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聯合早報，2020年1月31日
束必銓，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2019年8月，美俄宣布《中導條約》失效引發國際社會高度關注，其構成的影響不僅是重創二戰后的核裁軍體系，也引起國際社會部分國家開始考慮調整自身安全戰略。
日本便是其中之一，《日美安保條約》是奠定日美安全關系的基石。美國據此要向日本提供包括延伸威懾在內的核安全保護。于是，在美俄宣布退出條約起，日本就開始關注條約失效后的問題，特別是后《中導條約》時代的日本選擇。
日本悲觀看待國際核裁軍前景
《中導條約》是由美蘇領導人于1987年簽署，并規定兩國不再保有、生產或試驗射程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陸基巡航導彈、彈道導彈及發射裝置。由于銷毀的中程導彈包括搭載核彈頭的導彈，它也是戰后第一個真正減少核武數量的條約。其
最初，條約談判主要適用于歐洲地區，但日本擔心蘇聯會轉而在東亞地區部署中程導彈。日本時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利用同美國里根總統的個人關系，要求該條約也應該適用于東亞地區，最終在促成《中導條約》的全球性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冷戰結束以后，美俄之間也基本履行著《中導條約》的責任和義務。然而，進入本世紀以來，大國軍事力量的發展、冷戰遺留問題的爆發，地緣政治競爭態勢的回歸等，都在不斷地沖擊著國際軍控體系。
在東亞地區，日本受和平憲法制約不得發展進攻性能力，美國因《中導條約》限制不能發展并在東亞部署陸基中程導彈，他們越發擔憂地區國家核常規導彈能力發展大幅改變地區力量格局。美俄退出《中導條約》更是加劇日本悲觀看待國際核裁軍體系發展前景。
中國明確軍控問題立場。針對美國指責中國不受《中導條約》約束為美退約脫責，中國外交部軍控司司長傅聰表明基本立場：美國退出《中導條約》是奉行單邊主義、推卸國際義務的表現；《中導條約》是美俄雙邊條約，中方不會參加美方所提的中美俄三邊軍控談判；中國堅決反對美國在亞太部署中程導彈，并將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反制美國部署保護自身利益。同時，傅聰表示中國的陸基中程導彈完全出于防御目的，不威脅任何國家，希望日本等國謹慎行事，不要允許美國在其領土部署中導。
朝鮮核導能力與威脅進入新階段。日本擔憂朝鮮核技術不斷成熟，今后將實現核武器小型化和彈頭化。在導彈研發方面，朝鮮導彈射程遠程化、發射形態多樣化和突襲能力等取得突破。這些導彈的可移動性、隱匿性和發射的即時性等，難以把握發射癥兆并進行有效攔截。日本將朝鮮核威脅視為國難。新年伊始，朝鮮推出“正面突破戰”重返“核武開發和經濟發展”并進路線，并宣布將繼續開發新的“戰略性武器”。
第三，大國地緣政治競爭加劇，未來大國關系前景充滿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在維持和修正國際地區秩序方面的博弈更為激烈。現在，大國普遍缺少動力來接受對他們軍事力量的制度性制約。在日本看來，美國要突破條約對其武器研發與部署的制約，才能與中俄展開大國競爭；俄羅斯要與美國在競爭勢力范圍過程中維持作為核大國的地位；中國要強化針對美國的區域拒止（A2/AD）能力，維持對第一島鏈的絕對力量優勢。此外，依賴美國提供安全保護的盟國也認為，核武器對他們的國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政治和軍事價值。這些力量平衡變化均動搖到核裁軍機制的根基。
第四，聯合國推動的核裁軍機制難以得到有核國家支持。據統計，當今世界現存的核武數量約2萬2000件，迄今為止已進行了2000余次核試驗。近年來，由于減少核武器的進程緩慢，安全領域對核武器的依賴增加，甚至推動核武器的現代化改造，全球實現無核化的前景充滿挑戰。2017年，聯合國通過首份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禁止核武器條約》，而有核國家卻沒有加入該條約。甚至像日本戰后致力于推進全球無核化進程也反對《禁止核武器條約》。日本官方認為“條約和日本致力于實現全球無核化的基本立場不符，會助長擁核國家和無核國家之間的對立，讓兩方的分歧進一步加劇”。
在這種情況下，未來國際核裁軍前景復雜，充滿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日本歷來對于國際大勢變化極為敏感。國際核裁軍發展態勢和東亞權力結構變動都會對日本的國家安全產生影響。地緣政治競爭時代的回歸，日本對后《中導條約》時代的國際軍控前景難言樂觀。
日本對《中導條約》失效心態復雜
此次，美俄退出《中導條約》重挫國際軍控體系，這將導致軍備競賽和軍事對抗風險，對國際和地區安全穩定帶來嚴重消極影響，也將加劇地區權力格局激變和地區秩序的失序與失范。日本對條約失效的心態頗為復雜，主要體現為：
日本擔心美國在后《中導條約》時代的戰略討論中無視日本的利益，同意俄羅斯提出暫停在歐洲部署新的中程和中短程導彈的提議，因為這樣俄羅斯就會將多個9M729導彈營部署至遠東地區，甚至擴展至太平洋區域。日俄之間存在領土爭端，俄羅斯反對日本部署陸基宙斯盾導彈防御系統，并已在日俄爭議領土部署岸基反艦導彈系統，在日本將防御重點轉至應對中國威脅的西南方向時，俄羅斯的軍事動作必然會對日本構成更大安全壓力。
第二，日本國內對于部署中短程導彈面臨諸多難題。首先，日本民眾對于美國中導進入本土比較敏感，日本國內反核、反美等市民團體可能會將美國的導彈部署塑造為核問題，因為《中導條約》中涉及核彈頭事項，這會加大討論部署導彈的敏感度；其次，戰后日本始終堅持“無核三原則”與和平憲法禁止發展進攻性武器承諾，那么日美討論部署的導彈就會涉及常規導彈與核導彈的爭論；最后，導彈部署選址問題。陸基導彈因其可移動性從而能確保最大存活率，但日本國土狹長缺乏戰略縱深，且人口密集而不易掩藏。如果部署至駐日美軍駐地，會由于軍事裝備過于集中，遭遇打擊就會損失慘重。
第三，日本對部署中程導彈影響存在爭論。美國防長埃斯珀表示，美國在退出中導條約后會在亞洲部署陸基常規導彈。對此，美國亞太盟友澳大利亞、菲律賓和韓國都表示不會部署美國的中導，但日本國內則存在爭論。部分軍事專家認為，日本本土目標受到中國導彈威脅，需要擁有部署打擊中國目標能力的導彈，足以在危機時期對中國構成同等威懾態勢，促使中國認真對待核裁軍談判。
然而，也有觀點認為，中國明確反對美國在亞太部署陸基中程導彈，并告誡日本不要允許美國在其境內部署。他們擔憂中國的反制措施可能會增加日本的安全壓力，消耗日本有限的防衛資源，最終也不符合其國際安全利益。
第四，日本在美國亞太中導系統部署中的作用。一方面，日本希望日美就可能部署的陸基彈道和巡航導彈展開正式磋商進程；另一方面，囿于國內政治可行性和戰略考慮，以及日本民眾擔憂部署進攻性導彈會招致先發制人打擊，日本必須考慮后《中導條約》時代的作用發揮。日本戰略界指出，抵消東亞國家間導彈打擊力差距，是日本面臨最為重要的國家安全課題之一。日本本土面臨最為直接的導彈威脅，不能總是先聽美國的想法再討論日本如何回應美國的要求。日本首先要討論同盟解決打擊力差距的想法，然后爭取華盛頓的合作來共同實施抵消戰略。
2020年，美日將就此展開正式磋商，日本戰略界仍處于爭論之中。盡管這些年日本大幅進行防衛政策改革，在應對地區安全態勢方面表現出更為積極進攻性姿態，也希望美國將更多的軍事資源調配至亞太地區，但《中導條約》失效后的合作，無疑成為日美兩國決策者面臨的重要課題。
后《中導條約》時代日本對華兩手選擇
未來，隨著東亞地區國家核導能力的發展與部署，在缺乏有效軍控談判機制的情況下，地區國家間地緣政治競爭將更趨激烈。美國陸基中程導彈部署，以及日本缺乏謹慎對待的選擇，都將加劇東亞地區國家間的戰略博弈，極大地破壞地區的戰略平衡與穩定。
陸基彈道由于具有最優定位、快速部署，即時應對任何事態升級的特征，優于海基和空基遠程打擊平臺。對于日本來說，后《中導條約》時代的地緣環境為日美擴大合作發展進攻性威懾力量提供有利契機。美國不再受制于條約的限制，可以同日本討論提升常規軍事能力。
有些日本官員和政策人士認為，《中導條約》失效的好處就是有助于平衡中國。日美可以更多關注中國軍力現代化對于地區安全環境的影響。短期內還不會加劇地區軍備競賽，反而可以將之視為縮小導彈差距的窗口期。日美可以發展平衡中國的常規軍事力量，對中國施加新的成本壓力。當然，日本也要隨時關注美國導彈部署應對中國導彈能力的效果，以及可能對于東亞安全的影響。在威懾力建設層面，中國的中程導彈大幅提升所謂的“區域拒止”（A2/AD）能力。他們主張日美應加強威懾能力建設，思考陸基中程導彈是否為最優選項，具備哪些優勢和挑戰，是否存在其他替代方案。
2019年2月，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維森（Philip S. Davidson）在向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作證時表示，印太司令部需要擁有中程陸基能力，確保在陸海空任何戰爭中更具可行性，進而對對手造成更大的挑戰。
對此，日本軍事專家稱，日美就必須在戰術協調、情報分享和同盟防御戰略方面進行磋商，對區域戰略態勢和應對事態的能力形成共同認知。此外，日本還將關注重點集中到臺海方向，認為在臺海發生緊急事態時，日美要應對中國展開的軍事行動，就需要打造快速、持續且堅定的應對能力，這是提升同盟抵消戰略的關鍵。
然而，如果日本完全執著于同中國進行力量對抗，不僅無益于中日發展新時代互為合作伙伴、互不構成威脅的雙邊關系，也將加劇兩國在東亞地區的“安全困境”。這并不符合日本的國家安全利益。為此，日本國內也有主張探討同中國管控分歧，如提出冷戰時期北約采取的并行互補的“雙軌制”（Dual Track）模式，即美國通過部署能夠打擊蘇聯本土的陸基中程導彈，施壓蘇聯進行軍控談判解除陸基中程核力量。
不過，也有觀點認為這在當代的東亞地區無法實現。基于中國的威脅認知和中美競爭態勢，中國的中短程導彈主要用于實現國家統一，威懾美國在臺海的軍事行動。中國不會接受美方提出的談判要求，但在臺海以外地區，中美或許可以展開常規導彈談判。
總之，中導問題將成為東亞地區國家面臨的棘手難題。不管未來日本選擇如何，日本再次走到關鍵的戰略十字路口。中美日的戰略競爭都會加劇業已復雜的東亞地區安全。當前，國際形勢正在發生深刻復雜變化，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而中日關系持續改善向好，雙方應該共同擔負責任，利用并開拓新的對話機制，為地區和平穩定發揮建設性作用。因此，日本領導人能否同中國相向而行做出審慎選擇，將是日本執政者需要深思熟慮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