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新民晚報，2020年7月15日
王健，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美國借機企圖聯合一些西方國家，在產業鏈、供應鏈領域與中國“脫鉤”，搞近地集聚和區域化，將全球市場變成分割的區域市場。
疫情的突如其來，進一步加劇了國家本位主義，民粹主義延續上升勢頭，大國之間的合作意愿普遍下降，是冷戰后最弱的時期。
新冠肺炎疫情就其波及的空間、人口和對全球政治經濟等的影響來看，是二戰以后的重大事件之一。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將徹底改變世界秩序。當然，這個判斷還需要進一步觀察。但不管怎么說，百年未遇之大疫情，確實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演化。
全球化深度調整：美歐日轉移產業鏈
我們知道，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主要是由全球化深度調整、全球權力結構變動、新一輪科技產業革命等一系列歷史長周期的變動疊加推動而引發。
從全球化調整來看，冷戰結束以后，利用統一的全球市場和信息革命的發展，通過產業鏈分工，資源在全球層面得到了較優配置，推動了全球經濟的高速增長。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綜合國力和全球影響力都達到了新的高度，以中國為代表的一批發展中國家也實現了索洛新古典增長理論所預測的“后發優勢”，迎頭趕上。但一些西方國家認為自己相對收益在減少，特別是產業轉移造成了國內制造業的空洞化，失業加劇，反全球化的民粹主義力量上升。所有這些，加上全球化發展迄今積累的空間發展不平衡、移民帶來的文化沖突、收入分配在不同國家和群體之間差距拉大等問題，將全球化推入了深度調整期。
反全球化的呼聲，客觀反映了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失衡。為此，中國強調要堅持多邊主義和國際關系民主化，堅定不移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提出了促使全球化更加包容、普惠的“一帶一路”倡議。而美國卻堅持單邊主義，采取“美國優先”的保護主義做法，阻撓世界貿易組織改革，不斷“退群”和建立小雙邊、多邊協議，推行所謂“去全球化”政策。
疫情之前，美國已經加快了核心技術領域的對華“硬脫鉤”，并通過美墨加協議等排他性區域協定，特別是原產地規則中更高本地含量要求、“毒丸條款”等，割裂全球供應鏈市場配置的內在聯系。疫情的暴發不僅使全球經濟增長遭受斷崖式下跌，而且也對全球化，特別是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安全和穩定帶來了新的挑戰。美國借機企圖聯合一些西方國家，在產業鏈、供應鏈領域與中國“脫鉤”，搞近地集聚和區域化，將全球市場變成分割的區域市場。
中國抗疫之初，美國商務部部長羅斯就急著聲稱，這是美國企業撤回本土的良機。借口所謂戰略競爭和產業安全，美國聯手歐盟、日本等，試圖在醫藥和一些市場競爭性產業領域將產業撤回或分布分散化。美國參議員霍利2月27日推出“醫療物資供應鏈安全法案”，要求美國醫療物資生產商與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及時溝通，共同應對疫情對美國醫藥產品與設備生產造成的影響，確保醫療物資供應鏈的安全。為了擺脫對中國制造業的依賴，提振因疫情而陷入困境的美國經濟，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4月9日提出讓美國政府為企業回流美國所產生的費用買單，以此鼓勵制造業回流美國。
日本、歐盟也提出了產業鏈轉移計劃。
4月7日，日本政府公布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傳染病緊急經濟對策”，其中涉及日本企業供應鏈改革問題。日本政府提出，追加20億美元預算，資助企業將在中國等海外投資的生產線撤回日本，2億美元協助企業將生產轉移到東南亞等其他國家，形成“中國+1”海外產業布局。
有鑒于歐洲制藥業嚴重依賴中國的生產線，其所需的80%活性成分來自歐洲境外，有60%集中在亞洲，其中三分之二來自中國，另外三分之一來自印度，歐盟委員會3月26日發布《保護歐洲資產和技術指南》，將健康、醫學研究、生物技術和基礎設施視為對歐盟安全和公共秩序至關重要的領域。歐洲國家和歐盟機構也在醞釀采取措施，推動相關產業回流。
全球權力結構變動：競爭更趨全面激烈。
從全球權力結構變動來看，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整體崛起的“東升西降”趨勢，特別是中國力量的上升，引發了美國戰略界的不安和焦慮。
基辛格曾經說過，中美關系的關鍵是解決美國如何看待中國的問題。但遺憾的是，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美國逐漸不再把中國視為建設性伙伴。特別是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以后，2017年美國出臺了多份戰略報告，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和“修正主義者”。最近，美國白宮發布的《美國對華戰略方針》進一步明確，美國與中國的戰略競爭是兩種制度之間長期的戰略競爭，美國將通過“全政府”手段和有原則的現實主義來確保美國利益和影響。
事實上，在疫情之前，由于中美結構性矛盾加劇和美俄、俄歐關系緊張，國際關系中的傳統安全議題開始復歸主導地位，國內議題與國際挑戰的相互滲透使得大國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趨勢進一步加強。美國聯合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等制定了旨在遏制中國的“印太戰略”，美俄相繼宣布退出《中導條約》，中東等地區的大國博弈持續加劇。2019年世界經濟論壇《全球風險報告》就指出，93%的受訪者認為，大國間的政治或經濟對抗將更加激烈。
疫情的突如其來，進一步加劇了國家本位主義，民粹主義延續上升勢頭，大國之間的合作意愿普遍下降，是冷戰后最弱的時期。雖然中國一再表示希望與美國構建新型大國關系，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妥善處理雙邊關系，避免陷入大國競爭的修昔底德陷阱。但是美國依然以冷戰思維看待中美力量的變化，對中國實施“全政府”手段的遏制與打壓，疫情更是使得中美之間由貿易戰、科技戰逐漸向輿論戰、政治戰等領域擴展。美國將疫情政治化，攻擊、嫁禍和甩鍋中國，旨在遏制防控出色而體現制度優勢的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加之正值美國大選年，利用疫情議題反華已然成為美國共和與民主兩黨爭取選票的手段。
非但如此，疫情已從中美關系的干擾性因素變成了破壞性因素。疫情期間，美國不時利用臺灣、南海、新疆、香港等地緣政治議題牽制中國，通過一系列公然干涉中國內政的議案。美軍艦機增加了“三海聯動”軍事活動的頻率和強度，并竭力鼓動周邊某些與中國有爭議的國家，在南海地區做出損害中國利益的舉動。而歐盟由于疫情初期應對乏力，各成員國不得不各求自保，國際政治中的“自助”一面有所抬頭。同時，病毒的外來性、高傳播力和高殺傷力也促使歐洲反移民情緒上漲。所有這些，都有可能推高歐洲極右翼的政治勢能。特別是歐美都存在將抗疫措施意識形態化的趨勢，將不同的抗疫模式描述為“民主國家與獨裁國家的意識形態優劣之爭”。可見，中國與歐美的競爭在疫情暴發后正從結構性領導力向知識性領導力和社會性領導力擴展，權力競爭態勢更趨全面和激烈。
科技產業革命：美國優勢不再明顯
從科技產業革命來看，疫情前，以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生物醫藥為核心的新技術發展日新月異。尤其是在大數據和5G時代，一旦突破了數據的存儲、傳輸、計算等瓶頸，上述技術將進入新的產業推進和商用時代，直接影響到各國在產業競爭方面的地位。
在這一輪科技產業革命中，美國無疑仍然是領跑者，但優勢已不再明顯。世界各國都在爭奪科技產業制高點，尤其是中國發力追趕，部分領域已經達到和美國并跑，甚至領跑水平。例如，中國移動通信經過30多年的努力，已經從1G空白、2G跟隨、3G突破、4G并跑發展到了5G領先。5G超大帶寬、超廣連接、超低時延這三大新型特性，將推動移動通信從弱到強，從消費側向生產側全面滲透，成為新一代強通用目的技術，將像蒸汽機、電力、計算機和互聯網一樣，對人類社會產生巨大、深遠和廣泛的革命性影響。
因此，美國對中國5G技術的超越性發展感到十分焦慮，擔心中國通過《中國制造2025》規劃提升中國制造業能力，占據產業鏈高端，將以5G為代表的中國高科技突破視為美國歷史上的第二個“斯普特尼克”時刻（1957年10月4日，蘇聯在毫無征兆的情況下，成功發射人類第一顆人造衛星“斯普特尼克一號”。此事在美國引起極大震動，促進他們加大科學領域投入，與蘇聯進行太空競賽，并加強自身科技實力）。特朗普明確表示，5G關乎美國的繁榮和未來，美國必須贏下5G競賽這一仗。
疫情期間，不僅電商充滿活力，遠程辦公、視頻會議、在線教育等“云辦公”“云上課”模式以及城市智能化管理更成為數字經濟的新亮點，充分顯示了數字經濟強大的動員和管理能力，體現了數字經濟在全球經濟生活中的價值。與此同時，全球化未來發展也將越來越以數據和字節的流動為基礎。所有這些，都使得美國更加注重在數字經濟領域與中國的競爭。
疫情暴發后，美國對中國高科技企業，特別是掌握5G領先技術的華為公司展開了新一輪的全面封鎖和打壓，不惜犧牲美國公司的商業利益，“實質性禁止”全球代工廠為華為提供芯片生產服務。美國還在《美國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實施細則中設立白名單制度，加強敏感技術管控的聯盟化，給予參與對華技術“脫鉤”的國家正面激勵。此外，特朗普政府4月就要求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永久吊銷中國電信服務商在美國的運營資質，中止美國聯邦政府雇員退休金投資中國高技術企業。
疫情加速了百年變局的演化趨勢，人類正處在又一個十字路口。是走向新的冷戰、極化和割裂，還是在新的基礎上實現合作、發展與共贏？這是疫情給政治家和民眾提出的選擇題。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將堅定地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積極參與和引導國際合作和全球治理，與世界人民一起，努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