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文匯報，2020年6月1日
崔榮偉，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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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視覺中國
在原定于6月份舉行的G7線下峰會最終流產之后，美國總統特朗普于5月30日拋出了新的“王炸”——美國打算邀請俄羅斯、韓國、澳大利亞和印度參加延期至9月份舉行的G7峰會——屆時G7或將擴員變成G10或G11。
特朗普為何于此時拋出這樣一個計劃？其背后又包含怎樣的考量？該計劃一旦付諸實施將會產生何種影響？
G7擴員的背后：美國與其他成員國日益加重的分歧
G7峰會是由美、英、德、法、日、加、意于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聯合成立的定期會晤機制。其目的是對國際經濟、政治形勢進行政策協調，維護西方國家的整體利益。然而近年來，與G7其他成員國之間日益嚴重的分歧，讓美國打起了對G7擴員的心思。
究竟是何種分歧？
其一，美國在G7內部進行政策協調的能力下降、難度加大。
在20世紀90年代前，由于冷戰原因，美國能夠對G7成員國之間的分歧進行有效協調，在能源、貨幣、糧食、天然氣管道、中導等問題上基本能夠化解成員國之間的內部矛盾。但冷戰結束后，G7成員國間的分歧逐漸凸顯，不僅在經濟政策協調方面矛盾重重，在貿易談判、貨幣匯率、高科技發展等方面進行激烈競爭，而且在政治安全領域也是齟齬不斷。以美國2003年入侵伊拉克為例，面對德法兩國與美英兩國存在嚴重分歧的現實，美國非但無意彌合，反而趁機將歐洲國家標注為“新歐洲、老歐洲”，有意制造分裂。這表明，隨著議題領域拓寬，美國整合G7國家的能力在降低，難度在加大。
其二，美國已經越來越難以容忍G7其他成員國的“不配合”。
特朗普上臺提出“美國優先”論后，說其已經淪落為G7內部的“孤家寡人”實不為過。2017年的峰會上，美國在貿易和氣候變化問題上與G7其他國家明顯對立，要不是特朗普在最后關頭妥協，峰會差點連聯合公報都發不了。在2018年的峰會上，美國在5個會議既定主題上全部與G7其他成員國談崩。面對其他成員國的“集體圍攻”，特朗普提前離開走人。2019年的峰會上，特朗普干脆缺席會議，峰會最后只好以一張不滿一頁紙的“領導人聲明”草草收場。因此，特朗普對G7的不滿是有跡可循的。另外，在過去三屆峰會中，美國的橫沖直撞遭到了以默克爾為首的其他成員國的有力回懟。對于默克爾，特朗普難免心有怨念——這恐怕也是今年在默克爾婉拒出席G7峰會后，特朗普終于發飆的原因之一。
分化中俄？邀請函擬增俄羅斯
仔細觀察被邀參加9月峰會的國家名單，就會發現這個名單并不簡單。
邀請俄羅斯，有特朗普本人對俄的態度因素，更有著眼大國競爭的考慮。
筆者認為，一方面，美俄之間存在戰略競爭，雙方在核導、北極、烏克蘭等問題上嚴重對立。另一方面，面對下一步即將進行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續約談判，將俄拉進G7峰或有利于迫使其做出實質性讓步，達成對美有利的談判結果。當然，起最大作用的恐怕還是著眼于分化中俄關系，避免使美國在大國關系中處于不利境地。
邀請韓國加入可謂益處多多。短期看，韓國在對抗新冠疫情方面有可借鑒的經驗和優良的檢測技術；重要的是，或可以減緩新冠疫情發生以來，中韓關系趨近之勢。從長期看，拉韓入伙將為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打入楔子，可能會起到減緩東亞經濟合作進程的作用。
邀請澳大利亞，一方面是將其作為對澳近期在對美關系上積極與美保持一致，甚至主動為美國出頭的獎賞。澳大利亞不僅在南海、臺海問題上頻頻發聲，近期在新冠肺炎問題上更是積極替美國打頭陣，聯合國際社會其他國家要求對中國進行病源調查，這顯然正中美國下懷。另一方面，對于澳大利亞，由于其在中美間存在的搖擺傾向，拉澳入伙有利于鞏固美澳關系基本盤，并且提供一個新平臺，讓其繼續以合乎美國利益的方式來行事，成為維護美國利益的新代表。
而之所以選定印度是因為，從克林頓到小布什，再到奧巴馬和特朗普，美國對印度的拉攏可謂盡人皆知。說到底，美國拉印度入伙，一方面是看重印度的發展潛力，認為其經濟發展后勁十足，在未來的國際舞臺上的影響不可小覷。另一方面，也有推動印度在推進“印太戰略”過程中發揮作用，為美國發聲的企圖。
可見，美國邀請上述四國入伙主要的考慮并不是出于經濟原因，戰略上的考慮才是主因。
那么G7擴員的影響與前景如何？筆者認為有兩個方面。
其一，這一大國協調機制將首次走出以歐美為中心，向歐亞平衡為特點的轉變。屆時它將不是一個單純由發達國家組成的機制，美國可以藉此加強對G7其他成員國的優勢，保持在其中的影響力。其二，美國或將強化對亞洲地區事務的干涉能力。
就G7擴員的前景看，現在的變量還很多，上述四國是否同意加入以及如何加入都會影響最終結果，同時，美國提出計劃是一回事，能否成功實現又是另一回事。畢竟，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