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1月26日，國際問題研究所與智庫建設處在院部小禮堂聯合舉辦了上海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大家講壇”活動。這次大家講壇邀請了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國際關系學會副會長、《國際政治研究》主編王逸舟教授以“中國新外交研究的幾點思考”作學術報告。王教授結合自己的研究和工作經歷深入淺出地暢談了對中國發展、外交政策和國際政治研究的觀察和看法。
本次講座由上海社科院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王健研究員主持，復旦大學中國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任曉教授和上海社科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劉鳴研究員針對講座內容進行了討論。國際問題研究所全體工作人員和院內外一些研究人員、學生、媒體人士和其他觀眾現場聆聽了王逸舟老師的講座。文匯報對這次大家講壇活動進行了專題報道。以下為文匯報《王逸舟：中國巨人在走第三步，外交能力如何建設？》的全文。
王逸舟教授（右）作“中國新外交研究的幾點思考”報告，
國際所所長王健研究員（左）主持
近幾年，從事外交政策研究的王逸舟教授陸續出訪了非洲八個國家，所到之處見到的都是中國在非洲援建的火熱身影，確實，中國力度超越了昔日美國、英國、法國等50個發達國家，后者私下會酸溜溜地說：要安全找我們，想發展卻找中國。但是，在一個非洲學者任大會主席的會議上，王逸舟聽到了不同的聲音：我非常感謝中國朋友在非洲大地的付出，但是我走遍了54個非洲國家，卻沒有看到一個中國教授留在非洲高校里執教，但是美國、日本、韓國都做到了。
“中國的外交很有特色、進步很大，但是進步空間依然很大。”11月底，帶著“未來五年到十年，中國外交能力如何建設”這個國家社科基金課題的思考，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中國國際關系學會副會長王逸舟來到上海社科院國際所主辦的國家高端智庫大家講壇，主講《中國新外交研究的幾點思考》。在他看來，新中國70年，中國這個巨人正在走出“生存-發展-責任”生態鏈中的第三步，當前國家正“將強未強”，面對新挑戰發生了“高山反應”，因此，中國外交亟需加快能力建設，以期成功實現第三步的戰略使命“與世界深度對接”。
第三個時代與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相互關聯又使命獨授
“毛澤東時代，不斷革命是方針；鄧小平時代，發展第一是主題；那么到了中國的新一代，全球利益新追求就是使命了。”王逸舟開篇就把當代外交分為三個時代，在他看來，第三個時代即走向世界大國的新時代，和前面兩個時代相互關聯又有大不同，因此，國際關系研究者作為新時代的親歷者、見證者、參與者，必須要思考前兩個時代的所長和所短。
*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的外交順應了世界潮流
對于前兩個時代的中國外交，王逸舟以“時勢造英雄”來理解毛澤東和鄧小平當時的選擇：是和國際局勢緊密相聯，并非僅僅他們個人腦子里的主觀判斷。
在毛澤東時代，不畏強權，通過中國革命獲得國家主權的獨立，這是當時整個世界潮流內的亞非拉解放運動所驅使，中國第一代大使姬鵬飛、黃鎮、耿飚都是馳騁戰場的將軍，外交部長是陳毅元帥，“軍人主導外交，以博弈為主，這就是那個時代中國的總體氣質”。王逸舟也指出了缺點——經濟發展不足，毛澤東在世時，中國的GDP總量僅占世界的3%。到了鄧小平時代，世界形勢有所改變，大部分國家都實現了民族獨立，科技進一步發展，“和平發展”成了主題，王逸舟指出，當時中國及時減少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游擊隊的援助，調整了和美國、日本等不同意識形態的西方國家的關系，告別革命發展經濟成了主旋律。“但是，當中國GDP總量占世界16%，并成為全球經濟發動機時，在政治體制改革、生態環境惡化、內部發展失衡等領域，也給下一代留下了難題，甚至是世界難題。”
王逸舟解讀當代中國的三個“新時代”
*50后領導在政治心理上就有為世界辦大事的氣質
與打江山成長起來的前兩代不同，王逸舟指出，1949年后出生的中國領導人，從政治心理學上而言，天然有參與世界、為世界辦大事的氣質。因為，中國與世界的關系逐步在遞進。
鄧小平時代的江朱執政期間，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入世是與世界接軌。”在胡溫執政的十年內，中國連續十年GDP增長超過10%，“神州”上天使得中國躋身全球三大航天集團；解除了農業稅，釋放了生產力。“此時，中國成為新興大國，向世界進發。”王逸舟舉出一組翔實的數據：1990年代，中國與日本的GDP總量比是1：8；新世紀前是1：4；至2005年是1：2；到2010年是1：1；現在2019年則是3：1。王逸舟清晰地記得：他在1978年入大學時，美國是世界第一經濟大國，蘇聯排第二，中國排第11；現在，美國依然第一，中國第二，俄羅斯正好是第11。2008年奧運會中國金牌數第二，“其實是中國綜合實力的爆發”。同時期的美國發生了金融危機，俄羅斯進入格魯吉亞，而中國成為世界大國，朝著更高、更快、更強而發展。一位日本高校的校長對王逸舟說，他研究了中國30年，認為中國的強大目標是長期積累所致。
所以，在王逸舟看來，習近平主席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樣的先進理念和他心存世界不無關系。“而與世界的深度融合，應該是到2049年前的一代中國領導人的目標。”
面臨新挑戰：與世界深度融合中的“高山反應”
我們的留學生成了世界最大群體，游客成為了世界最大隊伍，我們的“一帶一路”成了世界最大的經濟品牌，我們的郵輪、貨輪、商輪都成了世界最大噸位，30年迅速躋身極地考察大國，東北太平洋的約7.3萬平方公里多金屬結核資源勘探礦區申請獲批………在一口氣歷數了中國與世界的深度融合成果后，王逸舟話鋒一轉，“但是，因為發展太快，我們出現了‘高山反應癥’，有了‘小馬拉大車’的挑戰。”，他接著分析了外交決策層面遇到的難題。
從海外利益的保護到海洋糾紛的處理，再到“一帶一路”的立體化，都顯示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隨著國力的增長，海外利益呈現出幾何級的增長，但是政府的保護手段仍然是算術級的增長。在毛澤東時代只要處理陸上14個鄰國，海上6個鄰國的關系，到目前，不僅要處理東海、黃海、南海的糾紛，還要關注在南極北極、大西洋、太平洋的利益。為海軍提供保障的火箭部隊和空軍加倍增加力量，反映出我們戰略立意、戰略目標、戰略縱深有重大不同。同時隨著能源消耗的劇增，中國從石油出口大國變成石油進口大國，保護海上安全通道也變得愈發重要。
“但畢竟中國是一個海洋新手”，王逸舟認為，目前中國在海洋外交、海洋法律、海洋學術上，都因為經驗不足儲備不足而顯得比較力不從心。
他尤其關注到對“一帶一路”的新提法，即要展開立體“一帶一路”，形成“海陸空天網”以此和國內的長三角一體化、京津冀一體化等重大戰略對接。“第二次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已經從大寫意轉到工筆畫了，許多難題都被提到論壇上。”毋庸諱言，在第三代與世界深度對接中，也看到了不少不適應和磨合。
王逸舟與現場聽眾分享“未來五年到十年，中國外交能力如何建設”的思考
中國離世界頂級強國還有多遠
這樣頻頻的高山反應，自然讓業內人士不斷反思，我們離世界頂級強國還有多遠。王逸舟提及，***曾反復強調中國的當下是“將強未強”“大而未強”。“我們最多是單項世界冠軍，而不是全能世界冠軍。”
*器物層面尚處在全球價值鏈的末端
王逸舟首先提醒大家一定要跳出“中國第一”的迷思。他認為目前很多第一還僅僅停留在器物層面，從根本上來講，是否是強國，除了器物外，還必須體現在氣質、文化、精神和品位上。他例舉，在產業技術上，我們剛剛脫離農業社會進入工業化的高速階段，在全球發展金字塔中處于中低端，盡管過去我們有兩彈一星，現在有高鐵、第三代核電建造技術、國家電網特高壓等，但是大量骨干的基礎性中國制造為代表的東西還處在全球價值鏈的比較末端，需要資本大量輸入，可能帶來嚴重污染。在高端的航母、芯片、特殊新材料上，遠遠沒有達到和我們體量、規模、GDP比例相適應的水平。
*在聯合國里話語權為何偏弱？高級干部少
在國際話語權及規則制定上更是很大的短板。王逸舟分享了一個案例，科技部有個項目，和法國人、俄國人、巴西等十幾個大國共同研發未來21世紀中葉可能產生巨大效能的核聚變。中國的投入位居第二，當時，據中國的首席科學家說，我們在制定文本、規則引導、話語權遠遠落后于法國、英國等發達國家。
以聯合國為例，王逸舟具體分析了中國為何在那里話語力量偏弱，話語權不夠。他舉出一組數據，據2016年統計，聯合國專家級人才，美國有3000個，日本有900個，中國是500個，中國僅是美國的16%。在秘書處近4萬職員中，中國基數就比較小，僅479人，美國有2550人，英國886人，印度為574人。其中中高級人員，中國是81人，美國是357人，英國是136人；高級主管中，中國9人，美國45人，英國23人。
在聯合國中，我們的會費繳納已經提升至第二位，維和費用也是第二位，但是話語權是落后的。“因為高級干部少。”過去要到聯合國擔任職員，都采取“曲線救國”方式，先要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日內瓦等名牌高校讀個學位，“當然，隨著我們會費等貢獻的增大，以后高級干部的比例也會增加，現在，民間選拔進入聯合國的幾率也增大了很多。”同樣，日本高校培養國際職員的歷史已經有50年了，王逸舟對于目前高校成立了“國際組織系”表示欣慰。在維和部隊里，我們比較多的是工程兵、醫護人員，而非高級軍官。他用一位中國原聯合國高級官員的話來總結中國在聯合國中話語偏弱的“五位一體”原因：政治意愿和人財物投入逐漸加大，外交使團能力與活躍度有所改善，聯合國職員隊伍素質相對弱小，民間組織聲音及有效性基本缺乏。
以聯合國為例，王逸舟具體分析了中國為何在那里力量偏弱，話語權不夠
*全球性倡議、文本和創意還比較缺乏
同樣的短板也體現在一些價值性、引領性的話題由中國人提出的并不多。去過博鰲論壇也去過達沃斯夏季論壇的王逸舟談了一個直觀感受：達沃斯論壇上對人類未來思考非常普遍，它的全方位設計、信息量和頭腦風暴、思想深度給人留下強烈的沖擊力，而博鰲更多展示著招商引資的熱情。
王逸舟由此提出自己的思考，“我們太想成為美國了，向美國學他的強，比航母、比汽車，但美國3億人口耗了世界上40%以上能源，這是我們不能學的。相反，我們可以多多關注那些富有創新性的國家。學美國不能太盲目了。”王逸舟舉例，以色列、瑞士充滿創新精神，公民素質很高，綠色生態環保的研發水平卓越。
*世界90%的象牙在中國銷售，導致非洲象群消失
談到環保，王逸舟舉了一個觸目驚心的負面例子，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的logo用了大熊貓標志，其實中國政府除了對白鰭豚、大熊貓少數珍貴動物做出公開承諾保護外，對全世界很多瀕臨滅絕物種渾然不覺，甚至還在傷害它們。2019年4月，在中國一個省查獲一起大案，一次性截獲7噸半來自非洲的象牙，這是從1400多頭被槍殺的成年公象頭上取下來的，而且象牙都是完整的一米到兩米長。“這必須是狩獵者把象殺死以后，才能把頭骨打開取下象牙，據說賣幾百萬一根，現在北京還有賣的。”據悉，全球90%以上的象牙在中國銷售，帶來結果就是很多非洲象群消失。“當我們老百姓有了一點錢，就不自覺地消費紅珊瑚、象牙，消費來自南太平洋海龜肉時，這些當地物種就在面對巨大瀕臨滅絕的壓力。”說到此，王逸舟不免痛心。
提到全球生態保護、全球綠色金融、全球軍控、全球生命救助，中國都不屬于倡議者。“因此，我非常樂意做國家社科基金申請到的項目——未來5-10年，中國外交的能力建設，我們設計了20多項內容。”對此，王逸舟認為最好的答案不在外部所謂的脫鉤而在內部的強大認同，“繼續加大改革開放力度，中國的未來一定是全球互聯互動的樞紐。”
復旦大學中國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任曉教授評議報告內容
2016年就寫出“創造性介入”三部曲的王逸舟，提出了從經貿大國轉向仁智大國——仁的社會和智的外交的觀點，得到了良好的社會反響。盡管外交能力上有很多尚待建設的領域，但也經常有很多新觀念新氣象鼓舞著王逸舟。“一群年輕的特使和我交流了如何在世界外交舞臺上做出不同于歐美外交的特色，而我們的親誠惠容外交理念里，也有先予后取的義利觀，一個仁的社會必然也是充滿想象力和活力的社會。”
這樣的一次講座如同一次采風，王逸舟認同評議人任曉提出的“為何西方人依然覺得一帶一路神秘”而延伸出來的被接受度問題，也重視劉鳴的“海外力量中當地華僑力量不可忽視”的建議，同時不忘記告訴對如何建構中國國際理論話語權有雄心亦有困惑的學子——任何時候都不要迷信權威，就像愛因斯坦當年對物理界的發展不滿，才產生了新發明一樣，中國外交不可測的進步空間，才是這個時代學者保持興趣和追求未來的動力。
上海社科院國際所劉鳴研究員評議報告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