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官方爆出首例新冠肺炎病例是在1月31日，該病人從武漢返回后確診。此后二十多天時間內沒有報告新的病例。因此，瑞典政府放松了警惕，沒有就防疫采取任何措施。直到從2月底開始瑞典從南往北開始放運動假。
這個假期的由來據說是為了防止冬季流感交叉感染，放假一周就可以阻斷學生聚集機會，對于預防流感大爆發確實有一定作用。此后這個假期就延續了下來，每年二月份開始按照從南部到北部的順序，中小學生放一周假。這個時間段也是北歐的滑雪季，一般家庭會帶孩子出門旅行和運動，所以現在稱為“運動假”。
然而現在這個假期不僅沒有發揮阻斷流感的作用，反而成為新的流行病的爆發期。很多瑞典人在這個假期去意大利北部和奧地利滑雪場滑雪。滑雪場人員密度比城市高出好幾倍，尤其滑雪酒吧幾乎人貼人，而且滑雪場氣溫寒冷，濕度也高，這都增加了感染的風險。乘坐飛機往返旅行也大大增加了感染的幾率。之后瑞典病例每天都在上升，直到醫療機構不堪重負，宣布不再對輕微癥狀或所有懷疑自己感染新冠肺炎的人進行檢測，也已經放棄了追蹤病例。這已經足以引起國際圍觀和輿論嘩然，之后瑞典政府和防疫部門的操作更加讓人出乎意料。
瑞典防疫與眾不同
正如彭博社一篇文章所說，瑞典的防疫看起來像個全球另類。防疫大業充分體現了瑞典人不慌不忙、按部就班的本性。3月12日開始，政府只對已經入院或高危群體進行監測，以保留有限的醫療資源。這確實可以理解，畢竟瑞典幾乎是歐盟國家中千人醫生和ICU病房最少的國家。現在從數據來看重癥病例穩定維持在每天新增15-23例的水平。在3月17日報告有1906病例，21人死亡的時候，瑞典關閉了高中和大學，禁止超過500人以上聚集，要求民眾避免不必要的旅行，避免探訪病人和老年人，建議70歲以上的老年人應該呆在家里。3月20日，公共交通減少了車次，要求乘客改為后門上車，以避免接觸。3月24日，瑞典終于又實施了一項謹慎的、更加嚴厲的政策，餐館和酒吧只能給顧客提供餐桌服務。也就是說，至今，飯店、購物中心、公共交通、健身館、中小學等公共場所仍然開放。受中國國內疫情沖擊，作為中餐館主要顧客的華人減少外出就餐，因此在瑞典本土病例上升之前，中餐館營業額和人流就已經受到影響。現在市中心的中餐館大部分都已經關閉，基本不再提供堂食，改為無接觸送餐服務。這是中餐館的自行選擇，不是政府的強制政策，所以沒有任何補貼，但是可以推遲繳納各種費用。
3月22日晚間，首相勒文發表了罕見的電視講話，呼吁所有瑞典人承擔個人責任，阻止病毒傳播。他說人生中會有幾個重要時刻需要做出犧牲，不僅為自己，也要為身邊的人，為人類，為國家。現在是做出犧牲的時候了，政府在必要的時候將宣布進一步的限制措施。勒文首相還鼓勵人們在當地飯店吃午餐，有位高級地方官員還說，考慮到所有小型企業的生存，在負責任地保護老年人和其他高風險人群的同時，人們要像往常一樣去消費、出去就餐、去娛樂。
迄今為止大多數瑞典人對政府采取的措施比較滿意，他們認為政府很好地平衡了防疫和維持社會正常運轉之間的關系。急得跳腳的是居住在瑞典的外國人。因為與大多數歐洲國家，甚至其他北歐鄰國不同，瑞典沒有采取嚴厲的措施壓制和限制社交，更沒有像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那樣全面封鎖，這讓瑞典應對疫情時看起來像個另類，也遭到了國內外防疫專家的批評。
瑞典流行病學家安德斯·特格內爾（Anders Tegnell）否認政府采取了如英國和荷蘭那樣的“群體免疫”政策，當然這兩個國家也已經放棄了這一政策。但是他認為這一政策與他所描述的瑞典核心戰略并不矛盾。這一核心戰略是“降低感染傳播的速度，以使得醫療體系有合理的工作承受能力”。他在采訪中認為，疫情的爆發會在5月份慢下來，但秋季會卷土重來。決定性的時刻是在秋季，那時候病毒或者被群體免疫阻擊，或者在疫苗和群體免疫的雙重作用下消失，而兩者實際上是一回事。但是瑞典的健康專家擔心政府會把經濟健康至于公眾健康之上，指責政府無能，缺乏醫療專業知識。如于默奧大學的病毒學教授Fredrik Elgh說，他非常擔憂，“寧愿斯德哥爾摩全部隔離。我們幾乎是世界上沒有采取任何措施遏制感染的唯一國家，這非常糟糕”。于默奧大學的另外一位流行病和公共衛生教授Joacim Rockl?v說，“政府和公共衛生局難道通過精心測算覺得這是可行的嗎，他們準備犧牲多少生命來避免對經濟造成更大沖擊？”隆德大學的數學家Marcus Carlsson認為沒有證據表明世界上任何地方可以通過“群體免疫”的方法來控制疫情爆發。他把政府的方法稱為“拿上千萬人的生命來做實驗”，讓人感覺他們就像一群羊被趕著走向災難。
防疫舉措，中西難以相互理解
瑞典特立獨行的防疫措施可以說代表了典型的西方對疫情的認知、價值觀取舍和現實困境。瑞典的危機管理模式被其支持者視為堅持科學和理性，而外部世界則認為被賦予了更多政治和民粹主義。在關于新冠病毒的爭論中，瑞典右翼民粹主義日益壯大。
瑞典社民黨和綠黨聯合執政，依靠來自兩個自由黨的支持，在防控疫情上分歧不大，都強調了個人在限制病毒蔓延中的責任，但是在各個官僚機構中有很大分歧。例如公共衛生局不太樂意過早關閉學校，因為這樣一來醫護人員就無法繼續工作，醫院等機構壓力就更大。因為瑞典規定，如果家里有生病或者因故不能上學的孩子需要照料，職業父母可以請帶薪假在家照看孩子。因此瑞典公共衛生局堅稱，孩子可以成為健康的攜帶者，而沒有癥狀的孩子是不會傳染給身邊的大人和老人的，所以孩子首先會成為第一批免疫者，成為隔離傳染的屏障。學校還通知家長，即使家里有大人感染了，孩子也要去上學，不能剝奪孩子受教育的權力，否則將通知社工將孩子從家庭帶走。諸如此類的相互牽制和扯皮，政府很難果斷采取措施。瑞典政府只考慮國內各職能部門的意見，而對科學界要求全面檢測隔離的呼聲不予理睬，對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建議，韓國、意大利和中國的教訓和經驗也視而不見。政府讓人們承擔責任，但卻沒有說明怎么承擔責任，承擔哪些責任。
多年來，瑞典一直缺少足夠的醫護人員，還有大量醫護人員由于沒有合格的證件而無法獨立工作，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很多新移民也許是從哈佛大學畢業的精神病學博士，但是仍然需要在瑞典獲得新的學士學位才可以在這里找到工作。瑞典難民慈善機構有幾百名合格的醫療保健人員，他們在自己的國家完全合格而且勝任該專業領域工作，他們也愿意工作，但是他們要想在瑞典就業，必須通過瑞典語言培訓，獲得瑞典當地從業資格等打破諸多官僚障礙。
疫情壓力之下，瑞典經濟也處于危機之中，尤其是中小企業面臨破產困境，失業壓力上升。為了減輕疫情對經濟的損害，中央銀行和政府已經宣布了一系列措施，包括降低銀行貸款利率，額外的寬松量化政策、企業稅延期繳納、裁員融資和航空公司信貸擔保等。但是總計超過2000億美元的危機時期經濟方案很難挽救本就惡化的瑞典經濟，經濟學家預計疫情將給瑞典經濟造成沉重打擊，經濟下滑將十分嚴重，可能比金融危機時期更遭。
疫情期間的社會安全和穩定也令人擔憂。3月14-20日僅一周時間內，瑞典就發生多起謀殺、槍擊、搶劫、爆炸等惡性治安事件。盡管電視臺說由于疫情期間大家都在居家隔離，犯罪率正在下降，但是有人懷疑很多事實被掩蓋了。
瑞典特色的防疫折射出中西方很多價值觀取舍上的不同，作為疫情期間身在瑞典的中國人，不得不艱難地嘗試理解和配合。比如關于戴口罩自我防護的問題。亞洲國家普遍要求出門戴口罩，防止疫情傳播。即便沒有氣溶膠傳播和空氣傳播，戴口罩也比不戴口罩更安全，因為戴著口罩就不會用手直接接觸口鼻等呼吸道入口，也就有較低機會感染病毒。西方人則認為疫情期間要么是真的生病了，要么是太愚昧，以為口罩可以防病毒才會戴口罩，而且戴上口罩看上去非常丑陋，不夠體面等等。也是由于物資缺乏，至今公共場合很少有人戴口罩。
關于無癥狀感染的問題。很多專家已經多次警告無癥狀也可以感染，潛伏期長達14天，甚至更長。中國老百姓都已經知道利害關系，道理明白了基本都會自覺隔離。但是，瑞典公共衛生局印發的文件明確說明，“無癥狀者不被視為傳染性”，在大多數國家都要求民眾呆在家里，保持社交距離的時候，瑞典專家呼吁不能切斷所有的社會聯系，鼓勵大家走出去。斯德哥爾摩市甚至決定允許獲得戶外座位許可的餐館和咖啡館從4月1日起比通常提前兩個星期開放戶外座位，以支持在疫情期間遭受打擊的此類商戶。
關于隔離的問題。隔離并不是只為了自己安全，也是為了身邊的人，甚至陌生人安全。因為在出現癥狀之前，誰都不知道誰攜帶了病毒。戴口罩和隔離是為了他人和自己負責，如果隔離期間擅自出門，就是對他人的不負責任，是對他人生命的威脅，要承擔責任。西方則認為隔離健康的人是非常嚴重的侵犯人權，任何人都不可以強制限制別人自由。只有你自己對你自己負責。如果你覺得外出會不安全，那你可以選擇在家呆著；如果你覺得無所謂，那可以外出，一切你自己負責。因為對于瑞典這種崇尚自由民主的歐洲國家，限制行動是一項非同尋常的措施，會引發很大爭論和不安。
關于生死問題。中國人對生死看得很重，極少談論和預先設想。而西方則從小就對孩子有生死觀的教育。比如家里人去世了，中國家庭很少向孩子解釋，而是在孩子面前避諱談論，也很少就身后事提前安排。如果西方家庭要失去至愛的成員，會提早告訴孩子，接受這一現實，讓孩子釋放情緒，逝者也會提早做出向家庭成員告別的準備。所以英國、瑞典等國家元首會告訴國民，“有些家庭要做好失去摯愛的準備”。據瑞典當地報紙消息稱，在胡丁厄感染診所外停放著租用的冷藏和冷凍容器，可以存放去世的冠狀病毒遺體。這類冷凍和冷藏設備是從一家為大型集市和活動提供設備的供應商那里租來，顯然通常是用于食品冷藏。根據醫院內部消息人士透露，租用的設備準備用于存放卡羅萊納醫院已故的新冠肺炎病人。這六個集裝箱的總內部容積為200立方米，如果用得上的話，可以提供足夠的空間來容納近千名死者。由于處理過程中存在污染風險，工作人員現在接到指令，在將已故新冠病人遺體放入之前，要先將其放入雙體袋中。同時，根據消息人士透露，已經分配了“非常大”數量的裝尸袋。瑞典醫院停尸房的溫度通常和冰箱冷藏室一樣低，大約5度以上。但是胡丁厄的幾個冷藏設備已經被設定在零度。這可能表明，如果死亡人數和速度超出斯德哥爾摩殯葬機構和火葬場的工作進度和容量，這些設備將用于暫時存放遺體。這些看似冷酷無情的心理準備和行動，都是滲透在歐洲人骨子里的，他們絲毫不會覺得異樣。
關于信息獲得和透明問題。瑞典和大多數歐洲國家過于注重保護個人隱私，這是無法追蹤病例的主要原因。對已確診人員和疑似病例的個人信息充分保護，僅提供確診時間、大致年齡段、所在城市和可能的感染源。患者居住地區、活動軌跡、年齡等個人信息是絕對不會公開的。疫區回來的旅行者也沒有強制要求在家隔離。公眾對病例和死亡病例的情況知之甚少，對病人信息保密的要求占了上風。各地區提供的死亡病例信息僅限于“他們都屬于高齡，而且本身患有其他基礎疾病”。最近，來自瑞典多個學科領域的14名研究人員聯合撰文希望公共衛生局盡快、持續地向全國提供必要的最新信息，并說明公共衛生局在實施措施時使用的數據、流行病學方法和模型。他們相信，科學界在了解如何減緩這一流行病傳播方面可以非常有幫助，希望提供和調動瑞典學術界所有的力量，并確保公開透明地傳達給公眾信息，以期公眾在未來困難時期給予冷靜充分的合作。他們在公開信中說，“我們還認為，信息和數據的完全透明是絕對必要的，以便進行民主辯論，使醫生、護士和研究人員充分相信采取的必要措施”。可見，官方公布的信息不夠充分已經不利于科學人員進行研究，以提高給官方和民眾可參考的建議。
歐洲防疫的盲點與困境
歐洲的話語一直是按照自由民主和獨裁專制、現代和落后的差別來看待歐洲和中國對疫情的反應。盡管中國專家已經多次提醒，中國政府也采取了幾乎封鎖全國的舉國之力來應對疫情，歐洲仍然沒有看到威脅即將來臨。他們認為病毒是在中國發生的，是中國的落后和獨裁造成的，即使發生在西方也不可能這么糟糕。置身事外還沒有感同身受導致歐洲在中國疫情出現的時候不是評判未來形勢發展和威脅，而是批評中國的不良飲食習慣和衛生狀況，批評中國政府壓制自由言論、信息不透明。即使中國在后期的防疫措施上效果明顯，也被歐洲部分人認為是中國想利用體制優勢來遏制病毒蔓延，以向西方宣揚自身舉國體制的優越。西方執政黨和媒體明確宣稱“我們”不會像中國這樣的政府那樣采取強制性措施。
中國的治理固然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中國政府并沒有否認，也在試圖不斷糾正錯誤，也非常在意民意和境外的不同聲音。但是，當人們看待問題角度不同的時候，得出的結論是不同的。中國民意是本著從中國利益出發來進行指責和控訴，希望政府做出改變。而如果把體制和制度作為預設的條件，中國官方無論如何回應，如何努力都被視為企圖掩蓋和美化，是別有用心。中國一開始面對疫情的慌亂和無序被中國民眾劈頭蓋面的指責，但是當中國人看到西方在面對疫情蔓延時候的無力和錯誤時，意識到西方也會犯錯誤，甚至還沒有中國做得好。他們才開始接受官方的說法，才開始認可官方的舉措。盡管生活上不方便，經濟受損，大部分中國人都是采取配合和支持的態度來一起控制疫情。
現在美歐國家的防疫被中國人視為更加不人道，他們似乎更關心政治前途和經濟穩定，而不是普通人的健康。口口聲聲人權和民主的政治家的不作為和“群體免疫”、呼吸機的優先使用等對策在中國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生命面前人人平等，不應把任何考量凌駕于生命之上。人都是有私心的，但是這樣堂而皇之的支持這種做法也確實有點出于大部分中國人的意料，因為他們一貫被教育西方是民主自由而平等的，是全世界學習的榜樣。
歐洲的防疫經過了觀望、無所作為和混亂之后，歐盟一體化的優勢和共同體的理念在疫情沖擊下也是捉襟見肘。早期中國疫情傳播時，歐洲帶著同情和迷惑的眼光看待，發生在遙遠的落后的發展中國家的事情沒有引起富足的歐洲人足夠的重視。歐洲之所以低估疫情的破壞力，是因為它首先發生在中國，而中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對歐洲來說，在沒有被認為是威脅的時候做出有重大經濟后果的嚴厲措施是非常困難的，那些敢于這樣做的政治家很容易被指責為利用疫情危機甚至人為制造危機以達到某種政治目的。因此，直到意大利疫情爆發并直接危及整個歐洲，向歐洲各地蔓延，各國政府才開始采取行動。
在超國家層面上，歐盟在面臨新的危機的時候總是反應遲鈍。歐盟過去近二十年經歷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危機，如難民危機、森林火災危機和火山灰危機等。早在2015年前，希臘和意大利就已經發出難民危機的警告，但是各國政府并沒有對其他成員國威脅的發展和歐盟的報告給予足夠重視。疫情危機也是如此，雖然歐盟多年來一直努力協調跨境公共衛生工作。例如，2013年《跨境健康威脅決議》加強了跨境協調，改進了風險評估，后者部分通過“預警和應對系統”（EWRS）進行。雖然各國衛生官員啟動了“預警和應對系統”，但他們的政治領導人卻似乎不太知情。歐洲疾病預防和控制中心（ECDC）提供了更具體的幫助，該中心每天向各國當局提供簡報。再加上世界衛生組織的信息，以及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Von der Leyen）的疫情小組，信息過載也可能是造成歐盟面對危機行動遲緩的挑戰之一。
雖然申根區有關閉邊境的規定，但是各國關閉邊境的速度還是讓歐盟大吃一驚。為了阻止關閉邊境帶來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歐盟委員會采取了兩個措施。首先要求藥品和防護設備等基本物資可以開通“綠色通道”來繼續跨越邊境運輸。其次歐盟頒布了一項收緊歐盟外部邊境的法案，以期緩解歐盟成員國的擔憂，希望各國解除或暫緩歐盟內部邊界的關閉。這與難民危機時期的邊界政策類似。但是現在看來，大多數國家仍然堅持選擇關閉本國邊境，因為歐盟內部人員流動對防疫造成太大壓力。
歐盟面臨的另一個危機挑戰是關鍵資源的共享。意大利曾通過歐盟內部民事保護分享機制申請口罩，一開始遭到了其他成員國的沉默回應。在危急關頭，一些歐盟成員國實施了出口限制，歐盟的內部市場已經失序，歐盟對外貿易也已經停止，因為要保證歐盟內部醫療物資需求。一些歐盟成員國已經停止向瑞典等其他歐盟國家出口醫療防護設備，即使已經支付了交貨費。據瑞典貿易部長稱，在法國和德國等國設有工廠的瑞典公司沒有自己交付過自己的貨物。歐盟委員會還宣布，歐盟以外的基本醫療保健產品出口只能獲得特別授權，所覆蓋的產品包括口罩、面罩、防護服、防護玻璃和遮擋板。現在情況得到了緩解，德國在考慮了“優先自救”戰略的長期價值以及歐盟委員會威脅采取法律行動之后，將放寬出口管制。更多國家參與了由委員會應急協調中心協調的民事保護機制。歐盟理事會主席查爾斯·米歇爾（Charles Michel）鼓勵擴大“歐盟能力建設倡議”（RescEU），以建立一個應對衛生危機的設備以及其他供應的儲備。這些儲備將由委員會配給，而不是由成員國自愿分享。然而，除了這些行動措施之外，歐洲有效協調的決策問題仍然懸而未決。各國衛生部長們每天都在進行通話會議，但是會議結果很難達成一致。歐盟面對危機的決策困境在于，決策發生在許多不同的領域、不同的官僚和政治層面，這增加了協調的難度，而公共衛生危機恰恰非常考驗歐洲在多個層面的合作和協調能力。
災難面前人們總是低估了“自我優先”的本能反應，利己主義和以鄰為壑等行動減緩了共同行動的速度，歐洲甚至全球有必要制定資源共享規則和應對危機機制，以能夠應對下一次全球性挑戰。期待這次疫情過后，國際合作會成為主流。
馬上就是歐洲的復活節假期了，斯堪的納維亞人已經有很多家庭計劃去意大利、奧地利或北歐本地滑雪場滑雪或登山，也有人取消了旅行計劃。考慮到滑雪場提前關閉可能造成巨大損失，這個周末瑞典本地滑雪勝地可能仍然開放。政府僅僅呼吁人們承擔社會責任是不夠的，當大家共同承擔責任的時候，責任壓力就分散了，而且不是所有人都會主動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疫情每天都在變化，每個國家都有可能成為新的疫情中心，瑞典當局也在密切關注形勢發展，防疫政策也在隨時做出調整。讓我們暫時收起擔憂，相應首相號召承擔個人責任，保持對瑞典政府的信心，共克時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