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美國例外論”甚囂塵上——它被認為是全球最具生產效率、民眾生活水平最高的國家，在各方面都比其他國家更加優秀。
然而，從其近期種種內外表現中，我們看到了諸多亂象：
對內，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不力、種族不平等和警察暴力執法引發的大規模示威抗議、經濟衰退和仍然高企的失業率；
對外，動不動就干涉別國內政、無端指責別人危害自身安全、一言不合就揮舞關稅大棒、與盟友近鄰鬧別扭、肆意毀約退群；
等等。
神話破滅，“美國夢”再難成真。
美國，究竟得了什么“病”？
文 | 吳其勝 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
編輯 | 蒲海燕 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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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速放緩背后的真相
二戰結束后的30多年里，美國經濟增長速度較快，經濟年均增長率達到近4%。然而，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經濟增長勢頭開始減弱，國民收入增長隨之放緩，甚至經常出現下降。
上世紀50年代的美國紐約華爾街。圖|視覺中國
從1980年到2017年（即特朗普執政的第一年），美國經濟年均增長率僅為2.7%，比戰后30年的經濟增速下降了近30%。
2008年的金融危機表明，美國經濟在特定時期的增長實際上是不可持續的，主要建立在房地產市場的過度投資和巨額債務之上。
美國經濟增速放緩的背后是其勞動生產率增長的徘徊不前。
按勞動者每小時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GDP)計算，2018年美國勞動者每小時創造的GDP價值為70.78美元（約合483.5元人民幣），相比2010年的67.64美元（約合462元人民幣）增加了4.6%。同期經合組織(OECD)國家則平均增加了7.8%。顯然，美國的生產率增長遠低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
過去兩年來，特朗普政府一直吹噓其減稅和放松管制的政策對促進美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實際上，自特朗普上任以來，美國的經濟增長率同樣低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雖然，特朗普執政第一年（2017年），美經濟增長率提高了0.76個百分點，但仍不到其北部鄰國加拿大（1.55個百分點）的一半，兩國2016年的經濟增長狀況差距并不大。
由于財政赤字大幅增加，2018年美國經濟經歷了“高糖效應”，實際GDP增長了約3%。當時就有不少分析指出，這種由財政刺激手段推動的突發性增長很難持續。果不其然，2019年的美國經濟增幅下降到2.3%，重新回歸低增長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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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充斥美國社會
更重要的是，有限的經濟增長僅僅惠及了美國少數既得利益者，大多數美國人在經濟蛋糕中所能分得的份額越來越小，普通勞動者從經濟增長中所獲得的收益比例急劇下降。
2010年4月27日，美國塔科馬，市民正在排隊參加就業招聘會。圖|IC photo
過去40年來，占美國人口90%底層民眾的平均收入幾乎沒有變化。相比之下，少數位于國民收入水平前1%甚至前0.1%的人，從美國的經濟蛋糕中分得了越來越大的份額。其中，占美國人口1%的頂層階級，平均收入所占份額增加了1倍以上，最頂層那0.1%的人所占份額更是增加了4倍左右。
收入分配的不公，導致美國頂層精英和底層民眾之間的貧富差距逐漸被擴大。
一方面，少數的美國精英階層控制著越來越多的經濟資源。
美國亞馬遜集團董事會主席兼CEO杰夫·貝佐斯、美國微軟公司聯合創始人比爾·蓋茨和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CEO沃倫·巴菲特，這三位最富有的美國人所擁有的財富甚至多于整個美國下層階級財產的總和。
另一方面，位于社會底層的人數規模日益增加，但能夠擁有的資源逐漸減少。
2020年5月，美聯儲發布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近四成美國成年人無法通過現金或儲蓄支付400美元的意外開銷。
當前，美國的收入不平等問題比其他所有發達國家都要嚴重。2019年，聯合國發布了一項衡量民眾生活水平的指標——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美國排名第15位。一旦把不平等因素考慮進去，美國的排名則下滑到28名。
不平等問題存在于美國社會的方方面面。除了收入分配不平等，還包括財富、機會、種族和健康方面的嚴重不平等，這些領域的不平等問題都與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密切相關。
在美國，財富和機會不平等甚至比收入不平等問題更加嚴重。收入是指個人在任何特定時期內獲得的資產流入量，而財富是指個人對特定資產的所有權。如今，美國最富有的1%群體坐擁整個美國40%以上的財富，幾乎是其收入份額的2倍。
更重要的是，在美國現行的稅收體制下，這些財富能夠以較低的成本代代相傳。
機會平等曾是“美國夢”的一個重要基石。但是，由于家族的優勢和劣勢會代代相傳，如今，美國年輕人的生活前景幾乎比任何其他發達國家的年輕人都更依賴于父母的收入和學歷。
對很多美國人來說，出生在“正確”的家庭已經成為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一旦出生在貧困家庭并在貧困的環境中長大，就很容易陷入“貧困陷阱”。雖然不乏關于少數人成功地從底層擠入頂層精英行列的媒體報道，但這些絕非普遍現象，只是小概率個案。由于社會階層之間流動性的降低，美國如今甚至被揶揄為“21世紀的世襲制國家”。
種族歧視貫穿美國的整個歷史，少數族裔尤其是非裔美國人至今仍受到系統性的歧視。他們不僅面臨教育和住房不足的問題，同時還缺乏足夠的經濟機會。
1964年，美國曾通過了旨在消除種族歧視的民權法案。該法案通過后的幾年里，美國社會不平等情況確實有所改善。然而，鑒于種族偏見的根深蒂固，這種改善很快止步不前，甚至在某些方面還出現了倒退。
如今，民權法案已通過半個世紀，美國黑人男性的工資僅為白人男性的73%，西班牙裔男性的工資也僅為白人男性的69%。顯然，種族歧視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經濟的不平等。
在公民健康方面，美國是主要發達國家中唯一不承認醫療保健是一項基本人權的國家。近些年來，盡管醫學的進步讓死亡率在全球范圍內大幅下降，并且美國的人均醫療支出遠高于其他國家，但美國人的預期壽命卻出現下降，并且比其他大多數發達國家都要低（比日本低5年以上）。
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數據，美國人預期壽命在2014-2017年期間逐年下滑，盡管在2018年微弱提高，也僅恢復到2015年水平。在沒有大規模流行病和戰爭的背景下，美國人預期壽命的降低顯得格外突兀。
與美國公民健康總體惡化相伴的是美國健康的嚴重不平等。美國富人和窮人在預期壽命方面存在巨大差距，且差距仍在急劇擴大。在很大程度上，美國的健康不平等可以被認為是美國經濟不平等的產物。
收入下降，加上經濟衰退時期大量失業和住房被收回，很多中產階級和底層民眾患上所謂“絕望病”，對未來放棄了希望，并引發酗酒、吸毒和自殺等一系列社會頑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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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破滅，美國人難做“美國夢”
低增長、收入停滯和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問題，使得“美國夢”和中產階級式的“田園生活”與美國漸行漸遠，并在近些年導致美國政治和經濟體制陷入僵局。追根溯源，是因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歷屆政府經濟政策導向的扭曲，尤其是經濟的過度自由化。
美國拉斯維加斯。圖| IC photo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逐漸拋棄了主導美國經濟發展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理念，轉而擁抱“里根經濟學”和供給學派的思想。凱恩斯主義強調政府職能，主張一國政府需要通過貨幣和財政政策調節社會總需求，以保證充分就業。而供給學派則主張減少政府干預，強調通過放松政府管制和降低稅收來釋放經濟潛能，增加商品和服務的供給量，并以此來提高整體收入。
然而，在實施上述新自由主義政策之后，美國的經濟增長反而放緩了。放松管制使得美國經濟在不同時期（如在1991年和2001年）陷入低潮，甚至引發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大衰退，這也是自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此外，降低稅收也沒有起到刺激經濟的作用，卻導致政府赤字的失控。
在“里根經濟學”看來，不受約束的市場是解決所有經濟問題的唯一途徑，因為只有通過自由市場把經濟蛋糕做大，才能有更多資源惠及民生。該時期的主流經濟觀點還認為，所有人都能夠從經濟繁榮以及富人所擁有的財富中受益，因為財富能夠通過“涓滴效應”從富人流向普通人手中。
里根政府之后的歷屆美國政府也都承諾，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將給所有美國人帶來繁榮，對富人的減稅政策、全球化以及自由化將帶來更快、更穩定的經濟增長速度，美國全社會都將從中受益。
然而，實際情況是，普通民眾從經濟繁榮中的收獲少之又少，社會最底層的生活狀況并沒有隨著美國GDP的增長而得到明顯改善，大部分民眾的生活水平依然停滯不前，且缺乏安全保障和穩定性。
總之，過去40年來，美國政治精英都只專注于GDP的增長，將民生問題放在次要位置，且盲信市場體制“無所不能”，無視市場失靈問題。對市場的過度信賴、對企業利益的強調以及減少政府在民生領域的投入，使得社會不平等日益加劇，大多數人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群體逐漸被拋棄，經濟資源和政治權力也越來越向少數人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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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化，從經濟到政治
從歷史上看，美國經濟增長陷入低迷和社會不平等問題惡化并非沒有先例。
19世紀末的“鍍金時代”，社會不平等、經濟權力集中化就曾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鋼鐵、石油、鐵路等行業的個別企業甚至控制了美國經濟的命脈。20世紀20年代，經濟不平等問題也曾再次凸顯，經濟權力出現了嚴重失衡。
但是，這兩個時期的美國政府都曾采取了相應措施，解決市場失靈問題，并將美國從極端的社會不平等中挽救回來，例如：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針對大企業壟斷分別制定了確保市場競爭的法律；
20世紀30年代的“羅斯福新政”推行了一系列社會和經濟法規，來干預市場，具體措施包括，通過社會保障和失業保險為民眾提供經濟保障，通過立法賦予勞工組織更大的權利等；
林登·約翰遜執政時期，政府也曾著重解決貧困問題，并為老年人提供了醫療保健項目。
受這些措施影響，美國收入分配狀況在“二戰”后30年里有了顯著改善，社會總收入水平處于增長態勢，底層民眾的收入增速甚至要快于頂層精英群體的收入增速。
與歷史相比，美國當前面臨的挑戰可能更加嚴峻。這不僅是因為現在的社會不平等問題更加嚴重，還因為美國政治體制的失調使得改革更加難以落實。美國經濟上的不平等如今已經更深入地轉化為政治上的不平等，少數精英對美國政治體制的控制被進一步強化，使得符合多數人利益的改革舉步維艱。
從政治體制上來看，美國是典型的代議制民主國家。由于擔心多數人壓迫少數人的情況發生，開國元勛們在制定憲法時專門設置了一系列保障機制，以確保少數人在聯邦政府中的代表權以及限制聯邦政府的職權等。
然而，建國200多年后，這些保障機制卻逐漸被扭曲，成了少數精英控制美國政治經濟和阻撓改革的工具。美國也已經發展為一個少數派比多數派擁有更多權力的國家。
如今，美國聯邦政府在選舉中并無法代表大多數的民意，也經常無法采取符合多數選民利益的政策。
由于特殊的選舉人團制度，在總統選舉中獲勝的候選人并不需要獲得大部分選民的選票。事實上，21世紀上任的三位總統中，有兩位（小布什和特朗普）都是以少數票勝出，獲得更多選票的民主黨候選人戈爾和希拉里反而敗選。
在眾議院，因為選區范圍更小，因此應該更能直接代表選民的意愿。但是，實際上，占據政治優勢的政黨可以根據自身的選舉私利改劃選區。這也導致2012年眾議院選舉中，即使民主黨比共和黨多獲得了140萬張選票，卻仍然無法在眾議院取得多數席位。
在參議院，美國每個州都有兩個議員名額，這使得像懷俄明州這樣人口稀少的州和像加利福尼亞這樣人口眾多的州一樣，擁有同等的影響美國立法的能力。
美國政治體制對少數人的“關照”，使得絕大多數選民希望實施的政策無法落實，包括更高的最低工資、更完善的醫療保險體制、更多的獲取高等教育的機會、更嚴格的金融監管和更合理的槍支管制等。
過去幾十年來，財富的集中使得美國政治權力進一步集中在少數精英手中，并使得美式資本主義更多地服務于上層社會。從現有體制中受益的精英，能夠利用金錢塑造美國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操控美國的意識形態，包括推動民眾對“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狂熱信仰。
在金錢政治和黨派政治的左右下，美國憲法解釋者和裁決者——最高法院也逐漸退化為政治斗爭的角逐場。最高法院法官的人選往往不是因為具有專業知識和經驗，而是因為更符合特定黨派利益的需要。過去20多年來，美國最高法院也經常做出極具黨派色彩的裁決。
在美國，說客、競選捐款、“旋轉門”以及由富人控制的媒體等，使富人能夠通過財力購買政治權力，并利用政治權力為自己積累更多財富。
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做出裁決，允許企業、非營利組織可以無限制地向政治行動委員會(PACs)捐款，這就使金錢擁有更大的政治影響力。雖然，在歷史上，金錢控制美國政治的現象并不少見，但當前的科技手段可以更有效地將金錢轉化為政治權力。例如，各種數字媒體和數據平臺已經成為搜集選民偏好和影響投票的重要利器。
至少從奧巴馬時期開始，美國政府已經意識到社會不平等問題的嚴重性。2013年底，時任總統奧巴馬在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一次演講中就曾警告，“不平等問題加劇和社會地位流動性下降的綜合趨勢，將會給‘美國夢’、我們的生活方式以及我們在全球的地位造成根本性威脅。”
然而，在國會共和黨議員和既得利益者的阻撓下，除了通過《平價醫療法案》，以幫助民眾解決無法獲得醫療保健的問題，奧巴馬政府很難采取其他實質性的立法措施來解決美國社會日益惡化的不平等問題。
由于不平等問題被長期擱置，社會矛盾逐漸激化，最終導致了特朗普的上臺。
2017年，特朗普以“反建制”“反精英”姿態入主白宮，聲稱將代表底層民眾的呼聲，將美國民眾帶回中產階級式的“田園生活”。2018年以來，美國就業改善、股市上漲，被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大肆吹捧，認為特朗普推行的政策將挽救美國經濟和美國中產階級。
然而，正如很多分析者指出的，以本土主義和民粹主義為代表的“特朗普經濟學”，更多地是重復里根政府時期的措施，包括減少政府干預、削減社會保障支出和實施“受管制的對外貿易”等。這些措施不僅無法推動美國經濟的可持續復蘇，還會進一步加重美國經濟中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包括實際工資水平降低、社會不平等現象加劇等。
美式資本主義并非堅若磐石，經濟增長乏力、社會矛盾激化以及橫亙在底層和上層社會之間日益加深的鴻溝，使得美國的經濟、社會功能日漸衰微，而當前的美國政治失調又使化解美國一系列社會頑疾變得更加困難。
2020年大選中，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表示，一旦當選，他將成為歷史上最強大的“勞工總統”，將重點關注美國底層工人的訴求。然而，即使成功當選，拜登領導下的民主黨政府能否克服美國既得利益集團和共和黨的阻撓，重塑政府在美國經濟和社會中的角色，仍存在很大疑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