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發表于《南京社會科學》，2021年第2期
湯偉，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
【摘要】為解釋紐約、倫敦、東京等城市世界影響力的形成機制，知識界形成了全球城市理論范式。這一理論范式最終演化一套以模仿為主線的精簡、標準、操作性強的“全球城市”政策路徑。標準化的“全球城市”政策路徑忽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階段和客觀實情，導致發展中國家門戶樞紐適用之后在社會、空間、政治和城市體系四個方面都呈現出鮮明的碎片化，使業已存在的問題更加嚴重。發展中國家對上述問題并非沒有意識，仍在持續深化全球城市的政策路徑，主因在于國家完成意識形態更新并在關鍵利益行為體支持下完成公眾說服，“全球城市”由此被認為有效推動發展的正確道路。這也事實上說明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存在的單向脆弱性依賴。當前確實到了需要超越“全球城市”政策路徑的階段，表現在塑造“全球城市”的全球化出現新態勢，制造業和服務業高度融合科技創新重要性凸顯數據資源權重上升，多方面碎片化需要以人民性為基礎共建共治共享。未來全球城市發展必須建立發展—治理的二維框架之上。
【關鍵詞】全球城市 門戶樞紐 全球化 治理 發展中國家
【Abstract】In order to explain the formation of the world class influence of cities such as New York, London and Tokyo,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s create the theory of world city , which evolves into a set of global city policy path with simplification, standard and strong operability which could be characterized as “Imitation” . The standardized global city policy path ignores the development stage and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which leads to the distinct fragmentation in the four dimensions, namely social structure, space, politics and urban system which in turn leads the existed problems to be worsened.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not unaware of the above issues, but continue deepen the policy path of “global city”. The main reasons lie in the renewal of ideology on the national level and the completion of public persuasion process with the support of key interest groups. Thus, global cities is widely considered the right way to effectively promote development. In fact, this shows that one-way vulnerability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developed ones. However, at present, it is necessary to transcend the pure imitation of global city with reason lyingbelows: the driving forces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shaping global city decreased , the increasingly importance of integration of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y which further lay much emphasize the RD, and data resources, the need of co-governance due to the various aspects of fragmentation. In those regards, future global city must build on the Dual Framework “Development-Governance”.
【Key Words】World City Gateway Hub Developing Countries Globalization Governance
【作者簡介】：湯偉，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博士、復旦大學社會學博士后，主要以跨學科方法從事世界城市戰略規劃、全球治理和可持續發展的研究。聯系郵件：tangruc@126.com，電話：15221990122。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金磚國家新興世界城市比較研究”（17BGJ065）的階段性成果。
“全球城市”無疑是當前城市研究公認最重要的理論成果之一，盡管全球城市并沒有一個為各方所接受的定義，也沒有哪個權威的國際機構以定性或者定量方式來界定具體范圍，但紐約、倫敦、東京、巴黎、新加坡、香港等等被公認為全球城市。這些城市令人艷羨的全球影響力、異常雄偉的城市景觀和迷人的世界主義文化氛圍為發展中國家所渴望，他們紛紛樹立 “全球城市”的發展戰略（Deliberate Building）（Timberlake,2014）。“全球城市”既是理論話語同時也是政策路徑，且精簡、標準、操作性強，對發展中國家門戶樞紐產生巨大發展指向和政策塑造力。也有研究注意到了基于紐約、倫敦、東京為模本的“全球城市”有著內嵌矛盾性和不足性，譬如對制造業不夠重視、對平民包容心不足、缺乏對門戶樞紐根植性和國家內外平衡性的關注，忽視了氣候環境變化以及技術創新等最為前沿的命題，由此提出了全球城市迭代和模式多樣化的命題。實踐層面看，發展中國家并非沒有對上述弊端有所意識，仍總體競相采取擴張全球性、引進流動性、集聚高端要素、虹吸的政策措施，以服務于國家層面“充分利用國際市場，用足本國比較優勢”的全球化戰略。這說明“全球城市”模型給發展中國家的門戶樞紐帶來發展戰略愿景和可行操作路徑。然而時空背景的轉換，這種模型過度精簡、發展中國家門戶樞紐的復雜現實不適應的情況日益突出譬如過度注重全球網絡體系建設忽視了全球化的復雜動態演變；產業結構高級化而忽視與就業、民生息息相關的制造業反而不利于全球價值鏈的控制力；過度聚焦核心城區而忽視城市與區域的整合。詹妮弗?羅賓遜（Robinson,2002）更準確指出 全球城市模型存在等級化和排斥性效應，明確認為發展中國家的門戶樞紐不應將 “全球城市”作為發展目標。隨著國際政治格局變化、塑造“全球城市”模型的全球化形態顯著變化，而氣候變化、金融危機、新冠疫情、地緣政治等全球化風險持續加大，“全球城市”理論模型的理論指導意義明顯衰減，門戶樞紐未來如何進一步提升能級面臨范式超越的問題。
一、“模仿”主導的“全球城市”政策路徑
紐約、倫敦、東京等城市之所以能夠成為全球城市，關鍵是形成遠超自身腹地甚至所在母國的影響力和控制力，關于這種影響力和控制力的解釋成果便是全球城市理論，其中約翰?弗里德曼、曼紐爾?卡斯特爾斯、薩斯基亞?薩森三位學者的論述最為系統完整。約翰?弗里德曼率先認為全球城市基本動力來自新的國際勞動地域分工（Freidman，1987），城市和世界經濟整合的程度決定城市功能與結構轉型。在他看來，全球城市是全球生產網絡地理上不斷擴張、價值鏈環節縱深拉長以及國際勞動分工自然演化的結果，他準確看到了全球生產網絡的形成帶來了國際城市的崛起以及世界城市體系的形成。曼紐爾?卡斯特爾斯認為城市不應被視為位置而應被視為過程（Castells，1989）。信息技術使大規模、即時性的“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取代地點空間(Space of Locality)，管理與控制功能是在“流動空間”中實現的，尤其是以聯絡為基礎的世界資本市場與金融交易之中。顯然，卡斯特爾斯準確看到信息社會的來臨以及對城市功能的重構性影響。薩森從微觀尤其企業區位選擇角度發現全球生產網絡在不斷橫向地理擴散、衍生過程中需要中央管理和控制能力的強化（Sassen, 1991），而管理和控制職能的承擔者就是全球城市。全球城市對生產活動的管理和控制功能主要通過復雜、專門化生產性服務業實現的，比如金融市場、高級會計以及法律訴訟等等。由此，薩森準確看到了生產性服務業在全球城市內部的集聚對城市功能和社會結構的影響。
按照三位學者的理解，全球城市形成的關鍵世界經濟的管理與控制能力，而這只能在全球化的循環回路中形成。全球化循環回路的形成需要國家層面的制度調整，這樣國家和城市協同推進下，“全球城市”逐漸演化為一套標準的政策路徑。首先，國家接軌國際制度和世界市場，接軌動力是國家內在發展訴求和外在地緣政治共同塑造的結果。冷戰結束后，發展中國家將開放確立為主導性的戰略取向，或被動或主動、或激進或漸進，以引進外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構建自由貿易區等，簽訂雙邊多邊協議作為施政重點。其次，按照發達國家或者國際組織標準改革國內市場，市場需在去管制、私有化和其他配套條件下才得以最大程度發揮，由此全盤對照世界銀行標準改善營商環境、吸引國際投資(羅德里克，2016)，并以此在空間層面構建一系列的政策優惠區，譬如出口加工區、自由貿易區、保稅區、中央商務區等等；其次，積極吸引跨國公司總部、國際組織等全球性功能機構，將原先相對封閉區域生產系統和全球生產網絡無縫對接，經濟整合態勢日益明顯(李健，2011)。為服務這種整合以及跨國投資、國際貿易的快速增長，金融、信息、廣告、設計、會計、保險等生產性服務業成為政策扶持對象，門戶樞紐普遍開啟去工業化進程、產業結構升級加速；最后，廣泛的空間更新和城市美化運動，城市政府—國內外資本成功構筑增長聯盟（洛根，莫洛奇；2016），通過權力與資源的集中，對城市空間表面進行系統清理和重新組織，建設了購物大街、高爾夫球場、高端住宅、迪士尼等消費主義景觀和世界主義文化設施，也建設了中央商務區（CBD）、港口飛機場等辦公場所。隨著政策路徑日益成熟、標準化以及操作性的增強，深度暴露于全球競爭的發展中國家門戶樞紐普遍開啟了“全球城市”建設進程。盡管稱呼有所不同內在機理卻呈現出明顯的一致性，譬如北京明確要成為具有廣泛和重要國際影響力的全球中心城市；上海要成為“更加卓越的全球城市”；德里要成為世界一流城市；孟買要成為上海那樣的世界級城市；開羅到2050年要成為巴黎和東京那樣的全球城市；約翰內斯堡成為“世界性的城市”；內羅畢2030發展愿景則確認為世界級非洲城市；圣保羅企業工廠集中，跨國公司云集、摩天大樓林立，則要成為“南美洲的芝加哥”。更多城市在經歷了鮮明的全球化進程，紛紛試圖成為將地區經濟與全球經濟連接的門戶樞紐，伊斯坦布爾、雅加達 、曼谷、吉隆坡等等。將基于紐約、倫敦等全球城市提煉出來的理論模式應用到實踐層面，實質就是對標紐約、倫敦、東京，將他們的產業結構、城市景觀、文化氛圍乃至生活方式進行大致復制和模仿的過程。
二、“模仿”引致的治理碎片化
“全球城市”政策路徑本質是開放和去管制的宏觀環境下發展中國家門戶樞紐對紐約、倫敦、東京全方位的學習和模仿。然而承載全球化功能的機構、設施和人力需要高昂的運行成本，包括住宅、教育、交通、貧困、移民等，且成本遠以超出城市財政支付能力，這樣城市內部存在不同利益群體的利益分化和博弈情況。在弗里德曼、薩森的理論模型中，全球城市功能主要依托生產性服務業，而生產性服務業有著與制造業截然不同的職業結構以及收入分配情況。一方面是高薪收入的金融專家、管理精英、技術人才的；另一方面是為全球化階層提供生活的服務的從業人員和顯著增多的非正式經濟，制造業和中間收入群體急劇減少（陳建華，2018）。伴隨職業結構、收入分配和居住空間的二元分化 ，世界城市內部不同空間區域對世界經濟接近完全失去了平衡。紐約華爾街、倫敦金融城承擔著世界經濟的管理與控制功能，充斥著自由主義的世界精英；而長島、托特納姆區則與世界經濟關系則異常有限，擁擠著大量的中小企業和中下收入居民，自然反對“亞馬遜”這樣的全球資本的進駐，后果城市的包容性和內在整合被嚴重破壞。這意味著 “全球城市”理論模型內嵌收入分配的過度失衡、社會分層的過度分化、公共服務的嚴重不平衡等諸多治理風險，必須有政策層面的合理干預和調節。
發展中國家門戶樞紐按照“全球城市”理論模型竭力模仿紐約、倫敦，理論模型明顯的二元分化的職業結構、社會階層、居住區域和生活方式，是否會被全盤移植進而帶來嚴重？“發展中國家”門戶樞紐與經典全球城市的關鍵區別就在于發展的不充分、不平衡。首先，多數有被殖民歷史、未經歷完整工業化、人均收入普遍較低很。殖民主義給孟買、約翰內斯堡、伊斯坦布爾、開羅等城市帶來現代因素，修建港口鐵路、下水道、高樓大廈等基礎設施，設立了部分現代工廠、移植宗主國法律制度和生活方式。然而這些現代因素既數量短缺又結構失衡，與本土經濟模式和生活方式未融合，更未產生帶動國家現代化的動能。這樣少量的工業項目與形成異常落后的農業、現代產業與手工作坊，特定區域的世界主義與大部分區域貧窮落后強烈對比。其次，處于人口向門戶樞紐大規模涌入的城市化階段。根據全球城市化展望2018，1990年全世界只有10個人口上千萬的超大城市，且主要位于發達國家，2014年這一數字上升28個，2030年預計將有43個，新增量全部位于發展中國家。目前新德里已有人口2900萬，上海2600萬、墨西哥城圣保羅各2200萬、開羅、孟買、北京近2000萬（世界城市化展望，2018），也就是說人口向門戶樞紐的快速過量涌入在未來數十年是常態。
門戶樞紐以模仿為主線，樹立“全球城市”發展愿景、執行 “全球化功能塑造”為核心的政策路徑，與經典“全球城市”比較，其治理困境更為明顯：第一，社會結構碎片化。加入WTO、設置自由貿易區帶來了貨物、人口、信息和資金流動的快速增長，生產性服務業需求較快上升。然而“充分利用國際市場，用足本國低廉比較優勢”的出口導向模式、服務的地理區域使其無論容量還是能級與紐約、倫敦都差異懸殊，由此職業結構、收入分配遠不如紐約、倫敦那樣的二元分化，而呈現出多維度、多層次、多功能并存。大致分為四個部分和兩對關系：從事生產性服務的專業階層也有為專業階層提供生活服務的從業人員；既有規模龐大的制造業以及大量處于價值鏈低端的制造業工人，也有本國移民持續涌入而形成頗具規模的非正式經濟。由此，社會結構總體呈現為極少數處于收入分配頂端、中產階級數量有限而大量處于社會底層的金字塔形。基尼系數超越公認的警戒線，約翰內斯堡、圣保羅、開羅、雅加達、孟買等都超過0.6。第二，空間結構更碎片化。城市政府全力服務國際資本，扶持生產性服務業特定區域投入大量資源建造玻璃大廈、高速公路、五星酒店等現代建筑以吸引國際資本服務于國際國內的經濟聯系貨物；歷史區域仍保留了殖民主義遺產，呈現出濃郁的歐洲風格；更普遍的是貧民窟以及缺乏基本公共服務的原始建筑和混搭建筑。無論德里、孟買、約翰內斯堡、雅加達都成為封閉社區、富麗堂皇的商業中心和難以言表的貧困、骯臟、疾病共生的復合體；北京上海等中國城市盡管空間碎片化沒那么嚴重，卻也呈現中心城區優質公共服務和高房價與邊緣城區治理相對缺失的鮮明對比。第三，政治力量更碎片化。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內部異質性和復雜性明顯上升，宗教、種族、國籍、地域、價值觀等等不一而足，而就業機會和公共服務不足為民粹主義蔓延提供基礎，基于認同的城市內在內部整合難度明顯上升。隨著門戶樞紐對國際社會進一步融入，不時爆發“黑天鵝”、“灰犀牛”迅速滲透到城市內部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緊張氣氛。開羅、雅加達、孟買、曼谷發生了震驚國際的恐怖主義，圣保羅、約翰內斯堡更陷入治安和惡性犯罪持續升級的窘境，上海北京則始終面臨地緣政治博弈風險以及公共衛生、氣候變化、環境污染等非傳統安全威脅；第四，國內城市體系出現剝離。約翰內斯堡、孟買、圣保羅等門戶樞紐注重與全球網絡聯系的構建，與國際社會的融合顯著深化，世界城市層級體系位置的不斷攀升。然而與周邊區域、以及國內城市體系關系出現失衡乃至脫離的情況。一些國家甚至出現了門戶樞紐膨脹、蔓延、過度增長而國家停滯的局面，影響了國內工業化和現代化引擎功能的發揮。
三、發展是“全球城市”模型擴散的根本原因
“全球城市”模型標準、簡潔、操作性強，這種政策路徑造成諸多維度的“碎片化”和治理困境有學者指出“全球城市”政策造成的問題甚至比解決的要多。然而發展中國家并非沒有意識，也嘗試性融合國際社會關于城市發展的核心共識在發展愿景、政策策略方面進行更新。譬如積極融合宜居、以人為本、生活幸福等核心價值，積極落實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和2016年新城市議程，將包容性發展作為城市發展戰略總綱領等等。這些努力并沒有改變這些門戶樞紐對標國際一流，對紐約、倫敦、巴黎、東京甚至迪拜竭盡全力的模仿，全心全意的提升全球資源配置能力和國際化程度，這意味著“全球城市”政策路徑與其他發展路徑相比有著高度的優先性。
“全球城市”理論模型和政策路徑這種優先性是如何確立的。確立過程本質上是合法化過程，而合法化作為適切性的表達有著外部向外部導入以及內部接受兩個過程，這兩個過程國家尤其國家代理人扮演關鍵角色。對外國家代理人希望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由此積極接納并吸收國際普遍認可的制度體系和價值規范；對內國家代理人推動制度和政策改革也希望獲得關鍵行為主體的支持。這兩個過程都很復雜，涉及到國際政治結構、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位置、國內利益群體等諸多方面。紐約、倫敦等全球城市的崛起是全球生產網絡和世界市場深度拓展的結果，而這種全球生產網絡和世界市場深度拓展又主要歸咎于新自由主義，這樣“全球城市”理論模型和新自由主義有著內在邏輯緊密型。蘇聯崩潰和冷戰結束后，，美國憑借霸權位置和空前力量優勢進一步將新自由主義提煉為“華盛頓共識”，并通過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打造成世界經濟思想共識。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國家民主化浪潮進入第三波，意識形態經歷重大變遷,而開放、市場、私有化等詞語經過去資本主義、去西方化的脫敏迅速進入各國官方話語和政策文件。中國開啟改革開放、正式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改革目標；印度也正式放松社會主義計劃，啟動市場化改革；而南非在種族政權垮臺后也迅速推進新自由主義改革。伴隨國家意識形態的改變，其門戶樞紐率先感受國際資本和世界市場的氣息，城市政府和產業集團相信只要積極引入知識、資金、技術并和自身資源稟賦融合就能實現經濟增長、實現發展目標，由此千方百計為“全球城市”理論的“引入”創造條件。
“引入”“全球城市”理論模式必然帶來重大的資源分配效應，不可避免帶來國內各種政治力量的博弈和相應制度調整，原住民、工人、中產階級、國際資本等不同利益群體有著鮮明且截然相反的考量。大部分門戶樞紐存在兩種關于發展愿景和政策路徑的思潮。譬如孟買有外向和內卷兩種話語體系、圣保羅則是知識團體和工人階層結盟對抗代表新自由主義的國際資本、約翰內斯堡則始終存在強勁反移民訴求和種族情緒。競爭性思潮意味著“全球城市的引入有一個公眾說服的過程。一般說來，產業集團和政府官僚作為關鍵行為主體，與外部世界頻繁接觸中，首先獲取 “全球城市”政策有效性信息，成為倡議主體。他們積極與國際組織、相關智庫等知識群體達成共識，以多種策略推進規范性說服。譬如孟買在工商業組織支持下成立 “孟買第一”（Mumbai First）智庫，該智庫提出為中央和邦政府都接受的世界級城市建設方案，并邀請倫敦市長來給孟買提供政策建議。約翰內斯堡則在哈佛大學摩立特（Monitor）國際顧問團影響下確立世界級城市（City of World Status）發展愿景，除了積極參考時代廣場、中央休斯頓等最佳實踐案例，國際核心城區聯盟和貧民窟的改善組織（Cities Without Slums）也頻繁出現在當地媒體宣傳中。開羅則有受國際組織影響的強烈傳統，1973年成立的規劃組織（GOPP）誕生起就和聯合國國際發展署、世界銀行、德國技術合作機構（GTZ）等為開羅城市建設出謀劃策。2007年埃及規劃組織又和聯合國人居署、世界銀行、德國技術合作以及日本對外援助機構（JICA）共同謀劃了開羅2050愿景（Cairo 2050 Revisited，2014）。上海則采用了另外一種方式，為更好吸收國際資本、人才和技術資源，政府特意設立了市長國際企業家咨詢會，邀請世界500強的企業家對上海發展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其中就包括陸家嘴金融區和洋山港的設立。
經過意識形態更新和有效公眾說服，“全球城市”被廣泛的認為是最能有效促進門戶樞紐發展的最佳路徑。城市政府、關鍵產業集團、部分大眾一道創造出了全力追求增長的氛圍，實現了發展的總動員。一、為更大、更貴、更具象征性的發展項目、大事件做好思想和物質準備，孟買工業走廊、南非世界杯、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圣保羅水環路項目、開羅新城等等，而這些項目也進一步成為城市國際化、提升全球資源配置能力的戰略抓手。二、實現快速經濟增長。2004年到2014年，約翰內斯堡所在豪登省的年均增長率達到5.5%（Parilla & Trujillo，2015）；1993年到2012年孟買經濟增長率達到6.2%（Clark&Moonen，2015）；1990年到2010年上海年均增長率超過10%，2010年起仍保持7%-8%，均遠超越世界平均經濟增長水平；北京上海還因為快速增長而被其他國家城市樹立為學習樣本。三、對“流動空間”的管控能力提升明顯，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小組（GaWC）排名分析發現，約翰內斯堡、上海、孟買、圣保羅排名持續上升( Derudder,2010)使世界城市層級形狀由“金字塔形”向“鐘形”結構轉變(蘇寧，2011)。這都進一步佐證了發展中國家與國際接軌、開放市場經濟戰略而非社會政策才是國家和城市城府發展戰略最強勁的動力。
四、超越“全球城市”模型
全球城市概念最初是新馬克思主義者創造的，其目的是借鑒世界城市的經濟地理來設想和批判作為結構性整體的全球經濟，以及造成的諸多嚴重社會后果。然而始料未及的時候，這些概念卻為新自由主義剝奪了認識論的實質和批判意圖，成功轉化為推動某種特定的經濟增長的標簽、口號或者品牌標識。在內外力量推動下，“全球城市”理論模型樹立了發展中國家牢不可破的指導地位，顯示了理論對實踐的強大框定作用。這種框定確實帶來巨大成效，實現了經濟增長、提升了全球資源配置能力。盡管或多或少的意識到一些弊端，但并無以其他思想方案替換。這說明開放體制和環境下，“全球城市”理論模型對發展路徑有著清晰的鎖定效應，這種鎖定甚至取代了發展中國家自身應如何發展、如何實現發展的思路和評價；也說明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有思想和實踐的雙重依賴（孫伊然，2016）。然而，新興經濟體的整體崛起改變地緣政治環境，門戶樞紐在世界城市體系地位的攀升，全球化形態的變化和科技變革日益明顯，“全球城市”理論模型的指導意義和適用性明顯受到挑戰。如何“超越”對發展中國家尤其中國越來越緊迫
首先，“全球城市”不僅服務 “對接”更要“塑造”全球化。全球城市崛起的核心動力是全球化，而最初是美國為首的地緣政治力量推動的，有一系列國際制度和意識形態保障。在這框架下，跨國公司主導全球生產網絡順利與相對封閉的地方生產系統對接，而發展中國家通過模仿和學習建立了引資、生產、出口發展模式，將自身比較優勢與世界市場融合，服務于國際大循環，其門戶樞紐也從“對接”和“融合”中獲取快速成長機會。然而，世界秩序演化，全球化動力明顯減退、區域主義明顯抬頭：一、地緣政治博弈上升，美國等主要大國從國家安全角度推動制造業回流，而跨國企業處于安全和風險角度主動縮短產業鏈，國際勞動分工深度調整；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弱化，美國試圖按照自身利益進行改造WTO等多邊機制，自由貿易區等支撐全球化的治理機制明顯轉型，區域主義抬頭明顯。這些變動深刻沖擊“全球城市”核心的管理與控制功能。第二，貧富過度分化、支持全球化的社會基礎出現重大變動。華爾街運動、抵制亞馬遜第二總部、倫敦騷亂等群眾和社會運動此起彼伏。社會不滿上升，民粹思潮興起、反建制傾向日益突出，支持全球化的政治經濟精英話語權明顯下降。世界經濟宏觀環境部分質變，資本、人才、科技等要素將受到更高程度的國家管制，支撐紐約、倫敦“全球城市”的“超級全球化”向多方共同驅動的“有限全球化”或者區域化轉型。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印尼、墨西哥等新興經濟體雖謀求更大程度開放，補充美國全球化意愿和能力的下降，但缺乏全球化制度整合能力。發展中國家的門戶樞紐也就只能從服務地方“對接”全球向從地方“走向”全球，從“響應全球化”到“塑造全球化”轉型，功能定位也從充分吸納國際資源發展自己、融入國際大循環“節點”轉型為 “國內大循環”節點，國際國內兩個大循環的戰略鏈接以及塑造全球化航向轉型。以模仿為主線的“全球城市”的發展愿景和政策路徑已不能承載上述愿景，必須基于自身在岸性的生產能力、治理水平以及國際大循環進行塑造引領。
其次，“全球資源配置能力”必須從異常寬廣角度理解。全球城市形成、發展都和全球生產網絡息息相關。最初遵循比較優勢原則，發展中國家門戶樞紐成功接收了從發達國家轉移出來低端制造業和被淘汰的落后產能，并將制造業在周邊布局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對全球流動空間的管理與控制能力。隨著信息技術廣泛應用和交通便利化，產業鏈趨于精細復雜，不同產品、不同環節、不同部門、不同產業鏈乃至產業集群管理與整合需求上升，全球生產網絡也從簡單成本比較優勢向有著綜合服務支撐（營商環境）和市場規模競爭優勢轉型。與之適應，門戶樞紐也自然從制造業中心演化為金融、商貿、航運服務中心，生產性服務業和全球網絡體系自然成為“全球城市”建設重點。然而，全球化形態變化，5G、人工智能、大數據、生物基因為核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日益清晰，全球生產網絡迅速演化出新的特征，體現在：價值鏈更碎片化，每個環節、每個產品制造業和服務業都高度融合，產業鏈、創新鏈、資金鏈、服務鏈融合滲透程度上升，；無論數字、生物等新經濟還是化工、鞋帽等傳統制造業都在使用復雜尖端科學技術，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鏈和產業集群快速壯大；數據資源逐漸 “流動空間”的核心內容，資源配置中權重直線上升。由此，以生產服務業為核心對接“全球流動空間”的“全球城市”路徑已不適應門戶樞紐更高發展愿景的需要，必須轉換到以創新驅動高質量制造業與先進生產性服務業融合、銜接上來，轉換到全產業鏈和產業集群的競爭上來，并適應全球生產網絡縱向變短橫向區域集聚的趨勢重視城市—區域。也就能理解紐約、倫敦、東京等頂尖全球城市繼續保持高能級生產性服務業同時從稅收、工作環境、交通便利等多方面提升營商環境集聚創新要素；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都提出了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創中心目標，虹吸全球創新資源；孟買、圣保羅、莫斯科等也都建立科技園區著力構建創新生態系統。值得指出的是，創新既是科技創新也包括面向嶄新資源的制度規則創新，而數據資源對超越“全球城市”理論模型越來越有“機會窗口”意義，未來數據資源的收集、存儲、應用和配置規則對門戶樞紐的成長越來越關鍵。
再次，確立人民性的價值基礎。“全球城市”政策路徑造成的多重碎片化是民粹主義興起的重要原因。確保門戶樞紐的內在整合需要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體系。雖然2016年新城市議程提出了“包容性發展”，然而對處于城市化不同階段、貧富分化異常嚴峻、治理機制薄弱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并無現成經驗。一方面缺乏平等、融合等基本價值宣揚；另一方面缺乏將經濟增長成果分享到不同階層的能力。隨著國際化程度加深和新興技術廣泛使用，各類風險和矛盾反而在急劇放大。COVID-19疫情很能說明問題，不僅紐約、倫敦、馬德里、莫斯科等先后成為疫情中心，圣保羅、伊斯坦布爾、孟買、拉各斯等也淪為重災區。這些城市采取防疫措施使經濟停擺后無論生活用品還是醫用物資都難保障，并又進一步導致糧食短缺、物流系統和產業鏈斷裂等次生災害，對本來金字塔低的社會形成進一步沖擊。由此，基于模仿和學習的“全球城市”必須有更多的整合能力，基于自身客觀條件形成發展—治理框架。上海、北京、廣州等中國城市的經驗在于：1），為建設“全球城市”不僅僅積極扶持生產性服務業、推動勞動力密集型的制造業擴散外遷，還應堅持經濟增長目標將自身的生產性服務業與周邊的制造業形成有機融合，在區域范疇內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持續的吸納人口，以就業解決貧富分化并以更多資源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2）始終堅持人民性的價值構建，針對動態復雜風險，積極主動運用各種治理工具來調整各種利益關系，拓展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的制度化渠道，推動更多治理資源向下沉。資源下沉需要更多低收入利益群體的利益表達，如何構建一個多方參與、利益均衡且足夠韌性的社會治理體系仍需通過實踐來完善。
結束語
對照“理論模型”，發展中國家門戶樞紐普遍以“模仿”為主線樹立“全球城市”發展愿景，在引入國際資源推動發展方面取得了部分成功，但也出現了一些社會、空間、政治和城市體系的碎片化，由此與紐約、倫敦、東京等城市相比需要如與各自國情結合進行“超越”。遺憾的是，在尋 “超越”過程中“全球城市”政策路徑顯露出來的問題并未得到明顯糾正，這意味著該政策有明顯的鎖定性和路徑依懶性。這主要在于全球城市確實有著較好的發展動員效果，且發展中國家也在內外原因下完成與之相匹配的意識形態更新。中國也在積極進行“全球城市”建設，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較，取得更好的發展業績，中國的門戶樞紐北京、上海、廣州等與他們既有共性問題，譬如顯而易見的收入不平衡、核心—邊緣公共服務落差、愈加嚴重的交通阻塞空氣污染等城市病等等，但也有政策路徑執行過程中也表現出了顯著的差異性。表現在：并沒有放棄發揮國家現代化引擎的作用，并在國家戰略主導下不斷對國家經濟起到引領和帶動作用，實現了全球城市通常并不著意的內外適度平衡，有較高的根植性；根據自身發展階段和實際情況選擇性吸納國際資源，在區域層面推動工業化，利用區域工業化創造出來的就業機會不斷吸納移民；確立人民性的價值基礎，經濟上的成功和利用日益增多的治理資源不斷改進治理體系、提升公共服務能力，尤其 “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設，并通過民生建設確保城市內在整合。目前中國的兩座龍頭城市上海、北京在GaWC等世界主要指標體系接近紐約、倫敦、東京，更成為一帶一路倡議以及走出去的橋頭堡，而習近平總書記更從“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站位對上海、北京的城市經濟密度、投入產出效率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這都意味著以模仿為主線的全球城市政策路徑到了瓶頸期，必須從更加寬廣的視野尋求“超越”之路。這種超越只能植根于發展—治理的二維框架，具體包括：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要對塑造全球城市的全球化進行反思，全球化如何演變，動力來源、何種影響值得評估；人工智能、5G等第四次工業革命推動，制造業和服務業深度融合，未來全球城市尤其要注重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在集聚吸納更多的創新要素、構建創新生態系統的同時，提升數據資源配置能力和價值鏈捕獲能力；全球城市內部特有的流動性、系統性和復雜性，以及相應的風險和矛盾需要治理來彌合，確立人民性的價值基礎，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如何演化考驗各方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