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主辦、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建設基金會支持的首屆東亞經濟合作論壇在上海社會科學院舉行。來自中國和日本的學者，以及菲律賓和泰國的業內專家二十余人做主題發言并圍繞報告，并進行了熱烈且深入的討論。
上海社科院國際所副所長李開盛研究員主持開幕式，提出雖然當前東亞各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并非最理想，但也正是東亞經濟合作的關鍵時刻，舉辦這一會議恰逢其時。
上海社科院國際所所長王健研究員致開幕辭。他指出，在當前的國際局勢極大地挑戰了傳統產業鏈和價值鏈，東亞各國應通過深化經濟合作，推動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首先，東亞各國應抓住新一輪技術發展的契機。發達國家在此將進一步提高產業鏈競爭力，發展中國家也可以借此契機調整產業鏈。其次，在國際貿易等領域，東亞各國應提高合作的有效性，從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入手，深化一體化合作。最后，冷戰遺產影響深遠，如何在經濟與金融合作中加深互信，對東亞各國既是挑戰也是契機。
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趙蓓文研究員主持了第一節議題“東亞經濟一體化：評估與展望”的討論。
菲律賓央行前副總裁Diwa Guinigundo就“東盟10+3金融合作：步步為贏（Steps Forward）”做了主題發言。他首先回顧了東盟10+3金融合作的歷程、動力、宏觀及階段性目標和實際進展。在詳細分析對東盟國家經濟合作挑戰的基礎上，他指出，未來的東盟10+3將是當前工作的延續，主要有推動包括戰略對話和共同關注議題的對話、加強監督機制、深化資本市場發展等方面。
南開大學APEC研究中心主任劉晨陽教授是APEC2020年新展望工作組（Vision Group）的專家組成員。他以“后2020年APEC新視野及亞太經濟合作新展望”為題報告了專家組在草擬APEC展望宣言和發展路線圖兩方面的進展。2040年將是2020年方案的目標年。專家組根據指導性原則提出了未來20年APEC的首要合作領域和發展支柱，并在報告中提出了一系列具體方法。他認為，未來APEC的合作首先將更具實用性、以人為本，公眾將從中受益。第二，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將不再非此即彼截然區分。第三，在區域內外因素的影響下，在APEC框架下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將越來越難。第四，數字經濟、包容式發展等將成為亞太經濟合作的重要增長點。
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沈銘輝研究員以“從自貿協定（FTA）到自貿區（FTZ）：尋求地區合作的新動力”為題對如何推進整合性的地區架構做了討論。他從比較戰后以來中日兩國簽訂和落實自由貿易協定的實踐出發，認為過多的自貿協定及其導致的“沙拉碗效應”造成當前自貿協定框架過于復雜、各國企業無法適從。因此，推進WTO-X模式下的自貿區建設，是整合并取代眾多但低效的自貿協定的有效方式。日本經驗顯示，多邊ROO機制能夠替代并解決FTA實施中的問題，可以成為地區合作的新動力。自貿區試驗則是中國積極有效的實踐。在此基礎上，他提出未來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將是東亞經濟合作可期待的載體。
第二節“地區經濟與財政合作”討論由日本佳能全球問題研究所研究主任、國立圣彼得堡大學亞洲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小手川大助主持。
泰國財政部國庫司前司長Naris Chaiyasoot博士以“東盟經濟與金融合作同中國”為題，回顧了雙方在清邁倡議多邊化協定（CMIM）、RCEP、中國-東盟自貿協定等方面的合作。Chaiyasoot博士指出，當前泰國經濟受美國影響很大，期待中國在泰國的供應鏈中發揮更大作用。展望未來東亞經濟合作趨勢，Chaiyasoot博士認為區域合作將更國際化及數字化。因此中國是否加入CPTPP，以及“互聯互通”的合作能否超越實物聯通值得期待。
日本帝京大學（Teikyo）露口洋介以“地區財政合作及未來中日合作展望”為題，回顧了CMIM及其他與中日兩國相關的雙邊貨幣貿易協定對中日兩國貨幣的影響。他討論了2012年至今兩國本幣直接貿易制度的進展。他通過分析人民幣離岸市場狀況、其與股票和債券交易的聯系及相關安全機制，提出當前兩個人民幣離岸市場——香港和倫敦——都因某些因素面臨巨大挑戰，對日本而言是一個很好的參與契機。日本應在制度建設等方面做出更大推進，例如落實計劃中的上海-東京股指聯系（Shanghai-Tokyo Stock Connect），建立人民幣-日元發展體系（Develop System）。
上海財經大學李超民教授以“推進東亞地區共同財政和稅務事務合作”為題做了演講。他指出，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構想得到了東亞經濟學界和政策界的積極回應。例如前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東京大學教授小原雅博在2018提出中日經濟協調合作已經進入了新階段。他認為當前各國在財政和稅收問題上受到稅收溶蝕現象和避稅行為（BEPS）的影響日益顯著，深化國際稅收制度改革、加強國際政策協作勢在必行，這也是推進全球治理、成為防范國際金融危機強勢力量，形成國際財政新秩序的必經之路。正在推進和可行的機制及制度建設主要有以下特點。第一，增進國際稅務治理的合作與協調，以應對跨國企業大幅增長的避稅行為的。當前正從世界性的稅收系統向區域性稅收系統（半地區稅務系統）轉型。但近期美國的國際稅收改革對地區資本市場產生了顯著的影響。第二，中國開始擔當起公共物品提供者的國際角色。第三，日本積極主導了國際稅收改革。
Naris Chaiyasoot博士主持了第三節議題“變動中的外國直接投資（FDI）動力及其對地區供應鏈的影響”的討論。
日本國際健康與福利大學教授山崎遠雄圍繞“高新技術戰對全球供應鏈的影響”做發言。他認為世界各國在科學創新及數字經濟領域的競爭與合作全面且深入，中日兩國也不例外。各國在高新技術領域的投資限制、出口管制，以及與之相關的采購限制、高技術領域從業者簽證管制等禁止性政策一方面在短期上是有效策略，但另一方面也制約了各國產業發展供應鏈。當前第二產業從中美兩國向其他亞洲新興國家轉移已成為眾多企業的長期商業戰略。雖然產業鏈向東盟各國轉移趨勢明顯，但中國保有成熟勞動力的數量遠高于東盟各國。這或將成為中國回應高技術競爭中的負面因素，在全球產業鏈變動中占據主動根本優勢。中日兩國在高技術領域的合作經驗將對兩國應對全球供應鏈變遷產生有利影響。
上海社科院世經所副所長趙蓓文研究員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討論了“一帶一路倡議及其對中國雙邊投資的影響”。她指出，在理論上，FDI同國際貿易、國際金融緊密相關，而在實踐中也的確如此，中國雙邊投資模式正逐漸形成。同時，201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FDI）首次超過了獲得外國直接投資總額，深刻影響了中國（OFDI）戰略。因此，推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與投資合作，是雙贏之舉。進一步優化貿易及投資合作結構則是未來的方向。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黃志瑾副教授的報告討論了“如何通過優化投資推動亞太合作”。她認為國際合作中的優化投資并非只是為了推動FTA等制度建設，抑或為了推動FDI等經濟增長動力本身。這一工作同樣具有其實踐意義，因此日益受到APEC、G20、金磚五國等國際經濟機制的重視。自2013年起，各國和國際組織在多邊層面開展了積極的實踐，但不同機制的進展遠非相同。針對當前的分歧，黃志瑾認為，各國應從劃分投資進程的周期開始，一一提出投資優化模式。這其中，堅持可持續發展、透明化、提高效率是三個根本原則。
最后一節議題“主要經濟體與多邊國際機制的作用”由上海社科院國際問題研究所李開盛研究員主持。
小手川大助教授就改革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可能性做了深入分析。作為參與降低日本在IMF職責份額談判的專家組成員，他回顧了IMF自2010年開始的份額改革歷程，著重分析了國內政治因素對各國在IMF改革問題上的立場、行為的影響。他認為，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本身、總統候選人及當選總統的立場及言論，使2016年成為世界經濟改革的轉折年。尋求變革的大國領導人同時擁有很強的能力和意愿，因此2017年后IMF改革進程加快。此外，他還強調了談判階段“第二軌道外交”，甚至官方色彩更淡的“人際帶話網絡”（human network）在傳遞各國態度、協調立場中的積極作用。
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柯靜博士以“WTO電子商務談判、美日貿易協定及其對未來數字貿易協定的形成”為題對相關動態做了討論。柯靜指出，這一談判晚近仍在“快車道”中，但因各國分歧或在增大，預計2020年部長級會議時尚無法達成協議。
上海社科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張群博士圍繞行將達成的RCEP亞太多邊貿易機制做了動態分析和預測。她當時就指出，相關各方在2019年底前完成談判形成協議可能性很大，但印度反悔了此前的決定，或將不參加RCEP。張群這一預判在數日后成為事實。
最后，李開盛研究員做了總結發言。他充分肯定了會議的深入討論，并期待下一屆會議的舉行。
（供稿：王子夔；攝影：吳其勝）
