關鍵角色，均有助于猶太正統派勢力事實上在以色列宗教生活中維持壟斷性地位，并輻射到更廣泛的社會生活領域。以色列傳統上的猶太民族“精神中心”地位、以色列建國后增強此種地位的主觀努力和客觀結果，也在不斷提升耶路撒冷和猶太教正統派在精神上對全世界猶太人的影響力。
與此同時，非正統派猶太人卻在以色列受到全面壓制。直到最近十年，猶太教改革派和保守派在以色列的生存和發展仍然舉步維艱。在美國占據主導的政教分離體制下，猶太教不同宗派與其他宗教一樣，處于一個自由競爭的“宗教市場”中，相互爭奪影響力和話語權。美國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傳統、猶太人在美國宗教和族裔中的少數派地位，以及長期以來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的冀求，使得非正統派猶太人在美國猶太社團中逐漸確立了主導地位，長期在美國社會順利發展。堅持美國式的自由主義信條成為美國非正統派猶太教觀念的中心和“好猶太人”的標準，這亦是非正統派在猶太民族認同和美國認同之間維持某種動態平衡、減緩“雙重認同”焦慮的方式。猶太民族特殊主義傾向明顯的美國正統派猶太人，則具有將“以色列地”和耶路撒冷視為他們身份認同和宗教觀念核心的強烈觀念，借助正統派猶太人在以色列的主導權，得以在美國猶太社團內部爭奪話語權和影響力的斗爭中占據有利地位。
以色列在當代全球猶太人中的“精神中心”地位，無論在改革派還是正統派猶太社群中都獲得了承認。能否擴大在以色列的話語權和影響力，由此成為不同猶太教宗派爭奪在流散地（包括美國在內）話語權斗爭的關鍵目標。即使以北美為其信眾和組織重心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也日益將其信條在以色列的推廣視為自身在北美等地是否被承認具有“本真性”（authenticity）的最終試煉。美國猶太教正統派尤其高度認可以色列在其信仰和身份認同中的中心地位，并以彌賽亞主義視角來看待以色列的建國和壯大。這種圣地情結推動著美國正統派猶太積極地赴以游歷、游學，甚至移民以色列。參與前述“發現以色列——與生俱來的權利”“旅行”“心連心”等項目的正統派猶太青年人數遠超其在美國猶太教派人口的比重。美、以極端正統派社區的聯系尤其緊密，堪稱“非地域共同體”（non-territorial community）。秉持宗教錫安主義的現代正統派同樣與以色列現代正統派社團聲息感同。出于對美國世俗文化“毒害”的擔憂，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現代正統派猶太家庭將高中畢業的孩子送進以色列正統派開辦的猶太經學院（yeshiva）度過為期一年的“間隔年”（gap year），以對沖美國世俗文化的負面影響。而以色列正統派經學院也積極從世界各地猶太社團招收學生，以擴大自身影響力和財源。雙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2001年至2002年，約有65%的猶太“日間學校”（day school）畢業生參加了以色列猶太經學院的學習。由于強調在以色列研習《托拉》的特殊重要性，猶太教現代正統派男生赴以學習的比例尤其高達90%，幾乎成為“常規”。這些青少年在以色列處于封閉的環境中，長期接受持右翼立場的以色列正統派教師教導，經歷以色列正統派經學院清苦嚴格的生活和持續高強度的猶太經學學習。一年后回到美國，無論是外在言行，還是內在身份認同方面，他們都與高中畢業后直接去世俗化高校的年輕人反差巨大。一年的游學生活往往使現代正統派猶太青年更加親以、更加鐘愛經學院、更加右傾。由此，以色列的猶太經學院日漸替代猶太“日間學校”，成為美國現代正統派青年理想的學習機構。相較而言，持自由主義傾向的非正統派猶太人與以色列的聯系遠不如正統派緊密，且非正統派猶太人主要同以色列的自由派猶太人建立關聯紐帶。他們不甘在以色列低人一等，反對正統派在以色列的霸權地位，并在一系列議題上都與一個右傾化的以色列存在尖銳分歧乃至沖突。
美、以猶太社團之間更直接、更緊密的聯系，以及相互之間“直接接觸”模式的出現，使得以色列與美國猶太社團各自的社會政治沖突極易相互傳遞、共振聯動。而美、以猶太教宗派結構的非對稱性——正統派猶太人在以色列占據壟斷地位，而非正統派猶太人在美國占據優勢——以及美國猶太教宗派在對以關聯中的不同處境和角色，成為以色列社會政治沖突、極化、右傾化得以向美國猶太社團傳導、外溢，進而加劇美國猶太教不同宗派之間極化和沖突的重要條件。
二、以色列社會政治“極化”對美國猶太社團的影響
以色列教俗勢力之間因社會文化認同差異長期存在深刻裂痕。以色列建國以后約30年間，社會政治維持著相對穩定的局面，社群之間的矛盾較好地得到了管控，民主政治得以良性運轉。盡管以色列存在左、右、宗（教）三大陣營，但持世俗主義立場的工黨陣營一枝獨大，在以色列建國后的很長一段時期內占據主導地位。在《現狀協議》下，相對弱小的宗教政黨在政治上長期與工黨合作共處，政治立場總體保持溫和節制。盡管教俗力量之間有時發生沖突，但大體上得到了較好管控。而后來發展成利庫德集團的右翼錫安主義勢力，尚難挑戰工黨的主導地位。工黨陣營努力營造和維護社會共識，以務實態度處理各群體間的分歧，注意不將其他群體推到社會基本共識之外，避免公開的認同危機和直接對抗，從而維持著一種“共識性民主”。以錫安主義為核心價值觀的國家建構進程，也注意汲取猶太教內涵以促進各派猶太人之間的共處。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色列政壇“三個陣營、工黨獨強”的格局轉變為左、右兩大陣營的對峙。在1996年以色列總理直選中，兩大陣營對峙的格局已經顯明。在東方猶太人的支持下，利庫德集團崛起為強大的世俗右翼錫安主義勢力。在教俗關系和領土問題兩個關系以色列身份塑造內外維度的關鍵議題上，工黨和利庫德集團的立場和形象都已基本固化。工黨反對“教權”、倡導“領土換和平”的形象和政策立場，使得長期以來作為其合作伙伴的宗教勢力與之分道揚鑣，在社會政治領域站到了其對立面。相反，利庫德集團卻以支持以色列國的“猶太屬性”以及其在巴以和平進程中的強硬立場，贏得了宗教勢力的支持。宗教勢力實力膨脹，此時已成為以色列政治平衡的關鍵力量。極端正統派一方面為以色列社會的“西方化”而擔憂，另一方面則因人口膨脹亟需擴建定居點，又因兵役問題與世俗派產生矛盾。由此，長期以來與錫安主義保持距離、立場溫和的極端正統派出現政治右轉，成為反對和平進程的右翼勢力。與此同時，秉持宗教錫安主義、主要代表現代正統派的“國家宗教黨”在宗教儀式等方面向極端正統派靠攏。此前存在分歧的現代正統派和極端正統派相互趨近，宗教陣營內部趨于融合，并與持右翼民族主義立場的利庫德集團形成聯盟。在世俗左翼勢力衰落的同時，教俗右翼勢力興起并實現整合。
長期以來，錫安主義是以色列主流價值觀核心要素，成為以色列社會的團結因素。但“后奧斯陸”的以色列是個多族裔、多文化的國家，在文化價值觀領域深度分化。傳統錫安主義價值觀受到“后錫安主義”和“新錫安主義”的挑戰。后錫安主義反思并解構傳統錫安主義運動“道德清白”的歷史敘事，主張對巴勒斯坦作出歷史性讓步以實現阿以和平共處。新錫安主義則反對在領土問題上讓步，倡導在整個巴勒斯坦地區建立一個具有明顯神權色彩且符合猶太教法的“猶太國”。由此，錫安主義在公共話語中成為左、右翼之間的斗爭性因素，而非團結因素。以色列左翼視之為猶太民族的正常化，而右翼則視之為一股解放猶太人的力量。
賴以維系社會政治機制良性運轉的社會共識在20世紀末消解，導致以色列出現了“身份危機”和“民主危機”。以色列陷入了多戰線的“文化戰爭”之中，左翼和右翼之間圍繞巴以和平進程、正統派和非正統派之間圍繞宗教在以色列的角色，發生了尖銳沖突。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傾向雙向運動且日益分化，使以色列成為一個“雙頭怪物”。不同群體對以色列國的認知和期望差異巨大。對極端正統派而言，以色列首先應該是個“猶太國家”，其次才是“民主國家”。對于非宗教群體而言，則正好相反。
以色列教俗力量之間尤其從一種溫和、節制、包容的“協商共生主義”，轉向了極化、沖突的危機主導型關系。自20世紀末以來，教俗雙方的矛盾和斗爭從和平進程、極端正統派青年服兵役等具體議題，轉向皈依、國家性質等幾乎復雜無解的身份政治。在這些斗爭中，教俗雙方頻頻相互妖魔化，互不妥協相容。世俗派往往將極端正統派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相提并論，警示日益增長的極端正統派主導帶來的威脅。極端正統派則反擊世俗派為“第四帝國”和“納粹”。宗教勢力還往往唆使以色列國防軍士兵抗命，以抵制政府關于執行和平協議的相關命令。雙方間的沖突逐漸升級，從言語層面轉向行動層面。極端正統派不時采取公開聚會、激烈抗議等街頭抗爭政治手段。1996年至1998年間，極端正統派在安息日頻頻發起設置路障、燒車、扔燃燒彈等阻礙公共交通的暴力行為，而世俗派則抗議極端正統派不服兵役。
1995年11月拉賓遇刺事件成為教俗沖突和社會政治“極化”最為嚴重的案例。拉賓長期以來為工黨軍政要員，1948年曾親自指揮左翼武裝“帕爾馬赫”（Palmach）襲擊并收繳右翼武裝的軍需船。20世紀70年代拉賓任總理期間，以色列曾與埃及和敘利亞簽訂臨時協定，此后撤出西奈和部分戈蘭高地。在奧斯陸和平進程中，拉賓成為力推阿以和平進程的“和平斗士”。在“后錫安主義”思潮的影響下，拉賓政府官員時有對傳統“錫安主義”的貶斥。在和平進程中兩大陣營相互妖魔化的情形下，拉賓本人對信教猶太人和右翼勢力的話語同樣惡毒。人生不同階段的閱歷和角色，使拉賓成為左翼與右翼、教俗力量身份沖突的象征性人物，是右翼宗教民族主義勢力的“眼中釘”。反對和平進程的猶太正統派勢力公開指稱他是根據猶太教法應當被處死的“叛徒”。實施暗殺的伊格爾·阿米爾（Yigal Amir）正是一名支持定居者運動的狂熱正統派青年。暗殺事件表明，以色列國內對立的社會政治集團已經形同水火，以色列政治陷入了深刻危機，法外暴力已經在一些右翼激進群體中成為合法手段。拉賓被刺，給熱愛拉賓的世俗派留下了深刻的創傷和對右翼宗教民族主義勢力持久的怨恨，導致以色列政壇失控。世俗派對右翼勢力反擊，佩雷斯政府一度公開圍捕十多位拉比。至1996年，教俗對立已經成為遠超其他因素的分化性因素。1999年大選期間，宗教政黨和反宗教政黨所獲議席數都有所增加，各有1/3強的議員要么親極端正統派政黨，要么反對極端正統派。以色列猶太人成為一個分裂的民族，決定性的轉折點就是拉賓遇刺事件。
猶太教正統派與非正統派之間的矛盾沖突變得日益激烈。非正統派被貶斥為“沒有十字架的基督教”“自創的宗教”“沒有信仰的拉比”等。就連相對溫和的梅耶·勞（Meyer Lau）拉比也反對宗教多元主義，視非正統派選擇性地接受猶太教法為“編撰”猶太教法。1997年，極端正統派政黨在議會力推《皈依法》，而非正統派則在最高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最高法院承認非正統派在以色列主持皈依儀式的合法性。
以色列社會政治的深刻裂痕，尤其教俗勢力之間尖銳的矛盾，正是加劇美國猶太教正統派和非正統派之間“極化”的關鍵外部因素。一方面，不同的美國猶太群體和精英往往受以色列相互競爭的利益集團“吸引”和“邀請”，加入涉以事務的紛爭。鑒于美國猶太社團在美國社會政治舞臺的巨大能量，及其對以色列社會政治發展進程的積極參與和重要影響力，在以色列內部分歧加劇的背景下，各派都尋求在美國猶太人中尋找和建立同盟，致力于建構跨國聯盟，美國社會出現了各種社會政治立場相左的親以組織。在以色列國內圍繞身份問題與和平進程的激烈斗爭中，不同派系往往尋求流散地猶太人的公開支持。另一方面，美國部分猶太教組織和精英有時主動參與甚至挑起涉以事務的紛爭，進而引發“回旋鏢”效應。以色列在全球猶太人中的精神中心地位和作為宗派斗爭關鍵“戰場”的角色，驅使美國猶太教不同群體卷入并影響以色列國內外政策議程的設定，以占據在美宗派斗爭中的有利地位。一方的行動往往導致競爭者的反擊，宗派之間的博弈和爭斗由此螺旋式升級。在這種“回飛鏢”式的斗爭中，美國猶太教正統派及其在以色列同盟者更有條件主動挑起紛爭，而非正統派基本處于防守—反擊的地位。
巴以關系/和平進程總體上作為外部維度影響以色列的身份建構。美國猶太教不同群體介入這一議題，主要符合“受邀”模式。當然，這一議題也同樣影響美國猶太教不同群體的身份認知和在美社會政治環境，進而引起他們的主動關切和參與。長期以來，以色列社會政治精英積極參與“美以公共事務委員會”“主要猶太組織主席聯合會”“美國猶太人委員會”等主流美國猶太組織的重要活動，就巴以問題以及其他涉及以色列安全和外交的具體政策議題宣介立場，以贏得外部支持。具有明顯陣營傾向的組織則依據親疏遠近公開采取支持或打壓政策。
以色列國內的宗教多元主義議題涉及“誰能登記為猶太人？”“誰有權實施皈依？”“哪些拉比有資格證婚和皈依？”等一系列具體問題，很大程度上能決定包括美國在內的猶太社群及其成員“誰是猶太人”的界定，屬于身份建構的內部維度，吸引著不同美國猶太人群體的高度關切和積極參與。1988年，美國哈西德派為打擊美國非正統派猶太人，驅使以色列宗教政黨致力于以一種使非正統派失效的方式重新修訂《個人地位法》，定義猶太人為“母親為猶太人”“或母親根據猶太教法由正統派拉比實施皈依猶太教”者。此舉包藏著正統派政黨進一步強化正統派在以色列壟斷地位的動機，被美國非正統派猶太人視為對他們身份的剝奪和挑釁，導致非正統派公開反擊。除非正統派教派組織外，亞特蘭大、波士頓、洛杉磯等地由非正統派主導的猶太聯合會紛紛表達不滿。20世紀90年代，美國自由派猶太人進一步卷入以色列國內事務，反對以色列的宗教當權派。1997年以色列《皈依法》的修訂，進一步加劇了美國非正統派與以色列及其宗教當權派之間的矛盾。改革派和保守派公開呼吁停止對不承認非正統派的組織捐款，導致克利夫蘭、舊金山等地聯合會捐款用途轉向。正統派和非正統派之間相互抨擊和妖魔化。1999年，針對以色列正統派對猶太身份的壟斷專權，改革派和保守派在媒體大做廣告，宣傳“做猶太人的方式不止一種”；非正統派還在以色列最高法院就皈依、婦女在西墻的祈禱權等議題發動法律戰。
三、以色列“右傾化”激化美國猶太教內部的“身份沖突”
進入21世紀以來，以色列社會政治進一步右轉。無論從政黨政治格局、國家性質定義、外交與安全政策和宗教多元性等方面，右翼宗教民族主義勢力都日漸占據主導。而偏于普世主義的中左翼勢力日漸式微。2019年2月，前進黨（Kadima）領導人利夫尼為此哀嘆：“和平成為一個骯臟的字眼，民主受到攻擊，不同于政府的立場成為一種詛咒，兼并主義代替了巴以分離。”
從政黨政治格局來看，以色列逐漸從20世紀末期的左、右兩大陣營對峙，轉向右翼主導。工黨代表的左翼勢力衰落最為明顯。直到20世紀90年代，工黨仍是能與利庫德集團抗衡的大黨，并多次成功組閣。但自21世紀以來，工黨在以色列政壇迅速衰落，長期喪失了執政地位。在2019年4月和2020年3月的大選中，工黨分別只獲得了6個和3個席位，淪落為無足輕重的小黨，甚至需要為生存而戰。利庫德集團和宗教政黨則維持著強大力量，承受住一次次來自前進黨、藍白黨等中間勢力的挑戰。除2006年因內部分裂而一度削弱外，21世紀以來其余歷次組閣都由利庫德集團領導。自2009年至2020年，利庫德黨首內塔尼亞胡一直擔任以色列總理職務，成為以色列擔任這一職務時間最久的政治家。包括沙斯黨、托拉聯盟黨和猶太家園黨等在內的右翼宗教政黨，則進一步在內部融合的基礎上擴大政治影響力，長期保持著與利庫德集團的政治聯盟關系。人口迅速膨脹的極端正統派尤其將成為決定以色列政治未來的力量。對以色列政治影響力明顯提升的另一股勢力，則是“以色列是我們的家園”黨所代表的世俗右翼俄裔猶太人。在2019年至2020年的數次大選和組閣中，該黨及其主席利伯曼一再成為影響組閣能否成功的“造王者”。
右翼主導以色列政治以及巴以沖突持久難解，使得21世紀以來以色列社會彌漫著對和平進程和“兩國方案”的猶疑和悲觀情緒，并在處理巴以關系和定居點問題上持強硬立場，總體上奉行“以實力求和平”的現實主義路徑。與此同時，巴勒斯坦人未曾放棄反對占領、尋求民族自決的斗爭。針對周邊阿拉伯非政府武裝組織的滲透和非對稱襲擊，以色列打著“反恐”旗號，在被占領土修建“隔離墻”、廣設安全檢查站加以控制，維持著一種在國際社會廣受詬病并被卡特等美國自由派視為“種族隔離”的強權統治。以色列政府對地區反以武裝組織的領導層和骨干分子頻頻實施“定點清除”。以色列國防軍還周期性地進駐巴勒斯坦城鎮，對反以武裝實施一輪輪大規模打擊和清剿，屢屢制造大規模人道主義災難。右翼勢力一直致力于推動以色列擴建和兼并被占領土上的猶太定居點。為取悅強大的右翼勢力，就連包括工黨、藍白黨在內的中左翼也不時拋出將定居點合法化的提議。2018年4月，一名工黨議員呼吁該黨應推動兼并定居點。2019年9月選舉前夕，內塔尼亞胡提出要兼并所有定居點、兼并希伯倫，將西岸定居點納入以色列主權等。2020年3月大選前，藍白黨主席甘茨（Benny Gantz）也公開呼吁兼并約旦河谷。
勢力進一步膨脹的正統派，則積極致力于維持和強化其在宗教議題上的特權地位，并將以色列進一步推向符合正統派愿景、奉行猶太教法的“猶太國家”。極端正統派青年免服兵役曾長期是該派的一項特殊權利。21世紀以來，隨著以色列兵源顯著減少，以色列社會要求人口膨脹的極端正統派青年服兵役的呼聲日益強烈。但極端正統派仍在不遺余力地抵制此種要求，以維持既有特權。極端正統派往往將非正統派猶太教視為“毒害”和瓦解猶太民族精神文化的“異端”，因此極力阻止猶太教改革派和保守派在以色列獲得合法性。無論在主持證婚、皈依、西墻祈禱等一系列涉及猶太人個體身份的問題上，以色列正統派都極力打壓和排擠非正統派，否認非正統派在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2016年1月，歷經三年半時間的談判，以色列政府與美國非正統派達成《西墻協議》，同意在西墻為非正統派提供一個祈禱場所，并批準實施民事婚姻法。但來自極端正統派的壓力，迫使以色列政府不得不于2017年6月25日宣布無限期中止這兩項政策。與此同時，極端正統派還在以色列議會推進立法，試圖建立一個單獨的正統派機構，以壟斷所有被承認的皈依。7月，以色列“大拉比廷”（Chief Rabbinate）還將160名流散地拉比（絕大多數在美國）列入“黑名單”，不承認其證婚合法性。2017年11月，美國猶太教改革派領導人里克·雅各布斯（Rick Jacobs）拉比等人手持《托拉》經卷試圖進入西墻廣場祈禱，受到極端正統派安保人員的阻撓、推搡和驅趕。2018年，以色列“大拉比廷”公布了一份全球范圍內有權主持皈依的70多家“拉比法庭”名單。2018年夏，一名猶太教保守派拉比因違反以色列禁止非正統派拉比證婚的法律而被警方拘捕。長期以來，此種違禁現象在以色列一直存在，但為此拘捕非正統派拉比在以色列歷史上則是首次。
自20世紀末以來日趨激化的以色列國家的“身份沖突”，在強大的右翼勢力推動下，明顯向著猶太民族特殊主義的方向發展。2018年7月19日，在以色列建國七十周年之際，以色列議會通過《基本法：以色列—猶太人的民族國家》。猶太右翼為此歡欣鼓舞，內塔尼亞胡甚至稱之為錫安主義歷史上的“轉折性時刻”。該法首次以基本法形式規定了以色列的“猶太民族國家”屬性及其具體內容，直言不諱地強調“以色列是猶太人的民族國家”。該法包含一些此前以色列法律中不曾出現的、具有高度爭議性的內容，如強調民族自決權專屬于猶太民族，將希伯來語升格為唯一的官方語言，強調以色列積極介入流散地猶太人的事務，明確支持猶太定居點活動等。
宗教民族主義勢力膨脹及其右傾化“攻勢”，也招致了以色列中左翼和世俗勢力的激烈抵制和反擊。以色列社會政治中的極化和沖突更趨激烈，自21紀以來已經導致多輪嚴重的社會政治危機，2019年至2020年間出現的“民主危機”就是其中典型。短短兩年間，以色列連續舉行了三次勢均力敵的選舉，中左翼和右翼陣營都難以單獨組閣，最終只能打著“共克（新冠）時艱”的旗幟組建極不穩定的“聯合政府”以暫時渡過組閣危機。沿著中（左）/右、世俗/宗教、猶太人/阿拉伯人這三條軸心，當今以色列政壇存在深刻裂痕，不同群體之間相互憎恨和對立：藍白黨所代表的中間力量對宗教—民族極右翼勢力（以內塔尼亞胡為粘合劑）長期以來的反民主傾向和腐敗統治極為擔憂。甘茨尤其反對內塔尼亞胡這樣“毫無底線的政客”將憎恨用作為個人和黨派謀利的政治武器。圍繞極端正統派青年服兵役問題的斗爭，導致甘茨等前國防軍高官以及拉皮德（Yair Lapid）和“以色列是我們的家園黨”領導人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等世俗政黨領導人，與極端正統派的關系高度緊張。利伯曼不愿與極端正統派合作共事，本人也被極端正統派冠以“極端正統派之敵”的稱號。2019年9月，一位極端正統派拉比以不想見利伯曼為由，拒絕為利伯曼的兒子證婚。而利伯曼之子為該拉比的學生，亦屬于極端正統派。21紀以來興起的阿拉伯裔政黨則被內塔尼亞胡、利伯曼等所代表的右翼政治勢力視為威脅以色列國家安全的“第五縱隊”。
如何認知和對待一個高度右傾化了的以色列，在高度極化的美國成為了高度政治化的議題。隨著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激烈黨爭和交替執政，以色列與美國行政當局之間的關系往往出現大幅度擺動。無論在價值取向還是在具體政策議題上，以色列右翼政府在白人基督教右翼和猶太教正統派等共和黨所代表的保守選民中受歡迎程度較高，與其在民主黨所代表的各種左翼自由派選民中經常遭受質疑甚至嫌惡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這成為影響美以關系親疏轉換的持久動力。奧巴馬時期美以政府關系中一再發生公開的分歧和沖突，而特朗普時期美以關系總體上維持著“親密無間”的狀態。
無論在身份認同、政黨歸屬還是政策傾向上，一個右傾化的以色列都與美國正統派群體更為緊密，同時卻更加疏遠非正統派群體。非正統派猶太人群體及其精英大多歸屬于民主黨陣營，他們秉持美國式的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價值觀，傾向于以美國價值觀實踐錫安主義。由此，錫安主義和早期的以色列往往被描述成美國的翻版。出于在美國社會中的安全考量，非正統派猶太人需要在猶太民族主義和美國愛國主義之間維持平衡。一個信奉與美國信條一致的錫安主義的“正常的”猶太國，才能為美國猶太人提供安全的使命感。以色列的猶太民族特殊主義傾向和“非美”特性，使得非正統派支持以色列不再“名正言順”和自洽，極易引發他們“雙重認同”的焦慮和對“雙重忠誠”指控的擔憂。對于自由進步主義的非正統派而言，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區的占領和壓迫尤其是個難以接受的“良心黑洞”。但對于本就秉持猶太民族特殊主義、傾向于共和黨的右翼正統派群體而言，一個猶太民族主導并更愿尊奉猶太教法的以色列變得更具親緣性，以擴建定居點、延伸以色列主權等方式鞏固對被占領土的控制，則是猶太民族對神授的“以色列地”的歷史性回歸，彰顯著某種神秘的“神圣拯救”進程。
與20世紀90年代左、右兩大陣營紛紛在美國猶太社團爭取各自盟友不同，21世紀以來宗教民族主義勢力進一步借助其在以色列的優勢地位，利用以色列政府資源和政策工具，推動美國猶太社團朝著對其有利的方向發展。在美國猶太教不同教派之間的競爭和矛盾中，以色列官方傳統的中立立場明顯受到銷蝕，而更傾向于與正統派群體形成相互支援的聯盟，更直接地介入美國的教派紛爭。以色列官方立場的基調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公開排斥和貶損持自由主義傾向的美國猶太教非正統派。鑒于以色列的非正統派猶太人在組織上大多源于美國，以色列正統派實施的不利于以色列國內宗教多元化的舉措，實際上都是對美國猶太教非正統派的直接排斥和打壓。長期以來，以色列右翼不乏對美國非正統派猶太人的言語貶損和攻擊。在經歷了2015年圍繞伊核協議的惡斗、2017年持極右翼立場的特朗普政府上臺后，此類貶損變得更加頻繁尖刻。內塔尼亞胡政府內部流行著一種論調：以色列政府只要有正統派和基督教福音派就行了，可以將持進步派立場、親民主黨的美國非正統派“一筆勾銷”了。2018年10月，內塔尼亞胡在參加“北美猶太聯合會”年會時，稱流散地猶太人面臨最嚴重的挑戰是喪失猶太身份認同，因此需要在年輕人中推進猶太教育、希伯來語學習和訪問以色列。公開表達對北美猶太人喪失猶太身份認同的擔憂，實際上是對非正統派猶太人的貶損。2019年7月，時任以色列教育部長拉菲·佩雷茨（Rafi Peretz）在一次內閣會議上稱“北美猶太人的大規模同化，就像第二次納粹大屠殺”。此番言論將北美非正統派猶太人的通婚和同化與滅絕、死亡相提并論，被視為對北美猶太人的嚴重冒犯，但卻得到了新興的美國正統派組織“猶太價值聯盟”領導人的支持。
其二，積極支持和培育在美的猶太教正統派。鑒于非正統派猶太人的猶太認同減弱、日漸疏離猶太社團，21世紀以來以色列政府積極與北美猶太社團組織合作，支持美國的猶太教育事業。2018年，以色列時任教育和流散地事務部長、“猶太家園黨”領導人貝內特（Naftali Bennett）指出，通過猶太教育以維持強大的猶太社團是以色列的一項戰略投資。早在2004年，以色列政府就與“北美猶太聯合會”等組織各出資一半，共同啟動支持流散地年輕人赴以游學、游歷2至12個月的“旅行”項目。2004～2005年度該項目每年資金投入為1,000萬美元，至2009年增至4,000萬美元，每年約有1.2萬來自世界各地的猶太青年通過該項目資助赴以游學和游歷。來自北美的參加者有一半進入以色列的猶太經學院學習。美國現代正統派的男性青少年通過“旅行”項目在以色列猶太經學院度過“間隔年”的現象尤其普遍。近年來，“猶太家園黨”等宗教政黨動用它們所控制的政府部門資金，積極支持一些正統派在以色列國內實施傳播正統派猶太教和大以色列理念的“外聯”傳教項目，如大力資助那些向不信教猶太人提供安息日家宴的正統派家庭、在世俗公立學校推廣宗教教育等，還通過希勒爾（Hillel）、哈巴德運動（Chabad）等向國外推廣正統派教義。2016年，以色列公共外交與大流散事務部還與一些美國猶太組織共同建立“馬賽克聯盟”，在美國高校校園推行強化猶太人的猶太認同的計劃。以色列教育部還推出相關項目，資助以色列正統派成員赴流散地猶太學校擔任“猶太教育專家”，幫助這些學校提升猶太教育的質量、減少通婚和灌輸錫安主義思想。
而在以色列與北美非正統派猶太人群體的紛爭和沖突中，美國正統派也總是積極支持以色列，在輿論場猛烈攻擊非正統派。自2017年“猶太價值聯盟”成立以來，該組織活動家通過其官網或大眾媒體積極發聲，幾乎在各類問題上都支持以色列右翼和特朗普政府，駁斥猶太教改革派和保守派組織的自由主義立場。對于以色列“大拉比廷”在皈依、證婚、西墻祈禱等議題上排斥非正統派的做法，該組織公開加以熱情贊揚。對于非正統派公開主張以色列應該取消“大拉比廷”這個維護正統派壟斷權的機構，該組織主張取消改革派拉比委員會。非正統派幾乎在所有涉以議題上都對特朗普政府極為不滿。但“猶太價值聯盟”卻專門以猶太人在逾越節頌贊上帝贊歌（Dayenu）的形式，發表“特朗普頌”，對他在一系列涉以議題上高度親以的政策表達感激之情。
四、結語
1967年“六日戰爭”后，以色列曾經是促進美國猶太社團內部高度團結的“粘合劑”。當時，不同教派的美國猶太人都將他們的命運跟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聯系在一起。進入21世紀以來，“命運與共”的情感已經成為遙遠的記憶，公開、尖銳的“部族內部矛盾”卻成為常態。以色列已經轉變成加劇美國猶太教正統派和非正統派群體之間分歧和矛盾的“分化劑”。
全球化背景下以色列與美國猶太社團更為直接、緊密的關聯，以及以色列在猶太民族“精神中心”地位的提升，使得以色列成為美國猶太教內部宗派競爭的關鍵“戰場”。而正統派在以色列政治社會領域主導地位的鞏固，以及美、以正統派之間跨國關聯紐帶的強化，不僅加劇了美國正統派本身的保守化、右傾化趨勢，也增強了其在美國與非正統派競爭對抗能力。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色列教俗沖突加劇和社會政治“極化”，導致不同傾向的美國猶太人群體和組織以“受邀”或“回旋鏢”模式卷入涉以事務，相互之間的矛盾和對立進一步加劇。21世紀以來，以色列進一步右傾化，對美國猶太教不同宗派在以色列的地位產生了不同影響，也引起了后者截然相反的反應。以色列官方傳統的中立立場明顯受到銷蝕，更傾向于與美國正統派群體結成聯盟，更直接地介入美國猶太人內部的教派紛爭，在公開排斥和貶損美國猶太教非正統派的同時，積極扶助支持正統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