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國評論》第280期“智庫展望”欄目刊發了《正在消亡中的美國軟實力》一文。作者虞衛東（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認為，美國的文化認同已經不是以前大熔爐時代的愛國認同，而是涉及利益的階層認同。一旦，財富分配不平等，認同自然消亡。參與國際機構的程度：美國社會不平等導致特朗普的“美國優先”的孤立主義有一定的群眾基礎。退群是順理成章的。實際上，美國整體實力的相對下降，注定其國際參與的能力下降，美國做老大的代價必然會犧牲美國大部分人的利益。財富收入的不平等會破壞政治制度的公平。富人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影響政治討論的進程，也更有能力為自己謀得政治職位。這就是控制權問題。美國的軟實力正在快速消退。文章內容如下：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將中國和平崛起視為對美國的所謂“挑戰”；同時，他也承認，中國之所以能夠形成“挑戰”，也與美國自身釀成的弱點有關。美國一直標榜自己是個民主自由的國度。2004年3月美國著名學者約瑟夫·奈出版了《軟實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手段》，主張只有通過文明、文化、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等軟力量的橋梁，才能在國際政治舞臺不斷取得成功。布林肯在推特中提到要堅持民主價值觀。現如今，整個世界包括美國都處在一個大變局之中，是量變走向質變的反映，是顛覆性的和不可逆的。美國的民主價值觀已經面臨考驗。或許他要堅持的是雙重標準的民主價值觀。
2019年，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菲利蓬的著作《大逆轉：美國如何放棄利伯維爾場》中帶有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影子，在批判的理論和理論的批判方面尤顯犀利。在排除諸多干擾項后，他就得出一個驚人結論——美國已經放棄了利伯維爾場原則，目前已經是一個受到操控的市場。美國社會出現分化是大變局的一部分，是大到一戰以來100年，小到美國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50年的慣有體制面臨的質變。政治上，尋求改變建制派一言堂的政治正確，經濟上尋求改變精英壟斷的分配不平衡。美國夢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一、軟實力的由來
軟實力是相對于國內生產總值、城市基礎設施等硬實力而言的，是指一個國家的文化、價值觀念、社會制度等影響自身發展潛力和感召力的因素。硬力量是指支配性實力，包括基本資源（如土地面積、人口、自然資源）、軍事力量、經濟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軟力量則分為國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認同的程度和參與國際機構的程度等。軟力量需要硬力量的物質支撐，沒有經濟力量的支持，就沒有過硬的軟力量。相比之下，硬力量較易理解，而軟力量就復雜一些。約瑟夫·奈把軟實力概括為導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是一種同化式的實力——一個國家思想的吸引力和政治導向的能力。“軟實力”作為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特指一個國家依靠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價值的感召力和國民形象的親和力等釋放出來的無形影響力。它深刻地影響了人們對國際關系的看法。
“軟實力”主要包括以下幾種內容：一是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意識形態和政治價值觀的吸引力。三是外交政策的道義和正當性。四是處理國家間關系時的親和力。五是發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六是對國際規范、國際標準和國際機制的導向、制定和控制能力。七是國際輿論對一國國際形象的贊賞和認可程度。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憑借其強勢政治、經濟、軍事和科技力量，大力推行其民主、人權等價值觀，這就是以硬力量為依托擴張軟力量的例子。早在170年前，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一書中就指出，昔日的君主只靠物質力量進行壓制，而今天的民主共和國則靠精神力量進行壓制，連人們的意志它都想征服。2003年是美國硬實力展示最充分的一年。布什政府在新保守派的主導下，企圖依靠超強的硬實力，通過“先發制人”等強力手段，重塑世界秩序，卻使美國的軟實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和侵蝕，甚至連美國的傳統盟友都覺得美國“越來越陌生”。這從另一個側面體現了美國的開國元勛漢米爾頓所說的，美利堅人“占優勢的激情是雄心和私欲”。
二、美國軟實力的消亡
美國參與國際事務的目的在實力強大時，就是做世界警察。而當國內矛盾激烈，出現社會不平等，對精英文化提出質疑和挑戰時，就會出現孤立主義。特朗普上臺既是美國社會極化的反映，也是反精英文化力量的上升。政治正確的鐵板已經被翻開，領導人就會傾向美國自顧自的孤立。一旦精英派建制派上臺，就會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轉移社會矛盾。總之，體現真正軟實力的參與已經捉襟見肘。特朗普另類領導掀開了美國階層分裂的蓋頭，打破了幾十年建制派精英統治的話語權。事實上，政治正確也是一種極權主義，一言堂，用所謂的民主自由倫理綁架民意。
軟實力中的國家凝聚力：美國出現了社會極化，分配不平等，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里。這是多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美國制造業萎縮，推出了金融產業化，加上后來的高新產業，以及全球化帶來的大量外包業務，美國中產階級和藍領階層的生活水平停滯不前。日復一日，社會中下層的積怨與日俱增，反精英的聲音呼之欲出。文化被普遍認同：在美國，長期以來，精英文化主導一切，以極權主義形式統領宣傳媒體。政治正確至上，往往成為精英階層壓制中下層民眾合理要求的尚方寶劍。這是文化認同嗎？美國的文化認同已經不是以前大熔爐時代的愛國認同，而是涉及利益的階層認同。一旦，財富分配不平等，認同自然消亡。參與國際機構的程度：美國社會不平等導致特朗普的“美國優先”的孤立主義有一定的群眾基礎。退群是順理成章的。實際上，美國整體實力的相對下降，注定其國際參與的能力下降，美國做老大的代價必然會犧牲美國大部分人的利益。財富收入的不平等會破壞政治制度的公平。富人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影響政治討論的進程，也更有能力為自己謀得政治職位。這就是控制權問題。①綜上所述，美國的軟實力正在快速消退。
再來看軟實力中的價值觀和教育。通過這次美國大選，可以看到，平時被美國鄙視、干預和制裁的選舉舞弊居然在美國也疑似發生。疫情帶來的郵寄選票方式，增加了舞弊的機會，環節增多，沒有一定的監督等等。最后也沒有對質疑進行審核。從這些過程來看，也反映了建制派的霸道和武斷。他們平時倡導的民主自由的價值觀也間歇性遺忘了。推特拉黑特朗普，媒體屏蔽特朗普的講話……這是民主還是下三濫？黎巴嫩常駐聯合國代表穆罕穆德·薩法發推感嘆：“如果美國看到美國在美國的所作所為，美國一定會入侵美國，把美國從美國的暴政當中解放出來。”的確，這符合精英建制派的一貫標榜“政治正確”的極權風格。因此，在這種武斷霸道的“政治正確”下的教育還能信嗎？美國的教育看起來更像一個龐式騙局，處處是精英洗腦，表面上看三觀很正，鼓勵創新批評質疑。事實上，一旦有挑戰質疑，他們會裝聾作啞，最后屏蔽孤立你，讓你自己懷疑自己。去美國接受教育，當然是覺得美國的文憑有利于找工作。難道沒有人覺得是因為美國好，美國民主自由，可以接受民主自由的思想和知識以及有機會在美國留下來？一定有不少人崇拜美國宣傳的民主自由，或許美國曾經是個世界上講民主講自由的國度，還可以實現美國夢的地方。但大變局的宿命展現了一個令他們失望的結果，美國公信力已經急劇下降，它還有什么資格去指手畫腳他國的政治經濟？還有什么民主自由值得學習？世界已經開始權力轉移，是另一種轉移。目前，中國還沒有準備好，因為美國隕落的有點兒快，只能暫時輪空。
美國一直引以為豪的價值觀、意識形態和文化，它們的吸引力不再是硬核。或許對那些不關注美國社會和政治變化的人還具有慣性作用。也許，任何形而上的東西都無法保持其純粹性。一旦涉及自身利益，那些說教的價值觀和文化等等意識形態一文不值，甚至做出反民主的舉動。連自己都不虔誠信奉的東西還要強加于他人，的確是不知廉恥。至于，軟實力內容中提到的發展道路和模式，美國的贏家通吃和武斷的“政治正確”模式就是一種極權主義。關于參與國際機制和規范，是需要付出代價，提供公共產品。美國還能提供嗎？總之，美國的軟實力已漸行漸遠，走向消亡。
三、美國自由主義經濟的消亡？
自由主義經濟是一種開放經濟，鼓勵競爭和限制監管干預。不過，任何一種經濟發展都離不開平衡，沒有純粹的自由主義。利伯維爾場與政府干預，效率與公平，資本收益與工人工資等等始終是在相互游弋。美國文化鼓勵人們辛勤工作，鼓勵競爭。相比其他國家的人民，美國人更能接受不平等，將不平等作為生活當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甚至認為其中也有可取之處——作為聰明才智和努力工作的獎勵，鼓勵創造和優秀。②美國選擇增長，歐洲選擇福利。美國不是一個偏向公民的國家。正如漢米爾頓首創了“美國模式”一詞來形容公司補貼、保護性關稅、中央銀行和巨額公共債務政策。
“大衰退”的最初幾年間，聯邦政府一宣布用數萬億美元緊急救助華爾街財閥，便有鼓吹政府救助的人士拿出了亞歷山大·漢米爾頓的神話。他們認為漢米爾頓是美國資本主義的開創者，且顯然將此論據看作是一個秘密武器。人們稱漢米爾頓會贊成緊急救助，因為畢竟是他，第一個提出對幼稚產業征收保護性關稅，并通過對各種行業的補貼和“出口獎勵金”，把歐洲式重商主義引入了美國。
現如今，整個世界也被所謂自由主義經濟所洗腦。一談反壟斷反華爾街，就是反自由主義經濟。事實上，壟斷和華爾街才是反自由主義經濟的霸道。美國一直被人們膜拜成為自由經濟的榜樣。批評美國的壟斷和金融就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成為一個名聲不好或阻礙發展的代名詞，或者是一個想顛覆精英統治的危險信號。《大逆轉：美國如何放棄利伯維爾場》和《21世紀資本論》的作者都是法國人，似乎又會讓人覺得反對壟斷和華爾街都是法國“革命者”。為什么不想想美國的不平等愈演愈烈，卻沒人從宏觀上去剖析美國的社會？當然美國揭露美國社會不平等的書也不少。但沒有以馬克思主義的角度，更多是一個記者式的描述，可能為了得個獎或者完成職位考核升遷而已。美國社會對壟斷贏家通吃的包容性就是美國文化或者精英文化長期灌輸的結果。
20多年前美國的機票和上網費用都比法國要低，而現在情況則正好相反。美國的物價相對變貴，托馬斯·菲利蓬認為原因在于，過去20年里美國經濟的大多數部門競爭都有所緩和，集中程度則在緩慢但穩定地上升。同時帶來行業領跑公司地位日益穩固，股東獲利和收益增加，投資減少，生產率增長則在下降。研究者發現在1982到2012年間，制造業、零售業、批發貿易、服務業、金融業、公用事業和運輸業6個行業的集中度都明顯提高，領先公司的利潤率正在上升，相對優勢變得更加持久。與20多年前相比，目前行業領袖面臨挑戰和被取代的可能性較小。
特朗普采取的貿易制裁也是美國經濟實力下滑的結果。一方面，表明要讓制造業回歸，惠顧下層工人；另一方面，也是矛盾的，工資成本增加讓回歸美國成為畫餅充饑。阻礙全球化和貿易自由更多是表明態度。拜登新政府或許會延續貿易對峙，但談判余地會大些。自由主義經濟面臨國內的挑戰，主要是由于壟斷過度和全球化，造成產業集聚和跨國分工，直接損害了國內工人的利益。自由主義經濟具有兩面性。進口滲透率和外包增長代表了全球化，體現了自由主義。但它對國內就業和工資水平產生很大影響。在汽車零部件行業的案例中，全球化的影響導致工資中位數從2003年的每小時18.35美元下降至2013年的15.83美元。經濟研究顯示，移民造成國內工人的工資小幅下降，但對缺乏高中教育的國內工人影響最大。自動化的穩步推進、機器替代人工，將促使底層90%群體的相對收入下降。薪水相對較高的制造業工作崗位已經被侵蝕，因為美國制造業就業份額從1953年的30%降至目前的不到10%。自動化影響與“技能偏向的技術進步”疊加，致使軟件驅動的計算器替代了日常工作，而這些工作的損失不只發生在制造工廠的裝配在線，還發生在打字員、簿記員、文員、接待員等日常辦公職業中。自動化并沒有造成悲觀主義者曾經擔心的大規模持久失業，在2007年底結束的經濟周期擴張期，美國經濟的失業率也能控制在5%以內，并且在2015年失業率再次下降至近5%。盡管就業崗位沒有大規模消失，但就業構成發生了變化，在職業分布的頂層和底層創造出更多工作機會，中層則出現空心化。這種轉變被稱為“極化假說”，在最近幾年已被勞動經濟學家廣泛證明。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業已成為了新經濟的核心。它從1978年的1.2萬億美元總產值，增長至2007年的11.8萬億美元，超過了制造業，成為美國經濟中最大的產業，這一行業的利潤同樣飆升——從1980年占企業利潤總額的18%，增長至2005年的46%。正如尼克松總統任下擔任政治戰略顧問的凱文-菲利普斯所言，華爾街為了謀取私利，“劫持”了美國經濟，這也導致經濟力量“如危機般過度集中”。③1998年對當時最大的對沖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公司進行救助，這個由天才級的“量子專家”們創立的基金實際執行的是非常簡單的套利策略，但不得不依靠極高的杠桿借款，以至于在少數投資策略出現差錯后，整個基金就破產了。當時沃倫·巴菲特表示愿意拯救該公司，但救助方案會讓之前的所有者虧光全部投資。美聯儲沒有選擇任其自然的結果，而是干預進來組織救助工作。最終結果對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投資人和經理人來說要有利得多，而這群人中“恰好”有美聯儲的前任副主席戴維·馬林斯先生。④正如那時的《金融時報》所言，這是一次美式裙帶資本主義的典型案例。接下來，小布什上臺后，共和黨背離了羅訥德·里根所推崇的市場導向原則，越來越親近于大企業，例如在2002年對進口鋼鐵征收關稅來保護本國制造商，給某些企業特殊優待以恢復其利潤水平。那時的民主黨和大企業集團走得更近，他們發起“公私合作模式”，用服務公益作為借口從政府手里大肆攫取資金。
發達國家的裙帶資本主義，主要表現為私人資本與政府相結合，政府保護私人資本；私人資本通過議會和政府培養自己的政治代言人，利用政治游說對政治家的決策施加巨大影響，以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比如次貸危機的源頭，美國龐大的房地產金融機構“兩房”導致全球金融市場大爆炸。同一時期的美國安然公司，在政界遍撒金錢編織張龐大關系網，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政府的特別“照顧”。許多代表商業和富人利益的組織異常強大，并且因其擁有的各種資源而受到政治家的關注和青睞；而工會的持續性衰落，致使代表窮人和中產階級的那些組織越來越少，也越來越弱小。總之，各種不同形式的組織及其圍繞政策安排和選舉進行的斗爭，構建起美國的政治沖突，而美國的政治制度，則有利于那些代表富人利益的組織及其聯盟推行捍衛自身利益的新政策并重塑市場。社會不平等越來越大，貧富分化也越來越嚴重。美國逐漸從廣泛的平民主義轉向了狹隘的權貴階層。規模龐大、民眾集體參與的、高度透明公開的政治權力游戲被政治說客們所主導的、透明度低又暗箱操作的權力游戲取代，而這些政治說客，正是為美國的金融和政治精英們服務的。⑤
四、國富民窮
按照凱恩斯主義式的政府干預，不僅對扶貧毫無幫助，反而加重了貧困。首先，按揭凱恩斯主義導致信貸民主化，但信貸民主化并不能讓貧窮者優先受益，而是讓消費大戶受益良多。其次，政府對抵押貸款的鼓勵措施必定伴隨著稅收的減少，這樣也就減少了政府財政對社會福利項目的支出份額。再次，政府在金融領域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放松規制措施，在弱福利國家中，往往會刺激消費信貸的膨脹，這對貧困家庭的脫貧并沒有幫助。簡言之，與福利國家相比，消費國家的興起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經濟增長，但對于降低經濟不平等沒有幫助。進而，不平等的擴大，又對經濟增長造就了新的不利因素。實際上，福利國家在美國是有的，只不過與歐洲福利國家相比，美國福利國家規模較小，因而顯得相對孱弱一些。全民健保或全民醫保直到今天都未在美國實現，這恰是美國福利國家孱弱的一種體現。更重要的不是福利國家的規模，而是福利國家的運作方式。美國福利國家常常以稅收優惠的方式來實施，諸多社會福利項目并非由政府財政支出的方式獲得財務支撐，而是通過稅收優惠的方式激勵民眾參與。⑥在社會政策領域，這種福利國家被稱為“隱形福利國家”，其獨特籌資方式被稱為“稅務支出”，而一般的籌資方式則是財政支出。這種獨特的福利國家運作方式導致了私人福利的興起，即美國很多社會福利是通過民間機構（既包括非營利組織也包括營利性組織）來提供，而政府只是提供稅收優惠而給予了適當的激勵。這樣的福利提供方式與所謂的“公益福利”有別，最大的特色在于不具有普惠性，也不具有公平性，使得窮人收益的比重相對較低。
涓滴效應又譯作滲漏效應、滴漏效應、滴入論、垂滴說，也稱作“涓滴理論”（又譯作利益均沾論、滲漏理論、滴漏理論），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并不給予貧困階層、弱勢群體或貧困地區特別的優待，而是由優先發展起來的群體或地區通過消費、就業等方面惠及貧困階層或地區，帶動其發展和富裕，或認為政府財政津貼可經過大企業再陸續流入小企業和消費者之手，從而更好地促進經濟增長的理論。涓滴經濟學，常用來形容里根經濟學，因為里根政府執行的經濟政策認為，政府救濟不是救助窮人最好的方法，應該通過經濟增長使總財富增加，最終使窮人受益。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稱征稅“可能妨礙生意的發展，降低人們投資某些產業的意欲，影響就業。當人們必須交稅，其用作營運的資金會減少甚至用盡”。由此，里根時期的預算總監戴維·斯托克曼認為供應經濟觀點在經濟學中由來已久，而維持自由放任將不但使市場中先富起來的人受惠，也最終使最貧困的一群受惠。由此產生的論點是實質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必然會惠及全體，包括貧苦大眾。基于這種理論，美國國會不斷降低富裕階層的稅收，而其他階層的繳稅情況則沒有變化。但事實證明，這種誤導性理論不僅沒有使美國經濟持續繁榮，反而影響了經濟增長，最糟糕的是加劇了收入不平等。
在對美國人價值觀的評價中，勞倫斯·米切爾如此寫到，“在構成我們國家和我們自己的形象中。個人主義占據了讓人驕傲的位置，它的力量淹沒了我們關心他人的道德準則”。同樣，個人主義與內在的角度看待這個國家的社會和經濟問題的根源背道而馳。個人主義一直傾向于把很多社會問題都歸結于個人，比如貧困。⑦
趨功逐利的思想無法為一個社會提供凝聚力。實際上，根據它推崇競爭的本性，它恰恰是一種反社會凝聚的力量。美國社會基于一種人人為己的觀念之上，⑧人們向來狂熱地追求金錢、地位和聲名，而將諸如友誼、信賴、小區、工藝、富有意義的工作、家庭和精神生活之類的事物置于不顧，但這些事物才是有意義的生活的關鍵因素，也是美國非主流傳統向來宣揚的價值。⑨
綜上所述，美國的軟實力在快速消退中。這樣的美國還有多大吸引力？
注釋：
①[美]托馬斯·斯坎倫：《為什么不平等至關重要》，2019年6月，中信出版社。
②[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誰偷走了美國夢：從中產到新窮人》，2018年6月，新星出版社。
③[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誰偷走了美國夢：從中產到新窮人》，2018年6月，新星出版社。
④[美]路易吉·津加萊斯：《繁榮的真諦》，2015年7月，中信出版社。
⑤[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誰偷走了美國夢：從中產到新窮人》，2018年6月，新星出版社。
⑥[美]莫妮卡·普拉薩德：《過剩之地：美式富足與貧困悖論》，2018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⑦[美]馬克·羅伯特·蘭克：《國富民窮：美國貧困何以影響我們每個人》，2014年6月，重慶大學出版社。
⑧[美]喬治·帕克：《下沉年代》，2021年1月，文匯出版社。
⑨[美]莫里斯·伯曼：《美國為什么完蛋了？》，2014年1月，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