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自東方智庫，2020年8月15日

李開盛，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東方智庫編者按：

假設你是一個外國人，你眼中的中國，是什么形象？東方巨龍？沉睡雄獅？功夫熊貓？野心戰狼？

你或許知道中國人多，但不一定知道中國擁有十四億人口，占比世界近1/5；你或許了解中國發展迅猛，但不一定了解中國GDP穩居全球第二，與排名三到六位的日德英法總量相當；你或許清楚“中國制造”無所不在，但不一定清楚中國是世界第一大產糧國，也擁有世界上所有工業分類；你或許讀過中國歷史悠久，但不一定讀懂中華民族數千年歷經腥風血雨，無懼外辱屹立不倒的堅韌；你或許感受到中國崛起的壓力，但不一定感受過中國人安分守己、惟勤惟儉、敬天愛人的集體性格。

多年的經濟全球化，已將中國送到全球各國公民的眼前；當下的疫情全球化，加速和擴散了這種呈現。中國以怎樣的國家形象示人，如何構建符合中國國情和利益的國家形象？此時研究，正當其時。

一種商品在市場上一定要有自己的品牌，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中也要有比較固定的國家形象。這不但是宣傳的需要，也是傳遞這個國家的施政政策，凝聚起國際認同與支持的重要途徑。

國家形象不是任意設計出來的，它往往以該國國民的整體性格為基礎，同時受到政治、經濟甚至是軍事實力的支持或約束，另外還通過持久的內外政策實踐體現出來。但國家形象一旦形成并被廣泛認可，它就會成為這個國家向外昭示的最直接、最形象的“標簽”。如果這一形象是積極的，那么它就是這個國家軟實力的最集中體現，而且具有持久的影響力。就像一種商品打造出了“金字招牌”，其價值無論怎么估計都不為過。

一．美國的經驗、教訓及其啟示

美國的“招牌”就是“自由民主”。其內核是其西方式的三權分立體制，這本只是人類社會發展以來在各種民主探索實踐之中的一種，而且可能還不是最完善的一種，但在美國這個自詡為“山巔之城”的自我宣傳下，它似乎成為當代民主的唯一范式，而且逐漸成為其對外政策的重要標簽。從一戰后威爾遜總統的“十四點原則”開始，到卡特總統提出“人權”外交，美國的外交政策中不時出現各類“民主”、“人權”之類的主張，許多對外的政治干涉甚至是軍事行動都假自由、民主的名義進行。雖然美國國內確實有這些政策與主張的真實信奉者，但實踐中要推廣“自由”與“民主”的理念總是被各種拿不上臺面的自私考慮和公然的國家利益或明或暗地擠到一邊，當前特朗普政府甚至赤裸裸地提出“美國優先”的主張。

視頻截圖：當地時間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國總統，演講重申“美國優先”。（來源：央視網）

這種“掛羊頭”與“賣狗肉”之間的落差，來自于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張力。美國的教訓是把理想太絕對（不承認別國有自己的國情）、抬得太高（處處都要推行），但作為國家又不可能完全不考慮到自己利益，最終必然打到自己的臉。但其成功之處是，通過把外交貼上“自由”“民主”的標簽，美國把自己也打造成“自由世界秩序”的領導人，并在這一秩序中得到了巨大紅利。

總的來看，得益于“自由民主”這一概念本身的號召力以及美國自身真真假假的內外政策實踐，美國的“品牌”維護還是比較成功的。特別是在那些不是美國霸權政策直接影響、打擊或禍害的地區或國家那里，如大部分東亞和那些非洲國家，以及那些與美國同根同源的歐洲，對美國的認同就比較高。即使是當前特朗普這樣糟踐美國的軟實力，他們可能還是寧愿相信：等到換了總統，一個重新以“自由”、“民主”相號召的美國就會“王者歸來”。

美國經驗與教訓給中國的一個啟示是:我們也一定要有自己的“金字招牌”，而且其“含金量”、誠信度比美國還要高。畢竟，中國不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國，而是一個將要也必定會承擔起更多國際責任的國家。但如果自己不去主動樹立積極的“品牌”形象，就會被反對者隨意貼上各種標簽（當前美國就是這樣做的，如不斷渲染中國“霸凌”、是“修正主義國家”等），其結果是不但不能夠在國際社會中集聚起足夠的認同與追隨，而且會隨著自身“塊頭”（實力）的不斷壯大而讓人恐懼。中國“塊頭”增長的整體趨勢是無可置疑的，但其結果應該不是成長為讓人恐懼的拳王泰森，而是具有足夠親和力的“小巨人”姚明。但讓人擔心的是，泰森這個“面具”別人就早為中國準備好了，但如何構建親善“小巨人”的形象，好像還沒有找到關鍵的切入口。

二．中國的“金字招牌”：仁愛

中國的“金字招牌”在哪里？我以為不過“仁愛”二字。首先，這是中國不因時代變易而變色的傳統文化精髓，也一直是中國人最高精神追求所在，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質。二是在仍以強權為本質的國際關系中，仁義仍然是稀缺品，而這正是其價值所在。自由、民主的招牌雖然好，但一則西方國家早已“注冊”，二則其這些概念本質上是“國內”概念。對強調大家都要模仿它的所謂“山巔之城”美國來說，一個“國內”概念應用到國際上與對外政策中絲毫不感到別扭，但對于傳統上就堅持“只聞來說、不聞往教”，當前也堅持不搞意識形態輸出的中國來說，在國際上使用“國內”概念作為國際“標識”是沒有實踐指導意義的。既然是對外的招牌，就要有對外的適用性。因此，一個純粹的國內概念是不適合拿出來作為“金字招牌”的。而仁愛一詞，不但適用于國內，也可以作為國家之間關系的一種指導哲學。

什么是仁愛呢？對仁這一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核心概念，歷來解釋眾多。但歸納種種，其核心就是善待他人。正如《論語·顏淵》中所說：“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至于如何去愛，是物質條件上的滿足，還是精神上給予尊重？這個可以也應該由時代的變遷去決定。但無論何種愛，都肯定意味某種付出。古代中國主導的朝貢體系中，天朝上國堅持“厚往薄來”，批評者謂之好面子，但從另一面來看，事實上也是儒家仁愛思想的自然體現。從這個意義上講，在國際關系中，仁愛也可能是大國所倡導的對外關系哲學，因為以小國的資源與國力，是不可能經常跟人搞“厚往薄來”的，這是一個只有雄厚實力的大國才能有的奢侈品。

圖片說明：《論語》豐富思想的其核心就是一個“仁”字，“仁而愛之”有著積極的社會意義。（來源：新華網）

仁愛外交能夠為中國帶來什么呢？古代朝貢體系中的天朝上國的虛榮已經過時了，但仁愛背后所包含的和平、互助、包容等卻是新型國際秩序所必需的精神內核。相較本質上仍然強調弱肉強食、霸權競爭的“自由世界秩序”而言，這種新型國際秩序對助推中國崛起的意義是深刻而長遠的。

當然，大國的國力也是有限的，所以儒家也倡導愛有差等，即根據自己關系的親疏遠近去推行仁愛。墨家的“兼愛”思想之所以難以流傳下來，就在于其過于理想主義，因為它主張愛無差別等級，不分厚薄親疏。但事實上，一個人要平均地“兼愛”所有人是不可能的，不但精力上顧不過來，事實上也無必要。因為如果每個人都像儒家倡導的那樣去推行仁愛：首先必定是自己的至親，然后才是一般親友，最后才是全社會（國內社會）、全人類（包括國家的國民在內）、全世界（不但包括人類世界還有動物世界甚至是全生物界），事實上也就能夠使人人都能得到妥善的照顧，也就實現了“兼愛”的目標。

可能也是由于資源的有限性，仁愛思想強調的主要對象是對弱者，它也不倡導事實上也不需要對那些比自己強大或同等強大的對象推行仁愛，因為這些強者自身就有能力過得很好。所以儒家強調“事大以禮、字小以仁”，仁愛是對小國做的事，對那些實力比自己強大的人，按照公認的禮節對待他就好了。

三．仁愛思想與當前外交

所以，在國際關系中，我們一方面要倡導仁愛，在強權世界樹立一面溫暖的大旗，也為自己的崛起做好長久的秩序建設準備。但另一方面也要確定愛的對象與邊界，量力而行，有序而為。具體來說，注意以下四個方面尤其重要：

第一，要堅持義利分開，不能搞喻義于利。儒家倡導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但發展到后來有人提出“喻義于利”的思想。其主觀意圖可能是倡導義利結合，也有利于用“義”去規范“利”。但在以“利”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中，喻義于利可能不再可行，因為它很容易造成義利不分的局面，或是顧及“義”而破壞了市場經濟規則，要么就是要堅持市場經濟規則而導致“義”的空心化，事實上就是彼此拖后腿。國家之間的經濟交往如果喻義于利，其結果就是往往不能按經濟規律辦事，其后果要么是自己虧損無法持續，要么就是說一套（“義”）做一套（“利”）被認為是虛偽。過去“一帶一路”建設實踐中出現了不少這樣的例子，值得我們從中吸取經驗與教訓。今后，中國對外交往一定要義利分開，把對外援助與正常的對外經濟貿易關系分開，前者是真正無償的或優惠的，體現我們的仁愛，而后者就是建立在市場經濟的利益交換這一基礎上，而且還要以贏利為能（當然要遵紀守法）。當前，我們已建立國際合作發展署，專事對外援助，事實上就是向義利分開走出的第一步，但在實踐中可能仍囿于傳統、人力的原因而沒有很好地落實，今后還需要進一步完善。

第二，對待小國要施愛有度。愛有差等的思想決定了其他國家及其國民只是我國政府施仁愛的最外圍對象（除了生物世界外），我想這一點其他國家也能夠理解。每個國家都應該對自己的子民負責，“人不獨親其親”的大同社會至少在人類很長時期內都只是一個烏托邦，“各親其親”的“小康”世界才是我們的現實選擇。基于此，我們也應該在自己國力的基礎上確定一個合理的援助額度，然后將此額度視各國的實際情況加以分配。既然要施愛有度，也要更加強調“授人以漁”而不是“授人以魚”，因為天天給“魚”是給不過來的。當前我們幫發展中國家搞了不少基礎設施建設，總體方向是好的，就是要更加注意符合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需要。如果當地的河里沒有魚，或只有很少的魚，或是只有某些特定種類的魚，一些不相關的漁具或是捕魚方法送得或教得再多也沒用。

第三，對待大國要據禮相待。也就是說，在與大國的交往過程中，不必要也不能夠按照對待小國搞施恩惠的那一套。一是對方根本不在乎，即使對方有的政客需要，但整個國家是不可能很在乎的，更不可能因此對你感恩戴德。二是從形象上講，施恩惠給小國是仁愛，給大國則更像是在塞賄賂，道德上無論怎么也高大不起來。因此，對待大國就根據當前國際通行規則來辦事即可。如果對方不按規則來，如當前特朗普政府治下的美國，那么中國就要去爭取大多數國家都來維護規則，甚至在這個過程中擔當起規則維護者、建設者的角色，如主動推進世界貿易體制的改革以規制美國在貿易、投資領域獨斷專行、濫施制裁的行為，必要時也可以以對等的手段進行反制。只有學會并善于與大國進行規則斗爭，才能不但維護好自己的利益，而且樹立起一個新興大國應有的道德形象。

視頻截圖：2018年11月23日，中方提出世貿組織改革原則主張。（來源：央視網）

第四，面對國際危機要敢于擔當作為。仁愛外交應有平時與危機之分，平時可以和風細雨、潤物無聲，但一旦國際社會面臨重大危機，就需要大國敢于站出來，采取一些重大的救急救難行動。子曰：仁者必有勇。這里的勇當然也包括在危難時刻舍身而出的意思，否則國際社會就會對你的仁愛抱有懷疑。當前的新冠疫情就呼吁中國在疫情期間以及后疫情時代的抗疫復工以及進一步的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要有更多的新倡議與新作為。這方面，我們要把對美的理性斗爭與對世界承擔責任區分開來。面對特朗普政府的瘋狂打壓，一方面不要意氣用事，自以為國力到了可以與美國拼一拼的地步；另一方面也不要過度萎縮，認為這時“多出頭”似乎就會破壞理性對美斗爭大局。中國的世界里不只有美國，從某種意義上講，只有政策考慮上超越美國，才能在戰略博弈中克服美國所帶來的種種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