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歷經多年的沉寂后于2017年再度“復活”，引發了世界范圍內的廣泛關注與討論。其間，雖然它們之間的三邊和雙邊合作取得了進展，但是四方對話和聯合行動卻沒有出現。對于該機制的復蘇，既有充滿擔憂的批判性觀點，又有樂見其成的積極評價。無論如何評價，相較迄今所進行的少量且缺乏實質性內容的行動來說，該機制引發了更多的戰略討論和政策關注。
本文通過梳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的發展演變，試圖回答以下問題：與2007年的首次出現相比，復蘇的機制具有哪些新特點？經過三年的演進，它對地區以及國家間關系帶來了什么影響？在此基礎上，本文進而從三個方面對“四方安全對話”的發展前景進行研判，并進一步分析在新的地緣戰略形勢下，中國應如何應對這個再次出現的地緣戰略安排。
一、問題的提出
2017年11月，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簡稱Quad或“四方對話”）的復活引發了世界范圍內的廣泛關注與討論。實際上，四國合作最初始于2004年12月。彼時，印度洋地震和海嘯引發的人道主義災難促使印度、日本、澳大利亞和美國快速匯聚在一起，以協調一致的方式采取救援行動。在當時合作的基礎上，2006年，安倍晉三在當選日本首相幾個月前，首次以“民主國家的集合”之名提出了美、日、印、澳四邊合作的概念， 得到了美、澳、印三方的響應。2007年5月，利用東盟地區論壇高官會議之機，四國官員低調舉行了會晤。同年9月，美、印在孟加拉灣舉行的“馬拉巴爾”海上軍事演習納入澳大利亞、日本與新加坡，實現了首次擴容。
Quad的出現引起了地區其他國家，特別是分別與其目標指向及主導國有著最大安全關聯度的中國和韓國的關注和擔憂。作為對這種關切的積極回應，2007年11月執政的澳大利亞陸克文政府明確表示，澳不會再次提議針對中國的四邊對話，四國會議是一次性的。 隨著澳大利亞退出和安倍辭職，Quad煙消云散也就不足為奇。
此后十年間，盡管四方對話和聯合行動沒有出現，但它們之間三邊和雙邊合作卻取得了進展。三邊對話被認為是夯實雙邊并進一步拓展四邊關系的工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始于2002年的美、日、澳三邊戰略對話和2011年開始的美、日、印三邊對話，特別是2015年日、印、澳首次舉行的三邊戰略安全對話，被稱為“加強了一種‘四邊式’伙伴關系再次出現的重要趨勢”。在雙邊層面，除了美日、美澳傳統同盟得到加強外，日澳之間也建立了“2+2”（外交部+國防部）定期會晤機制，實現了所謂的“輻—輻”聯系，促進了雙邊防務合作的持續升級。更為引人注目的雙邊關系動向是美日澳三國分別與印度關系的跨越式發展。2007年以來，美印簽署了數個軍事、情報合作協議，提升了雙方在軍事安全領域的全面合作；2014年9月，日印建立了“特別戰略和全球伙伴關系”，進而于2016年簽署《民用核能合作協議》，日本首次在防止核擴散這一核心外交政策原則上做出妥協；2014年莫迪就任印度總理后印澳戰略關系迎來大發展，雙方簽署了《安全合作框架協議》，并于2017年建立“2+2”對話機制。與此同時，三邊和雙邊的實質性聯合行動和軍事演習也在增加。 此類聯合行動顯然超出了以美國為中心的地區同盟體系，在四國間建立了多重合作關系，提升了協作能力，并反過來為更深入的政治互信奠定了基礎。
伴隨三邊和雙邊互動的強化和升級，Quad于2012年12月再次正式回到政界討論中。重回政壇的日本首相安倍建議美、日、澳和印度合作，“保衛從印度洋地區到西太平洋廣闊的……民主安全菱形”。2017年11月，在東亞峰會舉行之際，美、日、澳、印四國外交官員舉行了十年來的首次會晤，會后各自發表聲明，表達對于Quad的支持。美國宣稱，與日澳印的“四邊磋商是美國進行地區接觸的新里程碑”。澳大利亞認為，“（Quad）對于澳大利亞和地區都是一個重要的場合”。相對而言，印度對于Quad的態度更加謹慎，但也表達了對更大的“印太”區域內多邊合作的期待。在政府的支持下，四國迄今已舉行了六次會晤，不僅將參加官員的級別提升到外長級，而且不斷涵蓋新議題，既包括對各自“印太”地區愿景的討論及對地區秩序原則的重申，也涉及具體的海洋安全、基礎設施建設等協作領域。
顯然，Quad的新發展植根于其固有的歷史陳跡，因而此次它的再現被約定俗成地稱為“Quad 2.0”。自復蘇之日起，對Quad的評價主要有兩類。一是充滿擔憂的批判性觀點。一些學者認為，一方面，雖然四國之間在利益上有共通性，但鮮有跡象表明它們具有協調一致的戰略優先目標，即便美國也未必始終將遏制中國作為首要目標；另一方面，由于Quad遏制中國意圖明顯，其理念的分裂性和對抗性不僅可能引發中國反制，而且也得不到地區內其他國家、尤其是東盟的支持。因此，Quad將無法顯示作用和發揮影響。 二是樂見其成的積極評價。一些學者認為，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在過去十年間發生了重大變化，尤其中國力量的增強及其在領土訴求上的姿態是四國之間加強聯合的關鍵驅動因素。此次Quad的復蘇是以“志同道合”國家之間對地區事務頻繁的討論和協調行動為基礎的，必將帶來四國合作的進一步加強。 中國學者往往以更加理性和特有的中國視角對Quad的重新活躍予以分析，他們認為，四邊機制的形成和發展明顯有針對中國崛起之意，對中國的安全利益構成嚴峻的挑戰，也將對地區安全架構的演變產生重要影響。是故，未來盡管四邊安全對話仍面臨一些挑戰，但中國應警惕Quad的戰略意圖并審慎加以應對。
二、“四方安全對話”的新發展
相較十年前的乍現即逝，Quad三年多來的發展顯示出一些引人矚目的特點并對地區戰略環境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需要加以認真分析與研判。
（一）新版“四方安全對話”的特點
第一，Quad升級版具有比較明確的目標，即與中國對抗。這與十年前的Quad形成了明顯的區別。此種變化源自于特朗普政府上任以來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2017年12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稱，“中國快速的軍事現代化是為了阻止美國進入（印太）地區”。 次年，美國《國防戰略》將“中國繼續追求軍事現代化，以便在短期內取得在印太地區的霸權”定義為國家威脅，而美國的國防任務之一就是以“擴展同盟和伙伴關系為主要戰略手段”，達到“維持印太地區的力量對比優勢”的地緣戰略目的。 2020年5月白宮發布的《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方針》中，羅列了所謂中國在經濟、價值觀和安全領域“損害”美國國家利益的行為，將中國界定為一個對自由和美國生活方式的意識形態威脅。 美國是四國中唯一直接將中國貼上“敵手”標簽的國家，并將Quad稱為“一個絕對恰逢其時的想法”。
相應地，其他三國也在不同程度上表達過對中國的擔憂。作為美國的“關鍵盟國”，日本對中國“脅迫”的渲染一開始就出現在安倍“民主安全菱形”的提議之中，并一再揚言需要關注中國在亞洲的軍事能力和意圖。日本2020年度《防衛白皮書》用整整34頁對中國軍力進行分析，聲稱中國軍力快速增強，在日本周邊海域活動升級，對地區和國際社會安全構成嚴重憂慮因素。 澳大利亞認為，“中國力量和影響力正在上升到與美國相匹敵甚至在某些時候高于美國。”“自2016年起，主要大國在促進其戰略偏好和尋求施加影響力方面變得更加咄咄逼人，包括中國積極尋求在印太地區更大的影響力。” 為謀求對印度洋的絕對控制，印度對中國在印度洋和南亞次大陸的影響力上升也相當警惕，并不斷強調兩國之間力量的“不對稱性”。顯而易見，雖然沒有清晰地形成一個應對中國的同盟，但四國之間的非正式合作一直被認為是以制約中國的地區影響力上升為目的的。四國潛在的地理優勢——菱形的地緣分布，使其作為一個軍事上強大的國家聯合，能夠協調各方戰略，阻止中國地區“霸權”的出現。
第二，“民主價值觀”成為Quad秩序構建的意識形態基礎。“所有的Quad成員都是民主國家，這是最突出的特點。” 這一點其實與十年前并無二致，之所以在今天被強調到無以復加的程度，是因為新版Quad試圖以“民主價值觀”作為整合、構建地區秩序的戰略抓手。首先，以價值觀為基準界定朋友和敵人。早在2007年Quad首次出現前后，美國戰略界就大張旗鼓地討論過“民主國家同盟戰略”，稱要建立一種民主國家間的協調一致，在歐亞大陸及以外地區促進自由民主體系，以應對非民主國家造成的問題或威脅。 “四方對話”不僅被定義為“世界上四個最大的民主國家”之間分享關于地區安全看法的平臺，強調四國價值觀的共通性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協作關系和相互信任，而且在國家間關系中以價值觀為標準，強調“自我”與“他者”的分野，并以此確立對立的戰略思維。其次，凸顯“民主價值觀”對于建立以規則為基礎的地區和國際秩序的重要性。兩者之間的相關性在各種場合得到美國的大力渲染。2017年11月第一次會議之后美國發表聲明稱，基于共同的民主價值觀和原則，四國伙伴承諾加強合作，并將繼續討論進一步加強在“印太”地區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 2019年1月印度瑞辛納對話中，首任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Philip Davidson）表示，Quad“有著25年淵源的生機勃勃的關系”。“在過去70多年間，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為我們所有國家帶來了和平與安全……。” Quad被看作是民主伙伴國家為建立基于規則的秩序而進行磋商的重要手段。通過在所謂“共同的民主價值與原則”基礎上尋求建立“印太”地區秩序，Quad實質上打破了冷戰結束以來亞太地區奉行和持續推進的開放的地區主義進程，將地區國家以價值觀劃線，渲染地區存在所謂“自由”和“壓迫”兩種秩序愿景之爭。
第三，Quad構成更宏大戰略，即美國“印太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2007年四國首次會晤后不久，安倍就在印度國會發表題為“兩洋交匯”的演講，稱“太平洋和印度洋現在正形成一種自由與繁榮之海的動態結合。” 這可謂“印太”的粗淺表達。十年來，隨著自太平洋西海岸到印度洋西岸的廣袤區域日益成為經濟財富與人口快速增長的中心，這一區域的“印太”標簽和所謂“印太戰略”更為世界所廣知。Quad的重啟與美國“印太戰略”的公布不僅在時間上高度重合，而且在理念和效用上協調一致。一是推動對所謂“自由與開放的印太”（FOIP）理念的認同。這一理念由安倍2016年首倡，其后得到美國的強調和加持。在2018年6月第17屆香格里拉對話會上，四國均闡述了各自的“印太”理念，“自由”“開放”“以規則為基礎”、尊重國際法等成為共同要素，FOIP概念得到了Quad所有成員國的支持。 二是成為踐行“印太戰略”的行為方式。“印太戰略”的實施有賴于盟國與伙伴的支持，為此美國正在重新賦予其盟國活力、加強與伙伴國的聯系紐帶。在美國同盟體系的背書下，Quad以更大的靈活性、相對低的交易成本和自愿而非約束性承諾方式，加強對伙伴國的非對稱性控制，并防止被拖入其不希望介入的沖突之中。
第四，加大對發展和治理的投入，配合戰略需要。自第二次會議開始，四國在聲明中特別列出了“發展和互連互通；良治；地區安全，包括反恐和防擴散；海上安全以及經濟發展”等內容，尤其強調“可持續的、私人領域主導的發展、海上安全和良治之間的持續的相互作用”。目前，四國已經在“印太”地區開展一些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合作，如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美國共同宣布在巴布亞新幾內亞建設電網；在“印太”商業論壇上，日本國際協力銀行、美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和澳大利亞外交與貿易部確認三國將建立伙伴關系進行基礎設施投資，即實施“藍點網絡”計劃。四國在“印太”區域內的總援助額已經達到數百億美元。 有學者甚至稱，迄今為止Quad所進行的最具意義的工作就是擴大了成員國之間在基礎設施項目方面的合作范圍。 此外，四國投資與發展合作還著眼于追求特定的“標準”。2018年11月，第三次Quad會議表達了對透明度、真實需要和可持續債務負擔的關切。次年5月在亞洲開發銀行第二屆年會上，美國主辦了四國政府官員及印度尼西亞會議，討論了需要透明的金融來進行可持續的基礎設施建設，同時強調新的基礎設施融資計劃。 透明、高質量、與國際標準一致、利用私人機構等“標準”也在2019年Quad會晤時成為四國共同的關切，四國表示要繼續協調一致和密切合作，確保可持續的私人領域的發展、海洋安全以及良治。 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Quad 2.0吸取了十年前的經驗教訓，在議題安排上更加多元，其目的在于全方位平衡中國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意欲從更加深遠和全面的角度發揮地區作用。
總之，與十年前相比，Quad 2.0保持了所謂“民主國家聯盟”的價值觀基礎，并在美國戰略的引導下，將中國作為現實威脅因素，以促進四國間進行密切的、全方位的地區合作，具有了更加強大的意識形態和戰略基礎。
（二）新版“四方安全對話”發揮了令人矚目的作用與影響
第一，各領域合作加強了四國之間的戰略聯系，提升了國家間的協同作戰能力。國家通過頻繁的軍事演習、戰略對話、技術協定和協調行動，有助于培養合作的習慣、增強相互理解和信任。在過去三年中，四國之間軍事活動、信息與情報交流快速增長，創下了歷史新高。自2018年美印舉行首輪“2+2”對話后，四國中任何兩國都確立了“2+2”對話機制，與已建立的三對三邊對話機制相互補充，加強了彼此間的戰略溝通。美、日、澳、印戰術協作能力也在提高。美、印、日“馬拉巴爾”和美、澳、日“護身刀”從雙邊演變為三邊聯合軍演后規模不斷擴大，參加演習的武器的水平和裝備通用性持續提升，三國海軍的整合度和協同作戰能力日漸加強。中印邊界沖突發生后，印度一改之前態度，邀請澳大利亞參加“馬拉巴爾”海上軍演，使四國協調得以強化；美國也在考慮邀請澳大利亞、印度和日本空中力量在關島的安德森空軍基地進行聯合訓練，并尋求提升四國海上力量之間的協同作戰能力。
第二，在既有合作基礎上，四國紛紛將戰略觸角拓展至更多的議題領域和更廣闊的地理范圍。正如美國《亞洲再保證法》中所稱：“美澳印日四國間的安全對話對于在印太地區應對迫在眉睫的安全挑戰是關鍵性的。” “四方對話”被視為“印太”地區地緣戰略倍增器，是實現美國國家戰略的重要手段。首先，Quad在議題領域將合作重點放在“高政治”領域——南海。四國或以“自由航行”為名派遣軍艦在南海島礁12海里內巡航，或以所謂“南海軍事化”為借口，遏制中國在南海的島礁擴建與防御設施建設。 對于華盛頓來說，Quad實踐了美國“印太戰略”平衡中國影響力的總體安全目標。 其次，基于Quad的三邊或多邊協調開始引人注目地向“低政治”領域擴展。2018年7月，美、日、澳宣布建立“印太”基礎設施投資伙伴關系，同年11月三國簽署《基礎設施投資伙伴關系合作備忘錄》，共同動員和支持私營部門在“印太”地區建設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加強數字互聯互通和能源基礎設施建設。美、日、印則在三邊對話框架下設立了基礎設施三邊工作組，并就開發尼泊爾、孟加拉國、緬甸等南亞、東南亞國家基礎設施達成意向協議。 在發展領域，美國借Quad升級之機加大對湄公河次區域的投資，強化與湄公河流域國家的合作。2020年9月，美國會同柬埔寨、老撾、緬甸、泰國、越南湄公河五國，將2009年建立的“湄公河下游倡議”合作機制升格為湄公河—美國伙伴關系。美國承諾在既有的35億美元地區性援助的基礎上，今后幾年再投入數十億美元，并宣稱要與日本、澳大利亞、韓國、印度等國密切合作，對沖中國的地區經濟影響。
Quad復活也為其非主導成員國擴展地區戰略抱負創造了條件。由于歷史問題，日本的國際政治影響力一直有限，這被日本很多右翼政客視為與其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和高科技強國的地位不相稱。Quad的恢復成就了日本在謀求地緣政治大國方面的野心，使其有機會將經濟與軍事技術優勢轉化為實際的政治和戰略影響。日本借與澳、印進行頻繁軍事演習之機在南太平洋（及南海海域）和印度洋海域進行軍事力量投放演練。2020年6月，日本更改信息分享立法，允許與澳大利亞、印度以及英國分享情報，并在防衛省設立一個新機構，用以在東盟和太平洋群島事務方面加強與印、澳的協調。 此外，從“亞太”擴展到“印太”本身就基于一種現實判斷，即印度將發揮更大的地區作用。美國鼓勵“印度作為一個主導性全球力量和更加強大的戰略和防務伙伴出現”。印度通過與日本加強海上安全協調，進一步將觸角延伸到西太平洋區域。澳大利亞外長佩恩（Marise Payne）也坦言，澳期待“今后更加密切地與印度接觸來支持我們在太平洋地區的伙伴”。印度洋與南太平洋的結合是印、澳兩國都希望看到的戰略拓展。澳遂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強調在印度洋的利益，包括保護所謂“廣闊的專屬經濟區和搜救區域、離岸領土和關鍵的海上通道”，為此計劃在國防設施上投資十億美元，以期在西澳大利亞部署小型護衛艦、離岸巡航艦艇以及潛艇。
第三，在外交上釋放政治信號。四國以團結一致的方式表達重合的利益訴求，具有一定的外交象征意義。 在各自聲明中，四國均表達對共同議題的關注，從最初聚焦地區安全議題，如遏制朝鮮核武器項目、反恐和海上安全，到后來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地區發展；同時在理念上也顯示出相當大的共性，即強調在“印太”地區促進一種基于規則的秩序、促進地區內的自由價值觀。四國對于理念原則的支持和針對特定議題所進行的小多邊聯合行動，某種程度上具備了一定的“弱結盟”特點。 這是“一種松散的地緣戰略聯盟，各國關注中國對其利益的潛在挑戰，但卻不以有強制力的同盟機制來刺激中國。” 因此，雖然Quad以表達決心的象征意義以及實質性行動，強化了其特定指向的威懾價值，但四國仍不期待將Quad提升為正式的軍事聯盟。相反，它只是表達出在與第五國（也許是中國）發生緊張關系或軍事沖突時，四國至少做好準備相互幫助。 目前尚無證據表明這種形態會在短時間內發展為正式的多邊同盟機制，Quad釋放的一致性政治信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止步于象征意義，對于實質性地區安全事務的影響較為有限。
第四，加強美國在地區同盟框架及安全事務中的主導性作用，以此回應美國衰落之說。Quad從兩個方面體現了美國的主導性。首先是體現了特朗普政府 所認同的同盟型態，可能成為未來美國地區同盟的演變趨勢。Quad符合特朗普總統蔑視大型多邊主義、抱怨盟友和伙伴“搭便車”、堅持“公平分攤負擔”的態度。 “（讓）盟友（和伙伴）為美國可持續的地區戰略接觸貢獻更多”顯然已經成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目標。 美國要求地區盟友和伙伴對自己的安全做出更多貢獻，Quad正是澳大利亞和日本向美國政府證明它們各自的安全責任的一種方法。 其次是維持美國在同盟體系中的主導性作用。無論是就地緣位置還是戰略力量而言，四國的結合都將對區域內力量均勢產生影響。美國需要以印太地緣概念為基準，在中美競爭的大視野下維持甚至加強對地區同盟體系和具體安全事務的主導性影響力。通過鼓勵次級盟友即各個“輻”之間選擇性地彼此合作，Quad對正式、長期的雙邊同盟發揮了有效的補充作用，其排他性也保持了美國對亞太雙邊同盟框架一貫的控制力。同時，借促進盟友和伙伴之間的溝通互動，美國向其盟友和中國顯示決心，增加對那些所謂受到中國“威脅和霸凌”的地區盟友和伙伴的支持，尤其是在南海。
三、“四方安全對話”的未來走向
Quad復蘇是地區戰略框架內引人注目的變化。盡管具備了一些顯著的特點，也對地區安全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迄今為止四國尚未發表共同聲明或聯合公報來展示對未來的共同規劃，更不用說制定具體的行動方案或設立共同的協調機構。從其源起背景和演變軌跡來看，Quad的發展前景取決于內生性制約、特定成員國的作用和地區戰略環境三個因素的影響。
（一）Quad的內在局限性決定了四國難以形成更加緊密的同盟型關系
非正式多邊安排的內生性制約因素有很多，具體到Quad而言，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共同目標飄忽不定。較之十年前，雖然Quad作為一個整體的安全目標相對更加聚焦于中國，但“四國之間沒有能夠共同分享的、單一的關鍵性國家利益”， 因而難以形成穩定的共同優先目標。安全因素構成了同盟戰略產生的最初和最主要動機，但是，安全利益并非國家的唯一利益，不同國家目標和利益之間的張力始終存在，尤其是在當前缺乏迫在眉睫的軍事沖突，地區安全認知尚未發生根本性轉變的情況下。即使日、澳、印三國均將與美國的關系視為單一最重要雙邊關系，它們與中國的關系也多排在第二位，甚至超過了它們彼此之間的關系。無論是美國的地區盟友還是印度這種非盟國，考慮到對中國的貿易和投資依賴，都不愿看到與中國的關系過度緊張，均想避免正式的多邊安全承諾。 換言之，Quad這種伙伴關系承諾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從屬于其成員國與中國的關系發展。只有當地區沖突涉及到武力的使用，四國才會尋求一種更新的目標。即便如此，更可能的情況是，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將把它們的全部努力放在利用現有的雙邊安全同盟，以回應一個主要的、小幅升級的軍事活動。
第二，威脅認知差異。在缺乏共同的、相同程度的戰略威脅感的前提下，四國之間相互依賴不足，“亞洲版北約”形成絕非易事。一個國家通過觀察到的行為來評估另一國家的“品格”——忠誠或不忠誠，尤其是當一個國家評價另一個國家是否支持非條約義務時，具體的國家行為將是一國判斷另一國忠誠與否的標準。 澳大利亞是2007年Quad消散的主要原因。陸克文曾在回憶錄中詳細闡述當時澳大利亞退出的考慮，包括日本和印度對中國的歷史包袱、未來兩國與中國關系發展的曲折性，以及這種“四邊同盟”方式會給澳美雙邊同盟帶來的影響。這些質疑仍然是今天Quad 2.0需要面對的問題。印度政策精英依然對澳中關系未來會有重大進展顧慮重重。而澳大利亞內部對于Quad價值的認識也非完全一致，一旦新政府上臺，政策延續性可能生變。 為了避免成為“反中急先鋒”，印度曾連續三年拒絕邀請澳大利亞參加“馬拉巴爾”軍演，印澳關系也被認為是四國間雙邊關系中的“最短板”。當然，四國之間的地緣戰略計算將因時、因地、因事而發生變化，但國家間戰略上的不信任感將是永恒的自變量。
第三，政治環境的變化對主導國領導意愿的影響。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理念一方面傾向于在西歐和中東實行戰略收縮，另一方面卻加大了對“印太”地區的關注和介入。“印太”作為美軍地緣政治的重中之重，一直是特朗普政府軍事戰略精心經營的目標區域。正是基于這一考慮，美國在經過長期醞釀后正式推出“印太戰略”，并對Quad進行升級改造。可以說，Quad 2.0與十年前相比最大的區別就在于美國大力推動并主導了這一演變過程，以期在諸如中美競爭不斷加劇的南海問題上，突出Quad在軍事方面的合作。 然而，美國政治周期的變化同時也對Quad的發展提出了挑戰。即將于2021年1月上任的新政府如何看待這個安全安排，以及以何種方式展現領導意愿，目前而言尚具有相當的不確定性。鑒于此，四國對于Quad的重要性和特殊意涵的官方解讀并不相同。 印度和澳大利亞更多將Quad看作是“印太”地區眾多多邊安排之一，不愿對其附加任何特殊意義。 正因為此，美國和日本從一開始就渴望將Quad 的接觸級別提升至部長級，但直到2018年底印度一直表示反對。 在軍事領域，Quad 2.0 對于更大規模的聯合行動仍然保持相對低的姿態，迄今并沒有進行聯合軍演或聯合航行。時過境遷，也許這種姿態會有微調，但只要印、澳兩國依然避免將其塑造成為一個旨在遏制中國的軍事聯盟，這種低姿態就不會有實質性改變。面對“不情愿的參與者”，即使美國也不急于將Quad轉變為一個“反中集團”。
（二）印度的影響
鏈條的力量受制于其最弱環節，即所謂的“木桶效應”。在Quad中，印度是公認的最弱一環，在某種程度上Quad發展的廣度與深度取決于印度的態度。印度之弱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其力量最弱。比起其他三國，印度海軍及整體軍事力量是最弱的一方，印度的武器系統仍然依賴非美國軍事裝備，短期內無法實現與其他三國在軍事上的高度一體化。二是其意愿之弱。印度長期奉行不結盟政策，且對于“戰略自主性”這一對外政策原則高度重視。 作為四國中唯一沒有與美國締結同盟條約的國家，印度認為，與一個大國結盟會將自己置于另一大國的對立面。莫迪特別強調，“印度不會把印太地區看作是一個戰略或一個有著有限成員的俱樂部，也不是一個試圖尋求主導的集團，更不會認為是直接反對任何國家，印太地理定義本身就不能如此。” 雖然印度與美日澳安全聯系的深化促進了Quad的回歸，但是，印度對Quad的看法更具多面性，既希望借其平衡中國在印度洋的戰略影響力，又不愿意支持Quad在地區獲得更大的主導，更未表明已準備好在南海或西太平洋區域與其他三國一起采取實質性軍事行動。當被問及四國是否需要建立一種常備軍事任務集團，或設立一個聯合司令部，大部分印度受訪者給予了否定回答。 這意味著，未來Quad在很大程度上無法發展成一種有制度約束力的多邊聯盟體系。
但是，從發展趨勢來看，印度有可能越來越重視Quad的戰略作用。首先，Quad有助于提升印度的軍事實力。美國和日本代表著先進的軍事技術來源，與Quad的合作將幫助印度在廣闊的印度洋區域獲得更先進的軍事技術實力。2017年日印《防務裝備與技術轉讓協議》和2018年美印《通信兼容與安全協議》使得印度在國防科技和軍事技術轉讓方面獲得了兩國的支持；2019年美、印再簽重要防務協議后，印度將從美國采購系列先進武器裝備。其次，作為“東向政策”升級的一部分，印度希望加強與澳大利亞的雙邊關系，Quad為其提供了良好的小多邊平臺。澳大利亞位于印度和太平洋之間的地理分界線上，戰略位置重要，在信息收集和潛艇戰力等海洋軍事技術能力上不容小覷。印、澳之間在2015年建立年度海洋對話、2017年建立“2+2”會晤，并在近三年中加強了互動；2018年印、澳空軍相互加入對方的空中和海上軍事演習，雙方戰術協調不斷增強。再次，印度是Quad成員國中唯一與中國有著未定邊界爭端的國家。2017年上半年中印洞朗危機與下半年Quad的回歸并非僅僅是時間上的巧合。2020年兩國在喜馬拉雅邊境實際控制線附近的沖突雖然已結束了軍事對峙，但此類事件無疑增加了印度國內主張警惕和制衡中國的強硬派立場。面對兩國實力上的差距，Quad被印度寄予更大的希望用于遏制中國。
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今天的印度與過去有很大不同，無論是中印、印巴矛盾構成的現實威脅，還是保持在孟加拉灣甚至整個印度洋區域內戰略優勢的渴望，都可能促使印度以更大的決心參與Quad。當然，這種決心更多來自于印度對自身利益的判斷、對伙伴關系的互惠期待，以及能力認知，而非被動地被Quad牽制。正如印度外長蘇杰生（S. Jaishankar）所稱，“印度的愿景……必須通過（印度）自己的敘事和理念，找到更加清晰的表達方式……關于利益擴展，印度真正能發揮影響的地區仍然是印度洋本身，這一事實沒有改變。” 可見，盡管在戰略上存在重視Quad的動力，但印度仍將以自己的節奏進行具體的政策安排，而印度對于Quad的承諾無疑將決定四國在安全領域合作的限度。
（三）次區域戰略空間能否容納Quad的成長
亞洲的過去表明，沒有東盟的支持和參與，地區政治或軍事建構常常無法發揮持續的地區影響力。東南亞處于印、太兩洋交匯點，是“四方對話”的關注區域，也是采取行動的核心區域。這個對話從一開始就引起了東盟的注意。東盟對于Quad的認知被雙重因素所影響。一是東盟特有的政策偏好，即“東盟方式”。囿于起源的初衷和自身的多樣性，東盟對于針對特定目標的安全同盟形式并不認同，也反對在國際關系中強調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作用。Quad的排他性成員身份界定，顯然不符合東盟包容、開放的地區合作理念。二是對東盟中心性的擔憂。猶如擔心Quad被用作對中國進行“軟遏制”一樣，東盟國家對于這個新多邊集團可能損害其在地區的中心性和團結性抱有高度一致的疑慮。 一些分析家認為，任何正式的四國安排都將遭到東盟反對，只要東盟仍然以亞洲地區主義的驅動力量自居。 雖然美、日、印、澳均處于東盟主導的地區政治和安全架構之內，但考慮到以東盟為中心建立起來的亞太多邊機制在處理如南海爭端這樣的傳統安全問題上無所作為的現實， Quad將擁有比“清談會”更多的軍事能力和實質性舉措，可能在安全領域產生更大影響，甚至削弱東盟在地區架構中的主導性地位。
從發展角度來看，在一個大國競爭的時代，亞洲多邊主義秩序建設進程不可避免地受到損害，東盟能否牢牢掌控其地區中心性地位并重新證明其能力，無疑是一種考驗。 隨著《東盟印太展望》的發布，東盟已經接受了“印太”這一本體論事實，顯示其未來將致力于在更大的地緣概念中進行外交縱橫捭闔。對于Quad的價值，東盟各成員國之間存在著迥然不同的觀點，反映出當前地區戰略環境的復雜性。 Quad之所以對某些東南亞國家有一定的吸引力，一方面是因為這些國家希望進一步擴展海上軍事能力，以期在海洋和領土爭端中爭取最大利益。Quad成員國憑借強大的軍事技術能力、優越的裝備以及后勤和訓練技術，已經成為一些東南亞國家加強軍事關系的目標，如越南、菲律賓等國紛紛加強與美國、印度的軍事合作。另一方面則是從經濟利益和地區治理考慮，Quad成員國聯合起來的市場巨大，各國所宣布的對東南亞次區域和落后國家投資計劃也相當有吸引力，例如日本提議的湄公河發展援助得到了泰國、越南、柬埔寨、老撾和緬甸的支持。2020年3月，四國官員討論了新冠肺炎疫情，新西蘭、韓國和越南首次加入，形成了“4+3”對話模式。在可見的未來，東盟國家根據不同領域有選擇地與各個區域外國家進行合作，已成為一種趨勢。 新加坡對于Quad的評價有一定代表性。2018年5月，新加坡外長維文（Vivian Balakrishnan）稱新加坡至少現在不會加入“印太戰略”或Quad，因為Quad 概念并沒有完全回答各國對于“東盟中心性的疑問”。 可見，只要Quad仍然在功能、理念和制度建設上存在損害東盟中心性的傾向，東盟主導的次區域戰略空間將無法容納它的成長與發展。
綜上，Quad混合了局限性和成長性兩類因素，其發展前景有待進一步觀察。可以肯定的是，Quad機制化的機會并不大。雖然美國公開聲稱，華盛頓的目標是將“四方安全對話”組織正式化，在太平洋地區建立類似北約的組織，用結構化的方式吸引“印太”地區相同價值觀的國家，以共同防范“來自中國的潛在威脅”，但也不得不承認，這仍需要其他成員國的堅定意愿和積極配合才能達到。 顯然，從一種非正式的對話發展到一種事實上的同盟仍然是一條漫長的道路。目前Quad既無可能也無渴求轉變成一個機制化的行為體。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調查顯示，雖然四國中大部分受訪者都接受定期的部長級會議作為首腦會談的補充，但當問及是否支持建立某種永久性的Quad秘書處并由四國輪流擔任主席這個根本問題時，各國的反應參差不齊，大多持懷疑態度。從這個意義上說，Quad充其量只是一個緩慢的“聚合”而非快速機制化的過程。
四、中國的應對
作為中國周邊最具爭議的地緣政治安排之一，Quad目前仍處于蟄伏期。但是，隨著中美緊張關系加劇，Quad針對中國的功能有可能被逐步激活，對此中國需要更加積極和審慎地加以應對。可以說，當前決定Quad前景的最大單一因素仍然是中國。為了地區和平穩定，中國應努力從戰略角度影響Quad的發展。
一方面，針對Quad的內在局限性，中國應進一步擴大各國的威脅認知鴻溝。四國之間正式合作的深度和廣度在某種程度上與它們同中國的經濟相互依存程度成反比。在包括美國的盟友在內的“印太”國家中，在中國帶來的經濟利益和美國提供的安全保障之間尋求平衡的做法日益盛行，尤其是后者在特朗普政府時期顯得更加脆弱已是不爭的事實。 因此，保持經濟手段的影響力，并將沖突限制在一種可控制的層次上，無疑是中國外交亟需達到的目標。
中國需要不斷擴大澳大利亞和印度“兩面下注”的空間。如果不能在短期內促使兩國放棄Quad這種小多邊安全合作方式，那么應該最大限度地鼓勵它們同時加強與中國的全方位關系，強調兩者并行不悖，而非需要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擇，更不能主動迫使兩國更深地依賴Quad。雖然中、印兩國間存在著懸而未決的結構性難題，中、澳之間也有需認真對待的分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兩國總是會把與美國的安全合作視為最重要的國家利益和永遠的戰略優先選項。通過在多個伙伴之間“兩面下注”以維持戰略自主性，已經成為此類國家戰略的共同特點。中、印兩國同為金磚國家成員，有著暢通的政治溝通渠道。洞朗危機后，中、印領導人利用各種多邊場合頻頻會晤和互訪，不僅穩定了兩國關系，而且建立了軍方熱線，并完成了第一個安全合作協議，以防止“雙邊分歧激化為對雙方都不利的敵對關系”。同樣地，中印邊界沖突發生后，雙方經過多輪會談，逐漸穩定了邊界局勢。中、澳兩國經濟聯系依舊密切，對澳大利亞來說，政府意識到在兩年的齟齬不斷之后，需要“重啟”與中國的關系。 提升中國與印、澳的經濟關系，并以此為基礎增加政治交往，有助于減少特定的Quad安排對它們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在四國行動的核心區——東南亞，進一步推動以東盟為中心的“包容性地區主義”機制建設。從四國不斷強調東南亞在“印太”地區及“印太戰略”中的中心地位可見，Quad希冀通過得到東南亞國家的認可而獲得更大的“合法性”和“可信度”，畢竟南海爭端是促使四國糾集在一起的一大動因。但是，即使是越南這樣強硬的聲索國，對于Quad的任何“反中”集團標簽都相當敏感，“Quad+”在地區內依然受到相當大的抵制。 當認同政治從社會個體、群體上升到主權國家對自身的認同、對他國的排斥，其內在沖突性就更加令人擔憂。如果認同政治在一個社會內部已經造成了無窮的沖突，它必然也將導致國家間的沖突甚至戰爭。 鑒于此，中國應繼續秉持包容、開放、合作的地區主義理念，倡導地區和平主義；應進一步強調，這一地區的未來決不能由所謂的“民主四國”來決定，因為以價值觀為合作基礎、以威脅為合作目標的地區主義不但不符合地區內大部分國家的共同利益，而且會使得東盟所致力建設地區機制的和平主義努力付諸東流。面對“印太”地區所經歷的深刻、激烈和不穩定變化，唯一有利于所有國家的選擇是繼續堅定支持包容、開放、合作的地區主義理念，創新性地發展地區機制中的東盟中心性原則，深入推動“和平地區主義”機制建設。
總之，鑒于Quad這一新的地緣戰略安排針對中國的目標指向性，以發展的眼光看待之并審慎地予以應對，是中國從外交上塑造地區和平秩序、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的應有之義。
結 束 語
緣于地區戰略環境的變化，“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得以在最初四邊對話的基礎上復蘇。這一發展固然體現了美國對“印太”地區的戰略規劃和主導地位，卻并不意味著Quad會比其前身更加成功。鑒于各方利益重點和威脅認知的彼此差異妨礙了集體行動的有效性，“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的象征意義大于實際價值，若要發揮預期作用，其從內容到形式均有待充實和提升。雖然它會像世界上其他話題一樣“一時引人耳目，轉瞬歸于平寂”， 但Quad作為“印太”地區內重要的戰略變化仍需引起足夠的重視。在中美博弈日趨激烈的領域如南海，Quad無疑為中國帶來了新的挑戰。作為有著遏制中國意圖的安全集團，Quad將進一步極化地區戰略環境，并可能將后者轉向一個緊張和零和競爭的狀態。未來，無論是從各國不盡相同的利益重點和威脅界定，還是該集團中最弱一方對于組織發展的決定性制約作用，以及次區域戰略環境對它的接納程度來看，Quad的前景仍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中國的和平主義外交政策將是它的最大制約因素。中國應積極主動運籌和平外交政策，化解Quad對中國不利的因素，努力爭取地區持久的和平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