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來源于東方網，2020年12月30日
王健，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當前，中國進入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發展階段，根據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變化，中央提出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圖片說明：2020年11月3日拍攝的上海洋山港集裝箱碼頭。來源：新華社記者 王翔 攝）
就外部環境變化而言，經濟全球化出現了區域化趨勢，并因區域貿易協定和新冠疫情得以強化。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產業鏈長度開始縮短，貿易強度也開始下降。從1990年到2007 - 2008年經濟危機期間，全球貿易量的年平均增長率為6.9%，這大約是同期全球實際GDP年增長率3.7%的兩倍；但2011年—2016年，全球生產分工明顯放緩，國際貿易量增速明顯低于GDP增速，全球貨物貿易與GDP之比連續七年下降，為二戰后最長的一次貿易衰退。尤其是中間品貿易明顯放緩。2013年—2017年區域內貿易與全球商品貿易總量之比增加2.7個百分點，區域間貿易規模逐漸縮小。目前全球生產、貿易和消費結構呈現以美加墨為核心的北美鏈、以德法為核心的歐洲鏈和以中日韓為核心的亞洲鏈三大區域網絡。同時，隨著國際力量格局的變化，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和競爭日益加劇。由于疫情影響，中國今年GDP可能要達到美國的73%，這是自美國成為世界經濟第一強國后領先地位喪失最多的。還有人預計，中國可能會在2030年前后GDP超過美國。為此，從2012年開始，美國已把中國視為主要競爭對手，并開始重返亞太，將安全力量集中在“印太地區”，中美在亞洲的地緣政治和安全競爭勢必會進一步加劇。特別是目前世界正進入新一輪產業革命，而科技力量是國際力量格局的底層決定因素，各大國之間的科技競爭將日趨白熱化。
這充分表明，在新的外部環境下構建新發展格局，必須從戰略高度進一步重視我國與周邊地區，特別是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合作。歷史也證明，任何大國要實現戰略崛起，都不能沒有一個安全穩定繁榮的周邊作為戰略依托。前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十七屆中國－東盟博覽會和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的致辭中就指出，新形勢下,中方視東盟為周邊外交優先方向和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重點地區。
為此，我們應從以下三個方面推進新發展格局下的周邊合作。
第一，加強和深化地區政治和安全機制建設，為周邊合作營造一個良好區域環境。政治、安全關系是我國周邊外交的“短板”，它不但制約著中國與周邊關系的提升，還為地區外勢力特別是美國插手周邊局勢、牽制中國現代化發展提供了“離岸平衡”的切入點。
（圖片說明：這是2020年11月15日在越南首都河內拍攝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簽署儀式現場。來源：新華社/越通社）
在新形勢下，我們要抓住RCEP簽署和合作抗疫的時機，以經促政，以非傳統安全促傳統安全合作。這方面我們有成功的經驗。事實上，亞洲金融危機和SARS暴發，都曾成為了中國與地區國家合作的轉機和動力。目前，我們要從戰略高度推進中日韓三國合作機制進一步向前發展，特別是從公共衛生安全等非傳統安全領域入手，增強安全合作功能；要穩定以東盟為中心的系列峰會機制，進一步充實傳統的10+3、10+1機制，并體現更大的安全合作開放性；要進一步擴展上海合作組織的安全合作功能，并推動亞信會議機制進一步完善；要進一步努力管控好周邊安全熱點與涉華主權爭端，在地區穩定與主權權益之間實現動態平衡。最近，應加快推進南海行為準則（COC）的談判，有效管控中印邊界沖突，建立長效的地區穩定機制。
第二，將周邊地區打造成高質量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示范地區，構建產業鏈合作體系。中央明確提出，新發展格局下“一帶一路”建設要努力構筑互利共贏的產業鏈供應鏈合作體系，深化國際產能合作，擴大雙向貿易和投資。
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發展離不開產業發展，而產業鏈的延伸、轉型和升級大多需要依托一定的區域，通過密切的區域經濟合作來達成。數據表明，亞太價值鏈作為全球價值鏈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目前生產鏈條最多、參與國家最多、貿易額最大和分工結構最為復雜的區域價值鏈體系。2019年亞洲制造業GDP超過7.1萬億美元，占全球制造業總產出的50%以上，其中中國為4.1萬億美元，占亞洲的58.3%；日本為1萬億美元，占比為14.7%；韓國為5000億美元，占比為6.3%。特別是隨著RCEP的簽署，由于15個國家之間得以采用相同的原產地規則，將顯著降低供應鏈延展至該區域的成本，有助于產業鏈在區域內部相對穩定而有序轉移，中國應該抓住機會，以產業集群為導向，在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率先構建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依托，中國為主導的產業鏈。
例如，應在中、日、韓原有互補性較強的產業鏈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三國在產業鏈價值鏈的分工合作，尤其是加強高端制造業領域的合作，并積極推進中日韓自貿區談判，為三國供應鏈安全提供機制性保障。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這些年已經通過越南龍江工業園、泰國泰中羅勇工業園和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等產業園區，有效開展了中低端產業鏈供應鏈合作。近年來，東盟國家紛紛提出了產業升級規劃。例如，泰國政府提出了“泰國4.0”高附加值經濟模式，馬來西亞啟動了工業4.0政策。由于中國與東盟各國在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培育壯大新興產業集群以及發展數字經濟、綠色經濟等方面高度契合，因此，我們與東盟國家完全可以進一步開展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產業合作。事實上，東盟已成為中國在北斗衛星導航領域開展全球合作的重要區域，中國-東盟北斗科技城、中國-東盟北斗智能產業園等合作項目和機構將帶動相關產業鏈構建。
（資料圖片：位于柬埔寨西南部西哈努克省的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來源：新華社記者 朱煒 攝）
第三，要充分利用周邊國家的人才和技術優勢，通過周邊科技合作提升中國的自主創新能力。新發展格局下，自主創新是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關鍵，而要進一步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在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同時，也應加強國際合作，特別是主動融入包括周邊地區在內的全球科技創新網絡。總的來看，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科技創新合作擁有一定的基礎，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果。中國與大多數周邊國家建立了政府間科技創新合作及對話機制，與許多國家建立了聯合實驗室和聯合研究中心，與東盟、南亞、中亞構建了區域技術轉移平臺。
今后，要根據周邊國家的人才和技術優勢，創造條件開展協同攻關，共同提出科技創新的亞洲方案。日、韓在我國亟需突破的芯片、高端電子產品、生物醫學等領域，俄羅斯在航空、發動機等領域都有自己的特長。中國和俄羅斯共建的絲路創新園已有多家中俄企業入駐，俄羅斯科學院聯合西北工業大學航海學院設立了中俄海洋工程實驗室，開展水下機器人研發。俄羅斯喀山國立技術大學聯合西北工業大學設立中俄輕型動力聯合實驗室，進行小型航空渦輪發動機的自主研發，擴大無人機應用范圍。2019年第八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一致同意三國推進科技創新合作，鼓勵在數字經濟和電信領域開展合作。其實，日韓與我國在半導體等產業方面形成了比較完備的產業鏈閉環，日韓技術水平相對較高，但市場有限，中國應充分利用RCEP合作平臺和國內市場優勢，探討非軍事商業領域內的高科技研發合作的可能路徑。
總之，在新發展格局下，周邊地區應成為中國對外合作戰略的重點地區和首選方向。我們一定要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堅持睦鄰、安鄰、富鄰，突出體現親、誠、惠、容的理念，從周邊起步，推動周邊命運共同體先行先試，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奠定堅實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